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战策略是秦国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身处战国乱世的秦国，商鞅抓住孝公富国强兵的契机实施变法，通过认同农耕，减轻赋税，归心于农等措施，达到农业、农村、农民的协调发展，使秦国实现了从大乱到大治的转型，从诸侯卑秦到统一中国的宏图伟业。时至今日，依法治国的精神和时代内涵、以三农农业为基础的主题没有变，变法中保邦安民的理念、自强不息的变革精神，将永远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十八届三中全会小组讨论时特别提到“商鞅变法”，总书记决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在时机的选择和样本的选择上均包含借古喻今的深刻寓意。战国时期社会处于激烈动荡相互兼并的战争年代，发达的农业和强大的军队，是治国平天下的首要条件。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痛感于“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力主变法，把农战策略提高到治国的纲要地位。“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一、提出农战策略的背景
战国时期群雄角逐，诸侯争霸，地处西陲边境的秦国，“有地方数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实仓”，“衣不煖肤，食不满肠”。导致“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两地”，为此秦孝公决心变法强国，商鞅应运而生，提出“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的农战策略。
(一)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战国后期“天子”权力虚拟化、软弱化、空洞化，土地分封制已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逐渐显露。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按土地亩数征税，根据实际产量来征收十分之一的税赋。公元前538年郑国实行“作丘赋”，以占田多少为依据，增加军费扩大兵源的办法，增强了郑国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楚国实行“量入修赋”，将土地分类着籍，所修之赋，包括了兵员以及军队的一切技术装备(马匹和战具)。但是，这些改革仅仅停留在经济上，并没有触及封建领主制。李悝、吴起也分别在魏国和楚国进行了政治上的改革，但遭到旧贵族的疯狂抵制，没有成功。到战国中后期，中原地区基本实现了金属农具代替木石农具，铁器畜耕有了初步发展，“一夫挟五口”的个体农户，可以独立完成“治田百亩”的任务，个体性质的生产过程逐步凸显，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促成农耕战略的基础。
(二)是秦国国情的战略需求
秦穆公曾称霸一时，“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马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献公继位国力逐渐衰落，虽然进行了“镇抚边境，徒治株阳”、“修缪公之政令”等一系列改革，没有得到明显好转。到秦孝公时，不仅被排斥于诸侯会盟之外，而且以“夷狄遇之”。公元前408年，魏国掠夺了秦国的河西之地，面对强大的魏国，防御自保迫在眉睫。为完成“先君之意”，“东复侵地”，孝公发布“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求贤令。渴望展现自身绝代才华的商鞅应征而出，向孝公进献秦国最需要的富国强兵之道，实行农耕战略变法，迎合了秦国国情发展的需求。
(三)是秦国治国平天下的必然选择
农战是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当时秦国“地广民少、田宅有余”。商鞅从秦国发展战略的高度，强调农耕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强大的基础，是富国强民的关键。“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壹务则国富，田荒则国贫”。“民不逃栗，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战国时期，发达的农业和强大的军队，是治国平天下的首要条件。商鞅认为，重农治军，富国强兵，首先要从政策上使农民专一于务农，一切改革都以强化农战为基础。“事本不可不专”，“令民归心于农”。只有发达的农业，才能增加国家财政积累，为军队提供了充裕的军费。其次是“尽地力之教”。采取以法制为后盾，鼓励和强制相结合的措施，把大多数农民固定在自己村落的土地上，用严历的赏罚制度使农民专心务农，使懒惰的人从事农耕，最大限度地发挥农耕的生产效率。可以说实施农战策略是秦国当时强国富民的必然选择。
二、实施农战策略的基本措施
战国初期，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局面，严重影响到农耕经济，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下，商鞅提出农战策略，并且形成了严密的“法治”理论，不仅为先秦法家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而且其思想本身也自然成为中国法家思想的重要渊源之一，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
(一)认同农耕的合法地位
商鞅是一位认同农民的权力主张者，为了凸显农耕地位，抑制贵族，变法规定：一是按人头赋税。对朝野的贵族和官员，商鞅一反过去优渥待遇，采取严厉手段，从多方面予以裁制。“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变法规定，国家必须按人头纳税，对贵族特权阶层，要加重他们的徭役，不使其阻碍社会发展。二是一视同仁。“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不可以辟役”。不让纨绔子弟、言谈游士、商贾等游手好闲、好逸恶劳。并规定“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迫使他们认同和从事农耕。中国是农业大国，无论过去和将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问题，认可农民，给予平等的公民权，是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稳定发展的根本所在。
(二)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
变法令强调“农多日，征不烦”，从各个方面减少农民赋税、摇役，刺激生产的发展。一是奖励耕织。对多耕织者可免本人劳役、赋税，对不安心务农或从商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做官奴。“僇力本业，耕织致栗帛多者，复其身。”而“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二是裁减官吏。“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官属少，征不烦。……农多日，业不败”。精减官吏，一方面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其次可以提高官员勤政务实，使他们有事可做，保持廉政。农民负担减轻，官吏扰民减少，农耕激情增加，农村秩序相应得到优化。“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这样，农民为了获得免税免役潜心于耕种，戮力同心维护农村的利益，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增收减负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治国话题，自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废止了农业税条例，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从此走进了“历史博物馆”。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时说：“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道出了百姓心声。使农民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努力。
(三)保证农民安心农耕
变法采取鼓励与强制相结合的办法，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一是排除各种干扰。“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禁止影响农耕的娱乐活动、音乐和奇装异服，使农民专心一意从事农业生产。二是令民归心于农。变法一改秦国以往重学问、鄙视农业生产的风气。“使民无得擅徙……，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商鞅用一种集体精神，将民众个体所属作为一个完全的整体，并将这个整体赋予共同的立场和利益，加强民众对国家的归属和依赖，安心努力的耕战，即能产出更多粮食，又能维持农村的稳定和发展。
新时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然是国家工作的重点，关系到社会安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从2004年至2014年连续11年中央发布了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强调“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赋予农民安心耕种的环境。
(四)增加农村劳动力
