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截止2000年１１月１日，全国总人口１２．９５亿，其中大陆人口１２．６６亿。大陆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４．５６亿，占总人口的３６．０９％，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８．０７亿，占总人口的６３．９１％。根据人口学家预计，２０５０年我国人口将接近１６亿的峰值，其中增长的绝大部分为农村人口。在未来５０年，随着小康社会建设的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也会相应加快，但因为农村人口基数特别庞大，农村人口城市化将是一个相当缓慢且艰难的过程。根据目前城市对劳动力吸纳能力的预计，在未来５０年，即使城镇每年可以新增50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到2050年才能转移出2．5亿农村劳动力，这2．5亿劳动力再带动约1．5亿家庭非劳动人口进入城镇，这样，到２０５０年，全国城镇人口有望在２０００年４．５６亿的基础上再增加４亿人口，达到８．５６亿，同期农村人口则为１６亿减去８．５６亿，为７．４４亿，较２００１年全国人口普查农村人口的８．０７亿减少不足１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城镇每年新增50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估计是按目前经济发展状况作的乐观估计，实际情况可能大不如这个估计。而且究竟目前我国是８．０７亿农村人口，还是９．２８亿农村人口，存在统计口径的差别。若按目前有９．２８亿农村人口来计算50年后农村人口的数量和城市化率，农村人口数量将更大，城市化水平将更低。
总的来说，未来５０年，基本保持不变的庞大农村人口和这些农村人口缺乏收入增长机会的现实，将使得农村人口问题或农村问题，变成中国现代化最基本的瓶颈，成为中国国情最为关键重要的方面。与此相关，乡村建设应成为当前国家政策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基本国策，乡村建设应尽早研究，尽快实验，以探索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
一、如何估算当前农村人口的数量
1．三组不同的统计数据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截止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日，全国总人口１２．９５亿，其中大陆人口１２．６６亿。大陆人口中，居住在城市镇的人口为４．５６亿，占总人口的３６．０９％，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８．０７亿，占总人口的６３．９１％。与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９．８６个百分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１９９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１９９９年年末总人口为１２．６亿，其中城镇人口３．８９亿人，占３０．９％，乡村人口８．７０亿，占６９．１％。
根据现行户籍统计，２０００年我国乡村人口数为９．２８亿，城镇户口人数为３．３８亿 。按户口统计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２６．７％，乡村人口占７３．３％。
这样，我们便面对着三组不同城乡人口数字，三组数字之间相差巨大，其中户籍统计数与“五普”统计结果相差１．２１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相差９．４％，这无论如何是一个惊人的差距。
２．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城乡人口统计的办法
之所以出现这种统计结果的巨大差距，是因为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对城乡人口统计办法作了新的规定，这就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其中第六条规定，城市，是指经国务院批准设市建制的城市市区。包括：设区市的市区和不设区市的市区。设区市的市区是指：市辖区人口密度在１５００人／平方公里及以上的，市区为区辖全部行政区域；市辖区人口密度不足１５００人／平方公里的，市区为市辖人民政府驻地和区辖其他街道办事处地域；前款市辖区人民政府驻地的城区建设已延伸到周边建制镇（乡）的部分地域，其市区还应包括该建制镇（乡）的全部行政区域。不设区市的市区是指：市人民政府驻地和市辖其他街道办事处地域；市人民政府驻地的城区建设已延伸到周边建制镇（乡）的部分地域，其市区还应包括该建制镇（乡）全部行政区域。
第七条规定：镇，是指经批准设立的建制镇的镇区。包括：县及县以上（不含市）人民政府驻地、行政公署所在的建制镇的镇区和其他建制镇的镇区。镇区是指：镇人民政府驻地和镇辖其他居委会地域；镇人民政府驻地的城区建设已延伸到周边村民委员会的驻地，如果未设居委会或居委会地域不明确的，则为村委会地域。
此外，第五次人口普查采用按常住人口登记的原则，每个人必须在常住地进行登记，一个人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已在本乡、镇、街道居住半年以上，常驻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以外的人”和“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但已离开常驻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均在现居地登记。按照这两条，外出务工经商农村劳动力的绝大多数被计算为城镇人口 。
３．第五次人口普查城乡人口数的还原
