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过革命是世界历史的火车头。但是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或许革命并不是火车头，而是人类拉动急刹车的一种努力。
--瓦尔特。本雅明（WaterBerjmji)
乔尔?克沃尔（JQelKove)〈自然的敌人》一书（2002年首次出版，2007年修订后再版）的副标题是“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这句话也直接表明了他的观点。克沃尔认为我们需要一场革命，尽管他也认识到革命的前景还十分渺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一种给人类带来生态危机的不可控制的力量，但这一认识所包含的令人害怕的结论却只不过使他们止步不前。”
朱戴维?施韦卡特(DaiSchweickar).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LoyolaUnivrsiyChiago)教授。
保罗。霍肯（PaulHawken)、艾默里■洛文斯（AnoyLOnS)和亨特■洛文斯(HunerLcvins池认为我们需要一场革命，但是他们所说的革命和克沃尔构想的革命并不相同。他们合著的《自然资本论》一书（1999年出版）的副标题是“关于下一场工业革命”据报道称，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曾把这本书称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五本书之一。
霍肯和洛文斯夫妇赞同克沃尔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成问题”的观点，他们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在实践中虽然有利于财政收入，但是对人类的发展而言却是不可持续的”①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问题正是在于资本主义自身。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四种资本分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本。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这四种资本估价上的偏差，第四种资本即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价值被低估甚至是完全被忽略了，而正是第四种要素，即自然资源“使在这个星球上的生活有可能并且有价值”
无论是保守派、自由派还是左派的经济学家，都承认市场交易存在“外部性”即存在交易者没有付费的成本域收益）。他们也都同意政府担当的克服这些缺陷的角色。常用的补救措施包括征税对应于消极外部性）和财政补贴（对应于积极外部性)。近期关于碳排放的“总量管制与交易”方案也作为一种补救措施纳入其中。
霍肯和洛文斯夫妇认为，这些补救措施只要得到适当地运用就会发挥作用。他们认为首先要做的是清除负面的激励措施。他们列举了政府目前采用的一些助长环境破坏行为的巨额补贴项目：公路建设和维修项目造成了郊区的不断扩大，从而改变了原来较为经济有效的交通出行模式;农业补贴引起了土地退化和水资源浪费;X对采矿、石油、渔业和森林业的补贴也是这样。
他们认为第二步要做的是开征资源税和污染税，使税收反映出“自然资本”的真实成本。最好能够再逐步停征劳动税和所得税等可能引起失业率上升的税种。这么做的目的是使“赛场”变得公平，使更具可持续性的能源技术与能源使用率更高的生产方式能够与“产业资本主义”的破坏性生产进行公平的竞争。也许还可以更进步，即资助（至少是在其最初创业时）那些能降低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环境的消极影响的新技术。
《自然资本论〉〉一书列举了我们目前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存在的一些惊人的浪费，也列举了一些目前已经存在的能够降低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技术和工艺。变化已经在发生，如果政府能够采纳适当的政策，更多的变化将会随之而来。霍肯和洛
文斯夫妇展望了这样一种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对这样一个世界作片刻的想象:小轿车和公共汽车低声细语，城市变得安宁和平静，汽车尾气排出的只是水蒸气;公园和林荫道代替了不必要的城市高速路;石油输出国组织不再发挥作用，因为虽然原油价格已经降至每桶五美元，但仍然少有消费者光顾，因为与此前的石油相比，已经有了更为廉价、更好的替代品。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尤其是穷人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非自愿性失业不复存在，所得税大幅度削减。房屋（包括低收入住宅群在内）能够用它们自身生产的能源来抵消部分的按揭贷款。”①
霍肯他们相信，如果能够对资本主义善加利用并让市场奇迹般运转，这样的未来就会成为现实。
下面就让我们来分析以上两种不同观点。本文的前三分之一内容将分析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如美国）的一个可持续发展模型所存在的问题。这是克沃尔及霍肯一洛文斯夫妇研究的背景和基础。接着，我将重点关注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替代，并依据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和思考得出最后的结论。
一、克沃尔和霍肯一洛文斯:相同点和不同点
首先从双方分析中的道德责任方面进行考察。克沃尔直接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并完全赞同马克思的观点：“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地球的私有权，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能成为地球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②
霍肯和洛文斯夫妇或许不同意“私人所有是荒唐的”但是他们肯定会赞成这样的道德条款:我们“只是她球）的占有者，它的利用者，并且（我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它改良后传给后代”可见双方在伦理问题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双方的不同在于其他方面。
