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收入少、农业科学技术水平低、向城市转移困难等，不仅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进步，而且关系到全社会的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依法维护农民的权益，保护农民的利益，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中国的发展实践证实，无论是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涉及到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社会变革，没有农民的支持和参与都是不会取得成功的。
(一)“农村”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
在用于衡量全面实现农村小康社会目标的各项指标中，像人们生活水平、人口素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都体现在具体的人身上。约占全国人口2/3的农民长期生活在农村，只有绝大多数农民实现了全面小康，才能说农村实现了全面小康；只有农村实现了全面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才能实现。
(二)“农业”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
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农业大国。我国的农业制度延续了几千年，农民一直被固定在土地上进行耕作，缺乏选择其他职业的可能和权利。农业问题最主要是农业产业化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就需要农民及时掌握市场的变化趋势，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资源配置，力求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真正做到产、供、销一条龙，切实实现农民增收目标。然而，中国农民存在自私自立的小农经济思想。农业产业化需要把农民系统地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个体优势，最终实现农业产业化的目的。但是，农民的小农经济思想决定了他们很难加入这样的组织，他们仍在幻想那种自给自足的封闭落后生活，这严重阻碍了农业产业化的进程。
农业现代化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就重点提出的战略目标。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工具逐步向机械化发展，生产对象在不断地扩大和延伸，农业信息化也在不断发展，但农业生产发展仍然缓慢，这主要是因为生产资料、生产对象、农业信息的使用者一农民素质较低造成的。大量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领域，不能熟练操作生产工具，无法利用网络掌握信息，无法将科技转化为生产效益，不仅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而且使农业劳动者向非农业转移的结构性差别表现明显。农民的素质状况直接影响农业的发展。农业发展落后，则依靠农业为主的农民收入较少，生活不富裕；反过来，农民收入水平低下又影响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农场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民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所以，农业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农民问题。
(三)“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指出，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即是人的因素，而生产资料最终取决于劳动者这个基础的因素，有处于什么发展层次的劳动者就会有与之相对应的生产资料。同样,面对“三农”问题,农民便是生产力中最主要的因素，直接决定生产资料的发展变化。只要农民问题得到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人是第一生产力，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中国农民贫穷，是因为劳动者们没有能力组织起来，离开耕地，改变自己的生产资料。此前，新中国历史上已有过两次“解放农民”，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一次“解放农民”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通过土地改革的方式，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获得7亿亩地，免除了700亿斤粮食的地租，粮食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45%，也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产量的18%。第二次“解放农民”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从人民公社的制度中解放出来，1978-1985年，农业附加值增长55.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1.7倍，其增幅历史最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是发展生产、调整结构、实现就业，还是增加收入，都离不开科学技术和高素质的农民。高素质的农民才有谋生的资本，才能成为市场经营的主体，才能增强市场的竞争力。文化素质高的农户，思想观念新，发展能力强，就业机会多，这是实现农民收入长期持续增长，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因而，“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
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素质问题
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因素是人力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的质量。从我国的国情来看，农民素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农村的人力资源是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农村劳动力是农村人力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已经不只是土地、劳动力的数量和资本量的增加，而更多地表现在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强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综合反映。
(一）农民素质的涵义
农民素质，是指农民个体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通过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稳固性质，是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素质的综合。农民素质主要包括：农民运用其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辨别是非曲直、坚持正确思想道德和行为准则的能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的能力；积极参与管理和正确处理农村社会事务的能力等。提高农民素质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既要提高农民的身体素质，更要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农村地区必须改变先发展经济后发展教育的思想，充分认识教育的战略意义，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为农村人口的转移和职业分化提供智力支持。
(二)农民素质与“三农”问题相关性分析
1. 农民文化素质越高，农民收入水平越高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决定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转移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越高，农民从事非农经营的机会就越多，其获得的报酬也相应越高。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调队根据历史数据相关分析表明，收入与文化程度高度正相关，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纯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8。2003年，全国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户人均纯收入为3416元，中专学历农户人均纯收入2567.5元，高中文化的农户人均收入为2194.1元，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户人均收入为2095.7元。而且高素质农民收入水平提高明显较快，从1991年到2003年期间，我国文盲农户人均纯收入由426.77元增加到1380.86元，增加了954.1元，小学农户人均纯收入由566.51元增加到1431.55元，增加了865元;初中农户人均纯收入由641.51元增加到2095.67元，增加了1454.2元；高中及以上农户人均纯收入由696.47元增加到2304.73元，增加了1608.3元。可见初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户的收入增长量明显高出文盲和小学农户的收入增长量。
2. 农民文化素质越高，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能力越强
农民素质高低是其向劳动生产率较高部门转移的前提条件。随着农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的人数逐渐减少。据浙江农调队统计，1978年，浙江省农村劳动力为1465.2万人，其中农业劳动力1300.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88.8%。2001年，全省农乡镇经济11/20°7村劳动力为2170.08万人，比1978年增加704.88万人，其中农业劳动力为985.11万人，比1978年减少315.79万人，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45.4%。这说明23年间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远远大于农业新增劳动力的数量。