第五次人口普查是依据常住人口来登记的，这种登记办法由于将进城镇务工经商农村人口计入城镇人口，而使城镇化水平大为提高。那么，有多少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而被计算成为城镇人口了呢？考虑到城镇人口到农村常住的情况很少，可以忽略，则依２０００年户籍统计数据，城镇户籍人口为３．３８亿，对照“五普”居住在城镇人口为４．５６亿，则大约有１．１８亿户籍在农村的人口被计算为了城镇人口。
户籍在农村的约１．１８亿被计入城镇人口的农村人口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进城务工经商农村人口，这部分人的数量可以有一个大致估计。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抽样调查，２００１年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８．６％，据此推算，２００１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为８９６１万人，其中８０％以上转移进入城镇或东部发达地区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２００２年“长安论坛”中提供的数据为“农村劳动力在城镇经商务工人员接近９０００万” ，邱晓华９０００万的数据显然包括了在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从以上引述中，我们大致可以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估计，即约有８０００万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这约８０００万人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被计入了城镇人口。
户籍在农村的约１．１８亿被计入城镇人口的农村人口的第二种情况是《关于统计上划入城乡的规定》（试行）中将部分农村人口统计为城镇人口。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扣除市辖县后，２１９个设区市（纯市辖区）人口密度的平均值为１２４６．４２人／平方公里，接近本次“市辖区人口密度在１５００人／平方公里及以上的，市区为市辖区全部行政区域”的标准，而几乎所有大的设区市人口密度的平均值都超过１５００人／平方公里，但在这２１９个设区市中，从事农业生产人口比重为２１．９％，说明市辖区中有相当的农村部分 。不设区的市、县辖镇和建制镇的农村成分更高。取中间值作为估计数，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约有１０％的城镇人口实际上在从事农业生产，为农业人口，这部分从事农业人口的大多数为农村户籍人口，考虑到这部分农业人口城郊经济的特点和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已拥有城镇户籍，可以再作50％的折算，计算出来的这部分被记入城市人口但实际上是农村人口的总数就为４．５６亿×10％×６０％＝2280万人。
以上两项相加，第五次人口普查户籍在农村但记入城镇常住人口的总人数为８０００＋2280＝10280万人，接近前述１．１８亿的数字。
除以上两项相加以外，还有一项在“五普”中计入城镇人口的农村户籍人口，即约８０００万进城务工经商者的子女和家属。这部分人口的总数不会很高，从以上计算来看，这部分人口的数字可以计算为1．18－1．280＝０．152亿，即约在1500万人左右。这当然只是一个很粗略的数字。从进城（含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经商者的经验数字来判断，当前绝大多数进城务工经商者
的家属仍然居住在农村，没有进入城镇生活，这方面的数据我们会在后面详细讨论。
４．一个可以接受的城镇化率
若上述数字的估算大致不错的话，我们可以再来计算一个出于我们讨论目的的较为客观的城镇化水平。以常住地来计算城镇人口的最大缺点是忽视了城市化的本来含义。城市化不仅是指在城市居住着，而且指在城市生活着，而且可以生活下去，可以进行人口的再生产，或者说可以在城市定居下来。作为标志，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可以通过在城镇务工经商而将家庭搬到城镇定居，一是可以让子女进城上学，二是可以让父母进城养老，三是自己退休可以在城市居住生活下去。以此标准来看，８０００万进城务工经商者总共只有约1500万家属人口，以1个劳动力带1个家属计算，这８０００万农村劳动力中只有1500万劳动力可以计算为城镇人口，6500万农村劳动力不过是到城镇通过务工经商来补贴农村的家用，他们的子女在农村成长，父母在农村去逝，他们自己年老之后也要回到农村生活，他们的经济收入来源仅够在农村生活。这方面我们会在后面详细讨论。
再来看2280万因为“五普”城乡人口计算方法产生的农村户籍的城市人口。总的来讲，这2280万农村户籍城市人口，可以看作城郊人口，城郊人口因为离城区近，可以享受到城市公共设施的相当部分好处，且随着城市向外扩张，农村土地升值，这部分农村户籍的城市人口的大部分可以从中获得利益。这样，将这部分人口的一部分计算为城镇人口是合理的，但全部计入城镇人口不合理，因为其中相当部分得不到以上两项好处，这部分人口可以假定占50％，这样需要在“五普”城市人口中再剔除2280×50％＝1140万。
这样计算下来，我们校正的可以接受的城镇人口数即为45600－6500－1140＝37960万人，以3760万人除以12．66亿人大陆总人口，城镇化率为30．0％。这个数字与国家统计局《１９９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城镇人口占总人口30．9％的比率十分接近。
相关地，农村人口总数即为12．66－3．78＝8．88亿，这个数字为2000年数。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70％。
５．为什么不能按常住人口计算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方式可以依托的区位选择。一个人住在城市中，并不就代表这个人已经城市化了。城市化必须要求这个住在城市的人可以生活下去，可以依托城市来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来完成家庭生活和家庭人口的再生产。简单地说，城市化意味着劳动者可以在城市娶妻生子，养家糊口，他有房子可住，有基本的生活来源，她可以养育自己的父母，可以抚育自己的子女，可以过上完整的家庭生活。这个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劳动者至少可以在城市完成家庭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这个住在城市的家庭也同时可以享受到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福利的好处。
