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自发聚居形成的农村社区的基本组织形式。它是以农业为基础产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个体劳动为基本劳动方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相对封闭的社会组织。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农业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日益向城市集中，自然村落的萎缩乃至消失将成历史的必然。这是现代化所推动的重要社会变迁。近几年来，随着山东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一些富村和强企业兼并穷村、弱村的现象。最近，我们对山东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烟台、威海、淄博等地农村的富村或强乡镇企业兼并穷村的现象进行了典型调查，认为这一现象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向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村庄兼并现象在山东起始于80年代的中后期，目前正从东部发达的沿海地区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推进。这种现象出现和发展的动因是：
（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和膨胀。村庄兼并现象首先在山东沿海发达地区出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乡镇企业特别发达，一些富村和强企业不满足于自己的发展空间，有继续扩张和膨胀的需要。如龙口市东江镇的前宋村，原来只是一个仅有1平方公里土地面积，不到1000口人的小山村。80年代以来，他们抓住机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到1994年，已拥有企业20多个，固定资产规模达6亿多元。1992年，该村以村办企业联合为基础，成立了南山集团公司，设立了村级党委，南山集团进入了全国500家最大村办企业行列。该村有膨胀发展的需要，而土地资源、水资源都非常短缺，因此便主动提出兼并周围几个比较贫困的山村。可以说，这种兼并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村与村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凡是发生村庄兼并的地方，一般都具有兼并方与被兼并方贫富差距比较大的特点，双方能实现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如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的岜山村，靠发展乡镇企业致富，1994年全村总资产达到10亿元，其中固定资产8亿元，完成社会总产值10．5亿元，实现利税8400万元。村企业万通达集团公司1994年名列全国500佳乡镇企业第7名。而与之相邻的辛庄、刁虎、袁家等几个村，则比较贫困。在这种情况下，岜山村有扩张土地规模，吸收劳动力的需要，而其它几个穷村有依靠富村脱贫致富的愿望，村庄兼并就成为必然趋势。
（三）市场经济发展对资源流动与重组提出新要求。
村落的形成是自然经济和农业社会的产物，其拥有的土地等资源长期固化，难以流动。而市场经济则要求资源流动和优化配置，这就与原有的体制发生了冲突。如荣成市成山卫镇的镇办企业马山实业集团总公司，原来仅是一个规模很小的渔业公司，近年来该公司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拥5个海上运输船队，20多个企业，并在日本、香港、韩国等地办了分公司，1994年实现净利润3500万元，下属6个合资企业年创汇1000万美元。公司驻地附近的6个村，分别拥有10公里海岸线、大量可开发的沿海滩涂以及耕地等资源，由于原来体制上的分割，这些资源得不到充分合理地利用，如养鱼不敢投放鱼苗，滩涂无钱开发。马山集团公司则通过兼并这6个村实现了资源重组，进行了综合开发，创造了巨大效益。
（四）政府探索扶贫开发的新路。淄博市博山区是山东省的24个山区县之一，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区近郊乡镇企业发达，边远山区则极端贫困。其山区乡镇与城郊乡镇的农民相比，人均占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储蓄分别是1∶24、1∶23、1∶6。尽管该区多年来采取各种措施扶贫，但收效不大。区领导通过认真调查分析，大胆制定了组织山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划，通过多种方式将山区8万人口逐步转移出来。其中对部分地处边远、生存条件极差的山区小村、弱村，采取了整村搬迁的方式，使之并入城郊或乡镇政府驻地的大村、强村。从1994年开始到1995年底，该区已有22个富村、强村兼并了24个山区弱村、小村，转移人口近6000人。通过此举，促进了资源与人口的合理配置，探索了扶贫开发的新路子。
山东的村庄兼并，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扩张式兼并
扩张式兼并主要是指一些经济强村或强企业出于扩大规模、加快发展的需要而兼并弱村、穷村。兼并的对象主要是处于经济强村或强企业周边地区的弱村、穷村。这种兼并又表现为两种模式，一是经济强村兼并弱村、穷村，二是强企业兼并弱村、穷村。
