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估算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待写）
四、如何估算农民目前的福利及他们生活的现状
中国未来五十年将持续有8亿左右人口生活在农村，在农村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考察农民目前生活的现状，他们如何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他们的福利如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具体地，我们从三个方面对当前农民的福利及其生活现状作一估算。
1.经济方面
虽然李昌平说“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农民的经济状况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衣、食、住方面，均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如果现在我们仍然说农村有问题的话，我们必须明确，今天的农民问题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问题有着本质的不同，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农村问题是在温饱大体解决，绝大多数农民生存并不存在问题情况下的农民问题，今天的农民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和发达传媒交通条件下产生的全新的农民问题。套用一句俗话，今天的农民问题主要不是生存问题而是发展问题，是农民如何在现代社会提高生存质量的问题。
解决今天中国农民问题的首要制度是农村土地制度。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是承接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制度而来的，农村耕地由村集体所有，由农民根据劳动力或家庭人口承包经营，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被赋予“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这些土地既不允许集体强制收回，也不允许承包农户私自售卖，但可以转包给人耕种。因为人口密度不同，农民人均占有的承包地面积也不同，从全国来看，共有19.61亿亩耕地，平摊到9亿农业户籍的农民上面，人均2亩多一点。分地区来看，全国有12个省人均耕地面积超过2亩，有7个省区市人均耕地低于1亩。依靠这19.51亿亩耕地，中国农民每年生产约5亿吨粮食，全国人均占有粮食770斤，足以维持温饱之需。农民依托户均7亩耕地，可以生产约4000斤粮食，其中约2/3用于自食，1/3卖作商品粮。农民可以在自己承包地上种植蔬菜，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养殖禽畜，农民还可以从其它副业中获取收入，外出务工经商等等。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366.4元，其中现金纯收入人均为1748元，人均消费粮食238公斤，动物油1.5公斤，植物油5.5公斤，豆类食品5.7公斤，水产品4.1公斤，水果及制品20.3公斤；2001年农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54.4台，电冰箱13.6台，电话34.1部；2001年农民人均住房面积为25.7平方米，其中砖木结构的住房13.8平方米，楼房面积6平方米；2001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29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为3.2% 。
如果不发生大的变动，只要维持当前这种均分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农民就可以依靠这不多的土地来获得温饱生存之需。
中国农民之所以可以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也与农民没有盲目地大量涌入城市有关系。农村生活的成本比城市要低得多，无论好坏，绝大多数农民都建有自己的住房，他们吃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和蔬菜，他们可以养猪养鸡用于自食或售卖，农村的教育比城市简陋也比城市便宜，农村的商品比城市少也比城市少花钱的机会。同样的收入，在城市生活很困难，在农村生活的却可能不错。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然后回到农村生活，他们在农村生子育女，养育父母，比在城市的开支要少很多。
除了农业以外，农民还从乡镇企业和外出务工经商中获得收入。据统计，2001年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在9000万左右，人均带回农村3000元收入。另外还有数千万农民在乡镇企业工作，获取每年数千元不等的报酬。正是这些外出务工经商和在乡镇企业工作的收入，使绝大部分农民可以在人均2亩地的情况下，比较好地解决温饱问题，做到了温饱有余。