从转移出去的农业劳动力构成看，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明显多于文化程度低的劳动力。据抽样调查显示，浙江省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平均年转移率为3.4%，明显低于初中文化程度的6.6%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6.8%。素质不高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进行谋生的可能性更大。在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由于市场结构不同，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高，只有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的劳动力才能转移到这些部门去。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相应地要求有较高素质和工作技能的劳动力与之相配。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越强；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高低，从根本上影响着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规模和速度。
3.农民文化素质越高，实现农业现代化进程越快
农民的素质决定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影响着农村的进步乃至社会的进步，而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在农民素质中又起到了主导作用。
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实践表明，农民的文化素质对农业的现代化进程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把对农民的教育投资看作是促进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一个重要手段。以色列农民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到47%，其他至少是高中文化程度。以色列高素质的农民为学习、运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同时也促进了农民更快地掌握和运用新技术，为以色列现代农业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农业劳动者的文化科技素质的高低，决定了他们采用高新技术能力的高低，同时对加速农业由资源依附型向知识依靠型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只有掌握了现代先进科技文化知识的农民，才有可能打破愚昧、落后、封闭的传统农村社会组织形态，建立科学、民主、法制、秩序的现代农村社会组织形态，才有可能全面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
综上所述，农民的素质与农民就业增收息息相关，是整个“三农”问题的本质。无论从近期还是从长远看，农民增收的动力和潜力都在于农民素质的提高。分析和研究农村劳动者的素质，对充分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农民素质问题的根本是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问题
如果我们不能使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迅速获得提高，使农村劳动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以及经营管理等知识，那么农村的现代化就会受到影响，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必须重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切实提高农民素质。
1. 强化政府主体地位，加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强化政府投资办学的主体地位。全民办教育是我国现阶段的一个特征，但不能就此淡化政府在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中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在当前社会经济状况下，更不能盲目夸大社会办学的作用。对农村的教育投资是政府从整个国家、民族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角度考虑所承担的一项义务，各级财政应进一步提高教育支出的比重，切实保障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投入。要确保农村基础教育真正成为义务教育，坚决堵塞农村中小学校因经费不足而将负担转嫁到学生身上的漏洞。国家要依据《教育法》逐步疏通、改善、规范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模式，尤其要全额保障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投入。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培训和知识更新教育，也应以政府为主体。在确保农村基础教育经费投入的前提下，政府应出资建立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基金和基地，针对农村现有劳动力的年龄、文化和居住地的发展状况及经济发展的总体需求，免费进行分类培训，为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和合理分流奠定基础。加大政策的扶持和引导，鼓励社会各界投资农村教育，如为投资或捐资农村教育者颁发荣誉称号、减免一定税费等。逐步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参与、民办教育占一定比例的农村教育投资格局。
2. 加强基础教育，努力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经济振兴靠科技、科技发展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这是世界形势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总结。教育是人才资源建设的基础，是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核心，而学习则是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的基本途径，是实现人才资源总量增加、质量提高的根本途径。为了全面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必须切实加强基础教育。一是要坚持把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紧抓好。重点工作是提高农村教学质量，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并着重帮助解决贫困子女入学问题，切实解决中小学生特别是初中阶段学生的辍学问题，从而全面完成三个100%。即学龄儿童入学率100%，小学生和初中生毕业率100%;二是要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尽快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只有真正做到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才有可望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
3. 加强医疗卫生的投入，提高农民的健康素质身体是正常劳动的保证，要从基础设施建设和队伍建设两个方面入手，不断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农村穷，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始终是困扰农村医疗的大事。因此要加大医疗卫生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的医疗设施，创造良好的医疗条件。同时要在医疗卫生队伍建设方面认真做文章。一是建立乡镇卫生院领导干部竞争上岗机制；二是设立人才培养基金，鼓励人才“冒尖”;三是建立实施乡村医生公开招考、聘任制度，从源头上保障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的基本素质；四是增加财政投入，建立乡村医生养老保险制度，切实解除乡村医生后顾之忧。
4. 加强高等和中等学校教育，培养一大批新世纪的合格人才随着我国高校扩招，高学历劳动者供给的不断增加，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员得到工作的机会日趋减少。因而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已朝着有利于高学历人员的方向发展。而每一个劳动者要想获得较高的就业机会，就必须拥有较高的学历。
5. 加强技能和识别能力培训加大投入力度，采取各种形式培训农民，增强农民就业技能，提高就业覆盖面。这是弥补劳动力先天不足，提高就业能力的有效举措。
农民就业技能培训首先要使农民掌握一技之长。可根据各地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切实取得成效。一要重视初中或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加大投入，充实教师队伍，通过增加就业技能课程或在初中、高中阶段适度延长职业技能教育时间，进一步强化回乡青年的就业能力培训；二要发挥村级小学资源优势，扫除青壮年农民文盲。充分利用村级学校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在农闲季节或晚上，通过老师讲和孩子帮，使文盲农民普遍接受系统教育，这无疑对提高农民素质具有积极效果。这种培训农民的方式在一些地方已取得显著效果，很值得推广；三要适时的进行岗前培训。根据就业需要，有针对性的组织农民到职业技术学校进行短期或长期培训；四要继续发挥农民夜校的作用，就近向农民提供学习科技、学习技能的场所，形成农民学文化的良好氛围。
其次是培训农民适应市场的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所以对农民进行市场经济意识的教育和经营管理等其他专业技能的培训势在必行。通过培训提高他们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程度和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农业、农村产业结构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