经济强村兼并弱村、穷村，其典型形式有龙口市前宋村、博山区岜山村等。前宋村1994年已拥有15处企业，职工12000多名，其中10000多名职工为外来打工人员。该村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急剧膨胀，自身的土地和几百名劳动力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再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而与之相邻的下丁家镇的达沟村、西马村和本镇的后隋村，集体经济则非常薄弱，荒岭长年得不到开发利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经上级政府的协调和批准，从1994年10月开始，前宋村对与之相邻的三个村进行了兼并。兼并的具体形式有三种：一是一步到位，将仅有21户、66口人的西马自然村直接兼并，其户籍全部转入前宋村，村民全部迁入前宋村的居民小区，每户分配一套水电暖齐全、面积166平方米的楼房，劳动力全部安排就业，原西马村的55亩耕地及0．22平方公里的村庄和山峦全部划归前宋村所有。二是先并后转。对有146户、546口人的达沟村撤消行政村，保留自然村，235亩耕地及1平方公里的村庄和山峦划归前宋村，100多万元的外债由前宋村承担，村民户口逐步迁入前宋村，村民分步享受前宋村村民的待遇。三是分期过渡。对有447户、1394口人的后隋村，保留其行政村和自然村，村党支部划归前宋村党委领导，后隋村在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自收自支。有困难时由前宋村视情况予以资助。后隋村的劳动力大部分由南山集团安排就业。前宋村对其村镇规划、资源开发、社会治安统一组织实施和管理。兼并后，前宋村的土地总面积由1平方公里扩大到10平方公里，新增劳动力近千人。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强企业兼并穷村、弱村，其典型形式有荣城市的马山实业集团公司、烟台牟平区的金珠林集团公司等。以荣成的马山集团公司为例，该公司根据自身扩张的需要，从1988年开始，就对企业驻地周围的东庄、西庄、大疃、王家庄、刘家庄、唐家庄等6个农业村庄逐步实施了兼并。到1992年，兼并完成后，6个村党支部、村委会全部撤销，劳动力都成为该公司职工，1400多亩耕地及沿海滩涂等整片划入公司，实行统一规划，综合开发。农业生产统一成立一个农业党支部，领导果园、蔬菜、养猪、养鸡等农业生产。总公司对下属各企业实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分级承包、效益分配。
（二）扶贫式兼并
扶贫式兼并主要是指有组织地将一些地处边远山区、生产生活条件恶劣、脱贫致富无望的弱村、小村，合并到城市郊区或本乡镇的富村、大村，整村或部分人口迁户转移。这方面，淄博市的博山、淄川区具有代表性。
博山区山头镇河北北村是一个城郊村。原有280户，850人。他们立足自己的资源优势，发展陶土工业，1994年固定资产达到3500万元，完成产值5500万元，实现利税800万元，人均收入达到2700元，是一个乡镇工业发达的富裕村。1994年7月，经区委、区政府的协调，兼并了距该村50公里的山区穷村—李家乡的东白石村。为了李白石村的搬迁，河北北村投资60多万元在自己村附近的山坡上建起了30多套新房，每套房都是独院，3间、4间不等，并通上了自来水。东白石村的33户人家，近百口人一次性全部搬迁下来，并入河北北村。东白石村作为行政村、自然村均已取消，劳动力全部安排在村办企业就业。用这种整村搬迁的方式使那些地处边远山区、生存条件恶劣的穷弱小村彻底脱贫，事实证明是比较成功的。目前与博山区条件类似的淄川区已利用这种方式将3万多山区人口转移出来，大部分集中在城区近郊。
（三）联合式兼并
联合式兼并是一种渐进性的村庄兼并形式。它不像扩张式或扶贫式兼并那样，一次性地直接改变农村社区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而是在村与村之间原有社区组织和管理体制暂时不变的条件下，在经济发展和村镇建设上采取合同契约或其它方式进行合作，使人口逐渐向中心村或强企业驻地集中，使自然村落走向萎缩。
莱州市神堂镇丁家村，靠发展乡镇企业致富，成立了宏祥集团公司。为进一步膨胀发展，他们与邻近的贾家村等15个村紧密联合，吸收了这些村的部分劳动力和土地，使人口和土地逐渐集中，集团规模不断扩大。到1995年，丁家村人口已由过去的600人发展到3500多人，人均收入达到4600元，产值完成8．8亿元，建成了6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这种联合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渐进的村庄兼并过程。
联合式兼并，也有以企业为主联合周边村庄共同发展的典型。如荣成市邱家渔业公司，是一个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乡镇企业。他们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先后与周边11个村签订了种菜、种粮合同，吸收这11个村的部分劳动力成为公司职工。而这些村的土地在一定阶段内就成了公司的粮菜生产基地。这种形式的联合，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有的可能最终形成强企业对穷村、弱村的兼并。
