导言
最近十多年，大量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参与到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多样性”或称‘‘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争论中。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对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范式或含蓄或明确地在分析层面上进行颠覆，反对撒切尔夫人广为人知的“别无选择”的判断。关注不同存在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范围和比较优势，以及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
在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有关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通常被“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这一宏大问题所吸引，在这种取向下，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则稍显不足。因此，对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将有助于丰富、推进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分析。
比较资本主义研究文献数量巨大，内容庞杂，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三种重要的研究纲领：“资本主义多样性方法、比较商业体制方法和调节学派的资本主义多样性分析”。考虑到调节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对调节学派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进行考察。
一、调节理论概览
调节学派的研究纲领，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经济状况和知识背景产生的。从现实层面看，20世纪70年代，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经济危机要求各理论流派对其做出解释，并找到摆脱危机的方法；从理论层面看，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处于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影响之下，但是也已出现方法论个人主义复兴的迹象。
调节学派是从对新古典主义理论进行的严厉和彻底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尽管调节学派的学者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分析深感不满，但是他们认为，“历史和理论都表明，这并不意味着必须采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方法”。早期调节理论建立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这种历史研究关注美国和法国资本主义形式的长期变化，这种研究使调节理论家认为某些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效的，比如在解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时，赋予资本主义国家以关键作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在理论上，调节学派的产生是从对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双管齐下的批判”出发的。
在批判新古典主义的方向上，调节主义者希望说服法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正统经济学不理解实际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他们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假设，因为这种假设认为存在清晰可辨的、社会脱嵌的、具有一般均衡趋势的经济关系构成的领域。调节主义者不认为经济领域理性的动态变化，能够完全用竞争性市场中纯粹的交换关系充分地解释。他们不赞同交换关系完全是由先验的理性主体的最优行为驱动的，不赞同这些理性主体有预先给定且稳定的偏好函数、完全依据价格机制采取行动。调节主义者认为，经济关系总是嵌入在社会中。这种社会嵌入性，不排斥对经济形式比如雇佣关系或价格机制的分析，但对它们的分析要放在社会背景中进行。他们批评新古典主义有关时间能够被合理地折现或被忽视、任何暂时的发展从本质上看都是可逆的观点。相反地，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具有路径依赖的属性，而且是不可逆的。区别于正统经济学，他们认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是重要的，它们应当被视为是内生的经济因素。因为它们影响了经济主体、分化了生产方式、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动力学、危机趋势和暂时性。用布伦纳的话说：“调节理论对一种普遍存在的信念做出了回应，那就是正统经济学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实际存在的发展模式，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尤其是，正统经济学的经济决定论倾向，使它无法以一种系统的方式，考察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关系、制度形式和更一般的政治行动影响资本主义经济演化的有力途径。”