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和霍肯一洛文斯的“自然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不同在于：克沃尔认为“增长或是死亡”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命令，这一命令使“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成为不可能。霍肯和洛文斯夫妇则没有直接应对这一问题，但他们的结论要求以下两个假设之一:或者“资本主义与稳定的、非增长性的经济相容”或者“一个经济体消费的能源与自然资源如果不超出它能够持续再生产出来的能源与资源，则它就可能无限地增长”。
下面就让我们来分析这一点。
二、资本主义:增长还是死亡？
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主义者总是这样说:资本主义经济要么增长要么死亡。用克沃尔的话来讲：“资本主义为了生存只能进行无限的扩张。”①果真是这样吗？似乎事实并非如此。一些私人小企业有时也能存在较长一段时间。马克思关于“小资产阶级”将会消失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马克思曾正确地捕捉到的寡头垄断趋势已经被新企业的不断兴起所抵消）
资本主义自身也在长期经济衰退中得以幸存（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持续了近十年)。经济停滞变得更为常见，如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长期停滞。固然，资本主义刺激扩张，但不确定的是:对增长的阻碍是否会导致灭亡。有许多相反的例子可以证明。
我们面对的各种生态危机将导致世界灭亡的说法也是不对的。比如，根据最近发布的受英国政府委托的《斯特恩报告〉（SenReVw)就认为: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将会面临经济社会大破坏的危险，破坏的规模类似于20世纪前半世纪的世界大战和经济萧条”②
这样的后果是严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接近6000万的人死亡，而《斯特恩报告〉估计将有2亿人被上升的海岸线和干旱所吞噬。但这并不是“世界末日”即使后果更为严重，生态危机造成数十亿人的死亡（极不可能的假设），仍然还会有许多幸存者。即使当前人口中的3/4遭到毁灭，地球上还会有16亿人存活，这是1900年地球上的人口总数。
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淡化环境破坏的潜在的可怕影响，而是对夸大其词说法的一种告诫。我们并不是在讨论能把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消灭的核战争(这也仍然只是一种可能性)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些事实:这个星球上数百万计的人们就在此刻正陷于残酷的内战，或正在美国的炸弹下生存（2007年1月10天时间内美国向巴格达附近投放了近10万磅的炸药，相当于西班牙内战期间法西斯夷平格尔尼卡的巴斯克镇所使用的炸药总量）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处境比在有生之年可能会面对的环境退化更为可怕。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是疯狂的。生态学的世界观倾向于强调和谐、可持续和节制，这和古希腊时的世界观很相似，即把不断地占有视为一个人精神失常和灵魂疯狂的标志。然而每个资本主义企业都会受到无限扩张的激励。这主要是由于企业主的贪婪和恐惧。在规模扩大获利也随之增加的情况下，扩张将会给企业主带来带来更大的利润。恐惧的因素也很重要。如果扩张成功，企业将会“成长”如果不能扩张，企业就会陷入严重的危险之中。大鱼吃小鱼，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是残酷的。
我们必须考察更深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个企业都想扩张，但这并不表明整体经济也有增长的必要（即使是小鱼不断地被生产出来，系统也能保持稳定。小鱼想成为大鱼，但是它们中的大部分却被吃掉。大鱼想变得更大，但是由于食物供应有限，它们中也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变大）。因此，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个别公司具有增长的动机，而是在于作为整体的经济必须要增长，增长的目的是使经济保持“健康”而不是幸存正如以上我所提到的，在资本主义所经历的一些重要时期中经济并没有增长，但也没有崩溃。但是，这些“衰退、萧条和停滞”的时期却都不被看作是“健康”的）。
为什么资本主义整体经济必须要增长才能保持健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非常奇怪的:资本主义整体经济只有增长才能保持健康，是因为资本主义依赖于私人资本的投资姓意，这与促使单个公司扩张的出发点即贪婪和恐惧是不同的）。这些投资者对于是否投资的选择是自由的，关键看他们是否觉得适合投资。但是这就使经济的健康建立在“投资者的信心”之上、建立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说的投资者的“动物精神”之上。①如果投资者不能预见到他们的投资会有一个好的回报，即可能会承担相应的风险，那么，他们就不会投资。但是如果他们选择不投资，这种悲观主义就会成为一种自验式预言。首先，投资减少会转变为公司裁员(起先是在建筑业、机器制造业等依赖货物订购的行业）接着，失业引起消费下降，又引起其他行业的裁员；又接着，累积总需求量进一步下滑;最后，经济开始走向衰退。
经济衰退并不仅仅对投资者而言是坏事，它对几乎每个人而言都是坏事。失业率上升会给几乎所有的工人增加压力，即使对那些仍然留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也是这样。政府税收下降也给政府裁员和削减服务施加了压力。当然，主流经济学家们很快就会指出，投资于环境工程的公共项目具有风险，因为他们对反增长的生态主义者没有耐心。他们坚持认为，为了业已造成的挽救局面，增长是必须的。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建议: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需要相对稳定地消费扩张。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需要说服人们去买他们实际上并不需要的东西，从而使销售量保持在一定水平，这会使来自其他星球（或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生态主义可持续发展社会）的访客觉得不可思议。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在40年前的相关论述目前仍然适用：