为了推动城乡一体化，加快小城镇建设，改变城市化落后于农村工业化的现状，山东也有一些地方，以政府为主，通过体制上的变动促进人口向城镇和中心村集中。如淄博市周村区，就计划以经济比较发达的明星村为中心，与周围的弱村联合成立党委，统一领导周边村庄的经济发展，通过政治一体化来推进经济一体化，探索“合村并镇”，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
在山东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村庄兼并中，扩张式兼并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内在要求而自然产生的，最具有典型意义。联合式兼并实质上是扩张式兼并的过渡形式。扶贫式兼并虽然有较多的人为因素起了作用，但仍然是农村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富村有能力兼并穷村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尽管村庄兼并的形式有所不同，但都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应。
（一）体制效应
村庄兼并首先是一种体制上的变化（联合式兼并例外）。这种变化一是表现为社区组织的集中，实施村庄兼并的地方，有的自然村落已不复存在，有的自然村落虽还存在，但管理权已归兼并村所有，土地、劳动力资源由兼并村统一安排，被兼并村出现了逐步萎缩趋势。二是表现为领导体制的变化。富村与穷村的差别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因为富村往往有一个团结实干、有开拓精神的党支部，能带领群众致富。而穷村则往往缺少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实行村庄兼并后，组织资源得到优化，被兼并村有了好的带头人，群众就有了干劲和希望。
（二）资源重组效应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受自然经济和计划体制的双重束缚，资源难以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阻滞了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村庄兼并的出现，则在一定区域内实现了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其表现一是土地资源的利用。龙口市前宋村在兼并3个村之前，虽然经济发展已具相当大的规模，但土地资源和水资源都十分匮乏。通过兼并邻近的3个村，他们的土地面积增加了10倍，除了新上晴伦丝、电解铝等几个三、三产业项目外，还利用荒山建了两个水库，解决了水资源的缺乏问题。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的利用。从被兼村来看，一般大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都被安排到乡镇企业工作，减少了农业劳动力，提高了农业的比较效益；从兼并方来看，他们获得的是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并且可以节省为之建宿舍和提供其它服务的费用，降低了劳动力成本。三是实现了劳动力与资本的联合。村庄兼并使一些富村和强企业扩大了生产规模，增强了市场竞争能力，有的组织了企业集团，如荣成的马山集团、博山的万通达集团等，都具备了一定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四是生态环境的保护。扶贫式兼并通过山区人口的搬迁，减少了山区人口，这有利于封山育林，保护山区的生态环境。
（三）收入变化效应
村庄兼并一个最直接、最突出的效果就是缩小了穷村与富村的收入差距，使穷村迅速脱贫致富。龙口市达沟村在未被前宋村兼并前，因办企业不成功而负债125万元，其中欠前宋村20多万元，村干部三年未能发工资。1994年底被前宋村兼并后，不仅甩掉了债务包袱，而且前宋村还拿出十几万元钱为村干部补发了工资并偿还了对村民的欠款。兼并后达沟村村民享受到了许多前宋村村民的待遇，包括子女免费入托上学、退休养老补助等。荣成市东庄村在1988年被马山集团兼并前，村级没有集体积累，农民人均年收入仅450元左右。现在户均年收入达到2万元左右，已超过了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
（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比较利益低和农民收入低的重要原因。村庄兼并，则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一条新的出路。一般说来，作为兼并者的富村和强企业，二、三产业都比较发达，能够提供比较多的就业岗位，可以吸收被兼并村的大部分剩余劳动力。如果没有这一条件，兼并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兼并双方都缺少积极性。只有具备了这一条件，兼并方有劳动力需求，被兼并方有大批劳动力进入二、三产业就业，能获得比种地更高的收入，兼并才能水到渠成。
（五）土地规模经营效应
