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判断形势，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一般认为，战略运行的基本原理，是“战略判断、战略决策、战略规划、战略实施、战略评估”五个环节的循环。可见，战略判断是所有战略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察。”1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对当前的国际战略形势与我国安全环境的新情况新变化新趋势，进行深入思考和科学分析，从而正确理解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
正确认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从总体上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格局向更加均衡的多极化方向发展。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国际形势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正在发生一系列历史性变化。
（一）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国际力量消长变化是国际形势发展演变的基本动力。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出现了新的特点和趋势，突出表现为“一升一降”。“一升”是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实力快速上升，“一降”是指西方国家整体实力相对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实力总体上经历了从巅峰到下降的过程。1945年它的GDP占世界一半以上，1970年降到31.3%，中间有所起伏，到2012年下降到21.4%。西方七国2007年占世界GDP的比重为54.8%，到2013年下降到46.6%，6年持续下滑，下降了8.2%；而金砖五国2007年占世界GDP的比重为13.8%，到2013年上升为21.2%，上升了7.4%。此外，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墨西哥、土耳其等近20个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经济实力快速上升，是一种群体性崛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国际社会经历了三次国家崛起的高潮：第一次从15世纪开始，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西欧国家相继崛起；第二次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先后崛起；而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第三次。与前两次不同，这次崛起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是群体性崛起。过去，国家崛起都发生了很多次战争，比如西班牙、葡萄牙、美国、日本等都是如此。今天，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与前两次大不相同，总体上是和平崛起，是合作共赢的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改变世界的历史性事件，也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根本标志。
（二）全球治理体系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全球治理体系结构，是指国际社会通过一定制度和规则来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组织或体系。比如说，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联合国就是具有最广泛意义的全球治理的一种体系结构。在世界经济领域，有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三大全球治理组织。大国之间围绕全球治理体系结构所进行的斗争，其实质是主导权之争，也就是老的规则、制度谁来修订，新的规则、制度谁来建立。长期以来，在全球治理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始终处在主导地位，无论是规则的制定，还是制度的建立，都是他们说了算。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服从，如有违抗，轻则制裁，重则军事干预。在西方国家实力相对下降的大背景下，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越来越难以应对全球性危机。“9·11”事件后，美国打了十多年反恐战争，也击毙了本·拉登，但今天的恐怖主义不仅没有消除，而且还日趋严重，“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兴起就是典型的例证。当前，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了“三个不灵”：一是越反越恐，说明美国领导的反恐体系越来越不灵了；二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持续发展，说明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越来越不灵了；三是面对中东乱局，美国既想领导世界，又心有余而力不足，说明美国主导的国际安全体系也越来越不灵了。奥巴马说：“感觉这世界好像转得太快，快到没人管得住它。”1与此相对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比如，发展中国家建立了“金砖银行”，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得到了广泛响应。这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重大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亚太地缘战略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21世纪以来，亚太地区的整体实力不断上升。