“事实上，对需求的控制和管理本身就是一个迅速扩大的产业。它包括一个巨型的通讯网络、一整套的销售计划和销售组织、几乎整个的广告业、不计其数的辅助性研究、培训和其他相关服务业等等。用平常的话来讲，这个庞大的机器和它雇用的各式人才在从事着商品销售工作。更准确地讲，就是对那些买东西的人进行管理。”
政府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当经济开始下滑时，政府必须作好准备以负债来刺激经济。当人们开始停止购买时，即使再保守的政府也会把“财政责任”抛到一边。最近，民主党支持的布什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方案，这就提醒我们，资本主义经济是多么依赖于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其他批评者所反对的“消费至上主义”。
问题还不仅仅是“增长”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不仅依赖于不断增长的消费量，而且依赖于一个稳定的增长率。当增长率下降时，投资者就会不再投资。对于任何一个具有数学概念的人来讲，对资本主义健康至关重要的稳定的增长率意味着一种“指数”的增长，而指数增长则是个大麻烦。如果一个经济体每年增长3%(这是20世纪美国的平均增长率），那么就意味着每24年消费量就要翻番，一个世纪之内消费量就要增长16倍。如果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如同中国近几十年所达到的）那么就意味着每隔7年经济产量就要翻番。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能保持一个世纪不变，那么10%的增长率就意味着产量将在一个世纪内增加214=16384倍。指数增长对于没有数学头脑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美国在20世纪的平均增长率是3%,这意味着每24年产量翻番、世纪末达到24=16倍的产量增长。如果美国能够达到中国的增长率，那么在世纪末就不是16倍的增长，而是214=16384的增长。看上去差别不大的3%和10%在一个世纪之后就会变成令人难以置信的产量巨差。
指数增长也给环境带来了压力。〈〈斯特恩报告〉中多次提到，即使是全球经济以较小的1.2%的增长率增长，每60年全球的总消费量也将会翻番。正如肯尼思。博尔丁（KennehBouldingK他本人就是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只有疯子和经济学家才会相信指数增长会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无限地持续下去。”
(一)反对意见
对于“经济增长不能无限持续”观点有一个重要的反驳，即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增加资源耗费或是污染。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增长率的基本数据）只是一个数量上的表达，并不和总体幸福感相关。一次原油泄漏事件会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因为它需要投入很多人力来进行清理；已婚夫妇因为没时间做饭经常到外面去吃也会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按照相同的逻辑让失业工人去种树也会增加国内生产总值;资本密集型企业在转向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过程中创造了更多的市场价值也会增加国内生产总值。
关于绿色税收的作用。比方说把美国的汽油税从当前的每40美分/加仑提高到4美元/加仑，汽油的零售价就会上涨到8美元/加仑。这一措施本身并不必然影响到总支出（即GDP)因为人们可能会因此而减少开车，这也是征绿色税收的目的。但是事实上即使是面对两倍的汽油价格，也很少有人会减少目前一半的驾驶，因此，人们在汽油上的花费是会增加的。这意味着他们只有减少其他消费才会使总支出不受影响。而其他消费的减少势必会引起相关企业的裁员，从而引起总需求的下降。但是政府会用征收来的汽油税进行补偿从而抵消这种影响。如果政府一直投资于环境保护性工作值接或是间接对企业在增进环境上所作的努力进行奖励)那么总需求将不会下降，社会也将会更美好。
由霍肯和洛文斯夫妇提出并得到保守派经济学家格雷戈里?曼昆（GeoyMankW)(芝加哥大学教授，曾担任布什总统经济委员会主席多年难崇的另一种绿色税收模式是:政府不必直接投资保护环境，而是通过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并使减少的量和汽油税增加的量相等。曼昆曾谈到，减少个人所得税同时增加汽油税，将会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更少的交通拥堵、更安全的道路以及更小的全球变暖危险，而所有这些都不会危害到政府长期的财政能力。这可能是经济学所提供的最接近于免费的午餐了。
二）对反对意见的回应
应该怎样评价以上这些反对意见？我们首先要注意到曼昆所热衷的高油税方案背后所隐含着的假定。这个假定就是由“更为快速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负面效应将会被高油税引起的碳排放量的减少所抵消。他认为，我们可以实现发展，我们增长了的消费并不会给环境带来比目前更大的压力。
是他错了吗？我并不能十分肯定地这么说。也没有人可以这么说。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新的绿色技术将会发明，它能够允许不断增长的、非物质化的消费在未来无限扩张而不必承受环境恶化的报复。但是要看到，这样一来，我们所讨论的就不再是经济科学，而是信念，即指数增长在有限世界能够无限持续下去的
经济学家的信念。
这是一个理性的信念吗？认为指数增长能够永远维持下去的信念当然是非理性的。但是或许投资者能够适应一种较为缓慢的增长;或许他们可以被引导着不顾个人的眼前私利，即使是在前景不那么乐观时也能继续投资;或许这样的投资将会带来可持续发展技术上的突破。
但是还应该考虑到另外一个层面:即使我们能够一直保持不断增长的消费，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幸福，至少是对于目前那些消费最多和污染最多的人。近来有大量关于幸福问题的研究，这使我们十分确切地了解到，那些长期流传下来的宗教传统是真实的：即消费一旦达到一定水平，消费的增多就不会转换为幸福的增多。环境保护主义作者比尔。麦吉本曾列举了以下一些证据：