以此来衡量目前在城市和沿海务工经商的约8000万农村劳动力，除约1500万劳动力是带家属在城市居住以外，还有约6500万劳动者仅仅是在城市挣钱，挣十分微薄的收入，这些收入不能维持一个家庭在城市的简单再生产，他们必须让自己年老的父母住在乡下：这个生活费很便宜的地方，他们也必须让自己的子女在乡村长大，在乡下接受教育和医疗，他们年老的父母和半成年的子女是农业生产的半劳动力，就是由这些“３８６１９９”的半劳动力来耕作不多的田地，收获不多的粮食，维持日常温饱的生活。这些外出打工者的收入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在城市的简单再生产，却可以补贴农村家庭的家用，这些外出打工者从城市挣钱来维持他的家庭在农村的简单再生产。这些打工者还年轻着，等到他们年迈力老，出卖劳动的价钱太低，他们也就回到乡下的家庭，他们的子女接替他们到城市挣钱维持他们在乡下家庭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打工者是在乡村完成他们人生的循环，城市只是一个过场，他们并没有成为城市的一员，他们的子女也很难成为城市的一员，因为他们打工的收入不足以维持他们在城市完成家庭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哪怕是简单再生产：当然，如前所述，这8000万进城务工经商者中约有1500万人可以在城市生活下来。
为什么有6500万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离开乡村就不能完成家庭的简单再生产？原因是他们的报酬太少。为什么务工经商农民的报酬会太少？因为农民人太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太多，而就业的机会太少。
众所周知，最近十年，农民到沿海打工的报酬不升反降，劳动条件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典型调查表明，一个农村劳动力在一家外向型企业打工的日工作时间一般在１０—１２小时，每月挣５００—６００元报酬，其中１００—１５０元用于食宿，100元用于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此外的收入一年不足4000元，除去往返路费，一年可以净挣3000元，这还是没有任何疾病和意外情况下的收入。３０００元收入在城市当然是购买不起房子的，甚至租不起房子，也无法拖家带口，而仅仅可以补贴在农村的家用。农民打工的报酬少，就不可能用少得可怜的报酬来购买物品，来享受生活，第三产业因此发展不起来。
为什么农民打工报酬在最近10年不升反降，劳动条件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因为农民工基本是在产业末端的加工业从事简单的装配劳动，这些装配工业诸如玩具、服装、皮革制品、小电器等，由于世界市场的供过于求，而利润很低，且这些产业以专利和商标为典型的利润端多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使得国内外向型企业的利润微薄，支付不起打工者较高的报酬。最近10多年，随着中国经济外向程度的提高，中国制造的加工产品销往全球（有人乐观地称之为“世界工厂”），加工产品的市场需求出现饱和状态，世界市场的供过于求使最近１０多年来，中国加工产品陷入“出口增一倍，利润降一半”的恶性循环。
换句话说，当前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建设世界工厂的发展战略，一方面使中国制造的产品处于利润末端，而利润微薄，一方面，中国巨大的剩余劳动力使生产处于利润末端的加工产品很快就供过于求，供过于求的处于利润末端的加工产品相互竞争，进一步压缩了这些加工企业的利润空间。缺少利润空间的加工企业不可能支付打工者较高的报酬。
而从世界市场来看，不仅中国，而且大量发展中国家在处于利润末端的加工产业上相互竞争，越南、印度、拉美等一个又一个雄心勃勃的希望现代化的国家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出口加工产品的竞争，而越来越没有利润。而发达国家因为处于利润上游，掌握着以专利和商标为主的垄断利润空间，而赚得脑满肠肥。中国之所以近１０多年加工产品“出口增一倍，利润降一半”，与世界性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加大加工产品出口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在这其中，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问题是，造成今天严重国际市场加工产品供过于求局面的中国外向型加工业仅仅吸收了约７０００万农村劳动力，而中国目前的农村劳动力约在４．５亿左右，农业劳动力最多需要１．５亿。也就说，除去目前在沿海以生产出口加工产品为主的７０００万农村劳动力以外，还有２亿以上的巨额农村劳动力等待着进入沿海利润微薄的加工企业中来。
这样，一方面世界市场对加工产品的需求是有限的，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生产加工产品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这就加剧了加工企业之间的竞争，降低了加工企业的利润，同时也限制了加工业本身无限扩张的可能。在加工业上的就业机会也是有限的。
有限的就业机会与几乎是无限的发展中国家的过剩劳动力结合起来，那些利润微薄的加工业企业就会无限降低打工者的工资。从国别来讲，哪一个国家的打工者可以接受更低的报酬，可以接受更恶劣的工作条件，国际
资本掌握的加工业能力就向这个国家转移。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打工者只要很低的工资收入即可以做很长时间工的特有可能性，使国际资本不断进入中国，中国越来越象一个世界工厂，中国越来越占有那些越来越少的加工产业的附加利润。