但从长远来看，农民经济收入再大幅增长的可能性很小。一方面，加入WTO以后，农产品涨价的空间已经很小，农民从农业中可以获得收入增长的空间基本已经失去。另一方面，因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极其庞大，虽然可能因为更多农民外出务工经商而带回总量更多的经济收入，但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人均可获报酬不可能有较大增长，且外出务工经商的机会也不会有较快的增长。因此，农民经济上将长期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当然，东部地区因为总体上经济发达，就业更容易，土地升值也快，而可能提前进入小康，但从全国农村来看，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将长期维持在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阶段。用农民自己的话说，这种经济生活可以描述为“有饭吃，缺钱花”。需要补充的是，即使是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因为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东部地区农民务工经商的处境会相对恶化，本来已经小康的东部地区部分农民可能会因为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而重回温饱阶段。我们2002年在苏南调查时，即发现这种苗头。这一点与农村劳动力进城带来城市劳动力下岗返贫是一个道理。
那么，农民会如何看待这个“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经济生活？他们从中获得的福利到底如何？
在媒体甚至专家的思维中，农民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收入提高了，温饱问题解决了，从经济中获得的福利自然就增加了。因此媒体记者和中国研究专家对农民“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百思不得共解。媒体记者在采访农民时，若农民对改革开放前的生活还有所好评，他就引导农民“忆苦思甜”：你怀念那个时代，但那个时代天天劳动，还吃不饱饭，这不是糊涂吗？被反问的农民一想也是，说“真是的，那个时代天天劳动还吃不饱，现在每年一半以上时间闲着，还温饱有余。”农民对改革开放前好感的直觉消失在理性的答问之中。
但是，这种理性的答问忽视了两个关键性的事实，一是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制下，农民一方面缺钱花，一方面集体又提供了大量的福利诸如几乎是免费的教育（这是当前农民最大一笔的支出，也是农民最感头痛的支出），合作医疗，以换工为基础的合作建房，以及种种其他红白喜事中的或传统或现代的福利制度，使农民对缺钱花的感受，远不如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强烈。二是改革开放前，在缺钱花及温饱不足面前，人人平等，人们都穷，也就增加了对穷的耐受力。改革开放前的温饱不足，并不是说那时候的人都在饿肚子，而是每天要“二干一稀”，而不能收到“一天三干”，缺衣穿主要是在衣服上打补丁，而不是无衣穿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大家都打补丁，有什么关系？而在目前不仅农民内部分化了，一些农民富裕，有钱花，另一些农民贫困，无钱花，形成了对比，这种对比让穷者不好受，穷者的福利受到了损失。不仅农民内部出现了分化，而且整个农民阶层越来越被边缘化，农民被一个鼓励富裕的社会传媒置于那些富裕者面前，他的感受到了自己的贫困，他们的福利就受到了损失。他们现在可以不穿带补丁的衣服，问题是其他人穿着比他们好得多的衣服。
因此，农民对改革开放前时代直觉的怀念，并不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而是因为他们经济上的福利受到了净损失。
再来看未来五十年，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一方面因为农民人数太多而将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压至最低，农民收入持续得不到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长期维持在“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阶段，这个时候，农民从经济上因为相对收入差距加剧而产生的不公正感和被剥夺感会减少农民的福利，增加他们的不满意。
更糟糕的是未来五十年是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扩展，现代传媒进一步渗透，城乡隔阻进一步消失的五十年，这五十年，农民的福利越来越依赖于货币，大量的消费需求被制造出来，逼迫农民用货币来购买。以前是小康的生活，因为整个社会新的消费需求被广告和时尚制造出来，而变成了温饱，以前尚属于温饱的生活，下降为贫困。这样一来，农民的福利就不止是因为相对收入下降而且绝对收入（购买能力）下降了。庞大的农民群体在广泛方便的交通信息支持下，他们因为经济上的福利损失而产生对整个社会的不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越出制度的轨道，另一部分也不会成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稳定力量。
必须给农民以福利的增长，但我们目前不仅在经济方面事实上减少着农民的福利，而且在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减少着农民的福利。
2．文化方面