“和1950年相比，美国家庭目前平均拥有两倍的小汽车、21倍的塑料制品和25倍的飞机旅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950年的3倍。当然我们也摄入了更多的卡路里。但是我们的满意度并没有得到相应地提高。许多美国人说他们的婚姻不幸福，他们的工作令人讨厌，他们也不喜欢他们居住的地方。在对各种因素综合考虑之后，那些说自己‘非常幸福’的人的数量在不断下降。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3年到2001年间增长了66%,但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一点也没有增长。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满意度也没有增加。”①
为什么幸福并不和消费成正比？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当收入增加时，购买“身份”物品的花费增加，购买这类物品并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是为了维持他们所属群体的“身份”（我想要一个大房子，并不是我需要一个大房子，甚至也不是因为大房子住起来更为舒适，而是因为大房子将会使我在同等人的眼中更有身份，如果没有大房子就会使那些同等身份买大房子的人对我的身份发生怀疑）。于是，我们发现自己似乎是在原地蹬踏板，越蹬越快（消费越来越多）但还是停留在老地方(幸福度）。
因此，如果我们寄希望于一种管制的资本主义，它能够提供明智的治理与技术上的创新，从而能够使经济足够快速地增长以保持投资者的幸福，同时又不至于带来环境灾难的话，那么在总体福利方面能够预期的增长最多也只会是微小的。但是如果我们错误地寄希望于资本主义，那么虽然不会是世界的终结，但肯定会出现大规模的、反复出现的环境危机，以及巨大的全球性灾难。
三、一种替代？
在讨论中，还有一个隐含的假定需要考察。如果说根本不存在资本主义的替代，那么我们最好相信有限世界的无限经济增长。因为能带来希望的信念总比绝
望要好。
那么，是否能够设想出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替代，既在经济上可行、不依赖于增长来获得其稳定性，又有利于企业创新从而使我们能度过当前的危机？我认为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建立在经验证据之上的理论分析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真正的民主制经济能够满足上述条件，这种民主制经济既是工作领域的民主化也是金融领域的民主化，而这两个领域正是目前处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之外的重要领域。下面我简单描述一下这一替代模型的基本制度结构。
(一)工作民主化
假定每个企业都是民主化运行的。由工人一人一票所选出的工人参议会管理着企业。企业之间在市场上是相互竞争关系。工人并不领取工资，而是领取公司利润的相应份额。由于每个工人都会从企业的良好运行中获得直接的和实际的经济利益，这样的企业就会更有效率。对相同规模的民主制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的经验性对比可以发现，民主制企业在运行中并不逊色于资本主义企业，通常还要更好一些。①
有趣的是，尽管民主制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都是由有效率的生产和满足消费需求所推动的，但二者在对待增长问题的态度上却是大相径庭。在收益和规模成正比的条件下，资本主义企业选择扩张，民主制企业却并非如此。因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目标是追求总利润的最大化，而民主制企业的目标是追求每个工人的利润最大化。也就是说，如果资本主义企业主能够在当前条件下赚到X美元，那么如果他把生产扩大至两倍，就会赚到2X美元（假定产品能够按照现行价格卖出）。但是，如果一个民主制企业的规模扩大至两倍，它的工人数量也会扩大至两倍，每个人的收入并不会改变。因此，民主制企业并没有扩张的动机。
这是二者在结构上的最大不同之处，而这一不同也意味着民主制企业可以超越环境问题。下面让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民主制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像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那么激烈。民主制企业是为市场份额而竞争，而不是为市场统治而竞争。这就使民主制企业在竞争中不需要面对资本主义企业“增长还是死亡”的命令。贪婪和恐惧也不再发生类似的作用。工人可能也“贪婪，，’但是他们并不能通过企业的扩张来增加收入，除非规模经济有意义。同时，他们也不必过于担心被技术更新、效率更高的竞争对
①参见笔者AfterCaPitalimLnh；miMD)RcwnanandLitJefiey2002?-书中第三章；中译本《超越资本主义》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更为科学和全面的论证参见AgainstCataimCmbtg：CmbigeUniveSypies1993中译本《反对资本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手所排挤。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自我调整，学习由竞争者引入的新技术。
其次，当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后，工人可以选择休闲或是重新设计车间以使工作更有意义，而不是追求更高的消费。这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是不可能的。企业主不会通过减少工人的劳动量来提高利润。相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改革常常使职位变得有风险，从而导致工人与以前相比工作时间更长、劳动强度更高。如果无节制的消费（消费至上主义）是对环境的严重威胁（许多思想家们都这么认为）如果市场竞争对于经济的有效运行又是基本条件（许多思想家们也都这么认为）那么拥有一个非消费型的激励机制就是至关重要的。民主制企业休闲的增加就是一个可以采用的选择，但这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是不可能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生动描述得那样，关于工作日长短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初期就已经存在了。争取更短工作日、更多假期和更多闲暇时间的斗争总是会遭到资本家一些冠冕堂皇地抵制。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企业给工人更多的休息时间就意味着赚更少的钱)。
