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解体以后，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狂潮,许多人高呼：马克思主义终结了，社会主义终结了，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已无可匹敌。在资本主义终结论的一片呼声中，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出现了。它就像一枚重磅炸弹，给正在分享成功喜悦的西方人们以重重一击。那么，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究竟说了什么，他用了什么样的批判武器能引起如此效果？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走进《马克思的幽灵》。
一、质疑资本主义终结论形成的合理性
德里达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现实观察后，提出有一种声音一直充满着西方社会，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资本主义制度巳成为人类永恒的制度”的声音。他说在我看来,任何人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一种独断主义正在企图将其世界性的霸权置于充满悖论的和可疑的根据之上。当今世界上有种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抑或毋宁说是正在走向统治地位过程中的话语，它是关于马克思的著作与思想的话语，关于马克思主义(这多半与前者不是一回事）的话语，关于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的话语，关于社会——它们企图使我们目前将要呼唤的东西付诸实现，再一次引用《共产党宣言》，‘古老的欧洲’——的迅速、仓皇、不断地解体的话语’如此等等。这一占统治地位的话语经常带有狂热、兴奋和蛊惑人心的形式,弗罗伊德将其归因于所谓哀悼活动中的欢庆场面。咒语不断地自我重复并且变成了仪式,它喋喋不休而成了套话，就像万物有灵论者的魔术一样。配合着流畅的进行曲节奏，宣称:马克思巳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确确实实已经灭亡了，所以它的希望、它的话语、它的理论以及它的实践,也随之一同灰飞烟灭。它高呼: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
那么，这种“资本主义终结论”究竟来自于何种声音？德里达认为，这种终结论不是发端于平民百姓,而是来自于上层社会三种不同声音的“混合物”。这三种声音分别是:一是政治阶级所特有的政治话语,二是传媒话语，三是知识分子的学术式话语。在德里达看来，这三种声音虽然不完全相同,甚至还有矛盾之处，但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互相配合，互相交流，已形成一股同一的声音。
既然这三种强大的声音已经合流，那么，它们是不是反映了一个真实的事实？对此,德里达提出了否定性的看法。他认为，只要放眼好好看一看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就会发现它已经是千疮百孔，不堪人目。他说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这个世界出毛病了。它已经破败不堪”。“这衰败正在扩展，正在自行成长,也就是说正在遍及全世界”①他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经济战争、民族战争、宗教和文化冲突此起彼伏,种族主义和排外现象十分泛滥。针对当今西方社会的现实,德里达一口气就列举了“十大”罪状。它们分别是:失业;对无家可归的公民参与国家的民主生活的权利的大量剥夺；对欧共体诸国之间，在欧共体国家与东欧各国之间，在欧洲和美国之间，以及在欧洲、美国与日本之间发生的无情的经济战争;在自由市场的概念、规范和现实方面控制矛盾的无能;外债与其他相关机制的恶化使人类的大多数处于饥饿或绝望的境地；军火工业和贸易被列人西方民主国家科学研究、经济和劳动社会化的常规范围；核武器的扩散已到了国家机构也无法控制的程度；由一种古老的幻觉所驱使的种族间的战争在不断加剧•’资本主义正在向全球渗透,与此同时,黑手党和贩毒集团也十分猖獗；国际法受到某种特定的文化和某些特定的民族和国家控制和操纵等。
分析了以上的事实,德里达总结说不是在历史终结的狂欢中欢呼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来临，不是庆祝‘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宏大的解放话语的终结，而是让我们永远也不要无视这一明显的、肉眼可见的事实的存在,它已经构成了不可胜数的特殊的苦难现场:任何一点儿的进步都不允许我们无视地球上有如此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受奴役、挨饿和被灭绝，在绝对数字上，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②在德里达看来，今天人们之所以要想寻求建立“新国际”，与其说是为了联合起来共同惩治罪恶，不如说是为了拯救苦难,寻找希望。
通过理论与现实的鲜明对照,德里达清楚地给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终结论明显与现实“脱节”，缺乏合理性。既然如此,那么它为什么会在西方社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声音呢？德里达认为，它完全是依据政治力量取得合法地位的，因而是一种“霸权话语”。在德里达看来，当今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结为一体,力量十分强大,它们控制并规范着各种话语(包括知识分子的、学者型的或学术式的话语），使人们在政治话语的独白下往往很难听到异质声音。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统治式的话语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下，以惊人的速度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他说,这种话语“这样做之所以可能应归功于在这个术语的最广泛、最灵活以及——考虑到技术进步的加速发展——在技术上最具侵略性的意义上被明确称之为媒体的中介化作用。就它以前从未在如此大的程度上或者说以这样的形式发挥过作用而言,政治经济霸权，如知识或推论的经济地位是借助技术传媒的力量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是通过同时以某种有区别的和矛盾的方式决定和威胁着所有的民主制度力量实现的。
