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 提要】
本文梳理有关史料，对于东汉着名的藏书室及史学馆——东观——的建置及其功能作了考述，并具体 分析 了东观着作的特殊身世以及东观着作的修史传统和奉诏创作对于东汉文学 发展 的深刻 影响 。
【关键词】 东观着作 修史传统 实录无隐 文学风貌
时代 的学术文化氛围，对于一定时期的文学 艺术 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前期受南方文化的影响，黄老之学、屈宋之赋促成西汉浪漫文风的形成，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东京以下，文人学士逐渐集中到京城洛阳，集中到东观。他们以按实而录的修史传统从事着文学创作，逐渐地将文学兴趣转移到以征实为主的“京殿苑猎、述行序志”的辞赋创作中，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而高门望族的身世背景，奉诏创作的特殊场合，又使得他们的创作表现出一种繁缛壮丽的文学风貌，博喻酿采，高论卓烁。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东汉的学术文化背景，进而探讨东观着作的学术活动及其对东汉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东汉文学创作倾向的形成，确有其独特的认识价值。
一 从兰台到东观
两汉中央政府对于图书的征集和收藏，《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有简略的说明。关于西汉藏书，班固是这样记载的: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之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数术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武帝时从民间广泛征集图书，百年之间，秘府图书堆积如山 ① 。这些图书分藏于内府与外禁。《汉书·艺文志》颜注引如淳的话说:“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而据杜佑《通典》，外府藏书室的名称是石渠、石室、延阁、广内;内禁藏书室叫兰台、麒麟、天禄 ② 。兰台主要是“图籍秘书”的典藏之处。如《汉书·王莽传》就记载甘忠可、夏贺良等人谶纬之书藏在兰台。其主管叫兰台令，负责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兰台令史十八人，隶属于御史中丞。《汉书·百官公卿表》称:“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通典·职官八》:“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其秩百石，属御史中丞。到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加以整理编录，撰《别录》、《七略》。而班固又据以编成《汉书·艺文志》，至少反映了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的藏书情况。关于东汉藏书，《隋书·经籍志》记载说:
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
说明《汉书·艺文志》主体部分以西汉收藏为主。其藏书目录主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目录。东汉定都洛阳之后，依然建立兰台，这些图书就收藏其中。根据《后汉书·宦者传》、《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所藏图书秘籍除谶纬之外，还有大量儒家经典。本初元年，梁太后下诏要求大将军下至六百石，其子孙必须就学，其影响所及，游学激增至三万余人。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博士 考试 ，争第高下，于是贿赂兰台私改“漆书经字”以合己意。为此，蔡邕、卢植等人奏请刊刻石经，成为定本，平息异议。东汉时期的兰台令六人（或曰十人），秩六百石 ③ 。兰台下属有兰台殿中、兰台谒者，第九品。《通典·职官四》引《汉官仪》云:“能通《苍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联系到汉初的萧和律，通九千字者始得为吏，是文官入仕的初阶。唯其如此，兰台令史皆为高门所把持，这种风气直至晋宋依然如此。所以《通典·职官四》指出:“晋、宋兰台寺正书令史虽行文书，皆有品秩，朱衣执板，给书童。”故称“兰台令史皆三吴富人”。就东汉时代的兰台令史而言，如贾逵、班固、班超、孔僖、傅毅、李尤等，均称一时名流。傅毅曾与班固、贾逵一起“共典校书”，并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是文雅显于朝廷”④ 。班固、班超为兰台令史并见《后汉书·班彪传》。杨终十三岁即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习《春秋》，显宗时，征诣兰台，拜校书郎” ⑤ 。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少年即以文章着称。和帝时，侍中贾逵推荐李尤有司马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着有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其生平事迹见载于《后汉书·文苑传》。上述作家主要活跃于东汉前期，因为国家图书大都集中在兰台。