随着村庄兼并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被兼并村的劳均土地大大增加，这就为土地的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一些被兼并村，有的农户因缺少农业劳动力，便主动将土地转包给一些种田大户，由部分种田能手统一经营土地。这样，一般的种田大户能耕种土地20—100亩，既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又提高了种地农民的收入。因为一个农民如果仅耕种1亩地，亩产出效益1000元不赚钱的话，那么如果他耕种20亩地，产出效益则为20000元，种地就成了赚钱的行业。也有一些富村、强企业，有着更高的战略眼光，在兼并穷村、弱村的同时，将农业直接作为自己的“绿色车间”，进行企业化经营和管理。荣成马山集团兼并6个村后，将土地经营进行统一规划，辟出400亩地种植果树、100亩种植蔬菜、100亩地搞工厂化养鱼、100亩地建养猪场，还建了两个大型养鸡场，农业成为集团公司下属的绿色车间。博山区东白石村被河北北村兼并后，原有的100亩耕地和1700亩山林雇了14个人进行管理，成为河北北村的农业车间，这14个人由河北北村发工资，实现了土地的规模经营。
（六）城市化效应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和城镇集中已成为历史大趋势。但中国农村在发展乡镇工业过程中，由于“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因而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村庄兼并现象，客观上促进了农村人口向中心村和城镇集中，有利于城市化的推进。荣成市马山集团，在兼并6个村之前，村民居住十分分散，职工也大部散居在各村。从1988年开始兼并试点后，就逐步以公司所在地为中心搞了小城镇的统一规划，按照城镇的功能划分了工业、商贸、生活等区域，盖了大批住宅楼房分配给企业职工，使人口向生活居住区快速集中。目前已形式5平方公里的建成区。
村庄兼并作为农村的社区组织变化和管理体制的变化，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关系，人们有着不同的心态。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兼并双方的村干部的想法。
龙口市前宋村党委书记宋作文认为：前宋村过去仅有1600亩土地，早已开发完，本村劳动力也严重不足。今后发展，就要占用邻村的土地。如果花钱买地、租地，不仅太麻烦，而且代价很大，村与村之间的关系也不好处理。如果将邻村土地并过来，既方便又经济，并可以解决部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可以减少外招劳力宿舍、就餐方面的压力。从自身发展考虑兼并邻村是一个方面，能够带动周围的村致富也是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和经济发达村的负责人的愿望。
被兼并村达沟村的原支部书记宋致怀等人认为：达沟、西马两个村原来都没有工副业项目，集体经济薄弱，群众收入很低，劳动力大量闲置。眼看着近邻前宋村发展得红红火火，家家住上了“将军楼”，都非常羡慕。达沟村借前宋村20万元钱还不上，原来想割点地抵债，后看到西马村被前宋村兼并，达沟村的群众也家家户户都愿意并入前宋村。
荣成马山集团总经理王炳光认为：1988年开始兼并第一个农业村东庄村时，双方都有顾虑。渔业公司怕背包袱，东庄村怕将来没有地，缺粮食吃。但在政府协调下作为试点，就先联合搞了起来。1989年，其它几个村也想合并到公司来，但由于当时公司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就未同意。后经过几年的发展，公司的实力大为增强，到1992年秋天，公司又兼并了其它5个村，可谓是水到渠成，皆大欢喜。兼并后，一是在资源上能做到充分合理地利用，如原来6个村分开的10公里海岸线，1994年统一投放了500万只海参苗和鲍鱼苗，以后每年再追加投放，仅此一项，年收入可达到5000万元。二是劳动力也得到合理安排，强壮劳力可参加远洋捕捞，懂技术的人可安排到二、三产业，一般劳力可以搞农业。
被兼并村东庄村的原村长吕有胜、唐家庄村民鞠淑英、刘家庄原支书刘玉礼、大疃村原支书吕有国等人认为，被马山集团兼并（一开始叫联合）群众非常拥护，因为劳动力都得到了合理安排，收入比过去大大提高，还能享受到许多福利，如住上楼房，水电暖免费等。过去村干部最头疼的上交提留，现在也由公司承担了。公司之所以发展快，与领导班子，特别是总经理能力强，有开拓精神，能以身作则有很大关系，这样的领导班子群众拥护。
博山区河北北村村委主任王世林认为：以村庄兼并的方式扶贫是个好办法。作为兼并方来说，虽然兼并山区穷村对我们来说是个负担，但一是我们有能力兼并，拿出几十万元钱盖几十套房子完全负担得起；二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先富帮后富的责任。作为村办企业，本来就有劳动力需求，实施兼并后也能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
被兼并村东白石村的几户已搬入新居的村民认为：过去在山区条件很差，耕地很少，“大地不过亩，小地两三锄”，脱贫无望，致富无门。现在并到河北北村真是太好了。这里经过培训上岗工作后，月收入超过过去半年的收入，而且靠城市近，住上了新瓦房，用上了自来水，这是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
在村庄兼并问题上，一般来说被兼并村群众的积极性高于村干部。村干部有一定的失落感。大多数兼并方的领导班子都能考虑到这一点，对被兼并村的干部给予合理安排。对能力强、威信高的原村干部，往往采取留任的方式。对有些能力一般的原村干部则采取另外安排的方式，使之在权利和经济利益上得到某种补偿。如前宋村、马山集团兼并几个村后，多数原村干部安排进村办企业任领导干部或中层干部，如原达沟村支部书记宋致怀，已安排担任“大厂长”，管理塑料厂、纸箱厂、涂料厂三个企业。因此，从总体上看，村庄兼并过程中的社会矛盾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干部群众的心理都比较稳定，心情比较舒畅。