目前，亚太地区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全世界的53%以上。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亚太经济规模第一次超过欧洲，是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经济重心的又一次转移。美国2009年提出“亚太再平衡”戰略，宣称自己是太平洋国家，要在2020年之前将60%的海空军力量转移到亚太。普京再次执政后，明确提出俄罗斯既是欧洲/大西洋国家，也是亚洲/太平洋国家，提出了回归亚太的“东进”战略。欧盟公开声称在亚太地区不能被边缘化。日本乘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之机，图谋实现政治和军事大国目标。印度积极推行“东向”战略，强调“再亚太化”。澳大利亚2012年出台了《亚洲世纪的澳大利亚》战略文件，将发展与亚洲国家关系列为2025年前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世界大国将对外战略的重点转向亚太，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基辛格在2013年说过，过去400年间主导世界的大西洋世界权力中心现在转向亚太。亚太成了大国关注的焦点，已经并将继续带动该地区地缘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亚太地缘战略格局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几百年来西方国家主导亚太、一统天下的局面将逐步改变。这样一个历史性变化正在发生，正在发展。
（四）国际经济、科技和军事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科技和军事竞争，但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竞争，都取决于科技实力。可以说，科技竞争格局决定了经济和军事竞争格局。当前的科技竞争，主要围绕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展开。人类社会发生过两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第一次是18世纪，以蒸汽机为代表；第二次是19世纪，以电气和化工为代表，现在是第三次，以再生能源和互联网为代表；与前两次相比，今天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涉及的领域更广泛、影响更大。一些基础科学领域，比如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正在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些新材料和新技术，比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加快发展；一些效率更高的生产工具，比如机器人和3D打印技术等，开始广泛应用到许多行业。这些正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全新的面貌。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从历史上看，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最终决定了大国兴衰。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成就了英国的“日不落帝国”梦想，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造就了美国的世界霸业，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同样为大国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国在近代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科技落后，根源是错过了前两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现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在借势布局，抢抓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机，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必須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力争超越。
正确认识世界军事的新发展
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世界主要国家为了夺取未来战略主动权，积极推进军事变革，加快军事战略调整，世界军事竞争日益加剧。总的来看，世界军事发展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一）战争形态加速演变
当前，世界主要国家的军事竞争，首先在军事技术领域展开。一方面，加快日益成熟军事技术的深度开发和应用，比如精确制导技术、隐身技术、侦察预警技术、战场感知技术、全球定位技术、网络攻防技术等。另一方面，不断加大对新概念武器技术、智能武器技术以及生物技术军事应用的探索和研发。在军事技术发展中，各国都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PPA），是上世纪50年代在五角大楼建立的，被称之为“疯狂科学家俱乐部”，它的使命就是进行前瞻性的高科技关键技术研发，以确立具有战略意义的科技优势，用让对手望尘莫及的下一代高科技武装军队。今天的互联网就是它发明的，当时这个项目的总投资不到400万美元，而现在互联网每年带给世界的经济价值超过3.5万亿美元。GPS也是它发明的，当时投资不超过600万美元，而2013年全球GPS市场价值达到700亿美元。还有隐形战机、高超音速飞机等，都诞生于该局。该局仅使用美国国防预算的0.5%，也就是每年30亿美元左右来运转，员工只有240人，但却促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科技创新，不仅提高了美军的作战能力，而且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2012年10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仿照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模式，组建了国家级前沿技术研发管理机构——“高级研究基金会”，受总统直接领导。