除兰台藏书外，云台、辟雍、东观、石室、宣明、鸿都也都收藏图书。如《后汉书·五行志》记载说:“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宫云台灾。庚戌，乐成门灾，延及北阙，度道西烧嘉德、和欢殿。案云台之灾自上起，榱题数百，同时并然，若就县华镫，其日烧尽，延及白虎、威兴门、尚书、符节、兰台。夫云台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图书、术籍、珍玩、宝怪皆所藏在也。”但是，从明帝、章帝、和帝开始，国家图书中心就逐渐由兰台转移到东观，安帝时成为高峰。《史通·外篇·史官建置》曰:“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为着作，竟无它称。”《后汉书·安帝纪》李贤注:“《洛阳宫殿名》曰:南宫有东观。”刘熙《释名·释宫室》:“观，观也，于上观望也。”是高大建筑之意。《艺文类聚》卷六十三载李尤《东观赋》曰:“东观之艺，孽孽洋洋，上承重阁，下属周廊。步西藩以徙倚，好绿树之成行。历东崖之敝坐，庇蔽茅之甘棠。前望云台，后匝德阳。道无隐而不显，书无阙而不陈。览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同卷又载同一作者《东观铭》勾勒东观的规模是:“房闼内布，疏绮内陈，升降三除，贯启七门。”更重要的是，这里“书籍林泉”实际已经成为藏书最为集中的地方，所以，也就成了文化学术活动的主要场所。所谓“列侯弘雅，治掌艺文”，正是东观学术文化之盛的生动写照。《通典·职官八》:“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同异，属太常。”班固自称“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就是说，他还将东汉新建立的“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也逐一记录下来。因此，《汉书·艺文志》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东汉前期的藏书面貌。
根据有关史料，我们可以得知东观至少有下列几个方面的功能:
最主要的功能当然是收藏图书，特别是新近问世的着作。《后汉书·张奂传》载，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 学习 《欧阳尚书》，深感四十多万字的《牟氏章句》浮辞繁多，精简为九万字，“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很可惜的是，这些藏书，到东汉后期，随着内乱的加剧，与其他藏书室的珍宝一起散失殆尽。《后汉书·儒林传序》载:“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另一重要功能是负责史籍的校订。《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记载卢植上疏:“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秕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可见考订典籍是东观最重要的工作。我们知道，东汉时期，大规模地整理典籍见于记载的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章帝建初四年（79）诸儒校订五经。杨终作《上言宜令诸儒论考五经同异》，认为“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这年十一月，章帝接受其建议，“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 ⑥ 。当时班固任校书郎，将这次会议记录整理而成《白虎通》一书盛行于世。第二次是在章帝章和元年（87），朝廷征诏曹褒校订典籍。《后汉书·张曹郑列传》载:“章和元年正月，乃召（曹）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及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第三次是在桓帝熹平四年（175）由蔡邕为首校订五经，并将定本镌刻于石碑上，史称“熹平石经” ⑦ 。三次校订史籍，东观着作起到重要的作用。
修史，主要是修撰当朝史迹，也是东观着作的重要工作。前期主要以班彪、班固、班昭一家为主修撰《汉书》;后期先后由刘珍、张衡、蔡邕等主其事，修撰《东观汉记》。所以《史通》说:“中兴之史，出自东观。”这是一个专门的 问题 ，后面还要具体论述。
需要指出的是，东观不仅是藏书之所，东观着作还要起到教书育人的作用。《后汉书·皇后纪》记载邓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东观着作之优秀者，还被画像，悬在东观，以供人们景仰。如《后汉书·高彪传》就记载:“后迁外黄令，帝敕同僚临送，祖于上东门，诏东观画（高）彪像以劝学者。”这就有点像当今的 研究 院或高等学府悬挂学术名流画像一样，成为道德文章的典范，当然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后汉书·酷吏传》载阳球奏罢鸿都文学书曰:“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这段话可以为我们的推测提供强有力的旁证。
二 东观着作的身世特征
《通典·职官八》:“汉东京图书悉在东观，故使名儒硕学入直东观，撰述国史，谓之着作东观，皆以他官领焉，盖有着作之任，而未为官员也。”由此看来，在东汉，东观着作还不是官名，而是当时通儒硕学入直东观撰述时的通称，而以他官兼领。魏明帝时始置着作郎。东吴亦有东观，有东观令，东观也绘有图案 ⑧ 。
（一）东观建置及东汉前期的东观着作