村庄兼并作为农村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发性，许多做法尚在探索中，因而难免存在着一些问题。调查中发现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关于政府在村庄兼并中的作用问题。对于村庄兼并这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产生的新事物，各级政府一般都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并起了较好的组织协调作用。但也有个别地方存在着兼并条件尚不成熟，政府部门硬“捏合”的问题。特别是以扶贫为目的，政府行为起主导作用的地方，更难以避免个别兼并双方不情愿，经济利益尚未协调处理好，政府硬要促成的问题。当然也有个别地方，政府对条件成熟的村庄兼并支持不够，协调不力。
（二）关于土地资源的利用问题。在村庄兼并过程中，一些富村、强企业出于自身扩张的需要，对被兼并村土地资源的利用缺少规划，有的对耕地大规模占用，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有的地方对土地实行规模经营后，耕地全部改种经济效益比较好的经济作物，不再种粮棉作物。这种做法在小范围内出现是无碍大局的，但如果出现大面积的仿效，粮棉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则会影响社会稳定。此外，有些边远山区的村庄被兼并后，长途搬迁至城郊，原有的土地如何耕种，山林如何管理等问题也未能解决好。
（三）关于农业的地位问题。一些穷村、弱村被兼并后，由于大部分劳动力都被安排进二、三产业就业，农业劳动力大量减少，而富村、强企业的领导一般也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抓二、三产业上，因而对农业有忽视的倾向。有不少地方实施村庄兼并后对农业统一规划和经营，建立了绝色车间，效果较好。但也有个别地方对农业不够重视，任其自然。土地仅有一些半劳力粗放耕作，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撂荒现象，使农业的地位下降。
（四）关于产权关系和利益分配问题。村庄兼并涉及到复杂的产权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搞不好会引发矛盾和纠纷，不利于社会稳定。一般富村、强企业经过多年创业，集体经济实力都比较雄厚。按集体所有制性质来说，资产应属于集体的每个成员共同占有。如前宋村原有1000口人，集体固定资产6．3亿元，平均每个人拥有63万元。实行兼并后，如将另外三个村的2000多人口也全部并入，则使人均占有份额大幅度降低。目前在兼并中一般都实行了分期过渡的办法，但人口少的村较容易被接纳，可以直接享受到富村的住房、养老等福利待遇，而人口多的村虽然也贡献了土地和劳动力，却很难享受富村的村民待遇，出现了同村村民的不同待遇问题。这就使兼并村和被兼并村的村民均有不公平感，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如何解决好这一问题，还须进行深刻细致的探索。
（五）关于村镇规划问题。目前村庄兼并多属自发行为，没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有些富村虽然乡镇企业发达，有能力兼并周围穷村并发展成小城镇，但由于不是乡镇政府驻地，列不进城镇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往往是零打碎敲，形不成规模，只能搞成中心村。如任其发展就容易形成星罗棋布，却不具备小城镇规模的分散的人口聚集地。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向小城镇集中，则可能造成人力、物力特别是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
要解决上述问题，对于各级党委和政府来说，一是要搞好引导和组织协调。村庄兼并是符合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新事物，对于条件成熟的地方要积极推进。在政策上，要有具体措施来扶持。如需要跨区域兼并的，可以打破县区、乡镇的界限；对有条件组建村级党委的，要积极批准，并扩大其行政管理职权；对已经具备了小城镇规模和条件的，要放开城镇户口；对带动群众致富并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富村和强企业领导人，要提高其社会地位并给予政治荣誉等。二是要掌握好适度原则，逐步对村庄兼并现象进行规范。村庄兼并虽然有许多成功的典型，但目前尚不宜进行大面积推广，因各地条件很不一样，不能“一刀切”。对于那些条件不成熟的地方，不能硬性“拉郎配”，必须掌握好适度原则。同时还要注意规范村庄兼并行为。对于产权关系的界定、利益的分配要有科学、公正的办法。对于土地资源的利用、农业的发展应有明确的要求等。三是要把村庄兼并与小城镇的规划和建设结合起来。市（地）县两级应有小城镇建设的整体规划，尽量通过村庄兼并，促使农村人口向列入规划的小城镇集中。有些条件好的地方，虽然不是乡镇政府驻地，也可以规划为小城镇。要帮助有条件的富村、强企业搞好小城镇的规划与建设，特别是对其基础设施建设要提出比较高的要求，同时要在资金、人才、管理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
