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了利用与限制的基本政策。所谓“利用”，是指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现有经济基础，在一定范围内鼓励并支持其发展，使其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所谓“限制”，是指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同时对其破坏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进行坚决的打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保证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
实践中，党细化了利用与限制这一基本政策：通过“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积极保护和扶持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打击资本主义投机商业，平抑物价；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促进其快速发展；发动“五反运动”，打击少数资本家的不法行为；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结构，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健康发展。通过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682816万元增加到1952年的1052611万元；商业的资本额由1949年的16.5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20.2亿元，销售额由1949年的157.5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91.7亿元。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良好条件，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建国初3年，在对待私营经济上，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段成功的实践和宝贵经验。研究这一时期党制定政策的依据，无疑会对今天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
一、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利用与限制政策的理论和历史依据
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又是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但是他们在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同时强调，“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此外，他们还指出了消灭私有制的物质前提：“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就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因此，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要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文明成果和社会生产力。在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几乎同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论点：即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肯定成果”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科学预见和宝贵思想，终究还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理论形态，而未能变成生动的社会实践。
列宁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并将其付诸实践，不但取得了积极的理论成果，而且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总结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后指出，在一个小农人口占多数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必须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才能实现过渡。这条道路就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新经济政策”道路。列宁进一步指出：“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甚至认为对于活跃工农业流转而言，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有可能经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因此，“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一切东西”。
所以，1921年，苏维埃俄国就开始了尝试用资本主义来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新经济政策”时期。
当然，列宁也清醒地看到了利用资本主义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危险因素。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而“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远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所遇到的危险。在这一点上不可有丝毫的含糊”。
尽管这样，列宁还是认为不应该害怕这样的经济斗争，而是要在实践斗争中老老实实地去向资产阶级、资本家学习管理商业、经营企业等经济斗争的手段，不断提高驾驭资本主义的本领。列宁指出，能否成功驾驭资本主义，不仅取决于国家政权，而且更取决于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成熟程度、文化水平等等。所以，列宁把战略退却时期的三大敌人概括为：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文盲、贪污受贿。这实质上就要求全面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为此，列宁向全党呼吁：“我们要从头学起。”同时，列宁也特别强调充分利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制高点来驾驭资本主义。他提出：“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我们将加倍严格的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表报，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一这些应当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前面的基本准则。”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列宁“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理论观点和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对中国共产党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政策，即利用与限制的政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
二、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利用与限制政策的国情依据
(一）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需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但是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所面临的形势还是相当严峻的，各方面工作的开展还存在相当多的困难。
国际形势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在中国的失败，坚持仇视新中国的政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妄图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在国内，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彻底完成。人民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国民党上百万军队还盘踞在华南、西南和台湾等沿海岛屿负隅顽抗；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尚不健全、不巩固，国民党残留和潜伏在大陆上的上百万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其它反革命势力还在疯狂地进行各种捣乱、破坏和颠覆活动，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土地改革在约三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农民和地主的矛盾还很尖锐；没收官僚资本的任务还没全部完成，改造尚未进行；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侵略势力还未肃清。
经济建设方面，整个国民经济十分落后，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1949年，工业总产值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钢产量减少80%，煤产量减少48%。农田受灾面积达1.2亿亩，粮食产量减少25%，棉花产量减少48%，灾民达4000万。交通运输处于瘫痪状态，铁路、公路、桥梁、机场、码头以及各种运输工具都遭到严重破坏。城乡交流和对外贸易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市场萧条，物资奇缺，投机猖獗，通货膨胀。国家财政经济十分困难，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广大事业失业人群急待救济和安置。