二）投资民主化
可持续的民主替代也要求金融市场的民主化。也就是说，要对金融市场进行有意识地集体管理。资本主义金融制度，尽管深奥复杂（股票、债券、期货、金融衍生品、互惠信贷、拍卖市场、结构化投资工具、抵押债务义务等)但只有一个根本目的:就是吸收私人储蓄，并使这些储蓄能为那些扩大生产、引进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企业所用。
设想一下我们不再把投资建立在私人储蓄的基础之上，以避免再受到投资者“动物精神”的制约。一个现有的可资利用的替代就是税收，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来获得资金。公共投资的资金已经用这种方法获取，因此我们知道这种方法是可行的。民主制经济将会通过这种方法为私人投资筹措资金。考虑到可操作性，最合适的税收方案是对企业资产统一征税（这种税是利率的替代品，是企业和企业主为使用资金所付的费用）。这些税收将会用于大部分的社会新投资，既包括公共投资也包括私人投资。
这些资金必须再次投资。这可能需要一些不同的机制。首先可以选择一种简单的模式:即把这些税收按人头分配到不同地区。如果X地区有取的人口，它就会得到的投资基金(人头方案具有简单、透明、表面公平的优点，但由于它过于简单操作中必定会更为复杂，在特殊情况下背离这一方案可能更为有效。对于国家特殊项目的投资或许要在人头方案实施之前率先进行分配。一些不发达、人口稀少的地区或许要超出人均分额进行分配)
然后，这些投资基金将会被分配到各地区的投资银行（公共银行）由投资银行负责把它贷给那些需要资金来启动、升级和扩大规模的个人或企业。对贷款申请的审核要根据其盈利预期、创造就业及改善环境（如果社区有这种愿望的话）等状况。银行的管理人员是政府公务员，将会负责任和有效率地分配委托给他们的
基金。
投资民主化将对可持续性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既然投资不再依赖于投资者的“活力”地区或者整个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健康也不再依赖于经济的增长。每年资金都会流向各个地区。如果对这些资金的需求不足，可以再退还给纳税人，并因此维持有效需求。社会不再被“投资者的信心”所控制，另外也不再存在投资者决定中止投资或是把资金转到国外的危险，因为投资基金来自税收，所有基金都会留在境内并重新投回经济。
总而言之，我所说的“经济民主制”包括三种基本制度，即企业民主制、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化、投资的社会管理。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但只是市场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包含三个完全不同的市场:劳动力市场、商品和服务市场、资本市场。“经济民主制”保留了资本主义市场的第二部分，即商品和服务市场，而把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转换为更负责、更民主的机构。“经济民主制”是一种“具有民主品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自然资本主义者”可能会反对这一观点。他们极力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的精神来实现生态主义的目的。他们喜欢指出目前有许多通过采用环保政策赚钱的机会，如节能型制造业、绿色建筑、租比售好（循环利用）、高效用水管理、有机农业等等。
他们有一个观点值得考虑:一个好的方案能使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型资本主义部分持续存在。私人企业家从哪里得到他们的资本呢？既可以从私人资本也可以从公共银行中获得。没有理由限制这些银行只把资金贷给民主制企业。但是，为了阻止企业在中止其经营活动很长时间之后转变为一个向其所有者不断地支付股息的永久性的资本主义公司，可以制定一个简单的预防条款，在创业活动停止很长时间之后再发挥作用。例如，要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即工人没有权利选举管理者的企业）就必须要获得一种许可，这种许可在一定时期内有效，
比方说是X年（X可能是20年或30年）超过X年期限企业就要卖给国家，国家然后再把企业移交给工人进行民主化管理。企业创办者可能早于这个时间就已经把它卖给国家或者私人，但这个企业作为私人企业存在的时间仍是X年（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家贱卖他们的早期企业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并不值得一提。购买者是一些典型的大企业)。
笔者在其他地方曾指出:这种经济民主制将会起到积极作用。即使是和资本主义的最好形式相比，它也更利于可持续性发展，它也会比资本主义更为平等、稳定和民主。
四、对中国的启示
笔者曾经指出，克沃尔虽然在他的声明中有一些过于夸大的预言，但他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可能会在资本主义之下幸存，但它绝不会兴旺。笔者也已经指出，霍肯、洛文斯夫妇和其他一些“自然资本主义者”在提出一些针对具体问题的颇具想象力的方案时并没有回答这样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健康的资本主义是否需要稳定的经济增长率来维持;二是指数增长是否能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无限持续下去。笔者曾经指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而如果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对第二个问题的肯定回答的基础上，则是愚蠢的和非理性的。
笔者的观点是，尽管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肯定性回答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是建立在这种逻辑可能性之上的决策却是非理性的。这涉及一个关于增长和幸福之间关系的理论，这一理论就是:消费一旦达到一定水平，较多的消费只能获得较少的幸福。我们会发现自己是在一个脚踏车上，不断加速，却仍处于原来的地方。这里指的是发达国家域者说是过于发达的国家)人们的状况。