当人的需要超过一个最低值时，人的福利更多的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目前以广告和时尚的所引导的消费观和这种消费观背后的福利观，主要不是因为人们从穿时髦的衣服吃昂贵的食品中获得了更多的舒适与营养，而是从这些昂贵的消费中获得了好的感觉，这种好的感觉本质上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建立于当前经济发展目标的背后价值支撑，本质上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毛泽东时代单调的服饰和简陋的食物从衣食的舒适与营养方面并不比目前由广告和时尚所引导的昂贵消费差多少，相反，某些方面，比如较少的服饰可能会比较多的服饰方便，昂贵食物在营养上特别是在对健康的保持方面更成问题（看看美国人肥胖的身材和以瘦为美的时尚就更清楚了）。问题是，一个社会提供什么文化，流行什么时尚，做什么样的广告，是由企业来主导这个社会的消费（所谓刺激消费），还是社会主导自己的消费，或是一个国家有意引导一种健康的消费。
随着市场经济对整个社会的渗透，中国的消费观及其背后的福利观整个地被市场所引导，而在这个市场上唱主角的是那些希望赚取利润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这些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通过发布广告与制造时尚来刺激引导人们的消费并制造表面的福利，这种以赚取利润为目的企业行为，让消费者花钱购买企业产品，特别是那些昂贵的产品，并让消费者以为这才是自己的真正所需（所谓引导潮流），而事实上，消费者什么真正的福利都没有得到，他们得到的是感觉，是感到很幸福。
在这个由感觉（或者说由文化）决定福利水平，而感觉和文化又被那些只关心利润的跨国公司这个巨无霸决定和独占的时候，那些经济上富裕的人们可以从消费中获得这种良好的感觉，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幸福者，他们受到穷人的羡慕，他们从穷人的羡慕中获得更多良好的感觉，他们的福利因此而更多。
问题是，由企业和市场发布广告和制造时尚，由广告和时尚来决定人们的幸福感和福利观的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钱的穷人，这是由广告和时尚必须制造出来的穷人，这个不公正的世界总是要将一部分人排斥在外面处于边缘地位，从而让那些处于主流地位的人们感到幸福和有价值。这些贫人无法享受到只有富人可以享受到的高品味生活，并且这些穷人必须羡慕享受高品味生活的富人的生活。这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同样存在，甚至更严重地存在。这些国家的穷人不是温饱不能解决的穷人，也不是没有住宅甚至小车的穷人，而是不能享受高品味生活的人。中国目前的情况当然比这些发达国家更糟糕，一方面有市场有意制造温饱已经解决的一部分人成为穷人，另一方面有以城市下岗工人和部分农民为典型的生活质量正在下降的真正穷人。中国的穷人因此范围更加广大。受由企业通过市场创造出来的广告和时尚的剥削更加深重。
以此来看当前农民在文化方面的福利状况，一方面，市场经济所自然制造出来的消费广告和金钱价值观已经深深替代毛泽东时代尚是多元的价值观，一方面农民并不能真正从市场中获得满足自己消费所需的经济收入，他们越来越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越来越感觉出自己处于边缘地位，只有很少的人处于中心地位，这的确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毛泽东时代大多数人都感觉自己处于中心地位，只有很少的人感觉自己处于边缘地位，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目前欧美的情况大致处于这个奇怪两端的中间。
重要的是，中国未来的五十年，农民从经济上大幅改善自己处境的可能性很小，而由市场经济主导的越来越将这些经济处境不能改善的农民置于边缘地位的文化却进一步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而长大，农民的净福利就会越来越少，农民对社会的感受就会越来越糟。五十年时间，八亿农民，对社会的不满，这三个关健词联系起来，值得引起所有关心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人仔细考量。
回望毛泽东时代，有很多值得充分讨论和重视的地方。从经济方面来看，毛泽东时代只能说刚刚解决温饱问题，但很多农民对毛泽东时代深深怀念，原因不是农民愚蠢而是他们那时的净福利并不少。除前述经济相对收入方面的讨论以外，文化方面毛泽东时代做得也相当不错。毛泽东早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最为广大的人民服务，最为广大的人民是指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要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就要深入工农兵群众，就要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表现群众的生活。他要求文艺工作者从感情上接受工农群众，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时代，无论文艺战线存在多少问题在与广大工农结合这一点上，总的来讲还是不错的，那时的文艺作品也是体现了大众化和群众喜闻乐见的要求，虽然很少，却有质量，这些文艺作品歌颂了工农，引导工农说只有他们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相对于目前文艺上一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毛泽东时代的文艺无疑可以提高农民的福利感受，而不是相反。