在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上，调节主义者把目标对准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尽管保留了一些阿尔都塞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思想，早期的调节主义者批判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无法充分解释资本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经济“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_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巩固起来，其再生产几乎总是有保证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主张，很大程度上是哲学意义上的，在马克思那里无法找到坚实的理论基础。最主要的是，这种结构主义观点，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是在“生产者背后”再生产的，忽视了经济主体的意图和行动。反对这种机械的解释，调节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不可能性，并考察使生产和消费暂时性地整合到_种资本积累良性循环中的条件的变化”④。调节理论家认为，对马克思进行的结构主义的再解释，只关注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的分析，没有对资本主义的转变予以充分的重视，而正是这些转变使资本主义具有令人惊讶的应对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的能力。
总之，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调节理论保留了对资本主义长期演化的兴趣，但是调节理论不接受马克思的继承者们坚持的宏大的资本主义理论。因为，“作为一种经济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同新古典主义完全分离的基础之上，它在反对匀质性假定的基础上解释资本主义。市场交易不再被视为是一种缔约双方之间的对称关系；劳动力被置于由个体构成的彼此对立的阶级中。然而，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经济仍然保持了强的匀质性，因为它假定资本主义是根据最终导致其瓦解的一般规律运动的”。
为了更好地解释20世纪70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现实，调节学派试图发展出一种雄心勃勃的历史一经济理论“是供了一种有趣且富有成效的方法，来分析制度形式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则性（reg?ularities)之间的联系。它致力于研究不断变化的经济和超经济制度与实践的组合，虽然资本自身的动力学总是造成根本的矛盾和冲突，但这种不断变化的组合能够保证，积累的_定程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总是不平衡的、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从历史上看，_个明显的事实是，资本主义总是经历不时爆发的危机，有时候甚至是接近崩溃的边缘，比如1929年至1932年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经济。但是，从对危机的社会和政治反应中诞生的，通常是‘‘对竞争的形式和雇佣劳动关系的重组，这种重组的力量往往十分强大，以至于产生了在19世纪时几乎无法被预见的增长体制”。调节理论的双重批判，以及解释资本主义现实发展的需要，使得它一开始就把研究资本主义特定发展阶段的稳定存在条件及其发展阶段的转变作为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从阶段研究到多样性研究
调节理论把资本主义的历史视为连续的阶段，为了对资本主义的结构形式和发展阶段进行理论上的深入分析，调节理论通过_系列中等层次的模型来建立理论和历史之间的联系。它们提出了_系列能够把马克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于实际历史中的中间概念，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的制度和实践。
在调节学派的重要概念中，两个最常见的、被引用最多的概念是积累体制（或增长体制）和调节模式。积累体制是_种可以在相当长时期存在的生产和消费的互补模式，它更多的是_个宏观经济概念；调节模式是一种规则、规范、惯例、行为模式、社会网络、组织形态和制度的集合，它能够起到稳定一种积累体制的作用，是_个包括经济和超经济因素在内的中观层次的概念。
在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这两个重要概念的基础之上，调节学派提出了有关资本主义的制度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分析。积累体制代表的是为了协调生产和社会需求，资本主义发展的每_时期所要求的剩余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分配的形式。它涵盖了技术、劳动过程组织、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等生产体制运行的基本经济条件。调节模式是对积累体制再生产所要求的必要的制度形式和社会妥协的命名。尽管调节模式取决于具体的、具有历史特性的制度形式，但调节模式被置于_种强制性的经济结构的地位。对于特定形式的积累体制来说，不只有_种调节模式可以与之匹配，同时，并不是每_种调节模式只适合于_种积累体制。
在调节学派的研究中，通常考察两种类型的积累体制。外延型积累和内涵型积累。在外延型积累中，已有的生产过程在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框架的一部分，用消费模式表达的传统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重组。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的共同发展是非常艰难地实现的，积累经常会遇到障碍。与外延型积累相比，在内涵型积累中，生产沿着资本主义方向进行了根本性重组，通过确立_种在全部日常生活中有效的逻辑，工人阶级的新的生活方式建立了起来。结果，社会消费规范不再根据公共生活而形成，而是根据工人阶级中社会群体的分类而分化。生产和消费两个部门整合在_起，积累变得更加平稳。
此外，存在两种调节模式。在被认为更适合外延型积累的竞争性调节模式中，各部门产出的调整依据价格变化进行，这种调整对需求的变化高度敏感。工资是根据价格变化调整的，因此实际工资要么非常稳定要么缓慢上升。在垄断性调节模式中，收入分配通过一系列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妥协被社会化了。市场关系，即纯粹价格调整机制，在调整社会需求和生产中只发挥有限的作用，其目标在于发展出同生产能力相吻合的有效需求。