极低报酬即可以雇请良好劳动者的前提正是当前城乡二元结构，是由乡村培养出大量优质劳动者，为劳动力提供了廉价的再生产场所，也就为加工业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正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可能。要知道，如此低廉价格劳动力的收入，在城市不能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在农村却再可能生产出源源不断的优质劳动力来。
而仅仅是中国还有２亿多农村待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就使那些利润微薄的企业向打工者转嫁困难提供了方便。这些加工企业甚至不提供打工者维持农村家庭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报酬。这些加工企业更不可能提供让打工者在城市实现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报酬。只要中国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完全转移出来，只要中国产业仍然以加工业为主导，那些在城市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就只能是城市的匆匆过客，他们就不能算作城市人口，他们离不开农村的家。
另一方面，正如龙永图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引用经合组织一个研究报告所说的，中国吸引外资的一大优势是拥有相对廉价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这是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无法比拟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上升，中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至少将保持２０至３０年 。经合组织研究报告正确指出，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要转移向城市。二是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当沿海地区、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后，中西部廉价劳动力很快就补充过来。当然，经合组织不理解也不关心中国廉价劳动力是如何在农村家庭中再生产出来的。
６．小结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如果我们不是从表面相似性而是从内在相关的方面讨论农村人口的数量，按劳动力再生产的地域来划分城乡人口，就会发现第五次人口中普查按常住人口来计算城乡人口的规定是大成问题的。依托于农村生活并且只能算作是农村人口的人数不应该是“五普”公布的８．０７亿，而应是８．８亿左右，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重应为７０％，而不是“五普”公布的６３．９１％，相应的城市化水平不应是３６．０９％，而只有约３０％。中国的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了。
二、估算未来５０年城镇就业吸纳能力
要对未来５０年城镇就业吸纳能力作正确估算，需要先解决几个重要的基本判断。当前经济学界和决策部门在估算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城镇化前景时，存在严重的理论误区，抽象对比和形式推论众多，理论模型表面化，结论往往带有盲目性。如何建立动态的理论模型而不是目前理论界流行的静态的形式化的理论模型，对于正确预计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１．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
首要需要讨论的理论问题是，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根本上不同于一些小国或地区经济的发展的过程。从博弈论的角度，大国经济必然构成与系统（即国际经济格局）的深刻互动，而不能将国际经济仅仅当作背景。一个小国经济出口一般不会影响国际市场的商品价格，但如中国这样庞大的以外向型为主导的经济发展，会深刻改变国际经济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出口加工产品为主导的发展战略，深刻改变了国际市场上加工产品的利润分配格局，特别是初级加工产品的利润分配格局。诸如中国出口加工产品中最多的纺织品、鞋帽服装、玩具、自行车、皮件、电话机等，在中国扩大出口的背景下，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几乎一倍，利润更是大幅下降。亚洲金融危机就与中国大量出口挤垮东南亚一些小国经济有关。
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在改变国际经济格局，决定性影响初级加工产品价格从而挤垮同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小国经济之外，也对本国经济构成了危胁。据计算，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鞋子，每年平均每个美国人４双。在美国或任何其他发达国家，中国制造的初级加工产品充斥市场。初级产品利润很低，市场也很有限，一旦欧美主要初级产品市场被中国制造占领，中国还有２亿富余农村劳动力再进入到这些初级加工业中劳动，就会引起中国产品之间的竞争、这一点在今天已是十分明显了，其结果，是劳动力甚至连简单劳动力的再生产也无法维持下去。
如果理解当前中国出口加工产品的过程是分布在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这些企业的主要雇工是农村劳动力，这些农村劳动力的总数量不足７０００万，而这些企业出口的加工产品就已经充斥欧美市场 ，就已经相互竞争的没有利润空间了的话，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未来５０年，富余的２亿农村劳动力根本就不可能被这些初级的加工业吸收。