不仅是文艺，而且在整个社会舆论制造上面，毛泽东时代都贯穿着“艰苦奋斗”的精神，贯穿，“节约光荣，浪费可耻”“越穷越革命”的教育，贯穿着 “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思想。是啊，那时的农民不富裕，那时穿的是一色的衣服，但那时人们主要不是（起码不完全是或相当程度上不是）从这些方面来评价自己的福利，那时的社会倡导且成功地制造出“劳动最光荣”的福利观。那时最大的光荣是什么？是上级发一张奖状，是成为劳动模范！比较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价值观和生活福利观，该有多么巨大的差别啊！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些价值观和福利观，几乎全是对于弱者不利的进一步置弱者于边缘地位的文化，而毛泽东时代，通过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强有力制造出来的价值观和福利观，将本来处于弱者地位的工农（经济上文化上的弱者）置于中心地位，这个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个时代工农的经济生活比目前要糟，但农民以及工人会怀念那个时代的原因。要知道，福利不只是经济收入，而且是一种文化观念，且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观念。毛泽东时代的可贵之处在于国家制造出了一种强有力的可以增进劳动人民福利的文化，而目前社会最让人忧心之处是，市场经济以其巨大的破坏力在破坏尚存不多的可以增进劳动人民福利的文化，而在制造增加只占社会少数的强势者强势地位的文化。被排斥在这个市场经济制造出来的文化之外的，是这个社会中占90%的工农大众。这是危险的事情。
毛泽东时代不仅在制造文化上面对于增进农民的福利有利，而且在具体文化建设上对农民有好处。我们现在说毛泽东时代文艺作品很少，假大空高大全问题比较严重，但这些文艺作品适合农民地口味。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农民文艺是丰富多彩的，那时几乎所有村庄都有文艺演出队，由村庄文艺演出队演出的样板戏在艺术上的价值可能不高，但农民自编自演的样板戏是他们自己的样板戏，他们在演出和演绎自己的生活，他们在舞台上的一个可能出错的表演，反而是让台下的同村观众捧腹大笑的理由。毛泽东时代不仅可以经常性地组织大型文艺体育活动，而且农民乐在其中，以此为荣。那个进代的农民很穷，劳动很多，但那个时代很多农民会吹拉弹唱，农民的文艺生活比目前只会打麻将看电视，反而要丰富很多。农民从中获得的福利也比目前更多。毛泽东时代的农民不仅从文艺体育中获得这些福利，而且在劳动竞赛中获得光荣感。毛泽东时代农民的豪迈感，目前的农村是不再可能有了。
再来看未来五十年，市场经济将进一步通过广告和时尚来制造有钱人的强势地位，而进一步置农民于边缘地位。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还将以巨大力量摧毁农民世代以来的价值观，摧毁他们以前一直以为有意义的文化。现代的来自西方的价值和文化借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进入到农村，宣布农民一直信奉的人生理念是错误的，生活方式是愚昧的，地方性知识是可笑的，鬼神信仰是迷信的。总之，农民现有的生活方式和本体价值等一切都受到怀疑并被宣布为错误，农民会接受这种宣布的关于自己生活价值是错误的结论。农民文化越来越被排挤在边缘地位。但农民没有办法获得那些正确的人生价值，因为他们无法获得实现这些正确人生价值所需要的经济收入。他们知道了现代社会如何生活才是作为一个人所应该生活的样子，这些觉醒过来的农民却无实现他们应该具有现代生活所需要的就业和经济收入，他们成为有需要而无能力的无效需求，成了彻底的边缘人群。
在未来五十年，在农民总数不可能大幅减少而收入不可能大幅增长的背景上，能否及如何从文化上增长农民的福利，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任由市场经济在中国这么庞大的国家来塑造文化，任由跨国公司所制造的广告与时尚来建构福利观，对于中国的发展是相当危险的。
3.社会方面
虽然经济学家假设人是经济人，是自私自利，一切从自己利益出发并且可以根据经济利益来理性行动的人，但事实上，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是社会的人，人的幸福感和福利，大多与他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及他与社会的关系有关。农民也是人，我们在计算农民的福利时，必须考虑他们社会方面的处境与状况。
要全面估价农民在社会方面的福利，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且社会方面的估价与文化方面往往会纠葛不清。以下我们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主线来展开讨论。
当前农村中，农民感受最为强烈的一个问题是农村社会的失序，社会治安不好，集体行动困难，经济合作生产互助难以展开，一句话，农民一致行动能力大大降低，很多通过合作可以办好的事情，因为农民一致行动能力的瓦解，而不能合作起来将事情办好。举例来说，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存在的宗族组织现在已经解体，以前宗族组织在社会互助、安全保障诸方面作用甚巨。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人民公社组织有效地通过经济组织的形式解决了社会合作的问题，通过扩大组织规模有效内部化了公共物品提供中普遍存在的外部性问题。但当前的农村，传统的社会组织诸如宗族、香会等大都解体，人民公社时期的通过政社合一组织起来的办法也不能再起到作用，而现代的以法律和契约为基础的组织又未能生长出来，而出现了组织真空，农村社会失序使农民的生产生活都大受影响。