在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历史地偶然相符的基础上，调节学派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分期：
(1)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期的漫长时期，是资本主义建立和原始积累时代；
(2)从19世纪中期到第_次世界大战，是伴随着竞争性调节的外延型积累时代；
(3)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是一个不稳定的转变阶段，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缺乏大规模消费的集约型积累（大规模生产，泰勒制）的出现。被视为是消费不足引发的制度危机的1929年危机是这_时期的标标志，
(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集约型积累和大规模消费与垄断性调节相结合。这是福特制时期，这一时期，工人阶级的消费已经商品化，并为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所需的大规模市场；
(1)到20世纪70年代，福特制发生了危机，后福特制作为它的接替者被提出来。这时的重点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小规模生产过程，标准化生产任务的弱化，服务部门的兴起，刺激消费的新生活方式等。
从广泛的视角看“调节学派的理论计划，尝试在适当的中等层次术语的基础上，构建_种有关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转变的动态的与历史的具体理论”。但是，随着调节学派研究的深入，它开始把分析的重点转向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这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
第相同的积累体制可以有不同的调节模式。
如何解释20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资本主义中开始出现的通货膨胀和低增长共存的危机？调节学派对此提出了_种解释。这种解释认为，这种新类型的资本主义危机，_方面是从工资增加的集体协议和深受资本集中影响的普遍的寡头竞争的结合中，另_方面是从为了稳定积累过程而使用货币政策管理信用中演化而来的。这种结构形式的变化，使得资本主义能够建立一种集约型大规模消费取向的增长体制，即福特制。
这种变化是_般性的还是仅限于美国？调节主义者认为，制度的、统计学的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证明，
‘‘法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增长体制的发展方式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缺乏大规模消费的集约式积累，在两个国家都引起了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和消费上的变化开始同步，这是一种特别地导致了福特制出现的发展。然而，两个国家指导这种增长体制的制度形式的架构却是不同的。在美国，市场逻辑继续发挥关键的作用，法国却以建立在多种形式的国家干预基础之上的大规模制度化为典型特征。如果对两个国家的调节模式进行详细的比较，会发现它们的差异是巨大的。这种诊断也被对这两个国家在福特制出现危机时期选择的调整路径的比较中进_步证明。_方面，在美国，建立在竞争前提之上的逻辑被重新激活，对先前的制度化模式中的雇佣关系、温和的公司间竞争和公共干预提出了质疑。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美国长期历史传统的回归。另一方面，在法国更加广泛的制度形式的规范化，最初帮助减轻了危机造成的伤害，而且在危机消失后它们依然在发挥作用。
上述分析表明，两种不同的制度架构，_种被市场所支配，_种被多种形式的国家干预所支配，能够驾驭两种有着相同属性的增长体制，这种判断事实上已经提出了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
第二，后福特制研究面临的困境
福特制出现危机后，对接替福特制的“后福特制”的研究存在更多的问题“后福特制”概念在调节学派内部存在很大争议。首先，同福特制相比，可以被定义为后福特制的体制在能够或应该具有的“中断间的连续”的程度上存在争议；其次，劳动过程、积累体制、调节模式或最终意义上的社会化模式是否为判断后福特制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标准，仍然是不清楚的。考虑到对后福特制的研究存在诸多困难，现阶段‘‘调节学派的学者，更为关注分析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的情境，而不是试图定义一种明确的后福特制积累体制和与之相匹配的调节模式”。对后福特制的研究遇到的困难，要求调节学派关注更微妙的资本主义分期，以及对资本主义跨国差异和相似之处进行细微的解释。
三、调节学派的资本主义类型学
调节学派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是在批判已有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把资本主义多样性分析纳入调节学派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框架中向前推进的。
在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中，霍尔和索斯基斯的资本主义多样性方法占据支配地位。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证明自由资本主义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有效率的结构。霍尔和索斯基斯的出发点是从关系视角考察企业。他们选择了五个重要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企业发展出各种关系以解决它所面对的协调问题，五个领域分别是：劳资关系、职业培训和教育、公司治理、企业间关系和企业与它们自己的雇员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霍尔和索斯基斯比较了两种不同的生产体制，或者说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类型，它们分别是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协调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这种体制偏好对可转换资产的投资。在协调市场经济中，协调主要是通过非市场手段（所谓的策略协调）实现的，这种体制偏好对专有资产的投资。自由市场经济是以短期融资、去管制化的劳动市场、对通识教育的强调和强的产品市场竞争为特征的。协调市场经济是以长期融资、合作性的劳资关系、高水平的职业培训、弱的产品市场竞争，和通过或多或少支持建立共同的产业标准的正式的专业协会进行的强有力的信息交流为特征的。区分了两种资本主义类型后，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被划为两种类型中的某_种，或者被描述为“中间情形”
