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瑞?髙兹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左派社会批评理论家。其思想涉及广泛，早期主要以哲学形态存在，表现为存在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后期思想出现实践化和“后马克思”转向，并主要以社会批判理论的形式存在，包括消费社会批判、资本主义技术和劳动分工批判、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批判，后福特制资本主义批判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思想在现代西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主要就髙兹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批判的部分思想做一分析和介绍，并指明其相关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一、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本质、特征
与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某一地区原本没有竞争的家庭手工业由于某一个个人的计算和预算而整个被经济理性化的过程和机制的分析111相一致，髙兹也认为经济理性开始于计算和预算。他认为经济理性活动和自由活动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不是受计算和预算的控制。这种计算和预算的目标就是使单位劳动的交换价值最大化。为了在竞争中得到生存，人们会很意接受技术革新一因为它能够提髙劳动生产率，并使自己服从于技术的要求，服从于经济理性。这会导致对所从事的活动的现实体验的无视，这包括这种活动所带来的不快乐的体验、这种活动所需要的努力程度、生产过程中的情感和审美体验等。
在经济理性兴起和盛行的进程中，计算和预算对于突破传统社会而言是一个解放性的因素。“计算和预算将代替先前的绝对的严格的秩序”，它使社会从传统社会的没有任何吸弓I力的与人本身的意志毫无关系的外在强制下解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经济理性的计算和预算就具有了某种存在论和本体论的意义。通过计算和预算，人开始具有自己的主导权，髙兹认为这样一种由计算和预算所主导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就和上帝的工作具有相似性。这样一来，经济理性就发挥了传统社会宗教道德的替代物的功能:通过经济理性，人试图把自己内在的法则外化出来，作为世界的法则，也就是把人的活动确立为一种可以计算的、能够预知的活动，而经济理性就是这种活动的法则||]。这事实上也就是工业文明和人化自然观的实质，人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世界的具有本源性意义的东西。
髙兹认为经济理性的盛行与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有重要关系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突破需求有限论，并且把工作和需求直接联系在一起，成为了它们之间一个连接的纽带。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的目标不再是满足“有感知的需要”，努力的程度也不再以可以获得的直接的满足为界。对经济理性的追求成为了资本家、甚至是工人一切经济活动的目标。因而取代传统社会“足够就好”的是一种新的逻辑一利润的大小。对于数量和效率的追求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数量化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准，并且导致没有合法性基础的需要(虚假需要或者被制造出来的需要);效率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才能和评价其优劣的标准:多比少好，挣得多的比挣得少的好。因此，资本家就陷入对利润和剩余价值的追求，而工人则追求工资。对数量的追求和效率的追求是与资本主义精神相一致的，“需求有限”和“足够就好”是和资本主义精神异在的东西，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为经济理性消除了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障碍。工作和需求直接联系在一起:“越多越好”的逻辑使得需求不再是有限的，而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大的东西，它不存在边界，为了满足没有边界的需求，生产必须不断地进行，并且是越多越好，工人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就必须从事更多的工作，以便获得更多的金钱。资本主义精神为经济理性经济的流行铺平了道路。
因此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就表现为一个对数量和效率的无限追求，表现出一种“越多越好”的意识形态层面的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性已经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结合在一起，经济理性的计算和预算的逻辑就变成了资本对于利润的无限追求的逻辑，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的资本扩张逻辑中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性和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了一体，资本的逻辑是它们的共同本质。
二、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后果
