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现状的相关研究
目前，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较低，城市社会不接纳，被排斥在城市的各种制度设施和体制之外，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刘传江认为绝大多数农民工都在城市的边缘性领域及空间里“沉淀”为“外来边缘人口”，其边缘化地位还出现了代际传递；王春光认为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正处于“半城市化”的阶段；陈丰认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逐渐进入城市，处于“虚城市化”的阶段；马西恒等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外来新移民城市社区或社会的融合将依次经历“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同质认同”三个阶段。目前外来移民的城市融合正处于“敦睦他者”阶段，此阶段是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完全融入的过渡阶段。杨轩通过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农民工有着较高的融入城镇的愿望，但存在着融入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无论经济上、生活上，还是在心理层面上，绝大多数农民工的融入能力均处于较低的状态。路建红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农民工的生活状况是经济融合层次低、政治融合边缘化、文化归属感缺失、社会关系网狭隘 。
二、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因素
（一）经济水平因素的影响
个体经济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由其收入所决定，而收入对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推动作用已得到很多学者的证实。张广宇等通过分析1987～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发现，工资提高1%，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总体规模也会相应地扩大1%，这说明较高的收入水平是促进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重要拉力。黎翔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而提高，越高的收入越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巿社会，相对于低收人群体的农民工而言，他们会有多余的资金参与城巿的日常活动，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城巿化。路建红认为社会有限的就业机会、低微的收入及不断膨胀的消费需求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最终导致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极低，只是简单地限于提供一种低水平、浅层次的廉价劳动力服务。
（二）制度因素的影响
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制度排斥使农民工不能与市民享有同等的待遇，限制了其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和融入。王春光认为不只是制度的问题，而是一整套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包括户籍、社会保障、人事、组织制度等；张国胜认为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制度体系的异化，这种制度体系的异化使得“作为外来人口的农民工不能参与当地政权的管理，他们缺少必要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导致现有城市社会的制度体系难以出现向农民工倾斜的调整和改革，使得他们缺少融入城市社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撑”；张铁军认为农民工在职业上已经实现非农化转变，但是由于户籍制度作为一种“身份标签”而存在，其身份还是农民，从而无法享受城市市民的各项权利，从而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造成负面影响；简新华认为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二元体制导致农民工不能够彻底流入并融入城市；孟庆莲认为长期实行城乡有别的户籍身份制度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城市农民工身份与职业、角色的背离，很难融入城市社会。
（三）社会排斥因素的影响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城市社会的不足反过来会制约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首先，城市中现存的各种社会组织基本上都将农民工排斥在外，不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江立华指出各类社会团体、第三方组织、社区组织等相继建立，然而农民工进入这些组织都相当有难度。其次，农民工自身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也不高，在社区层面上，农民工不具有城市居民的身份，无权参与社区居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再次，市民对农民工存在偏见与歧视，致使农民工中的部分人出现了心理上的自愿性隔离。熊光辉等认为市民把一些基于个体经验意义上的刻板的文化符号强加给整个农民工群体，引发了农民工对于城市融入的抗拒心理，交往范围仅仅局限于“同乡”，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被迫“孤岛化”。胡荣等认为社会对农民工的排斥或偏见，根源为体制和政策及长期以来形成的地位等级观念，而要改变这种现状，首先要从制度和体制上进行调整和改革。
（四）自身因素的影响
1.社会资本
钟水映等指出社会资本或关系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起着决定性作用，许多农民工在经济地位的获得过程中，社会资本所扮演的角色是极其重要的，其作用比人力资本等因素更为显著，社会资本的匮乏会影响农民工在经济、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城市融入。李爱芹认为虽然农民工的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经济和精神生活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但这种社会资本同时也强化了农民工自身的固有的特质，反过来阻碍了农民工的融入。李伦指出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和质量低下，尤其是次级社会资本的缺失限制了其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进而影响了其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只有改善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和质量低下的状况，构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机制，才能促使农民工更快地融入城市社会。正式社会支持体系的缺失、非正式社会支持体系的缺失及人际关系网支持体系的缺失，使农民工的交往圈子多建立在血缘或地缘关系上，社会网络结构呈现单一化封闭化的特点。