面对严峻的形势，党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任务，即：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反革命残余势力；建立和巩固各级地方人民政权；完成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势力；继续没收改造官僚资本，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侵略势力，建立国营经济。与此同时，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为有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基于上述任务，中国共产党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影响。
(二）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需要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使中国稳定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国家”。而旧中国的经济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非常落后。要实现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到先进的工业国转变，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利用先进的经济力量，采纳先进的生产方式。
而相对于落后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比较先进的。它应用了近代化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组织了机械化的大生产，因而能够提供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当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1949年统计，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3%，拥有全部电力产量的36%，煤炭产量的28%，硫酸产量的27%，烧碱产量的59%，水泥产量的26%，机器及机器零件产量的50%，棉纱产量的47%，面粉产量的79%，卷烟产量的80%，火柴产量的81%，纸张产量的63%。资本主义商业，在社会商品总批发额中占67%，在社会商品总零售额中占83.5%。它们在为社会提供产品，促进商品流通，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既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比较先进的经济形式，而且又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化为先进工业国的目标，就必须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积极方面。
但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有其消极的方面。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民族资本中，工业资本只占1/5，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主体，而后者具有很大的投机性。如上海解放后，投机资本家以“证券大楼”为指挥部，利用几千部电话和专设的对话电话以及分布的各据点进行联系。一些银元贩子，也在到处造谣，结果在10天左右的时间，将银元价格哄抬了近2倍。银元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上海从5月28日解放起到6月9日，13天内物价上涨了2.7倍，黄金上涨了2.1倍。1949年4月、7月、10月和1950年2月，全国各地区曾发生大规模的物价上涨。而物价飞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私人投机资本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物价、追逐暴利。而这就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使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国民经济的恢复更加困难。正是由于私人资本的消极性，所以在利用其积极方面的同时，也必须限制其消极影响。
(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薄弱决定了利用和限制政策的可行性
从经济基础上讲，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始终没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不具备独立发展的能力，必须依附于其他经济形式。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就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虽然曾经有过几次较快的发展，但是没能形成自己的体系，难以独立发展，始终是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附庸，其力量也远低于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
就拿1936年这个旧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高峰年来说，当时全国产业资本共82.1亿元，其中外资就达64.34亿元，占全国产业资本的份额高达78.37%，外国资本分别是不含东北地区的中国资本和中国私人资本的3.62倍和4.82倍。在矿业，外国资本29.2亿元，分别是中国资本和中国私人资本的2.12倍和2.50倍；而在交通运输业，这种差距就更大，外资35.14亿元，分别是中国资本和中国私人资本的8.79倍和21.35倍。由此可见去掉外国资本和政府资本后，民族资本所占的比例何其之小。而后又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的摧残以及官僚资本的压榨，民族资本急剧衰退。战后的1946年，国民政府的资本占到了资本总额的70%-80%。1947年，国民党政府和四大家族掌握了所有电力生产的65%、煤矿业的36%、锡矿业的35%、棉纺业的39%、棉织业的57%、铁砂矿的83%、钢铁生产的48%。至于汽油、煤油、柴油、天然气、钨砂、锑等的生产，则全部为它们所控制。此外，内河和海洋运输为国民党政府的招商局所掌握。财政则完全由四大银行支配，它们控制了4737家银行及整个金融事业。中央信托局和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垄断和控制国内外贸易。就是这点仅余的可怜的民族资本中，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它的主体，工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很小。当时所谓“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大量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用于投机，倒买倒卖，囤积居奇，根本不用来发展正常的经济。而这点可怜的工业资本，本就十分弱小，受到多次冲击后，急剧萎缩，工厂大量倒闭。1949年4月，上海1000余家机器工厂，开工的不到100家。而且，民族工业资本主要分布在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据解放初期的统计，雇工在500人以上的工厂在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厂中只占0.1%，69.7%的工厂只有不到10个工人，79.1%的工厂是属于工场手工业。由上述可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自身经济基础薄弱，对其他经济有较强的依存性，难以独立发展。再加上备受摧残，解放前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可谓山穷水尽，自身的发展也渐入绝境，接受中共的利用和限制政策是唯一的选择。
(四）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为利用和限制政策的推行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据统计，1949年，社会主义国营工业，在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为41.3%，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26.2%。国营经济已经拥有全国电力产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水泥产量的68%，棉纱产量的49%。国营经济还掌握了全国的铁路和大部分的交通运输事业。一句话，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在这种情况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除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外，已经是别无选择。
从政治上来讲，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为推行这一政策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而民族资产阶级只是作为革命的同盟者，进入新中国的。由于其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它在新中国的政权中处于一种极其微妙的地位。大部分民族资本家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利用和限制政策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总之，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讲，民族资产阶级都只有接受利用和限制政策而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从理论来讲，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用和限制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成功典范。从实践上来讲，中国共产党依据了当时中国的国情，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才制定出了正确的政策。这为我们今天制定正确对待私营经济的政策提供了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