髙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性的扩张过程，其实就是资本逻辑的布展过程，髙兹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的批判，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经济层面：“需求决定生产”的颠倒逻辑。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布展已经导致了逻辑的颠倒，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再是生产决定需求，而恰恰是相反一(虚假的)需要决定生产。髙兹指出，“经济理性的主要目标是效率最大化，而效率的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利润率”。但是利润率最终是依赖与劳动生产率的，因此对效率和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必然要求劳动生产率以及生产的效率的不断提髙,为此，资本家将会不断地更新设备、加大不变资本的比重，这样一来生产的商品的产量将不断增加。我们知道，生产出来的商品是为了销售的，资本家要能获得利润并不断地扩大再生产，那么不断增加的商品生产必须要找到购买者。很明显，消费者的基本需求总是有限的，为了使生产出来的商品能够销售掉，需求必须被扩展到基本需求之外。因此，经济理性将会逐步地失去它的“自然的基础”““生产不再具有满足现存的需要的功能”，相反，是“需要逐渐地具有了促使生产不断增加的功能”。不再是生产决定消费，而是消费的需求决定生产。
髙兹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为了实现它作为获取利润的工具的职能而必须被消费掉，这就要求需要应该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这和经济理性的逻辑和意识形态刚好是一致的:你拥有的越多就越显得成功，你拥有别人不拥有的那就是你成功的标志，因此，对“更多”和“更新”的追求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逻辑。因此，需要是被不断地制造出来的:为了那些有着巨大利润的商品，消费者必须被制造出来以去消费它们，这就是所谓的“商品制造消费者”的社会。在富足的中心地带，新的稀缺和匮乏要被不断地制造出来，并通过不断的淘汰和更新换代，来实现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和资本的获利的逻辑，这就是“富裕的贫穷”或者叫“贫穷的现代化”。当然这将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资源的浪费和生态危机，这一点他在《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中已经做过批判性的论述。
髙兹的观点和很多西方学者一样，他们都认为这种被制造出来的需要是一个虚假的需要，这种需要是资本逻辑不断扩张的结果。这一点髙兹早在1960年代的《劳工战略》一书就明确分析过131，从这种颠倒的逻辑和虚假的需要中看到的是资本对生产、消费和对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全面控制和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全面的非人化。应该说髙兹从经济层面入手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是抓住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的。
2.人本层面：经济理性的逻辑布展已经导致了对工人阶级的摧残。髙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和资本主义不断追求利润的逻辑的扩展必定要不断提髙消费的水平、不断地制造出虚假需求，以制造出一个永远都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的假象来。和许多学者的观点一样，髙兹认为这样一个假象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会直接作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工人在这样的一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和资本逻辑构筑的意识形态中会在身心以及阶级意识等多个方面受到影响。
髙兹指出，在经济理性的逻辑主导下，工人的个体性被摧残到了极点，他们只是把金钱也就是工资作为衡量一切的一个标准，为了获得更多的工资他们从事更多的工作，而把非经济理性的价值和不可被数量化的价值都忘却了。髙兹认为下列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工人之中:有很多工人会为了获得更多的工资而自愿在周末加班;人们工作就是为了获得钱;工人在不工作的时候甚至不知道做什么好;只要在工作就有一种安全感;有了钱就能买很多东西;工人们不是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问题，而是满脑子是广告等等。髙兹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仅是对工人的身体上的伤害，而且也是对工人精神上的一种耗费，这样一种状况甚至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工人完全忘却了自己是一个人，工人的思考能力已经被完全的摧毁了。针对这样一种现象，髙兹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批判。他指出，在这种情况，工人对工资和工作的态度就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的经济理性所表现出来的计算和预算一样:工作占据了整个生活，工作为生活制定法则，工作对于个体来说能够使得个体不必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工作就是一切。工人的生活是事先就被设定好的，对于他们来说，工作就是一个避难所，一根救命稻草，没有了工作就没有了生存的依据。并且对生活的意义和目标的质疑也是事先就被消解掉了，因为对于工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中除了为了金钱而工作之外不再有任何其他的东西，金钱就是唯一的目标。对于工人来说，因为他们的强制性的工作，金钱能够使他所没有、他所不是和他所不能的东西成为现实。金钱是对他们的强制性工作的补偿。
髙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理性的逻辑布展与“防止工作时间的缩短”和“虚假需求决定生产”这两者有密切关联，正是这两者的结合使得经济理性的逻辑能够不断地得到扩张，正是这种结合是经济理性的“不可阻挡的动力”所在。他认为使工人保持全职工作的策略，一方面是雇主对工人的控制的反映，另一方面一特别是在福特制模式下一也是对个体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一种塑型，以使它们能够为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服务。因为，只有使工人保持必要的较长的工作时间，才能阻止他们需求的下降。工人只有保持一定的必要的工作时间才能够使他们的收人超过他们的“有感知的需要”的支付能力。工人在挣得较多的工资之后会通过购买商品、并且也只有通过购买商品的方式来补偿自己的日夜劳作所做出的牺牲，这就会使得相当一部分的工资收入可以被用来满足虚假需求的需要。正是这样一种被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使需要超出了“有感知的需要”的水平，并服务于生产，服务于资本追逐利润的逻辑的需要。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一个虚假需要决定生产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需要被决定的社会，人们的需要都是被制造出来的虚假的“需要被决定了的需要'