农民社会方面的福利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通过社会合作得到的福利，一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感受到的福利，前者与经济福利相通，后者与文化福利相通。先来看一看目前农民在前一个方面的福利状况。
农民的社会合作，就是农民通过组织合作的办法来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因为具有外部性的特点，私人无法提供或由私人提供不经济，而需要由社会合作解决。在城市，公共物品的大部分是由国家直接通过税收来提供的，但在农村，国家往往难以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就需要由农民通过合作的办法来生产出这些公共物品。
农村典型的公共物品是水、电、路。当前通过商业化的运作，农村供电大有解决的希望，最成问题的是水和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清洁的饮水也是农民生活福利最基本的内容。从当前农村一般情况来看，农业水利一般都涉及到大型水利工程，要从遥远的地方引水过来灌溉农田或打很深的机井，这些工程都不是单家独户可以完成得了的。在建国前，有两类水利工程，一类是诸如黄河大堤加固这样的巨型水利工程，魏特夫论证说，正是大型水利工程建设构造了中国****统治的基础。一类是小型的诸围堰、水井等工程，此类水利工程与宗族组织有密切关系。黄宗智论证说，正是长江三角洲中小型的水利工程使宗族组织强大有力，而华北水井工程较小，就使宗族组织变得不很重要。但华北战乱较多，在土匪出没的地方，以村庄为单位的村庄保卫组织就比较发达。有人偷盗庄稼，就设青苗会，负责看守青苗。在小型水利组织基础上，可以建立大型的水会组织如杜赞奇所描缓的华北农村的大型水会。这些水会组织与宗族组织和乡村士绅相结合，具有很大的能量。
毛泽东时代是通过人民公社来组织劳动力完成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并且毛泽东时代通过不同层次的组织系统来完成不同层次的水利建设，大至长江堤防，小至生产队的堰塘，都可以组织劳动力进行建设，人民公社强有力的组织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规划有序层次不同相互衔接的水利设施，这个时代的水利设施是中国历朝历代最为完善的，这些水利设施仍然是目前农村水利的基础。但这些水利设施目前没有得到良好维护。
目前农村不仅人民公社时期的水利设施没有得到有效维护，而且很难进行有效的新的水利工程建设，从而使目前农村水利设施的供给严重不足。之所以水利设施供给不足，原应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找，一方面传统的建立在诸如宗族、水会乃至宗教组织基础上的水利组织不复存在，也就无法提供水利建设的组织力量，一方面，国家没有能力来为农民提供这些公共设施。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农村调查后，悲观地得出结论说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此言很对！
目前农村水利的不足，缺乏面上的资料。仅从目前动辄水旱成灾，可以侧面反映出水利投入的不足。目前农村旱涝保收的农田面积，较人民公社时期已大为减少。到农村一走，到处都是淤塞的堰塘，被毁的渠坝，只需要农民投入有限劳动力即可以建设好，但农民组织不起来，也就分享不了从这些可以建设好的水利设施中获得的好处。
水利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只是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不充分的众多表现之一。路也一样，桥也是。社会治安，公共道德也可以看作公共物品，在目前农村的供给也十分不足。传统社会和毛泽东时代，都有提供这些公共物品的办法，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试图以契约和法律来获得这些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反而获得不了。国家又不能提供这些物品。这就是当前农村的困境，这构成了农民福利的净损失。
这方面还有诸多例子，如农具共用问题，在目前农村，要么小农具家家都有，要么大农具家家都没有。由几户共用农具的情况（比如耕牛或拖拉机）十分少见，且不能持续。而共用是节约农业生产成本的重要前提。回到小岗村分田到户的例子，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1978年本来是分田包产到组的，一个组二、三户人家，已经很少了，应该可以合作吧！小岗村包产到组（也就是分田到组）后，大都是兄弟组，父子组，即兄弟一个组或父子一个组，但这些兄弟组或父子组织仍然不团结，合作不了，便冒着坐牢的危险将田分到户了 。在兄弟或父子都不能合作的情况下，中国农民还有什么“合作改变命运”的希望？更糟糕的是，目前中国学术界及舆论宣传部门都大力鼓吹这种不合作的例子，以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发明，素不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土地私有化的，也没见到中国农民那个时候就富裕到哪里去了。还有人鼓吹，分田到户还不行，还必须实行土地私有化。分田到户也好，土地私有化也好，问题是农民不合作，就解决不了农业生产或农民生活中的公共物品问题。若国家有决心有能力提供这些公共物品（诸如农业水利，中型农具、机耕路及农民的社会保障等）也没有关系。若一方面鼓励农民自己不合作，一方面国家又不提供公共物品，那就只会进一步减少农民的福利，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好事。