尽管村庄兼并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下的新事物，把这种现象放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来看，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能给人们带来许多新的思考和启示。
（一）村庄兼并是农村改革中出现的一种制度创新。首先，村庄兼并是一种产权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资源合理配置，而过去，农村的基本资源——土地和劳动力都难以流动。村庄兼并的过程，实质上是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下资源重组的过程，土地产权也随之转移和重组，实现了产权制度的创新。其次，村庄兼并也是一种农村行政管理制度的创新。多年来，村作为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是相对封闭、职能单一、长期不变的。村受乡级政府领导，彼此之间则缺乏联系。村庄兼并则打破了村与村之间相互隔绝的状况，冲破了原有行政管理体制的束缚，有的建立了村级党委，领导和管理多个村庄和企业，实现了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第三，村庄兼并又是一种农村社区基本组织制度的创新。随着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的以农户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制度正在改变，而以企业为基本组织形式的新制度正在形成，象龙口市的前宋村与南山集团公司，博山区的岜山村与万通达集团公司，已基本形成了村企合一的组织。企业已代替个体农户演变为主体组织形式。通过村庄兼并，原来以农户为基本组织形式的穷村、弱村，迅速嬗变为以企业为主体形式的社区组织，实现了农村社区基本组织制度的创新。
（二）村庄兼并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千百年来，我国农业以个体农户耕作为基本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格局至今在大部分农村地区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村庄兼并，则促进了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的改变。在村庄兼并过程中，由于富村、强企业的二、三产业吸收了穷村、弱村的大部分剩余劳动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来那种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耕作方式，被兼并村的土地一部分通过流转实现了规模经营，一部分直接演变为富村和强企业的“绿色车间”，农业实行了企业化经营管理，成为社会化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商品率，提高了农业的比较效益和农民收入，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说，与村庄兼并伴随而来的，是先进生产方式对落后生产方式的改造，是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替代。
（三）村庄兼并使农民的职业角色发生了转换，推动了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富村、强企业兼并穷村、弱村，把大批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大批农民转换了自己的职业角色，改变了农民身份，同时也使他们改变了传统的劳动方式，接受了现代工业文明，成为社会化的人，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与这种农民职业角色转换相伴随的，是农村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农村中农民逐步减少，而工人、职员大幅度增加；简单的农业体力劳动减少，而需要一定技能和科学技术的复杂劳动、脑力劳动逐步增加；农民的小生产意识、乡土观念日益淡化，而商品经济意识、企业观念日益强化。农村封闭、落后的传统社会结构正在转变为开放、流动和进步的现代社会结构。
（四）村庄兼并促进了城乡融合，推动了农村城市化进程。长期以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村落，星罗棋布，孤立分散。而村庄兼并，在改变了农村过去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农村过于分散的村落布局，促进了人口的相对集中和小城镇建设，促进了乡村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从而在一程度上改变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大大推动了农村城市化进程。
总之，村庄兼并是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现象，是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社会变迁。它目前虽然还仅仅是在工业化起步比较早的农村局部地区出现，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探索了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