二、质疑资本主义终结论论证过程的合理性
既然资本主义终结论是一种霸权话语,那它是否仅仅是借助于政治和经济力量表现出来，而没有理论形态呢？对此，德里达的回答是否定的。在此，他抓住了一种在西方社会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新形态”的理论话语——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对此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反驳。
1. 指出福山“历史终结论”中的方法论矛盾
德里达首先认为，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靠的是经验判断。他说政治一经济自由主义的福音书需要存在于据推测能够现实地发生的事件(尤其是在20世纪这最后的25年中所发生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在想像中的灭亡与自由民主国家在想像中的实现)之中的福音这样的事件。如果不依靠这样的事件，它就寸步难行”®。可是，福山在得出“资本主义终结论”的结论时靠的又是理想判断。他说由于实际的历史以及如此众多的作为经验性之表现的现实事物都与这种完善的自由民主制度的降临相矛盾，所以与此同时人们又必须纯粹将这种完善设定为调整性的和超历史的理想。
德里达指出，福山这种时而讲现实、时而讲理想的方法，表面上看是“巧妙”的，实际上是一种“诡计”、一种“花招”。因为，这种方法只要用十分简单的手段，可以保证他的“历史终结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当现实发展对其有利时，它可以利用经验判断;而当现实的发展对其不利时，它又可以借助于理想判断去回避现实中的矛盾。他说：“面对如此众多的灾难，面对建立自由民主制度defact(在事实上的)一切失败,福山提醒我们他纯粹是在‘原则的层面’上说话而已。他说他将把自己限制在单纯规定自由民主制度的理想这一范围之内。回想一下1989年他的第一篇论文《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这样写的：‘尽管当今世界上有一些国家未能建立起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尽管另外一些国家有可能倒退到与自由民主制度相反的、像神权或军人独裁那样更原始的统治形式，但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理想是不可改变的’。以自由民主制度之建立的失败来衡量，在事实与理想性的本质之间的断裂并非仅仅出现在政府、神权和军人独裁(甚至可以假设，concessonondato[允许并非就是给予]，所有的神权统治都与自由民主制度的理想国家不相适应，或者与其概念是不同类的）那些所谓原始的形式之中，要想证明这一点简直是太容易了。
事实上，在德里达看来，福山所用的方法是很不成功的，它实质上什么都不能说明。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用他的方法去成功地证明自己的观点。任何人都可以从对现实以及对现实的理解中找到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他人的证据，而把一切不利于自己的东西放在理想或想像中去解决。所以，德里达说谁若想证明这一点，那肯定很容易，而且是太容易了”。
2. 揭露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思想实质
德里达在指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方法论矛盾时，并没有放弃对其进行深人研究，而是在对其进一步解剖中去提示其思想实质。
首先，德里达通过对福山所肯定的“经验事实”的解剖去分析其思想实质。在德里达看来，“经验”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而福山究竟是肯定了那些“经验事实”呢？面对十分复杂的现实世界，德里达认为福山关心的是西方社会，而对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现实却是视而不见，尽管这些地方有着十分悲惨的一幕。他说如果我们考虑到福山在别的地方将下述事实视为差不多是微不足道的例外，这个事实就是他若无其事地所说的‘伊斯兰世界’并没有达成‘普遍的一致’，而他认为这种普遍一致似乎在‘自由民主制度’的周围正在形成着，那么我们就至少可以设想到福山在末世论三角形中所选择的占优势的究竟是哪一方。”①换言之,在德里达看来，福山的理论表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的立场。
其次，德里达通过对福山所主张的“理想”中的价值取向的分析去揭示其思想实质。德里达指出，面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福山寄希望于一种理想的实现，那么这种理想的内容又是什么？是一种黑格尔的精神，是一种为自由民主制度辩护的黑格尔精神。德里达认为，福山在主张历史之终结的两位师博——黑格尔和马克思中，选择了前者。他说福山最终所提出的用以衡量所有事物的超历史的和超自然的标准,被称做‘作为人类的人’。”“当他要求回到‘最初的人’或‘自然人’那里去的时候，为了讨论这个‘自然人’，福山主张求助于某种‘彻底地非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而这种辩证法就源于他所说的‘一位新的,名叫黑格尔一科热夫的综合哲学家’”。在德里达看来,尽管福山的“自然人”简直是不堪一击,但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它实际上反映了某种需要。他说：“整部书（指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笔者注)都是在《精神现象学》主人一奴隶辩证法的简化——而且是高度基督教式的——纲要之未经检验的公理化体系中写就的。欲望的辩证法和意识的辩证法仍然伴随着某种沉着冷静的自信，被描述为柏拉图thymos(欲望)理论的继续，这一理论一直传递到黑格尔，而且是被与他不同的、经马基雅弗里、霍布斯和洛克等人所传承的那一种传统传递给他的，不管所有这些政治思想家们之间存在着怎样众多的区别和差异。”而“一旦国家成功地将福山所说的‘双重支柱’——即经济学意义上的合理性与要求承认thymos或欲望——结合在一起,所有的矛盾就被消除了。”©因此，德里达指出，当福山在解读科热夫的著作时，“这与其说是由福山本人所控制的，不如说是由剥削利用福山的那些人所控制”。
