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新角度、新层次、新深度认识和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科学评价其历史进步性及其局限性,有利于我们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以应对当前正在孕育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而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
创新理论最早由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1883-1950)提出，并论述了创新主体的变化趋势。所谓创新主体,是创新活动的发起者和实施者,即“谁来创新”。熊彼特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进程后提出两类创新主体,一是企业家个体创新主体，二是企业组织创新主体,前者向后者过渡。熊彼特之后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ChristopherFreeman,1921一2010)
作者简介：冯小茫，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清华大学国际创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有宗教与经济、政教关系、伦理文化与资本主义、创新理论研究等等。又提出了“国家创新”的概念，丰富并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这样，创新主体便经历了从个体到企业再到国家的变化过程。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进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7世纪四十年代到18世纪六十年代的萌芽阶段、18世纪六十年代到19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竞争阶段、19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的垄断阶段，其中垄断阶段以20世纪三十年代为界又细分为企业垄断阶段和国家垄断阶段。创新主体的变化是一个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历史进程，二者在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是同时进行的，那么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联系。创新贯穿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全程中，那么创新可能是撬动经济发展的杠杆，一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创新主体的变化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阶段显然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那么创新主体的每一次变化有可能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创新促进发展,发展需要创新,也已形成共识,各国纷纷将创新定为基本国策，且不论是哪个主义的经济。
二、企业创新与垄断形成
从个体创新与自由竞争阶段可以看出，企业家创新的间断性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持续创新之间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矛盾。熊彼特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经济发展理论》出版三十年后的1942年，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论述说：‘(个体企业家）的创新职能的重要性早已在丧失之中，而将来它势必还要加速度地丧失下去，即使以企业家精神为其主要推动者的这个经济过程本身仍然毫不减退地在继续行进。就是说,这一根本矛盾决定了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全球化的环境里,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并不以企业家个体的创新为基础,而是要以另外一种主体持续不间断的创新活动为前提。此时熊彼特思想上很明显发生了一个转向，即与过去强调企业家的作用不同，转而强调大企业、尤其是垄断大企业在创新中的巨大作用。他明确论断：“大企业已经成为经济进步的最有力的发动机,尤其已经成为总产量长期扩张的最有力的发动机。”)在此，熊彼特提供了一幅大企业创新的图景：当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创新机会时,某家或者某些大企业（而不是某个或者某些个企业家）施行创新，技术来自于企业内部的创新部门；成功的创新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形成暂时的垄断；大量模仿者的加入削弱了垄断者地位,超额利润消失;新的创新又会再次出现。
创新主体从企业家个体转向企业组织,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转向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现象。熊彼特说：“如果竞争性的经济被巨大的联合组织的增长所打破,像今天在所有国家日益增多的情况那样,那么这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变得越来越真实,而新组合的实现必然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成同一经济实体的内部事情。”一般认为,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到二战结束是企业垄断时期，其突出特点是资本集中与生产集中，在主要产业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生活中，产生了托拉斯、卡特尔等居支配地位的垄断组织。这种集中为创新主体从企业家个体向企业组织的转换创造了条件，因为垄断组织资金雄厚，能够提供条件,使技术研究规模更大，实施更有组织有计划，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能够更快地运用于生产。结合史实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阶段后，创新行为基本都依托垄断企业发生。尤其是一些影响了人类日常经济生活的发明和创新,都离不开垄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如杜邦公司之于人造橡胶、尼龙,福特汽车公司之于生产流水线,拜耳公司之于阿司匹林，美国无线电公司之于显像管和电视机,标准石油公司作为托拉斯本身就是对商业组织形式的创新等等。