对于这种两分的资本主义类型学，调节主义者提出了自己的批评。调节学派认为，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两极化模式的分类无法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完整分布。
第_个理由是实证性的。因为很难使所有国家适合这种两极模型。二元分类，使得_些国家只能占据模糊的位置，有些国家既非明显建立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协调原则之上，也不存在以非市场协调为基础的强大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法国和意大利就是这种中间国家的例子。通过把大量的国家视为中间类型和“不完美”的案例，人们可能会漏掉与简单的二元分类相比更加复杂的资本主义分类=“二分法中的中间情形，可能属于最初的分析所忽视的其他类型，这表明国家差异中的_些重要方面被二分分析漏掉了。”
第二个理由是理论性的。调节学派认为，尽管霍尔和索斯基斯的“资本主义多样性方法”简化了经验分析，但从根本上看，它是一种单维度分析。这个维度就是“市场协调的程度”。鲍耶认为，霍尔和索斯基斯的方法“存在事实上的风险，即集中关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定义的市场逻辑，而不是非市场行为主体使用的其他协调过程”缺乏对不同协调过程的分析，使得人们“很容易将协调市场经济视为是不完善形式的自由市场经济，至少经济学家是这样认为的”。
因此，调节学派尝试提出“建立在调节模式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但是，调节模式涵盖几种重要的制度形式，随着实证和国际比较研究的扩展，调节模式的数量会因大量的国际比较分析而迅速膨胀，会有很多资本主义类型存在。这样研究的结果，类别太宽泛，在是什么导致把不同国家归于_个具体的群组问题上就说不出什么东西。另外，认为资本主义的类型和资本主义的国家_样多的研究，只不过是_系列具体国家的案例研究，从而无法提出资本主义比较分析。所以调节学派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必须解决一个核心理论问题，即为什么不同的调节模式可以被整合为少数结构类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调节学派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制度层级、协调机制、制度互补等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
概括地说，调节学派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认为，构成调节模式的具体制度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首先要解决从哪些制度领域去辨别资本主义模式的问题，因此，调节学派强调制度层级，以找到对资本主义进行比较研究的制度领域；在识别出制度领域后，需要对制度的特征进行分析，也就是说，通过对不同制度是按照哪种协调机制发挥作用的，或者说是如何把不同的协调机制整合在一起的，来辨别制度形式的特征；尽管可以识别出制度形式的特征，但是，根据调节学派的观点，每一种调节模式都建立在五种制度形式的结合的基础上，那么，即使采用最简单的假定，即每一种制度形式只存在两种极端的特征或结构（比如，以国家和经济的关系为例，分为干预和不干预两种结构），那么也会得到2的5次方个资本主义类型，这再一次陷入类型过多的困境。因此，调节学派引入制度互补的概念，从而大大地减少了那些因不能有效互补而导致不稳定的制度结构，并进而建立起对资本主义类型的划分。
(一）制度层级
调节学派认为，霍尔和索斯基斯的资本主义类型学研究背后的理论主张，反映了_种隐含的制度层级：霍尔和索斯基斯的方法关注的核心是企业。这种维度的选择表明，在这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中，企业同其所在环境的关系模式处于制度层级的顶层。如果“把其他制度放在显著的位置，可能会导致人们考虑与两种类型资本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相比，更加丰富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
调节学派更多地强调“制度是政治妥协的表达”。用阿玛布尔的话说“制度是与彼此冲突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妥协相对应的政治经济均衡”。制度层级的概念建立在把制度定义为一种政治经济均衡的基础之上。它‘‘强调对互补的制度结构和制度结构的动态变化而言，一种或几种制度形式的相对重要性”。一种对层级的定义，把定义其他规则是如何决定的规则放在制度的顶层。比如，宪法处于制度层级的顶层，紧随宪法之后的是_些具体的法律、法规等。另_种定义认为，制度层级是由与每_种制度相联系的沉没成本的啄序决定的，处于顶层的制度不易经常发生变化，其它制度必须适应它们。
阿玛布尔认为：“比较资本主义分析建立在识别出一套关键的制度领域的基础之上，这服务于两个目标：第在每一个这样的领域中，不同国家展现出非常不同的特征；这证明它们不只是有些微差别的不同版本的市场经济；第二，不同制度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刻画了不同类型资本主义的一致性。制度互补定义了资本主义的不同模式，因此它们应当处于国家比较的中心。”
(二）制度互补
经济模式不是由一种制度，而是由在相互作用中发挥其影响的许多制度形式精确地刻画的。提出制度层级的概念之后，避免了从企业这一单一维度分析资本主义多样性的不足。但是一个新问题出现了，从这些重要的制度形式看，不同国家之间总是存在细微的差别。如果是这样，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每一个国家都代表了_种资本主义形式。