再来看农民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的渗透和现成传媒的侵入，破坏了村庄本身的共同体意识，村民越来越被整个社会所吞噬，越来越认同于一个强大的外在于村庄的世界，而越来越脱离于村庄对自己的控制。村民之间的联系急剧减弱，村庄共同体意识迅速解体，村庄舆论的作用越来越小，村民之间原来作为长远投资的人情礼让越来越缺乏村庄基础，农民之间的人情交往淡薄了。
一旦村庄舆论开始解体，村民之间的人情交往和人际联系减弱，农民的社会生活将受到极大影响：农民因为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所产生的安全感逐步减少，因为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所产生的信任与尊严逐步淡化，因为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和认同而产生的生活意义逐步丧失。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人伦的国家，人与之间交往的淡化很快便转化成为人的本体价值的危机。人生意义一旦出现问题，道德约束就没有根基，社会控制就难度骤增。
而以农民福利的角度，人际联系的淡薄对于农民福利的损失极大。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人际联系弱化，使农民一致行动能力减弱，不仅在公共物品的提供方面，而且在人生面临各种不确定的突发事件时，农民没有办法来调用原来在村庄一直可以调用的人际关系资源，他们会感到自己被赤裸裸地抛弃在这个日益金钱化和市场化的社会中。农民这种日渐加深的无助感，降低了他们生活的趣味，减弱了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与期待，他们更加难以忍受事实上已确实难以忍受的现实困难等等。
二是人际联系弱化，使农民的交往程度降低，以前一直从这种交往中获得的乐趣减少了。这种交往的减少与村庄文化活动互成因果。以前村庄的节庆（如地方性的游神和续谱以及全国性的春节和端阳节等）和事件（如红白喜事）越来越因为村庄被市场化了的社会所吞噬，而变得不再重要，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的村庄事件及节庆，也越来越不能引起村民心灵上的反应和感情上的共鸣。缺少共同的节庆和事件，村庄联系及村庄意识降低，村民相互交往的压力减少。其后果是进一步弱化了人际联系的强度。
三是人际联系弱化，使村庄舆论解体，原来依靠村庄舆论支持的村庄道德力量逐步消失。其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作为弱势群体的老年人日渐处于村庄边缘地位，并且可能在家庭生活中被置于十分不利的处境。有调查表明，最近十年来农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率大幅上升，老年人在家庭中受到子女不良对待的比例也在急速增加。老年人地位降低及受到子女不良对待，对于村庄来讲，具有严重后果，其中之一是让所有中青年人害怕年老之后被子女们不良对待，这些中青年人会在自己仍然能够劳动时，为自己老年预作储备，这种预作储备会极大地改变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其中之一是很多地方农民对“养儿防老”和其背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理念的抛弃，这在某些地方正是计划生育工作变得容易起来的意识基础，二是农民对人生预期丧失，对未来生活悲观的现实基础。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极大地影响着中青年人的现实行为，如果老年人晚年因为丧失劳动能力而不能受到良好待遇，其对中青年人行为的影响将极大。
除以上所述的农民在社会方面的福利净损失外，农民还因为村庄解体及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增加，而会产生一种不稳定感及伴生的不安全感。他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期变得犹豫起来，他们的生活中出现风险的可能性大为增加，这种变化使农民生活中的心理成本增加，净福利减少。
4.小结
前面简略叙述了农民目前生活的状况及他们的福利状况。从以上叙述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农民温饱问题大体已经解决，作为农民生存基础的最低的经济福利不成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地从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乃至经济方面被置于边缘地位，农民相对生存处境越来越糟糕。
而从未来五十年来看，中国农民数量将维持在一个相当的高位。在农民经济收入不可能大幅提高的背景下，能否及如何从社会、文化方面乃至从经济方面再造农民的福利，将关系到中国数量极为庞大农民对中国现代化的态度，也将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