但是世界上其余80%的人们状况如何？那些消费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没有达到消费和幸福不对称增长阶段的人们的状况如何？对包含很多这样的人群的中国进行分析，将会得到哪些启示？
毋庸置疑，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令世界瞩目。新加坡的前联合国大使马凯硕（KihoieMaibubani)曾这样说道：“看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历着如此迅速地经济增长，就像看着最肥胖的男孩赢得了100米障碍赛一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①经济增长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贫困最大程度地减少，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人民看来对这些发展十分满意，他们也应该这样。你可能会看到，最近由皮由（PBV)研究中心公布的民意测验表明，有82%的中国人认为他们国家的经济形势是好的，有86%的人对政府的治理感到满意。这些数据与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只有20%的人认为经济制度是好的，只有25%的人认为政府的施政方针是正确的。
当然这些民意测验并不能反映出整个国家的状况，因为那些参与投票的人大部分是相对繁荣城市的居民。中国有一半的地区仍然是农村，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不足城市居民的1/3数千万的人们仍然十分贫穷。尽管如此，中国已经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人民知道这一点。人民总的来讲相信他们的政府，至少是上层的政府，他们这样做并没有错。马凯硕的说法似乎是对的：“经过了超过一百年的动荡和暴政，中国集合了最好的统治者，这已经被几代人所见证”
中国政府的官方声明是令人振奋的。实现小康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的目标非常有意义，而这不仅仅只是对中国（小康社会对我们而言也将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但是没有政治家能够依靠这一政治纲领赢得选举，因为将消费调整至“小康”将会引发经济衰退，这是我们已经看到了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也非常有意义。如果这一计划能够成功，将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将标志着“现代性”概念的更新，也将给世界上数十亿居住在农村的穷人们以希望，他们不需要再到城市的巨型贫民窟中寻求救助。
当然，有意义的目标是一回事，而实现这些目标又是另外一回事。大家都知道，中国目前存在着严重的环境问题，这可能会阻碍有意义的目标的实现。该怎么办？如何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1995年，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cWaichnstime)的奠基人、前主任莱斯特?布朗（LirBon)在《谁来养活中国》的报告中，对中国的前景作了悲观的估计，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②但他的悲观预言已经失败。正如他在最近的报告《计划B3<0动员起来拯救地球文明》中所说的那样：“2005年4月，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中国政府联合宣布，对中国的谷物援助将在2005年底结束。对一个在一代人之前还存在着长期挨饿的几亿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中国不仅结束了对他们的粮食援助依赖，而且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国。”
尽管布朗有一些偶然性的判断失误，但是他在全球环境退化问题上依然保留了他的权威性。下面笔者依据的是他最近的报告。
布朗认为，中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汲取：
--中国在实施成功的农业战略上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一年多熟（“如果中国农民能够在大范围内运用小麦和玉米的两熟耕作法，美国农民也能这样做，前提是其农业研究和农业政策要重新定位支持这种耕作法”)和养殖业（中国令人惊讶地占到了世界渔业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养殖业有许多是和农业相结合的，这样就能使农民利用畜禽养殖废弃物使水塘变得丰沃及实施“建立在反刍动物和粗饲料之上的新的蛋白计划”即通过给牲畜喂麦秸和玉米秸以补充微量元素氮）。
-中国在使用“免水冲厕所”减少城市用水方面是世界的领先者。目前有超过10万个这样的厕所已经投入使用。
-中国安装有约4000万台的屋顶式太阳能热水器，这“可能是世界太阳能经济最令人振奋的新进展”这些热水器是由2000家中国企业自行制造的，不仅在没有电的农村也在城市中使用。
-太阳能发电的进展也非常迅速。中国在2006年赶上了美国的太阳能电池生产量。上海计划安装10万个屋顶式太阳能电池，虽然这只是城市用电量的一小部分，但却是一个重要的开始。
-上海在创造“城市营养循环区”的工作中得了高分。政府管理着30万公顷的土地来循坏城市的人体排泄物。上海一半的肉禽、60%的蔬菜、90%的蛋奶供应来自这一城市的拓展区和周边地区。