3.哲学层面：经济理性的无限扩张已经导致了主体的死亡。髙兹认为，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过程事实上是以一种看似客观的数学化和科学化的进程来实现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主体的死亡”，也就是福柯所说“人死了”。髙兹对此做了分析和说明。
他指出，在资本主义把经济理性从传统社会的束缚中最终彻底释放了出来，正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实现的科学的发展使得经济理性的计算和预算“艺术”成为了一种客观的“科学”，它使对效率的追求上升到这样一个层面:一切都应该被科学化，因此，在对效率的追求和科学化的名义之下，道德的因素和伦理的价值就被消解和驱逐，这样一来，理性化的经济活动就能够“客观地”组织人们的行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体性在经济活动中不再具有合法性并被驱除，因此，也不可能存在对经济理性的战。这样一来人们的活动就不再是一个善恶的问题，而是一个计算和预算的经济问题，经济科学就成为了人们行为的依据和准则，人们不可能对他们的活动有主导权。这就使得人的主体性地位被科学所取代，在现实的生活时候中则表现为“人服务于资本”这样一种颠倒。应该说，髙兹从这个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物的关系的颠倒的把握还是很准确的，这也是马克思所揭示和批判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胡塞尔所说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化和科学化的过程。因而胡塞尔所讲的“数学化的‘自然科学在这里是完全适用的。“数学化在世界被形式化的过程中提出了某种类型的现实关系，它代表并掩饰着这样关系，并且把我们从要用我们自己的意图去维持它的这种需要中解放出来。同时，计算和预算的程序就作为某种主体性以一种准自动的和自主的方式发挥作用。正如胡塞尔所说，“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对观念的掩饰，使得方法的真正意义、公式和‘理论’处于一种难以理解的状态，使得处于自然状态的方法永远不被理解”。换言之，也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正处于危险之中的是:因为经济理性本身已经被定型化到既不允许辩论也不允许反思的预算的程序和公式之中，这一事实使得‘经济地理性地’做决定的意义远禽了所有理性的审视和批判的可能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所谓的专家之间的辩论都只是在同一个经济理性逻辑中的关于一些非本质性问题上的吹毛求疵，这些所谓的专家已经完全是经济理性的同谋。
因此，髙兹指出，因为数学化的方式，依据经济理性来制定的活动已经成为了一种自足的、客观的、非反思的非理性的活动。在这样的经济理性活动中，主体不再自我思考，也不再主导作为主体与现实的某种有意识关系的生活，主体变的好似一个被放进某种数学程序中的操作者，他们不再把他们的知识当作是与真理之间的一种关系，也不再把他们的行动当作实现某种目标的转化过程，而是把它们作为一种与形式化的程序的关系和与理想化的技术知识的关系。对于这样一种活动，完全的按照经济理性和技术强制来运作的，对于这些操作的意义和价值操作者是没有判断能力的’“技术接管了所有其他的属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给予这种技术过程以意义的原初的思想，以及对于正确的结果的忠实性……都被排除掉了”。
这样一来，技术化就允许并必将导致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在人们所创造的活动中，他们的主体性可以处于缺失状态。技术化保证了行为的精确性，但却也把思想从主体性领域排除了出去，并且也排除了审视和批判。髙兹认为这样一种对客观性的绝对宣称必将导致非理性的产生，因为这样一条逻辑必然要导致哲学意义上的“人的死亡”，用福柯的术语来讲就是必将导致一种关于进入空无的作为“非存在的”主体的理论。髙兹认为，对于这样一种活动中的主体来说，由于他们的主体性缺乏，在哲学的层面上来说就是一种“人的死亡在哲学”:不是主体在言说，而是相反，是“语言言说主体”。他指出，由于经济理性的逻辑泛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的自我否定已经成为了所有思想的一个共同的典范。并且，髙兹指出，在技术人员成为没有灵魂的工程师之后，哲学家紧跟其后强调在他们的哲学建构中他们是不在场的，髙兹认为这样一种哲学与其表面上看上去所具有的凶猛和好斗性是完全不一致的。与此直接相关，他特别指出，“结构主义将成为技术主义胜利的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髙兹此处的分析是明显带有人本主义的有色眼镜的，但是他的分析和判断无疑有是具有很髙的准确度的，并且也把捉住了问题的要害和本质。我认为髙兹的这一点分析对于那些后现代思想家来说都是普遍适用的。
髙兹指出，在经济理性把思想变为技术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瀰就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外部性或者把“存在”作为外部性来思考的可能性。他认为这事实上是一种对精神的征服，这种把存在作为一种外在性的观念在程式化的活动和它们的操作者之间建立了一道屏障，这种外在性的观点把人设想为一种可以按照数学化的程序来控制的系统，这就使人完全非人化了。髙兹同时也指出，这样一种把人当作一种外在性存在的思想也促使了用机器系统来解释和代替人脑的可能性，这就是电脑、计算器和“人工智能”以及集谱曲、写诗、症疗、翻译、言说等功能于一体的机器的出现。但是，髙兹指出，这些机器的出现是得益于这样一种观念，但是这样一种观念本身却使人脑变成了机器。他指出，人们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点:事实上机器并不像人脑一样的工作，而只是在人脑像机器一样运作的时候，机器才像人脑。