当然不能这样，因为事实上在不同领域，比如雇佣关系、国家和经济之间的关系、社会保障、创新体系，进行的越来越多的国际比较研究，揭示了向少数几种结构的显著趋同，在这里‘‘制度互补展示了它真正的力量”。
在制度领域‘如果一种制度的存在（效率）提高了从另一种制度中得到的收益（或提高了其效率），那么这两种制度可以被认为是互补的”⑤。比如，当金融市场允许资源的迅速流动和新企业的创建（维持了劳动需求）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更加有效。相反，在企业和银行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背景下，实施某种特殊模式的监管，更加稳定的就业关系可能会更加有效。
因此，在分析资本主义多样性时，因为制度互补的存在，不能认为每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结构都是同样可行的。相反地，如果假定，在长期中将有一种类似最优原则的东西，支配各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变化，那么最终就只能观察到一种资本主义结构。在调节学派看来，这两种取向都是存在问题的。制度互补本质上“设想了一种类似演化理论家在研究公司的技术选择时考察的那种选择或模仿机制，从而可以长期观察到几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轨迹”。
(三）多种经济协调机制
通过制度层级的划分，可以识别出划分资本主义类型的主要制度领域，但是仍然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机制把不同制度形式整合在一起，构成一种清晰可辨的模式的呢？另外，霍尔和索斯基斯的两种类型资本主义的划分，实质上把“市场”作为协调市场经济的唯一机制，调节学派对这种主流经济学观点一直存在不满。调节理论试图找到把各种细分的制度形式或者更一般的社会组织的构成要素整合在一起的条件。从而，全部问题在于，通过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制度形式能够互相对抗、补充或者独立存在的理论原因，克服对制度形式进行的简单组合。这些问题把调节学派的分析引向了对不同协调机制的分析。
调节学派认为，不应当把市场视为是唯一的协调机制，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存在如表1中所示的多种协调机制。
这种分类对调节学派的资本主义类型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调节理论表明，所有制度形式，以在不同社会背景中不同的比例，借鉴了上述六种协调机制。其次，这种协调机制分类，有助于对霍尔和索斯基斯的市场资本主义的两极分类提出根本性的批判。两极分类中的协调资本主义形式，可以存在于各种空间中，它可以存在于被企业（尤其企业表现为大企业集团时）控制的空间中，也可以存在于国家进行多种形式的公共干预控制的空间中，更可以存在于社群和更一般的公民社会通过建立信任推动贸易发展的空间中。上述都是对理想型资本主义类型的定义，但它们之间却存在很大的差异。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中央计划资本主义、网络资本主义，都是有着自身独特特征的典型类型。因此，为了依据这六种主要协调形式决定特定经济体的类型和位置，应当放弃对市场和非市场单一经典对立的坚持。
(四）资本主义的类型
根据制度层级、制度互补和协调机制多样性，调节学派的学者对资本主义类型进行了划分，其中最典型的包括鲍耶和阿玛布尔的分类。
(1)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中，对几乎所有的协调程序而言，商业逻辑（被竞争监管主体所采用）构成了主要的组织原则。调节主义的研究认为，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群组包括所有说英语的国家，有时候也包括挪威。
(2)中等程度的合作主义的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中，驱动原则是在由经济单位构成的企业集团中用团结交换能动性。这些企业集团足够大，足够多元，以至于能够在暂时性的繁荣和萧条的波动中生存。曰本和韩国是这种结构的两个典型例子。
(3)强的国家驱动的资本主义。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以一种典型的经济循环为特征，在这种经济循环中，大部分构成要素（创新、生产、需求、工业关系、信用等）是由大量存在于国家、地区或地方层面的公共干预塑造的。这种结构典型地包括参与到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欧洲大陆国家。
(4)社会民主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建立在社会伙伴和公共当局就支配大部分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规则进行不断协商的基础之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
阿玛布尔选择五种基本的制度领域，产品市场竞争、雇佣劳动关系和劳动市场制度、金融中介部门和公司治理、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教育部门。考察了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的不同的互补性。提出五种资本主义类型，分别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模式、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地中海模式和亚洲模式。除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模式，所有其他类型的资本主义都是以地理位置为基础命名的，这种命名方式只是为了简化，并不意味着地理的或文化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共同因素，或者说它们解释了不同类型资本主义的一致性。在这些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中，“每一种都以具体的制度形式和特定的制度互补为特征”。比如，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是根据非常不同的互补性组织起来的。强的外部竞争压力要求劳动力具有流动性。但是流动性不是简单地通过裁员和以市场为基础的调整实现的。对雇员特殊投资的保护，是通过适度的就业保护、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和（因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造成的）易于获得的再培训相结合实现的。一个协商式工资谈判体系造成了有利于创新和生产率提高的工资设定。而在亚洲资本主义模式中，高度依赖与国家和集中的金融体系合作的大公司的商业战略。工人的特殊投资，得到事实上的就业保障、再培训的可能性与公司内的职业规划的保护。缺乏社会保障和成熟的金融市场使得风险分散变得困难，使得由大公司提供的稳定性对该模式的存在而言变得至关重要。