必须指出的是,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与自由竞争矛盾,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这就是说,垄断虽占统治地位,但不存在绝对的垄断,不仅自由竞争仍然存在，而且产生了新形式的竞争，即垄断组织的竞争。马克思认为，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熊彼特进一步认为，垄断组织的竞争实质上是创新竞争。这是一种更为重要和根本的竞争形式,它超越了常见的价格竞争、质量竞争及营销竞争等竞争形式。熊彼特非常强调创新竞争对于企业的意义,他说：“这种竞争所打击的不是现存企业的利润和产量,而是在打击这些企业的基础，危急它们的生命。这种竞争和其他竞争在效率上的差别，就如炮击和徒手攻击间的差别。”大企业因为创新而获得超额利润，而企业间的创新竞争使超额利润趋向消失,反过来迫使大企业进一步创新。这样,创新不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企业精心努力的结果,创新也就成为以企业为主体的行为。
与企业家激情式的创新相比，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表现为不断加深的理性化过程,具体表现为：一、组织化和职业化趋势。现代企业争相设立研发机构,雇佣专业人员,创新曰益成为训练有素的专家的本职工作。熊彼特说：“一个现代企业,只要它觉得花得起,它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建立一个研究部门，其间每个成员都懂得他的面包和黄油取决于他所发明的改进方法的成功。”二、制度化和惯例化趋势。在现代企业中，通过科学的组织管理,通过应用日益科学化的创新方法和手段,使创新中“可以精确计算的东西越来越多”,进而使创新“按照可以预测的方法进行工作”，成为一种企业惯例事物和自动化行为。三、社会化和跨行业化的趋势。创新不再是企业单个的组织行为，其他个人或机构如用户、供应商、渠道等共同构成了企业的创新支持系统。这个系统会主动地顺应乃至诉求创新一“周围环境已经变得习惯于经济变革，它不但不抵抗而且还把它看作是当然之事。”_四、非人格化趋势。随着创新中可计算、可计划的成分日益增多,创新通常是企业整个创新团队共同劳动的成果而非某个人的智慧或意志产物。创新不依赖于企业家领导的天才能力，因此企业家的作用和重要性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技术专家领导体制。〔当然,创新主体的这种转换并不否定企业家个体的创新,只是说明随着创新之规模的扩大、程度的加深和成本的增加,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创新逐渐减少,转而在规模化、协作化和专业化的创新行为中发挥启发或引导作用。
熊彼特认为，无论是企业家个人还是企业组织,创新的杠杆和推动力都是资本的集中。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集中的实质是私人占有的扩大。它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根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危机，这种危机在创新层面也有所体现。
在微观层面,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首要前提是规避风险,而依托于企业的理性化（组织化、计划化、职业化和制度化）的创新与创新的风险本质是冲突的。因此,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有可能间断，甚至停滞不前。任何企业的最终目的都是争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企业据此进行创新策略的选择。企业都在进行渐进性的创新,不断完善自己的产品与技术,只是各个企业的渐进性创新绩效有所不同而己。然而突破性创新一般要求重塑企业目标和生产设施。一家领导市场发展的成功企业，主流市场是其成长获利的主要来源。企业一般是遵循主流市场与投资股东利益目标来进行各种经营资源的配置决策，不符合顾客需求与股东利益的创新计划一般都很难获得经营阶层的支持。创新开始的时候，不但不符合主流市场的需求，甚至威胁主流市场的既有利益。历史上,也有许多公司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把有用的技术成果购买封存、拖延多年才实施的例子。更有甚者,企业此时的核心能力与竞争优势很可能成为新一轮创新竞争的障碍。因此,由于企业对己有技术路径的依赖性，在突破性创新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并大大提升公司价值的企业并不多见。可见，垄断对于创新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超额利润的追求使垄断企业积极参与创新,另一方面,对创新所蕴含的风险性本质的顾虑使得垄断企业采取保守的立场。大企业偏好稳定的收入和工作保障甚于创新和冒险的企业家,从而失去创新的动态趋势和追求进取变化的精神。于是，‘‘完全官僚机关化了的巨型产业单位,不仅会赶走中小型的厂商，剥夺它的所有权,而且最后也会撵走企业家”。熊彼特评论说：“最终，资本主义将被自己的成就（垄断）压得粉碎。”
在宏观层面，当代条件下的创新非常依赖科技研究,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科技研究所需要的资金不仅数量多，周期长，见效慢,风险大,垄断组织往往单独无力或不愿承担,而且需要有复杂的协调和组织工作,更超出垄断组织的能力。现代科学研究还要求有大批科技、管理的专门人才和熟练的劳动力，普及中等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已成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这也是垄断组织不愿承担的。同时,创新意味着既有产业的扩大和新产业领域的开拓，要求兴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一系列新兴部门，它们所需要的巨额投资,往往不是单靠垄断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所能完成的。此外,创新所要求的部门内、部门间、企业间的专业化协作关系更加复杂,有时超出了垄断组织的统筹范围。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演化是由不断出现的创新带来的，那么创新活动的停滞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停止,而其背后的原因就是作为创新主体的垄断企业的创新活动开始停滞。如前所言,垄断企业的创新表现为一种高度理性化的活动，这与创新的风险性本质（包括高成本、高投入、高风险）彼此对立，由此阻碍了垄断企业进行创新。更重要的是，这一矛盾是根本对立的，因为垄断企业创新的理性化过程是不可逆的，而创新的风险是本质性的，那么这一矛盾无法在垄断企业这一层面得到解决,必须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开辟出超越并解决它的全新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主体的再一次转换不仅是创新自身的要求,也是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要求。