不能靠出口初级产品的加工业来带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只有一是劳动内需，二是实行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上是资本代替劳动，这种升级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长远活力，在对于增加就业没有作用。拉动内需的前提是劳动力有购买力，今天中国劳动者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为单纯出卖劳动力的人，他们的典型地处于马克思所描述的简单劳动力再生产状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越来越没有购买能力，生产过剩的危机便会到来。
进一步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大国经济的一组数字，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约２亿，城镇下岗职工约４０００万人 ，两者之和，接近美国总人口数，等于西方七国集团劳动人口总数。而中国劳动力总数更是接近西方七国人口总数。这种情况下，中国希望依靠出口初级加工产品来发展自己经济，实现自己的充分就业，实在没有可能。
加工出口工业不能有效吸纳农村劳动力，实现中国的充分就业，那么，第三产业是否可以实现这种充分就业呢？
２．第三产业不可能大规模吸纳农村劳动力
当前理论界和政策部门普遍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是影响城市化水平和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关键环节，他们认为，无论是开放户籍，还是发展小城镇或是国家投资建造新城，都可以为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机会。他们举例说西方七国集团第三产业（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６３％，远高于中国目前的３２％ 。而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更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据统计资料，１９９９年中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只有２７％左右，而一般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为３５％—４５％，发达国家的就业比重更是高达６０％—８０％ 。有人据此认为第三产业的不少行业如商业零售、交通运输、旅游、信息咨询、物业管理等，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他们举例说，零售业是美国就业数量最多的行业之一，1995年零售业的就业人数占全美非农就业人数的18%，相比之下，1996年我国批发零售业的就业职工占全国职工的比重仅为12．１０％。他们认为，当前中国第三产业在就业总量方面不足以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也不合理，金融、保险、通讯、房地产、信息服务和社区服务等新兴第三产业还处在起步阶段 。
那么，中国有无可能通过发展第三产业而大规模地扩大就业？为什么中国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我们可以先将第三产业划分为两种类型的第三产业，一是服务型的第三产业，诸如批发零售、金融保险，社区服务，文化教育，广告娱乐等，一是生产性的第三产业，如信息产业，科学研究。就当前我们所说的第三产业来说，生产性的第三产业还极少，以第三产业本身的发展养第三产业的例子如美国电脑行业，印度软件行业
，只是很少的例子，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产业特别是就业性的第三产业，首先是服务业，主要也只是服务性行业。
服务性行业发展起来的前提是有消费者，消费者不仅要有消费意愿，而且要有消费能力，而正是在消费能力上，当前中国的消费者出了问题。具体来说，一方面，占中国人口７０％的农民的生活水平一直维持在温饱线上，他们很少有现金购买能力，他们除了购买必要的生活品之外，最大的能力是购买一些耐用消费品如电视机、自行车等，没有能力购买服务性产品如保险、餐饮、旅游。他们甚至不能到电影院买票看电影。也购买不起教育和医疗。可以统计，当前农民子女上高中的百分比是连年下降的，农民“大病看不起，小病不用看”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进一步看，农民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这部分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在２０００元左右，其中现金收入不足１０００元，除了必要的生活开支和人情、子女该书的开支以外，所剩无几，服务性的第三产业要想在农民那里赚钱很困难。二是外出务工经商特别是务工农民的收入，在最近１０多年不增反降，除了最必要的生活费用开支和往返交通费用外，农民一年打工收入仅３０００元左右，他们无力购买服务性的第三产业。
另一方面，最近１０年来，中国的新贵发展迅猛。据匡算，目前中国百万以上家产的家庭已经超过1000万户以上 ，千万富翁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这部分人购买得起也需要服务性的第三产业，问题是这部分富裕起来新贵的消费口味严重洋化，他们穿洋装，喝洋酒，开洋车，到国外旅游，送子女在国外接受教育，将钱存在国外的银行，甚至在国外卖房，等等，因此，他们购买的服务性的第三产业大部分贡献给了发达国家，而不是中国的第三产业。他们的消费品味严重洋化了，他们这种洋化的消费品位还造成了国内消费的断裂：他们有能力制造出消费品味和时尚，他们让那些消费不起的人期望得到这些消费，他们让那些期望这些消费不能满足的人对社会不满，而让整个社会的价值出现问题，问题的关键就在，因为中国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所有劳动者的收入都处于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低位。农民依托农村低生活标准来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产生的低报酬要求，将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价格均拖降至极低水平，这种情况下，服务性第三产业没有发展起来的理由。