3.指责福山因袭了科热夫的思想但对其实质却不得要领
在德里达看来,福山的思想学的是科热夫的，但他却未能把握科热夫的思想实质。他说，《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基本上也就是科热夫（以及其它几位作家）的一位年轻、刻苦然而又是迟到的读者在文科中学中所做的练习而已，但是人们必须明白，这本书抹平了这里或那里的细微差异，而且有时因为存疑以至于达到了优柔寡断的程度。”④德里达认为，尽管科热夫认为真正理想已在现实中实现,但他还是根据现实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理想。他指出，在科热夫把美利坚合众国当成“马克思主义之‘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后,科热夫又访问了日本，日本的访问又使他改变了一些对理想社会的看法。因此,在德里达看来，科热夫所谓的“理想”实际上“依然是一种指令性的陈述句”。他说按照他的观点（指科热夫,笔者注），这个概念所规定的乃是迄今为止仍然处于所有被称之为历史的东西之外的未来的性质。相对于内容而言的这个无差别概念,表面看来是‘形式主义’的，而实际上在其必然的——被允诺、被指令、被指定、被命令的存在之中，在其可能性之必然是形式上的必然性之中——简言之,在其规律之中，或许具有使我们思考未来本身之纯粹必然性和纯粹的必然形式的价值。
而福山则把科热夫的不断调整的“理想”限定于特定的现实中。他说：“在他的逻辑中（指福山，笔者注），比无可争辩更本源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BP，这个理想并没有装扮成某种无限的调整性理想，一项永无终结的任务的终点,或是无限接近的极限，尽管通常应该是这样的，而且这个理想也是支离破碎的，他仍然不顾其‘倒退’的趋势，宣告了这个‘朝着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势‘允许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将取得最后的胜利’。福山认为这个理想也是一个事件。因为它已经发生了，因为这理想在其形式中作为理想而使自己在场，这个事件已经标志着有限的历史的终结。这个理想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它是无限的，因为它有别于任何限定的经验的实际存在，或者说它是‘漫长的发展过程’的趋势;它之所以是有限的，因为它作为理想，是已经实现了的，因而历史结束了。
三、呼唤马克思的精神
在德里达看来，尽管当今西方社会都在拒斥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的精神是驱散不走的，时代仍然需要马克思的精神。他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一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又说值此在一种新的世界紊乱试图安置它的新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位置之际，任何断然的否认都无法摆脱马克思的所有各种幽灵们的纠缠。
面对资本主义终结论的霸权话语，德里达指出至少当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设，亦即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制度的终结这一主题的教条在今天乃是一种有倾向性的‘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时，显而易见，我们仍旧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而说话。又进一步说即使说毫无必要认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而且这些话语还是复杂的、不断发展和异质的），即关于国家和它的统治阶级的非法占有的话语，关于国家权力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区别的话语，关于政治事务的终结，‘政治的终结’以及国家消亡的话语等等;还有另一方面，即便说根本不必质疑法律观念本身，人们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以批判法律假想的自律性，不停地驳斥国际当局借助强大的民族一国家，借助技术一科学的资本、符号资本和金融资本以及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高度集中进行的事实上的(defacto)接管。
事实上,在德里达看来，许多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继承马克思的精神。在此，他借布朗肖特的《马克思的三种声音》一书讲述了人们继承马克思思想的三种表现，即非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话语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这三种不同理论的比较，德里达认为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当前最应强调的马克思的精神。他说在我转向或回到马克思之际，我在此想尝试的完全是另一些事情。正是这‘另一些事情’，使得我反而有机会——并且这并不仅仅是由于时间和篇幅所限——甚至更加着力强调在今天控制我们的东西，毫不迟疑地去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以避免一种新的理论主义中立化的麻木，以及防止使一种哲学一语文学的回到马克思成为时尚。让我们说得更清楚一些,让我们再强调一下：去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以使它不要成为时尚，而不是去避免它的生，因为它在目前为止仍然是必要的。这将促使我在研讨会开幕之际能赋予我在此采取的政治姿态以一种优越性，也促使我或多或少地要以一种提纲挚领的方式来进行哲学评注工作，以及这种‘立场选择’在今天仍然需要的所有‘学问’”。