根据现存史料，东观的建立大约始于光武帝建武（25—56）末年和明帝永平（58—75）初年。《后汉书·班彪传》载，班固“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通典·职官八》:“兰台令史班固、傅毅，洛阳令陈崇，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及杨彪等，并着作东观。”陈宗，《通典》作陈崇，洛阳令。尹敏见《后汉书·儒林传》:“尹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也。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榖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陈《洪范》消灾之术。时世祖方草创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诏公车，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着录次比。敏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纳。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帝深非之，虽竟不罪，而亦以此沉滞。与班彪亲善，每相遇，辄日旰忘食，夜分不寝，自以为钟期、伯牙，庄周、惠施之相得也。后三迁长陵令。永平五年，诏书捕男子周虑。虑素有名称，而善于敏，敏坐系免官。及出，叹曰:喑聋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谓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迁谏议大夫。卒于家。”由此而知，东观至少在永平前期尹敏去世之前即已建立。
东汉前期，与东观的关系最为密切的作家莫过于扶风班氏家族了。班彪（3—54）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初年，避难至天水，投奔隗嚣门下，曾作《王命论》劝戒隗嚣，不听。后避地河西，依窦融。建武十二年（36）随窦融还京师，举茂才，拜徐令，称病而免，潜心于西汉史着的写作。史书未有班彪诏入东观之记载，然其撰写的前汉 历史 ，为班固撰写《汉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他与东观的关系确非寻常。班固（32—92）字孟坚，班彪之子。十六岁即入洛阳太学。二十三岁时，父卒，乃归乡里。明帝永平初年，东海王刘苍为骠骑将军辅政，延纳人才，班固得以入选。以班彪续史未竟，乃潜精研思，欲成其业。其后，为校书郎，除兰台令史，着作东观，典校秘书，时在明帝永平末年。前引《后汉书·张曹郑列传》:“章和元年正月，乃召（曹）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及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由此看出，东观在明帝、章帝时期已经建立。班固即在明、章之间活跃于东观。《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先是明帝召固为兰台令史，与诸先辈陈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纪》。擢固为郎，典校秘书。固撰后汉事，作列传载纪二十八篇。其后刘珍、刘毅、刘陶、伏无忌等相次着述东观，谓之《汉记》。”其着作除《汉书》一百卷外，集部还着录:“后汉大将军护军司马《班固集》十七卷。《典引》一卷，蔡邕注。”班昭字惠班，一名姬，班固之妹。嫁同郡曹世叔。班固着《汉书》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诏班昭就东观藏书阁续成之。见《后汉书·列女传》:“兄固着《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是班昭入东观续补《汉书》在和帝时期（89—105）。《隋书·经籍志》集部着录:“后汉徐令《班彪集》二卷，梁五卷。”在汉成帝班婕妤下着录《班昭集》三卷。是扶风班氏家族多有文集行世。
（二）东汉中期的东观着作
从汉章帝（76—88）至汉顺帝（126—144）为东汉中期。东观着作中，马融（79—166）最具声望。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马援兄子马严之子。据《后汉书·马融传》记载，其一生三入东观:十三岁初入东观，时在和帝永元三年（91）。安帝永初四年（110），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是其二入东观。当时邓太后临朝，邓骘兄弟辅政。而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田狩之礼，息战陈之法，故猾贼纵横，乘此无备。马融以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五才之用，无或可废。元初二年（115），上《广成颂》以为讽谏，得罪了邓氏，滞于东观，长达十年。桓帝建和元年（147），外戚大将军梁冀让马融诬奏李固，又为梁冀作《西第颂》。后出为南郡太守。以事得罪梁冀而被免官，髡徙朔方。后“得赦还，复拜议郎，重在东观着述，以病去官”。是其三在东观已在桓帝时期。《史通序》称“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其实在马融看来未必如此，是滞留东观。利用东观丰富的藏书，马融在此遍注儒家经典。这些详见《隋书·经籍志》经部着录。此外，集部还着录:“后汉南郡太守《马融集》九卷。”