此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本身严重依托于出口型的加工业，这些加工业因为竞争激烈而利润很低，很低的利润不仅无法支付劳动者高的报酬，而且这些加工业本身也没有能力创造附加产值。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２日《洛杉矶时报》刊登的文章《芭比娃娃与世界经济》列举的芭比娃娃的例子就很说明问题。这篇文章说，从中国进口的“芭比娃娃”玩具，在美国的零售价为９．９９美元，而从中国的进口价仅为２美元。在这２美元中，中国仅获得３５美分的劳务费，其余６５美分用于进口原材料，１美元是运输和管理费用。再具体一些，在美国的７．９７美元用于美国境内的运输、市场零售、广告、批发及利润，每个芭比娃娃仅广告费即达５０美分，难怪美国第三产业发达；而在剩下的２美元中，香港占了１美元的管理运输费，台湾、日本、美国及沙特阿拉伯方占了６５美分的原料费，剩下的３５美分由中国获得了劳务费，包括厂房、劳力和电力 。其中支付给打工妹的劳务费，平均一个芭比娃娃不足１０美分，远远低于平均在每个芭比娃娃上面的广告费用。难怪有美国人游行抗议美国商人对中国劳动者的过度剥削。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内的企业还是劳动者，都不可能有为服务性的第三产业创造产值的利润和工资。
３．建国以来的城市化
先来看一看建国初期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率。据统计，１９４９年中国大陆只有６９座城市，约２０００个县城及建制镇，城市人口５７６５万，占全国人口的１０．６４％。但我们又常见到另一个建国初期城市化率的统计数据为１２％。１２％的数据是以５７６５万城市人口除以１９４９年９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估计的中国有４．７５亿人口而得出来的，事实上，到１９５３年７月１日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该年中国人口总数已超过５．９４亿，由此推算１９４９年中国大陆的人口总量即已达到5．42亿 。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中国城市化的现状，我们回顾一下建国以来城市化的历史，这个回顾分两方面进行，一是城市人口的变化状况，二是城市化水平的变化状况。
先看城市人口的变化（单位：万人）。
１９４９：５７６５
１９５０：６１６９
１９５３：７８２６
１９５６：９１８５
１９５９：１２３７１
１９６２：１１６５９
１９６５：１３０４５
１９６８：１３０４５
１９７１：１４７１１
１９７４：１５５９５
１９７７：１６６６９
１９８０：１９１４０
１９８２：２１４８０
１９８３：２６３６６
１９８９：２９５４０
１９９２：３２３７２
１９９５：３５１７４
１９９８：３７９４２
１９９９：３８８９２
数据来源：参见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统计年鉴。
若以１９８２年为界（之所以以１９８２年为界，是因为１９８２年为第三次人口普查年，且１９８２年可以作为改革开放前后的分水岭），则１９４９年—１９８２年共计３３年，城市人口由５７６５万人增加到了２１４８０万人，增长２．７３倍，平均每年增长１１．３０％。
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９年共计１７年，城市人口由２１４８万人增加到了３８８９２万人，增长０．８１倍，平均每年增长１０．６０％。
对比看来，若以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来作比较，１９４９年—１９８２年城市人口净增长的速度略快于１９８２—１９９９年城市人口净增长的速度。
再来看城市人口在整个人口所占比重的增长状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１９８２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２１．１３％，１９９９年为３０．８９％。以１９４９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１０．６０％来计算，１９４９年—１９８２年城市化率提高１０．５３％，城市化率刚好增加一倍，３３年间，平均每年提高３．０％。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９年，城市化率提高３０．８９％－２１．１３％＝９．７６％，城市化率增加为４６．２％，１７年间，平均每年增加２．７％，也就是说，以城市化速度来作比较，１９８２年前的３３年比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９年的１７年，城市化速度更快。
这是一个与我们想当然的结论相当不同的结论。其原因大致可以在前述讨论中寻找。
４．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可能速度
从前面的讨论来看，中国未来城市化的道路将十分艰难，目前一些人预期中国很快就会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这种预期缺乏依据。