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军事应用，使武器装备不断更新，甚至发生革命性变革，呈现出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等发展趋势。比如，美国正在发展“全球快速打击”系统，主要武器包括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巡航导弹（X-51A）、空天飞行器（X-37B）等，试图在一小时内对全球任何目标实施打击，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战争时空观念。俄罗斯也把高超音速飞行器作为重点研究项目，研究论证俄罗斯版的“全球快速打击”计划。再比如，激光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动能武器、粒子束武器等新概念武器的探索与研发不断取得新进展，生物技术的军事应用和武器装备的智能化面临着新的突破。军事高新技术及武器装备的发展，催生了信息化军队和信息化战场，促使战争形态由机械化战争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可以预见，随着高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信息化战争形态将逐步走向成熟。
（二）军事理论不断创新
军事上的较量，说到底是军事创新能力的较量，而军事理论创新是军事创新的灵魂。信息化条件下，一流的军队设计战争，二流的军队应对战争，三流的军队尾随战争。可以说，军事理论扮演了战争设计师的角色，通过理论创新牵引军队发展、指导战争实践，已成为军事强国的普遍做法。当前，世界大国军事理论创新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着眼技术进步在新型领域进行理论创新。比如，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在军事上的联通与融合作用日益凸显，能够将各个作战领域和各种作战力量集成为一个高效的作战体系，美军据此提出了“网络中心战”理论，成为指导其军事转型的核心理论。俄军针对太空技术和空天打击兵器的飞速发展，提出了“战略性空天战役”理论，并认为这是未来俄联邦武装力量战略行动的重要样式。二是瞄准作战对手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例如，美军针对中国提出了“空海一体战”构想，强调以海空力量为主，综合运用太空和网络空间等各种力量，对我实施信息致盲和一体化的纵深打击，掌控战场主导权。世界军事强国在加大军事理论创新力度的同时，积极利用战争实践验证军事理论。比如，美军在海湾战争中检验了“空地一体战”理论，在科索沃战争中检验了“五环”打击理论和“战略瘫痪”理论，在阿富汗战争中检验了“网络中心战”理论和特种作战理论，在伊拉克战争中检验了“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三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军事理论再创新。由于安全威胁多元化，各主要国家军队在创新新型领域军事理论的同时，大力推进非传统安全领域军事理论创新。
（三）军事战略调整步伐加快
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世界主要国家相继对其军事战略作出重大调整。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突出大国制衡和战略遏制。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加快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在西太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日本以“中国威胁”为借口，抛弃“专守防卫”政策，配合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俄罗斯面对北约东扩并在其周边部署反导系统的威胁，着力打造“杀手锏”，大力发展核武器，保持强大而可靠的遏制手段。二是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等“全球公域”。美军把确保其在全球公域自由进入并打败对手，作为新使命和新任务，企图主导构建符合其利益的“太空新秩序”，并将网络空间作为未来作战的重要领域。针对美国在新战略空间的战略攻势，俄罗斯提出了“非对称回应”战略，积极建设太空军事力量，组建空天防御部队，争夺太空主导权。此外，俄罗斯还出台了“北极战略”，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军事争夺。日本也把网络攻击、弹道导弹袭击等列入“多种事态”范畴，通过《宇宙基本法》明确允许将太空用于军事目的，并积极组建“网络空间防卫队”。三是加强军事联盟体系。美国在其力量相对下降的情况下，更加重视联盟战略。在欧洲，倡导推出了“北约新战略概念”，企图强化趋于松散的跨大西洋联盟；在亚太，强化美日、美韩、美澳军事同盟，积极拉拢东盟、南亚有关国家加入其主导的军事体系。俄罗斯针对北约不断向独联体逼近、战略缓冲区日渐缩小的严峻现实，加强联盟战略，积极推动组建“集体快速反应部队”。
（四）军队改革和转型深入推进
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实质，是把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队转变为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队。围绕这一核心目标，世界主要国家大力推进军队改革和转型。美军在推进军队改革和转型过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视军队的前瞻性规划，可以说始终保持“三个美军”滚动发展：一是现实中的美军，就是随时能够拉出去打仗的美军；二是规划中的美军，就是已经设计出来的10～20年要建成的美军；三是观念中的美军，就是未来20～30年的美军走向。这种做法，使美军改革的目标非常清晰，确保改革持续不断地推进。俄罗斯通过2008年与格鲁吉亚的战争，发现只有不到20%的部队能够遂行作战任务，庞大兵团不适应现代战争，下决心进行改革，目前基本实现了由“大战动员型”军队向“机动常备型”军队的转型。日本自卫队以增强“快反性、持续性、坚韧性、互通性”为目标，积极推动自卫队向联合机动型防卫力量的转变。