当然，中国仍然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世界也是这样）: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未经妥善处理的有毒废弃物排放和空气污染等。布朗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成功给人们提供的最有意义的启示是负面的。他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即“为什么中国目前的经济模式将会走向失败”①中这样说道: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再维持两个十年（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那么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将会达到目前美国的水平;如果这种收入转换为美国式的消费，中国人将会拥有超过今天世界总量的小汽车，这些小汽车需要超过今天生产总量的石油；这些小汽车也将需要把今天种植着水稻的耕地修建成为公路。这样的未来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正在教给我们的是，西方的经济模式，即以化石燃料为基础、以小汽车为中心和一次性产品泛滥的经济并不适合中国。如果西方的经济模式不适合中国，那它在印度也肯定不适用，2030年时印度的人口甚至比中国还多。对于也在做着'美国梦’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30亿人口而言，西方的经济模式也必然不适用。而且，在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所有国家竞争的都是同一些石油、谷物和矿产资源，现行的经济模式在工业国家也同样难以为继。”②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将不能正常运转一并不是从长远来看、而是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当然布朗的说法不那么准确。他谴责构成美国梦的“一次性社会”，但是并没有再质问我们之所以对不断增长的消费上瘾的原因。他忽视了这样的事实，美国现在每年花在广告上的费用超过了1500亿美元，而这个数字只是整个“销售努力”的一小部分。他并没有指出这样的消费是非理性的。非理性并不是从企业的角度而言，企业必须时刻提防以免销售和利润下降，因为下降将会使他们易于破产和被恶意兼并。非理性也不是从总的经济稳定性的角度而言，因为消费下降预示着衰退低迷期的到来，这对每个人都是坏消息。不断增长的消费或许对于地球而言是非理性的，但是它却是当今世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的功能性要求。布朗也像大多数主流的西方环境保护论者一样，对于资本主义避而不谈。但是这种沉默已经开始被打破。2008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最后的桥：资本主义、环境和从危机到可持续的十字路口》一书的作者是詹姆斯?古斯塔夫?斯佩思（JamesGusveSPeh)。斯佩思现任耶鲁大学环境和林业研究学院院长，曾经是卡特总统白宫环境顾问，还在联合国最大的发展项目中担任过首席执行官，用《时代》周刊的话来讲（他在自己这本书的导言中也曾经引用）他是“最大的权威”斯佩思同意笔者在文章开头部分所作的分析，他并没有像笔者一样清楚地讲出一个替代，他也并不想把未来称之为“社会主义”。但是他也不情愿地承认：“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是不可持续的”他认为，从理论上讲“绿色增长”是良性的和可循环的，但“理论并不是现实”，我们必须进入一个“后增长”经济。他认为，无论我们所要达到的这个新阶段是怎样的，它一定是“在资本主义之外或者是彻底改造了的资本主义。，，①
如果斯佩思和笔者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必须要转向一种相对恒定的经济，或者至少是不需要用消费来维持其稳定性的经济。笔者已经指出，民主制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和这样的一种相对恒定的经济相一致。但是如何从依赖增长的经济转变到不依赖增长的经济呢？这种转变过程对于中国和美国显然是不同的。美国需要减少消费以使其消费与全球人均资源分配和可持续的污染物分配水平相当，中国却仍然需要发展，但要以一种环境和社会可持续的方式发展。下面让我们重点关注中国的例子。
显然政府将扮演主要角色。市场的力量是重要的，但是总的发展模式并不能丢给没有管制的市场。这就是说投资模式一定要受到管制，不受管制的投资将会流向富裕地区和有支付能力的流水线，而这将会进一步加剧地区之间和个体之间的不平等，从而破坏社会的稳定。不受管制的投资将会较少关注生态方面的“外部性”对投资进行管制并使其免受金融市场统治的必要性，指向了民主制经济的基本特征即“投资的社会控制”尽管不断受到西方政府、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的怂恿，中国“并没有放开它的财政部门，，’它也不应该这么做。政府保留对投资流向的主要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
这并不是说政府不应该运用市场激励机制来吸引投资者在重要的生态技术和产品上进行投资。你将会想到民主制经济保留的资本主义部分，这一部分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会服务于两个不同的目标。如果自然资本能被合适地定价，我们就能通过销售环境产品来赚钱。“自然资本主义者”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为了利用这一可能性，我们就需要有想象力的企业家。例如，如果政府对短缺的水资源进行征税，同时给那些使用有效灌溉技术的农民进行补贴（滴灌系统是很理想的，既是劳动密集型又是节水型）这将会刺激一些创业型企业生产和安装这种系统(滴灌系统在中国目前仅仅有1%-3%的土地在使用，美国达到了4%或者更多，以色列、塞浦路斯和约旦更多一些）。
资本主义部分的第二个重要作用是创造就业。这并不直接和可持续性问题相关，但是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做了深刻而正确的批判，他提出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资本主义不能有效运行。失业是一个科学的调节棒，能够维持适当的劳动力数量。当失业率过低时，“劳动力市场的供应变得过于紧张”工人就会迫切要求提高工资和收益，这种要求一旦获准就会直接减少利润。如果这一代价转嫁给了消费者，就会引起通货膨胀。不管在哪种情况下，投资者的信心都将被动摇，因此就会导致经济萎缩。
资本主义和充分就业不可兼得。民主制企业由于以上提到的结构性因素，在扩大就业方面并不比资本主义企业更为有效。这是一个悖论。民主制企业在遭遇销售下滑时裁员比较困难，但是他们在销售形势好时也并不能增员，因为现有的工人必须和新来者一同分享收入。从理论上讲，在一定规模对应一定收益的条件下，资本主义企业将会增加工人的雇佣，而民主制企业将不会这么做（指令性经济的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在于，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市场经济，它具有能给每个人提供工作的能力。不幸的是，正如这些经济体所经历的那样，这一优势不足于抵消其低效率和缺乏创新机制的弱点）。