首先，我们说的城市化是指可以在城市安居下来的城市化，而不是如拉美国家，城市贫民在贫民窟中艰难生存的那种城市化。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张曙光教授曾说城市出现贫民窟不会给政府丢脸，因为贫民窟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贫民窟的生活质量远远低于农村的生活质量，同样的收入，在农村可以过得有体面，甚至可以生活得比较舒服，而在城市，就可能只能住贫民窟，不能受到好一点的教育、住房、衣食都存在问题。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当前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双层经营，赋予农民长期使用权的政策，使农民可以在城市获得并不多的收入，而在农村维持一个较为过得去的生活水平（如何过得去，我们会在后面详细讨论）。那种不能在城市安居也不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贫民窟式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也解决不了中
国发展中的任何问题。相反，这样的城市化可能加剧城市的动荡与无序，并在一些偶发事件中作为社会不满群体来引起整个城市乃至全国的秩序混乱。
第二，城市化要以就业者可以在城市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为基础，就是说可以依靠工资收入购买住房，结婚生子，生活下来。他上可以养育父母，下可以让子女上学读书，并过上较为有保障的生活，他才可以算作已经城市化了。若就业的劳动者依靠工资收入只能住在贫民窟中，子女不能接受义务教育，生活环境很差，或甚至他们工资收入只能补贴在农村的家用，他的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是在农村完成的，这样的城市就业者就不能算作已经城市化了。
而在中国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被吸纳完毕之前，城市打工就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就一定会陷入一个较低的水平，正如龙永图所正确引述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上升，中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将保持至少２０至3０年。这样一来，中国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村劳动者将难以取得在城市安居下来实现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最低费用，他们不能实质上城市化。不仅这些农村来的劳动者不能城市化，而且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到城市与城市劳动者争夺就业机会，将城市劳动者的工资降下来，使这些原本可以在城市定居下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城市劳动者家庭安居不下来，难以完成家庭劳动力的再生产。除非城市政府通过诸如最低生活保障、再就业工程等专门偏向原来城市劳动者的政策，这些城市劳动者会发现，他们自己越来越被赶入了贫民窟中。若城市劳动者与农村劳动力有相同的工资收入和政策保障，城市劳动者显然不能获得农村劳动力同样的福利和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因为进城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可以在农村的家中完成劳动再生产的主要环节，农村的生活费用较低，且农村的承包地可以提供温饱所需的基本收入。这也是当前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对保护城市劳动者的原因。
第三，更遭糕的是当前变得越来越不利的加工产业的处境。最近二十年来中国主要依靠农村劳动力在沿海生产加工产品出口世界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来获得劳务收入与经济发展。但是，因为中国加工产业过于庞大，几乎所有初级加工产业的国际市场都被中国产品占据。中国进一步加大在生产初级产品上的出口力度，将会进一步恶化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环境。考虑到目前沿海加工出口工业仅仅吸纳不足一个亿的农村劳动力即对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们就可以知道，还有近２亿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到以出口为主的初级加工产品中来的机会是少之又少。
换句话说，因为中国劳动力数量实在太过庞大，仅仅目前集中在沿海不足一亿农村劳动力加工的初级加工产品就彻底改变了世界市场上初级加工产品的供求关系，其他农村富余劳动力再进入到这些出口型的加工业中来，就没有大的空间，出口加工业不能成为将来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
何况中国在改革开放，越南、朝鲜等发展中国家也在或要改革开放，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比中国更便宜，而出口加工业的产业结构与中国十分相近，这种背景下，中国目前在沿海打工的农村劳动者还可能被挤出来。
最近10年，沿海以出口为主的加工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几乎停滞也是证明。
第四，初级产品加工业因为国际市场的有限性及国际市场环境的恶劣，而要求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问题是，高附加值产业往往是资本代替劳动，在资本可以代替劳动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力价廉的优势就没有意义，外资也不会进来。龙永图指望中国以廉价劳动力来长期吸引外资，究竟能够持续多久，大有疑问，且这些外资进来了，也不能解决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问题。