正确认识我国安全的新特点
当前的外部环境对我总体有利，国家安全形势总体可控，我国仍将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面临着日益严峻、日益复杂的安全威胁和挑战。
（一）由大向强过程中面临的安全压力增大
对于我国的历史方位，可以概括為四句话：由大向强的发展期，战略利益的拓展期，国家安全的风险期，军队建设的关键期。其中，最核心的是“由大向强的发展期”。从历史上看，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都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发生冲撞的可能性很大。美国在1890年后的20年就是一个“由大向强”的关键时期，当时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刚刚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一，但在金融、海军、科技、教育等指标上还相对落后。但就在这个阶段，美国和英国由于委内瑞拉和英属殖民地边界问题爆发了严重危机，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走到了战争边缘。英国准备运用海军优势打击美国东海岸，美国则准备从陆地进攻加拿大。这场危机是美英两个崛起和守成大国矛盾的顶点。后来，危机和平解决，霸权逐步由英国向美国转移。不过，像美国这样最后成功避免与守成大国“摊牌”的例子只是少数，大多数崛起大国在这一阶段都爆发了与守成大国的战争。世界历史上有15次新型大国崛起，11次发生战争。每次战争，新型大国与传统大国都两败俱伤。因此，我们要准确判断安全形势，正确应对战略压力。
（二）以领土争端为核心的安全问题增多
我们在研究国家安全环境的时候，经常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我们国力比较弱，安全问题却比较少，而现在我们逐步走向强大，安全问题反而越来越多？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80年代，世界处于冷战时期，我国周边很多矛盾和问题被两大军事集团战略对抗和博弈所掩盖。两极格局解体后，这些矛盾和问题逐渐显露出来。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安全威胁虽然很严峻，但相对单纯。而现在我们快速发展，各种新的安全问题不断涌现。还要看到，由于海洋探测和开发技术的局限，当时在东海和南海还没有发现丰富的油气资源，有关国家总体上比较收敛。而今天，东海和南海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凸显，使其成为摩擦和争端的热点。二是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所谓亚太“再平衡”，实质上是对中国的“再平衡”，打压和制衡中国。美国积极插手我周边热点问题，支持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向我挑衅，鼓动声索国在南海闹事。三是发展带来的矛盾和问题。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振兴期，安全问题十分突出。30多年前，中国经济基本上与世隔绝，那时我们不用担心全球金融危机、全球股市暴跌、国际油价大幅波动，也不用担心海上战略通道、太空、网络、深海、极地安全。但是，30多年后的今天情况就不同了，这些过去并不突出或者根本没有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突出矛盾，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影响到我国安全特别是海外利益安全。
（三）来自海上方向的安全威胁日益突出
历史上，清代以前我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清朝晚期以来，外敌入侵大都来自海上。据统计，自1840年到1949年，共发生479次海上入侵，较大规模的入侵达84次之多，结果签订了大约50个不平等条约。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东南沿海方向。后来，苏联一度在北方对我构成全局性威胁，但苏联解体后，这个威胁不复存在，而海洋方向的威胁突出出来。当前，来自海上方向的威胁极其复杂、日益严峻。从国家安全角度看，海上方向是美日加紧对我实施战略围堵和遏制的主要方向，是我与周边有关国家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的主要方向，是我国战略利益拓展的重要方向，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是我国军事能力最需要加强的方向。这“五个方向”的交叉重叠，决定了海上方向日益重要。因此，我们必须突破重陆轻海的传统思维，坚定不移向海洋前进，加强经略海洋的战略筹划，坚决维护国家海洋安全，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战略支撑。
（四）新型安全领域的威胁和挑战复杂严峻
当前，太空、网络、深海、极地等新型领域正在成为国家安全新的战略制高点和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与挑战日益增大。美国掌控着太空、网络等领域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卫星轨道、电磁频谱、网络域名等公共资源被西方大国抢先瓜分，优质资源所剩无几。我国作为后发者，在太空、网络领域的发展受到制约和限制。美国在太空和网络领域拥有完备的领导管理体制和作战指挥体制，引领着太空、网络领域的作战理论和武器装备发展，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装备上，在人员数量上还是人才素质上，都具有显著优势。美国视我为太空、网络领域的主要战略对手，大肆制造“中国太空网络威胁论”，抹黑、限制我太空、网络领域的发展，同时纠集其盟友对我实施战略围堵，在我周边密集部署多层反导防御系统，使我国新型安全领域的威胁和挑战呈增大趋势。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肖天亮，国防大学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