2.人力资本
个体教育程度的高低很大程度上能反应其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张娟认为各类职业教育和培训会促进农民工转化成为现代巿民，通过改善人力资本，为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提升创造条件，从而为促进其融入城巿社会提供可能。杨晖等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水平越高，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就越高，更愿意与城市居民交往。邵彩玲认为农民工文化资本的不足会导致他们的语言习惯、教育水平及心理、价值取向与城里人有较大差异，进而会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童雪敏通过研究发现，以教育程度、职业培训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以老乡交往为代表的同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起阻碍作用，而与城市居民进行经常性互动建立起来的新型异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正向影响。
三、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措施
（一）破除制度性障碍
何平等认为应该积极推进土地流转、户籍等配套制度的改革，实行分层分类保障，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优先解决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逐步解决养老保障问题，探索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的养老保险办法，有效落实农民享有的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的基本权利，促进社会公平。童星认为城市政府应自上而下地将各种机会、待遇、保障同城市本地户籍相剥离，以“化整为零”的方式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刘宏斌等认为要改革现有的二元户籍制度，结合地区实际，实施更为灵活的户籍管理条例。张丽艳等认为政府应设计对农民工的利益激励、成本激励及对政府的规模激励、土地激励、治理激励的城市化政策，通过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三者联动改革，实现二者在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双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在2013年提出的建议措施与之相似。
（二）大力发展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周敏认为社会资本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条件，应大力发展农民工社会资本，建构社会支持网络。张时玲提出政府要有计划地开展以基本生活常识、法律常识、城市规章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通过提高农民工素质增强其对城市社会的适应能力，以顺利融入城市社会。纪韶认为提高农民工收人水平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受教育水平，即主要通过加大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的投人来提高来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人地位，而不是仅仅依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冯晓英认为人力资本作为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提升社会弱势群体及时适应社会发展、给个人和社会带来财富的功效。要变传统的简单岗前培训为定期的现代专业技术培训，下本钱、花力气培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永久型”、非城市户口的产业技术工人和具有专业服务水准和道德水平的合格职业工作者。
（三）改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大环境
一些学者认为在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全社会都要积极行动。首先，媒体一方面要宣传城市宽容的胸怀，消解“一等公民”与“二等公民”的距离；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民工的整体宣传，客观地介绍他们在城市建设中做出的贡献，以强化广大市民对农民工的正面印象。其次，城市居民要积极帮助农民工再社会化，提升农民工自身素质。聂洪辉认为要唤醒城市居民对农民的“感恩意识”，消除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再次，政府应该加快城市扩容，营造良好的融入环境，深入推进城镇住房改革，实现农民工城镇定居。成会玲认为应该采取消除偏见和歧视，改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大环境，加强对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高其融入城市的能力等措施来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
（四）优化社区管理
学者提出通过积极开展社区工作，优化社区管理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李培林等认为城市管理部门要注重利用传统的社区资源建立具有服务功能的开放型社区，提供正式的社会服务，积极构建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机制，帮助农民融入城市。杨敏认为要通过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提供参与机会，培养社区认同感与现代社区意识，营造融入文化，通过文体活动建立起来的交往结构能为社区构建提供潜在的社会基础。刘建娥在研究中认为要以社区融入带动社会融入，通过专业的社区工作来促进农民工依托接受社区而达到逐步融入城市社会的目的。此外，董章琳认为应该加强社区管理，以社区融合推动社会融合。洪名勇等认为应该依托社区的力量来搭建市民和农民工间沟通的桥梁，让农民工有家的温暖。
综上所述，目前研究仍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多以文字性描述为主，少量的辅以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很多对策建议的操作性不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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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建娥.乡—城移民社会融入的实践策略研究——社区融入的视角[J].社会，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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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童雪敏，晋洪涛，史清华.农民工城市融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研究[J].经济经纬，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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