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之所以把“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作为该书的副标题，就是为了说明当前的世界秩序是不合理的，人们通过各种哀悼活动,最终是想建立“新国际”。在他看来，新国际“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罪恶才寻求一种新国际法的组织。它是亲和性、苦难和希望的一种结合”。②可是，在现实的国际法及其相关的组织中却存在着种种弊端。他说这些国际机构至少还要经受两种限制。第一也是最关键的一种限制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国际机构的规范’它们的宪章，它们的使命的界定取决于某种历史文化。它们与欧洲哲学的某些概念,尤其与国家或民族主权的概念是不可分离的,这些概念的谱系学终结已经越来越明显地不仅表现在理论的——法律的或思辨的方式中，而且也表现在具体的、实际的或实践的日常形式中。另一种限制则是与第一种限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设想的所谓全球国际法在其具体的实施中仍主要受特定的民族——国家的操纵。几乎总是它们的经济——技术的和军事的力量准备和应用，或者换句话说，实施其决定。
面对现存国际法和国际机构的种种弊端，德里达大声疾呼应建立真正的新国际。在他看来，真正的新国际应是“一种没有组织的联盟友谊”，而它的建立是离不开马克思精神的。“这些人即使不再相信或者从未相信过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和无产阶级专政,从未相信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弥赛亚末世学的作用，他们也会继续受到至少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激励（他们现在明白了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不止有一种），而且为的是以一种新的、具体的和真实的方式联合起来’即使这种联合将不再采取政党或者工人国际的形式,而是对国际法的状态、国家和民族的概念等等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批判中,采取一种反密谋的形式:为的是更新这种批判,尤其为的是使这种批判激进化。
在德里达看来，退一步讲，即使当前国际社会不受西方社会或某些国家的影响，要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也离不开某种马克思主义精神。他认为，面对当前国际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会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以现实为基础，不断调整理想，最终达到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二是以理想为基础，超越现实，相信“在‘事实’之外，在假定的‘经验证据’之外，在与理想不相适应的所有东西之外”的东西,最终达到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在他看来,无论是这两种中的哪一种,都离不开某种马克思主义精神。就第一种解释来看，它必然会把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放在理想社会中去解决,尽管理想是以现实为基础确立的，但“理想的价值和明显性在本质上是不能用经验现实的历史的不相适应来调和的”，因此,这种解释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就必须要借助某种批判精神去批判和揭露现实中一切与理想不相适应的方面。而在德里达看来，要借助某种批判精神就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因为批判精神正是它的独特之处;并且他深信，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去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一定能结出硕果。就第二种解释而言,它必然要“在它的某些基本谓项中再次质疑所说的理想的概念本身”，而要解释理想，就必须从对市场、资本的规律、自由的民主制、各种代表制和选举方式的分析以及对人权、人的概念的民主确定等问题入手。德里达指出，所有这一切又必须“忠实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遗产”。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方面有着独到、深刻的见解。由此，德里达总结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在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
四、结语
德里达对资本主义终结论的批判不可谓不深刻，语言不可谓不尖锐，给人们的鼓舞不可谓不巨大。但在激动和鼓舞之余，我们不禁要反思这样一些问题: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最终想说明什么，其思想实质又是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进人《马克思的幽灵》的深处。
1.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的精神实质上是一种“解构主义”精神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一再强调要有一种马克思的精神，那么这种精神究竟是什么？他说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随时准备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再阐释的。这样一种自觉自愿的批判必然是根深蒂固的，它内在于一种还不是批判性的土壤中，即使不是，或者说还不是前批判的。又说：“我们总是想一下子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看起来它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不可少——同作为本体论、哲学体系或形而上学体系的，以及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历史唯物主义或作另方法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而且同作被纳人政党、国家或是工人国际的机构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