与秦国相邻的韩、赵、魏三晋，“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人之复阴阳泽水者过半。此其土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螭当时三晋耕地已经严重超负荷，面临严峻的“民不聊生”的民生问题，而秦国人口短缺，土地荒芜，丰富的物产无法开发利用。“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地”。变法一是鼓励三晋人民来秦“事本”。“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而秦得之以为粟，此反行两登之计也”。对徕民“利其田宅”、“复之三世”，让来民安心从事农耕，增加农业生产的从业人数，为秦国生产更多的粮食;而秦国的国民以致力于战争为主，为强军兴邦出力。通过改革的统筹安排，“天下有不服之国，则王以此春围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陈其宝;以大武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内，诸侯将无异民”。二是政策优惠。凡是徕民，免除三代徭役赋税，不用参加作战，并赋予法律权威。“今王发明惠：诸侯之士来归义者，今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秦四竟之内，陵阪丘湿，不起十年征，著于律也，足以造作夫百万”。这正是三晋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以政策的权威性和连续性，诱使缺地和为逃避差役的上百万三晋奴隶逃到秦国从事农业生产，使秦国荒地得到开恳，粮食明显增加，“夫实圹什虚，出天宝，而百万事本，其所益多也”，即解决了秦国农战的矛盾，又达到了削弱三晋的目的。
中国农民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厌倦频繁的流动和迁徙，不习惯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更愿意享受稳定的生活。他们也十分知足，能够娶妻生子，养家糊口，已是万福，没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没有多少资本供他们折腾。在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之后，农民的理念逐渐开始从生存转向发展，关注个人的收益和权益，迁徙自由体现了对人的价值关怀，已经成为“依法治国”的必然，户籍改革，加快了迁徙自由的进程。
三、农战策略对保邦安民、发展农业生产的贡献
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分析，“盛世”都与农战相联，而“乱世”总是伴随着舍本逐末的发生。归心于农是商鞅农战策略的主旨之一，“主操权，利;故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变法体现了一系列强国安邦，主导农战的措施。
(一)保邦安民的理念
商鞅变法把农耕战略作为富国强民的基础，保卫家邦的重点。一是用奖赏和惩罚的扛杆成为秦人不畏战死的原动力，以保证国家内能稳定和谐，外能抵御侵略。“圣人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二是禁止私斗，勇于公战。秦国原本私斗之风盛行，而且规模很大。变法规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变法将私斗扭转为尚武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勇于公战”被引上为统一而争战斗勇的轨道，并逐渐上升为一种民族精神与民族信仰，使秦军终于成为纵横六国、所向披靡的“虎狼之师”。三是誓死保卫国土的决心。商鞅致力农战，富国强兵，誓死保卫国土，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只有国家强大，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贫穷落后必然挨打，列强侵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国家和人民就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
中华民族具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坚持“抵御外侮”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的救国兴邦，领导人民披荆斩棘、开拓进取。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开拓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彻底结束了中国人民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境遇，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从商鞅变法到社会主义建设，保邦安民的农战策略是基本相似的。治国安邦，经济是基础，是实现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的物质前提。“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习近平同志说：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
(二)凸显以粮为纲的主题地位
商鞅在《垦令》中提出了20种办法激励农耕。坚持以粮为纲，以农业为主打产业，各项各业必须为农耕让道，为农业服务。“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用加重关口、市场的赋税，限止商人，以“商劳”来抑制经商，以此提升农耕的主体地位。
以粮为纲的农耕战略思想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治国的主线，1957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1958年毛泽东同志就我国农业发展问题提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提升。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根据我国国情发展农业现代化，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道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深化农村改革。这些论述客观上要求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前进必须坚持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推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要把改革作为根本动力，实现中国富国强军梦。
(三)打击损农，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
为了保证农战的主导地位，变法首先利用财税杠杆和法律手段，提高粮食和酒肉价格，加重商品销售税，打击一切不利于农耕的人和事。“无得取庸，……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废逆旅，……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均出余子之使令，……则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
古往今来，中国农业劳动者人数众多，从事的工作十分重要，却是地位最低、最脆弱的群体。“三农”问题关乎民心得失和国家稳定，历来都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是社会反映的热点和新闻舆论的焦点。党的十八大工作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在农业，难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要清醒地、坚定不移地深化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深刻认识粮食安全是工业化、城镇化的根本保障，是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不断增强做好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四、结语
农耕战略的基本宗旨是维护君主专制，但是一些基本主张和原则有着现代性的超越价值和实践意义。以“农耕为本”的战时经济体制，“厚赏重刑”的战时军事体制，“抑儒弱民”的战时思想文化体制，构建出中国古代史上从未有过的中央集权式的军事强国，不仅适应了战时的特殊环境，而且开创了新型的封建统治模式。商鞅通过一系列农战策略，为国家兼并战争的军事目标服务，实现了中央集权，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经济军事化的政策。商鞅“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治国方向是没有错的，收到“民遂乐业”，“道不拾遗，山无盗贼”的良好效果。“商鞅虽死，秦法未败”。历经数千年的历史，依法治国的精神和时代内涵没有变，以农业为基础的主题没有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战国策》说：“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对今天依法治国乃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秦文化中的许多文化基因，诸如厚德仁民的民本精神，尊崇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崇尚有为的创造意识，自强不息的变革精神，将永远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讲过“改革之路从无坦途，无论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都要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准备。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作者：吴堃 来源：法制与社会 2016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