三、国家创新与国家垄断
从前文可知，资本主义经济历次创新在形式上基本都属于技术创新，它们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企业垄断的顶峰，技术创新的成本与风险越来越高，越来越趋向于停止。这种情况一旦发生，资本主义经济也将陷入停滞的状态。技术创新本身对成本和风险的要求与资本主义经济对自身发展的要求共同决定了创新必须超越以往的形式,开辟出新的道路,即创新形式从技术创新转向制度创新，创新主体从企业转向国家，施行‘‘国家创新”战略。与此相应,资本主义从企业垄断阶段过渡到国家垄断阶段。
‘‘国家创新”由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最先提出，由于继承着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所以号称新熊彼特学派o“国家创新”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以惊人的速度扩散,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诠释,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简单说来，国家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一个国家内由不同主体和机构（如公共或私营部门）组成的结构网络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复杂活动决定着该国扩散知识与技术的能力，影响着该国的创新业绩和经济发展的绩效。这一理论通过创新主体的转换与丰富，在理论上解决了创新自身的内在矛盾,从而正式确立了以国家为创新主体的全新创新模式,克服了创新理论的内在困境。首先，国家创新系统同时蕴含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技术创新。国家创新系统是一国为了实现经济持续健康的增长而主动进行顶层设计,纠正企业因眼光短浅或畏惧风险而对新技术开发利用的投入不足，通过制度或机构的设计、改组和调整以使社会经济范式适应技术经济范式的要求。其次,提高国家创新系统运行效率的关键在于改进制度设置。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的“内生变量”，制度创新能够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提供“新函数”，这种“新函数”能够在技术创新资源给定的情况下实现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再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要素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实质上是一种熊彼特所言‘‘创造性的破坏”关系。作为一种破坏性的新陈代谢，它不仅仅存在于企业与企业之间，同样存在于企业内部的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存在于主导技术创新的科研企事业单位与主导制度创新的政府决策部门之间。因此，协调两者关系的关键,不是促进两者的“和谐互动”，而是要在保证两者破坏性关系的基本前提下，积极促进两者破坏性关系朝良性的创造性方向发展。最后，国家创新理论确立国家为创新主体，只是显示出国家作为创新主体的相对优越性,并不否认个人与企业的创新主体身份，而是通过顶层设计,将个人或企业的创新风险降至最低甚至完全转移到国家身上。这在政府机构发展得比较完善但技术创新未得到充分发展或停滞不前、或制度创新需要由政府强制力推动的情况下,在理论上更具有可行性。可见，国家创新并不单纯着眼于加速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的进程,而是着眼于创新诸要素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及知识、技术在各主体间的流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在更深层次上评判和制衡两者发展的效率评判体系,从而避免因以企业为单一创新主体而导致的“技术创新盲目化”和“制度创新随意化”的缺陷。
创新主体从企业到国家的转换与资本主义由企业垄断到国家垄断的转向有内在亲合性。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存在国家垄断的萌芽形式,但一般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而对经济进行的干预和调节视为国家垄断的开端。国家垄断包含很多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通过干预和调节,维持和促进经济的发展。最常见的手段包括政府集中资金进行投资,或资助私人垄断组织;采取扩大国家投资、国家消费、国家资本输出和奖出限入的贸易政策等各种形式,不断扩大国内外市场。因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究其本质而言,是私人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垄断资本主义,其结合的形式包括:1.企业外部即流通过程的结合,如政府采购、发放补贴等等;2.企业内部即生产过程的结合,如国家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联合组建股份公司等等;3.国家还可以代表垄断资本家总体直接掌握和经营资本,如运用国有财政资本,进行投资、消费，或者是建立国有企业等等。可以看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是政治权力与资本相结合,采用投资参股、订单采购、补贴、税收调节、货币供应、工资物价调节、经济计划等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企业（无论是私人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来干预和调节经济。