事实上，我们从髙兹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在根源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使思想程式化，把思想变为技术程序，使思想与任何可能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相隔禽，并同现实的生活经验的确定性相隔禽。在这些技术思想中，关系被技术化、实物化和金钱化，人们对作为他们的产物的世界越来越陌生，技术的进步与人们的生活的艺术、交往和自发性的消退同步。而这些正是髙兹要批判的东西。
三、高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批判的当代中国意义
正如髙兹所言，以计算和预算为起点的经济理性其核心就是使经济活动的禾润最大化，这是与商品经济的资本获利逻辑相一致的。这一点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作的并被其后很多经济学家坚持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也是一致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活动要符合价值规律，要实现效率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但是，髙兹明确指出，当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成为评判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标准时，它就已经走上了一条非理性道路，成为了一种“伪理性”。“伪经济理性”必然导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问题。这一分析对当代中国也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1.明确经济理性起作用的范围，同时强调经济伦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经济活动当然要遵循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要寻求利润的最大化。但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理性经济，其所遵循的经济理性应该是一种科学的理性，是一种有限度的经济理性，而不能是唯利是图的“伪理性”。否则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导致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将出现。事实上，商品经济不仅要遵循经济理性，更要遵循经济伦理。我认为，“道德人”才是斯密所要强调的重点。如果经济活动不遵循道德伦理仅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则必然会走上邪路。“三聚氰氨”牛奶等事件已是明证。另外，不是一切活动都能被经济理性化的，甚至一些商品活动也不能被经济理性化。一些包含或者必须承担“爱”“义务”“责任”“公益”等内容的活动就不能够被利益最大化，不能被经济理性所主导。如髙兹所言，家庭内的照料性活动、抚育子女等活动，因为有爱和亲情的存在，就不能被利益最大化;医疗、教育等领域也不能被经济理性主导，因为医生和教师就像警察和消防员一样，他们都应该是在履行一种职责，而不是在谋利，否则医患关系、师生等都将被金钱所异化，“看病难”、“医闹”等问题也将随之而来;另外，一些以大多数公民为对象的政府行为和行业也不应成为经济理性主导的获利行为和行业。
2.要以人为本，非异化地、体面地工作，有尊严地生活。髙兹指出，一味地以经济理性为主导，追求效益最大化，会导致从业者对其所从事的活动的现实体验的无视，从而导致“异化”和“主体死亡”。当年斯密在《国富论》中以别针厂的劳动分工为例，来说明劳动过程的科学化和经济理性化可以提髙劳动效率，获取更的利润。这当然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当时以科学化、合理化著称的“泰罗制”最终的结果是导致对人的控制和无视。这就像髙兹强调的，经济理性无视“这种活动所带来的不快乐的体验、这种活动所需要的努力程度、生产过程中的情感和审美体验等”。在经济理性主导下，工人把仅仅把获取金钱也就是工资作为衡量一切的一个标准，而把非经济理性的价值和不可被数量化的价值都忘却了。经济理性就成为了人们行为的依据和准则，人们不可能对他们的活动有主导权。这就使得人的主体性地位被经济理性所取代，从而导致肢体的异化和“死亡”。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很多工作，都是以科学化和经济理性化为主导的，这导致了工人在工作中没有主体性，没有尊严，仅仅成为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在科学和理性的名义下任由资本家和管理者摆布。这与“以人为本”、“有尊严地工作”、“体面地生活”都是不一致的。因而，经济理性必须要服从人道主义，要兼顾人文关怀，要以人为本。
3.经济理性要真正地理性化，并使经济理性服从生态理性。髙兹指出，在资本获利逻辑的支配下，愈来愈多的产品被生产出来，其目的是为了通过销售而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这就必然会消耗越来越多的资源，导致资源更快地枯竭。并且，产品会被不断地更新换代，新产品取代旧产品，旧产品和旧服务会被迅速淘汰。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就是不提供更新、维修、不兼容，不再提供相应服务等，从而迫使你购买和使用新产品和新服务。“苹果”手机和电脑的升级换代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是生产商或者营运商绑架消费者和市场的典型表现。这必将导致异化消费，需要和消费者都不断被制造出来，为资本获利服务。最常用的手段之二就是产品被设计得越来越不便于维修，以前由很多零部件拼装组成的产品，5见在都是一次性整体压模成型，一坏就得整体报废;商品的使用寿命也被设计得越来越短，以保证新的产品得以销售，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最常用的手段之三就是人为地用某些价格昂贵的商品来标示身份和地位的差异，这也将导致异化消费。如此种种手法，在当代中国也已经是屡见不鲜，这必将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加速耗竭，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导致社会“仇富”心理、社会关系失序等危机。因此，在当代中国，如髙兹所言，经济理性必须要服从生态理性，服从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服从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