资本主义企业自身不会造成充分就业，但是它们可以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政府投资政策不仅应该鼓励在生态方面的适当发展，也应该考虑到创造就业。充分就业和生态可持续都不能在自由市场的形式中实现，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部分却能够在实现这两个目标中起重要作用。
如果说资本主义企业在建设可持续性的和谐社会中起重要作用，那么作为经济民主制度的规定性之一的民主制企业呢？除了以直接、切实的方式示范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一工人管理之外，从环境角度来看这些企业也非常重要。民主制企业比资本主义企业会更加关注有毒的工作条件和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因为毕竟这是企业成员和他们的家庭居住的地方。从地理学角度而言，民主制企业也比资本主义企业更为稳定。工人是决不会投票把他们的企业转移到其他地区（或国家）的，因此，他们不会污染一个地方再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当然，从“后增长”经济的远景来看，民主制企业更为适合，因为它们并没有资本主义企业那种扩张的内在动力。
民主制企业在转型经济中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都和创造就业有关。一个上面已经提到，即现有的民主制企业和成功的资本主义公司相比，不大可能雇佣更多的工人。第二个存在问题是:启动一个民主制公司比启动一个资本主义公司更为困难。“社会主义企业家”必须拥有商业技能，能够和他们的资本主义企业同行竞争，同时他们还必须具有社会活动能力，能通过民主参与的动员把工人凝聚在一起。他们还必须从一开始就愿意分享他们创业时的管理权威和经济报酬。十分明显，鼓励一个有技能和有进取心的人去承担风险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公司，比鼓励他建立一个民主制企业要更容易。使一个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企业完成民主化要比白手起家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制企业容易一些，尽管这种改造绝不是没有问题的。
这两个问题都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民主制企业在创造就业上并没有资本主义企业那么有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失业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可能和环境恶化问题一样严重（笔者想冒昧地说，人类在今天由于大规模失业所遭受的痛苦和不稳定比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痛苦和不稳定要多得多）。全球的大量失业大部分是由全球资本主义的动力所导致，资本主义并没有对全球充分就业提供什么。但是正如以上我们所提到的悖论，随着向“后增长”社会的变迁，充分就业的“小康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仍需要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努力。
资本主义企业比民主制企业在创造就业上更具优势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现在我们不需要付出努力来推动工厂内的民主制。技术上和资金上的支持当然应该给予那些想要联合起来的工人。我们也应该努力为现存企业引入更多的民主参与，这会使企业更有效率，也会带来民主的扩大。
思考中国最具创新性的企业形式一“乡镇集体企业”的未来是十分有趣的。①农村家庭经济是中国传统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被实质性地消灭了，即乡村被实质性地去工业化了。文革中，国家开始鼓励起初服务于农业的“社队企业”的重新工业化，并采取措施以避免“大跃进”的错误。这些社队企业成为了兴盛于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乡镇企业的基础。当然大多数乡镇企业目前已经被“私有化”了，企业的所有权大都掌握在原来的企业管理者手中，尽管工人也占有一定的份额。这样我们可以得出农村的后革命发展的几个阶段:乡镇掌控的计划企业一乡镇掌控的市场企业一管理资本掌控的市场企业。我们或许可以想象最后的这一阶段即管理资本掌控的市场企业的一个延伸阶段：乡镇掌控的计划经济※乡镇掌控的市场企业一管理资本掌控的市场企业-工人管理的市场企业。
首先，我们必须持这样的一种观点，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经济最后必然是民主制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尽管资本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重要作用，但是必须注意要阻止这一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实现可持续经济社会中的一个主要优势在于，并没有形成一个处于牢固地位、非常强大的、需要永久增长以实现其利益的阶级。
五、结论
笔者曾经说过，如果要使人类社会在当代科技条件下达到最大程度的繁荣，我们必须要超越资本主义。事实上，我们面对的大量环境问题都和另一些社会问题息息相关:即国内和国际上的失业、贫穷、有钱人的统治、居于牢固地位的阶级对民主管理的削弱、日益被折磨和处于不稳固地位的“中产阶级”发现他们自己和家庭增加闲暇时间的机会越来越有限。我们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秩序，即全球资本主义和所有这些问题相关。
我们需要认识到，能够同时解决这些问题包括环境问题的制度改革是可能的，而这些改革必须要“超越资本主义”。彳很少有主流经济学家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至少还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问题存在于自身。阿马蒂亚。森在他1999年的著作《自由式发展》中有这样一段很少有人注意、可能也未加深思熟虑的话有趣的是，这部著作基于提交给世界银行的一系列报告）：“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即不平等（尤其是在世界空前繁荣之中的难挨的贫穷）和公共产品认们共有的一些物品，如环境）似乎不可避免地呼唤某种使我们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现在正是我们去发现这些制度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