这些手段或从技术层面、或从制度层面改变了传统自由市场经济将政府排除在外的局面，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逐渐演变成为由国家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_定程度上弥补了只有市场经济的缺陷。以熊彼特的观点来看，国家权力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被引入经济体系,实现了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一般性均衡,改变了固有的经济周期，因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可以被理解为是对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创新，其中创新主体从原先的个人与企业转向了以国家为主导的一整套创新体系。这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政治权力(国家）和资本的结合为根本特征，以国家创新体系为根本发展动力，使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资源配置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从而持续不断地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战后德国和日本经济的迅速复苏，美国经济的一枝独秀,使得各国开始意识到国家创新的重要性。创新是有效竞争、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核心来源这一观点被广泛接受,相关的理论和研究已经在各国的决策层占有一席之地,并深刻地影响了国家的产业政策。在此基础上，国家创新的模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学者们指出，传统的“需求牵引”和“技术推动”的线性创新模式正在被基于跨学科、跨组织（公共和私人）和跨国家的合作关系网络化模式所代替,而传统意义下的国家创新体系也正在被跨国家的创新系统所打破，在总体方向上呈现出区域创新和产业集群创新两种发展趋势。这一现象与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是密切相关的：首先,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和国际边界的消失,经济意义上的“国家状态”日益让位与‘‘区域状态”，区域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利益体。关键性的商业联系集中于区域范围内，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创新网络的成效似乎与创新主体的空间分布有很大关系，国家不能够再事无巨细地参与所有的创新活动，区域化的创新网络似乎比跨国技术联盟更能持久，原因是地理近邻带来了可以维持并强化创新网络的支撑因素，如文化认同和相互信任等。其次，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出现了从事特定产业的专门企业。这类专门企业往往根据彼此之间的关联程度而聚集在狭窄的地理区域内，例如美国早年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得克萨斯的石油化工业、德国西南部的钢铁一机械制造业等。这些核心领域与围绕它们的相关机构、组织和部门等共同形成产业集群。〔在最具有创新意识的高新科技产业，更容易形成产业集群,如加州硅谷、北京中关村等。显然,这种产业集群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以上两种发展趋势的区别主要在于：一是后者的产业可能是比较分散,不一定是集中于某一产业,而前者主要集中于某一产业；二是从地域范围来看，后者范围弹性较大,前者则较小。此外，学者们在研究中逐渐将二者结合，不同学派的理论相互借鉴和融合，呈现出一种收敛趋势，主要观点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性,更加关注和强调集群和区域内的不同创新主体之间非交易性的相互依赖和协作关系。然而无论是产业集群创新还是区域创新抑或是结合了两者的收敛模式,都暗示了一定的“去国家化”趋势。也就是说，国家逐渐不再扮演创新主体的主要角色,或者开始淡化国家的创新主导身份；国家逐渐隐身幕后担任协调工作,从而建立以区域为中心、产业为主导、多种要素共同参与的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在产业集群创新中，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行业巨头逐渐取代国家的位置,成为技术创新主力军。在区域创新中，跨政府的商业和非商业组织日渐成长，正在逐步取代国家政府成为金融和政策，即制度创新方面的主导力量。在收敛模式中，诸要素进行协同创新,如政府负责组织和管理创新,产业部门负责技术创新,教育研究和开发机构负责知识和智力创新,金融机构负责资本服务创新等等。
创新主体的“去国家化”转向充分体现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基本特征。学界对于当前资本主义经济所处阶段有多种阐释，主流观点分为以下几种：1.超国家垄断阶段;2.区域垄断阶段;3.国际垄断阶段;4.金融垄断阶段。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揭示了一个当前资本主义经济所处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即‘‘非国家化”，尤其是资本的“非国家化”。冷战以来，垄断资本通过资本积累和企业兼并，使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各种垄断组织几乎控制了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金融到饮食、旅游、娱乐的各行各业。产业资本的高度集中与金融机构充分发展相结合,便在更高垄断程度上结合形成新的资本形式。其中跨国公司是金融机构全球化战略的基础,全球投资和全球资本流动是跨国公司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两个轮子。这种资本形式在产业层面来说可以被称为垄断资本,但又因其运作方式具有浓厚的金融色彩，也可以被称为金融资本。_这种国际垄断资本要求超越国家界限,摆脱国家管制，在全球范围内榨取超额垄断利润，而掌握着巨额垄断资本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是国际垄断资本的载体。