不可否认,德里达在解读马克思的时候，的确抓住了其一个重要思想——批判精神。马克思的著作中到处充满了批判精神，这种批判不仅表现在对历史上种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论上，还表现在对自己的理论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世界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也应该随着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这种批判精神总是与他们的建设性的思想密切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进行批判，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向人们展示他们科学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德里达在强调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同时,也要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这无形中是在把握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思想的同时放弃了其核心思想。没有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精神，究竟还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值得怀疑的。通观《马克思的幽灵》，尽管他一再声称自己与解构主义的区别，但从他所理解的毫无具体内容的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来看，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十分地道的解构主义大师。
另外，再让我们来看看德里达在共产主义问题上讲了一些什么。尽管在《马克思的幽灵》一开始他就借《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来呼唤“共产主义”的出场，但他却不赞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并把它与极权主义等同起来，认为共产主义呼唤实际上只是一种“行为句式”。他说至于那个预测，它不仅仅在于预见（一种证明类型的姿态），而且还在于呼唤一种共产党宣言在将来的降临，这种呼唤，确切地说是以一种呼吁的行为句形式，不是要把那幽灵的传说转变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而是要把它转变成其他形式的真实事件（在传说中的幽灵与它的绝对化身之间），亦即共产党宣言。实际上，在德里达那里，共产主义只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共产主义运动只是人们对这种“不在场的在场”的无限等待。他说：“如果有一种马克思的精神是我永远不打算放弃的话,那它决不仅仅是一种批判观念或怀疑的姿态（一种内在一致的解构理论必须强调这些方面,尽管它也知道这并非最后的或最初的结论）。它甚至更主要地是某种解放的和弥赛亚式的声明，是某种允诺，即人们能够摆脱任何的教义,甚至任何形而上学的宗教的规定性和任何弥赛亚主义的经验。尽管他一再声称“允诺必须保证兑现要导致所允诺的事迹，或者说行动、实践、组织等等的新的有效形式”,但由于他主张“与‘政党形式’或某种国家或国际形式决裂”，又不提出任何新的斗争形式，因此,人们对他所提出的共产主义运动仍是不得要领。事实上，德里达所讲的共产主义运动已远不是《共产党宣言》中讲的共产主义运动了，它实际上只是一种延异政治运动。
2.《马克思的幽灵》的实质是要解构一切主流话语
不可否认,德里达对资本主义终结论的批判是深刻的、有力的,但这并不是他写《马克思的幽灵》的真正目的，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解构一切主流话语。
德里达通过对马克思著作的阅读后,指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似乎没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之间来回摆动,那就是其遗产对我们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两个公理。……一方面，马克思强调要把理想的原创性和真正效验性、自主化和自动化看做是异延（幽灵的、幻影的、拜物教的或意识形态的)——以及在延异中不单单是想像的幻影的无限暨有限的过程。……另一方面,甚至在马克思还是一位第一流的工艺思想家的时候,或者说,甚至在他在遥远的将来还是一位最有名的通信技术思想家——不论是从长远还是从最近来看,都永远是如此——的时候，马克思就一直想在一种本体论中建立他的对幽灵的幻影的批判或驱魔术。”②也就是说，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即肯定了意识形态的理想性和自主性，又肯定了对它的批判;意识形态正是在不断提出新理论,又不断对它进行批判中得到发展的。他说:“人们追逐是为了驱赶，人们追捕、着手搜索某人是为了让他逃走,但是人们让他逃走、让他离开、驱赶他是为了再一次追逐他,搜捕他。”©“马克思在吓唬自己，他自己猛烈追击那个人几乎和他一模一样，以至于我们可能会把他俩弄混:他们是一对兄弟，相似得如出一辙，因此也是一对恶魔般的形象。一种他自己的幽灵。”④又说：“对于旧欧洲一般资本主义（君主制、帝国制的或共和制的）国家而言,共产主义对那鬼魂的表达中引起了一场令人恐惧和无情的战争的反应，并且惟有在这场战争的进程中，列宁主义以及继而的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才能够得以创立，才能够使自己强固到僵尸般严厉残酷的程度。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也在以物质实在性般活生生的在场的名义同一般的鬼魂做斗争，因而极权主义的整个‘马克思主义’进程也对同样的恐慌作出了反应。这就是说,在德里达看来,任何以批判某种现实为目的的意识形态，只要一旦“肉身化”(即自身也成为一种现实力量），它必然又会遭到来自他者的批判。换言之，只要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出现“脱节”(德里达深信任何意识形成与现实之间必然会出现脱节），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离被解构的日期也就为时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