第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近于无限供给，将劳动力价格压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面。这种劳动力的低价格对于资本是有利的，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都可能借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来赚取大量利润。问题是，外资赚取的利润迟早会汇回本国，内资赚取大量利润后，他们有能力在世界市场上尤其是欧美市场上形成自己的消费能力，他们在欧美国购买住房，接受教育，穿世界名牌衣服，开世界名牌轿车，喝世界名牌饮料。总之，无论是劳动力价格很低因此报酬很少的劳动者，还是那些赚取大量利润的国内国际资本家，他们或不能，或不愿在中国消费，这些人要么购买不起中国国内服务业的产品，要么不愿购买中国国内服务业的产品，中国第三产业发展起来的希望就很小，第三产业可以吸纳的就业人数就不会太多。目前中国第三产业之所以不能吸纳更多的就业者，完全不是什么政策或制度问题，而是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以上严重问题。到任何一处城市或乡村，都可以看到那些萧条零售业，那些等着顾客上门购物的无所事事的商店服务员们。
有一种普遍说法，认为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０％左右时，就会有一个城市化的高潮到来。他们举例说，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世界银行对全球１３３个国家的统计资料表明，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７００美元提高到１０００～１５００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展中国家行列时，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４０％—６０％。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都表明，中国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他们预测，在２０２０年前后，中国城市化水平可以达到５４％甚至６０％以上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预测20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７５％。
但是，一是我们要实现的城市化是什么样的城市化，拉美的贫民窟式城市化是否我们要实现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目前仍然没有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而欧美发达国家早已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后进国。中国是后进国家，中国就没有办法向其他国家转嫁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危机与成本，这是中国与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与城市化中完全不同的处境。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国这样庞大的大国在发展过程中会对国际经济的环境产生巨大影响，如前面已经分析过的中国最近二十年来初级产品加工业的例子。因此，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前述所谓的国际经验对于预测中国城市化的前景没有意义。
目前发展中国家，拉美的城市化率最高，达到７５％，拉美4．98亿人口中，有３．８亿人居住在城市。但是，这３．８亿居住在城市的人口中，超过三分之一为贫困人口，其中相当部分住在贫民窟中，有约２０００万人流浪街头，这样的城市化带来的是问题成堆的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不仅没有促进拉美的发展，反而进一步加深加重了拉美病 。
何况整个拉美的人口近不足中国人口总数的一半！
以下，我们对中国未来五十年的城市化水平作一估计，这一估计是以可以在城市定居的人口作为城市人口数依据的，换句话说，我们是以劳动力再生产的所在地为依据来划分城乡并计算城市化水平的，进城打工但不能在城市安居下来的农村劳动力，不作为城市人口计算。这样来看目前中国城市化的水平，约在31％左右。
假若不出现奇迹也不出现灾难，中国经济仍然可以象建国以来５０多年一样平稳发展，那么可较为乐观地估计，在未来５０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维持过去５０年的增长速度，即由１９４９年的１０．６％。到１９９９年的３０．８％，五十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了约２０个百分点。１９９９年至2049年，即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率再增加20个百分点，达到51％，这就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果了。根据预测，２０５０年中国人口将达到１６亿的峰值，51％的城市化水平就意味着８亿中国人在城市安居，比目前约４亿人在城市安居增长了足足一倍。这当然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而回过头来看农村人口，到２１世纪中叶，以人口峰值１６亿计算，农村人口还有８亿。目前中国农村人口约９亿，５０年后，中国农村人口还有８亿。
也就是说，在未来５０年，中国农村人口会在一个相当稳定的高位基数上运行。其实，这个高位在１９７０年初就已经开始了。１９７１年中国农村人口已经突破７亿的大关。农村人口不会像一些人想象那样，在未来几十年随着城市化而自然消失。
农村的地位看来要作长远估算。
当然，以上城市化的估算是一种乐观的中国经济可以维持高速增长前提下的估算。问题是中国这样巨型的后进国家，能在未来５０年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吗？中国经济有维持这种增长的条件吗？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发展能力到底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