_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以贸易自由化为先导,逐步向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化发展,要求减少国家干预和限制，实现经济政策的“非国家化”。它们实施了一种打破民族国家疆域界限的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配合下,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例如个人电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互联网的民用化和普及、克隆和纳米技术的问世等。随着资本的扩张，国家职能逐渐被区域职能所替代,首先是经济职能，其次是政治职能，国家垄断也慢慢地被弱化甚至被取代。萨米尔阿明准确地将这一现象描述为‘‘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全球化空间与其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民族空间的分裂”。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经营的全球分散度的提高，它们与母国的经济连带关系和政治依从关系有所减弱，从而出现了无国籍化趋势。在此基础上出现的集融资、投资、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全球性商业组织和机构更是一种国籍不明、脱离了母国身份并超越了国与国界限的超国家垄断组织。从促进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这种组织拥有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对科学研究进行大量投资,广泛使用新设备,采用新技术,创造新产品，节约不变资本,实行合理分工和生产专业化。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看，这种组织自身具备高度的组织性和计划性,有着内部障碍小、协调能力强、灵活程度大的特点。它借助自由化、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通过建立各类经济组织、区域性合作机构、各种经济和贸易协定等方式,将全球一切经济因素引入市场。这在客观上以制度创新的方式确立了市场规范和经济准则，在制度上保障了全球经济行为的畅通。总之,超国家垄断组织将巨额资本和新技术、新产品结合在一起,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使人们的生产能力、生产方式及其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质的飞越,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大、最先进的生产力，在生产、技术、信息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推动了新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更高级的社会自主劳动和对整个社会的计划调节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尽管如今没有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能够有效地调控和管理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在加剧，然而客观地讲,创新的推动力是资本的集中和支持，随着创新成本的增加,跨国公司和大金融机构在维持全球经济秩序、推进技术进步和发展方面越来越重要。
四、结语
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导致资本主义经济连年不振,有些国家甚至陷入停滞乃至衰退。此次危机的深度、广度和持续时间足以与1929年的大危机相提并论,学界因此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经济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此次危机的结束很有可能标志着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来梳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来取得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程的连贯性把握。
我们认为,此次危机的症结是虚拟经济的泡沫化和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吸引资本从虚拟经济流向实体经济以消除金融泡沫,从而提振实体经济是各国摆脱困境、重振经济的刻不容缓的核心议题,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公认的最有力的措施，以此带动生产力以及与之有关方面的革新与革命。所以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都非常重视以新能源、新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各国也纷纷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创新,知识界也开始强调创新意识的重要性。当然,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以熊彼特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都没有把创新看作经济发展的唯一推动力，而仅仅是内生增长点之_。我们同样持这种观点,只是强调创新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亲和性”的联系。
创新主体存在着一条从企业家个体一企业组织一国家一超国家机构(跨国企业、金融机构）的转变过程，而资本主义经济也历经了自由竞争一企业垄断一国家垄断一金融资本主义或国际垄断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两者的发展曲线暗合,这就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更有意义的是，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走向处于不甚明朗的状态，创新主体是否会从超国家机构组织过渡到新的主体也有待观察。不过相较而言，创新主体的转换更符合经济学原理,在微观层面也更容易观察分析，因此这一新思路为预判和观察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发展整体局势提供了一条可能性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