结语
从调节学派的理论研究的演化、资本主义多样性分析的理论框架以及资本主义类型的划分中，可以得到40以下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制度是一种政治经济均衡，而不是因交易成本最小化而必然演化出来的。这种观点以及制度层级的概念对我们分析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应该采取顶层设计、重点突出、逐步推进的方式。
第二，经济的协调机制不只有_种，或者说，市场不是唯_的协调机制。国家、市场、企业、社区、网络都是治理的有效形式，在提倡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应当充分考虑不同协调机制的共存和配合。
第三，资本主义不只有_种表现形式，因此，资本主义会向某种最优形式趋同的观点显然是不成立的，这意味着，阶段性地体现出高效率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既不会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趋同的模式，更不会是大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必然要模仿的对象。这种认识，对分析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我们深入认识中国经济模式的独特性，批判那种主张走新自由主义道路的观点提供了理论素材。正如惠特利极为肯定地指出的：“无论最终中国建立了何种形式的市场经济，它都会同其他地方的市场经济存在很大的差异。”
第四，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视角看，我们应当对长期以来更为关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研究补充进新的内容。从_般规律的视角考察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和最终命运，是需要坚持和发展的，从具体的特征和历史阶段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缺少这种对资本主义现实多样性的研究，纯粹地从一般规律视角展开的研究可能会流于空洞，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为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材料。
但是，调节学派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也有其缺点。从本质上说，早期的调节理论大量地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内容，但“随着制度主义方法的发展及其对调节学派影响的加深，调节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承诺被逐渐稀释了”。调节学派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很大程度上借鉴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或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这种取向很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对‘多样性’说了很多，但对‘资本主义’言之甚少”。调节学派向新制度主义的靠拢和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的趋势，正是它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最大的理论问题。
对资本主义而言，“从根本上看，问题不在于选择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模式，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是资本主义的特定模式无法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来运作，“看上去资本主义自身无论以何种方式都能运作，可只是偶尔有效，且常常需要付出相当大的社会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都是对这种“偶尔有效”的资本主义阶段采取的制度结构的分析。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对社会科学家发出了左派政治号召，号召他们走出象牙塔，超越新古典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这是完全正确的。而对于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学者，我们也需要发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号召，号召他们在突破新古典范式统治的同时，回到马克思的某些见解中去。如果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试图取得更大的理论进步，它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把它独特的制度分析置于一个更广泛的理论框架中，这种理论框架能够充分吸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把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阶级关系、发展阶段以及作为_种全球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纳入到资本主义多样性分析之中。
张旭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