与马融 时代 前后相接的东观着作还有窦章、刘珍、刘騊駼、刘陶、孔僖、许慎等。窦章字伯向。少好学，长于文章，与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荐。《后汉书·窦融传》附窦章传:“永初（107—113）中，三辅遭羌寇，章避难东国，家于外黄。居贫，蓬户蔬食，躬勤孝养，然讲读不辍。太仆邓康闻其名，请欲与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康遂荐章入东观为校书郎。”由此而知，窦章入东观在安帝末年。李贤注:“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仙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其着作见《隋书·经籍志》着录:“大鸿胪《窦章集》二卷，亡。”刘珍（?—126）字秋孙，一名宝，南阳蔡阳人。《后汉书·孝安帝纪》永初二年二月“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 艺术 ，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后汉书·文苑传》:刘珍“少好学。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作建武已来名臣传，迁侍中、越骑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转卫尉，卒官。着诔、颂、连珠凡七篇。又撰《释名》三十篇，以辩万物之称号云”。是刘珍之入东观亦在安帝永初中，与窦章不相前后。《隋书·经籍志》着录:“《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记注至灵帝，长水校尉刘珍等撰。”集部着录:“后汉《刘珍集》二卷，录一卷。”刘騊駼的生卒年不详，刘复之子，擅长于文章。据《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载:“永平中，每有讲学事，辄令复典掌焉。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宗事之。复子及从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学。永宁中，邓太后召毅及刘騊駼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着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又自造赋、颂、书、论凡四篇。”亦在安帝时期入东观。《隋书·经籍志》着录:“后汉校书郎《刘駣集》十卷，梁二卷，录一卷。”《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先是明帝召固为兰台令史，与诸先辈陈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纪》。擢固为郎，典校秘书。固撰后汉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其后刘珍、刘毅、刘陶、伏无忌等相次着述东观，谓之《汉记》。”刘陶、伏无忌等人的生平传记资料比较少。灵帝时太学生刘陶数次上书言事，但与此刘陶似非一人。此处刘陶疑系刘騊駼之误。《隋书·经籍志》杂史类着录有伏无忌注释《古今注》八卷。此外，蔡伦亦曾在东观监典雠校之事。《后汉书·宦者传》:“元初元年，邓太后以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四年，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家法，令伦监典其事。”孔僖校书东观在章帝时，见《后汉书·儒林传》 ⑨ 。许慎入直东观见许冲《上说文解字表》:“先帝诏侍中骑尉贾逵修理旧文，……以父故大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学。……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凡十五卷。慎前以诏书校书东观，教小黄门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张震泽《许慎年谱》定在安帝永初四年（110） ⑩ 。
东汉中期的东观着作中，黄香是比较重要的文学家。他字文强，江夏安陆人。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能文章，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肃宗诏香诣东观，读所未见书。香后告休，及归京师，时千乘王冠，帝会中山邸，乃诏香殿下，顾谓诸王曰:“此天下无双江夏黄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观。案千乘王刘伉，建初四年（79）封。《后汉书·文苑传》载:黄香“所着赋、笺、书、令凡五篇”。《隋书·经籍志》着录:“梁有魏都太守《黄香集》二卷，亡。”而张衡更是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人。少善属文，游三辅，因入洛阳。《后汉书·张衡传》:“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着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检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书数上，竟不听。及后之着述，多不详典，时人追恨之。”参与天文改历工作，见《后汉书·律历志》:“安帝延光二年，中谒者 诵言当用甲寅元，河南梁丰言当复用《太初》。上书郎张衡、周兴皆能历，数难诵、丰，或不对，或言失误。衡、兴参案仪注，考往校今，以为《九道法》最密。诏书下公卿详议。”侍中施延、博士黄广、太子舍人李泓、太尉刘恺、尚书令陈忠等人均参与其议。亦在安帝时入东观。《隋书·经籍志》子部天文类着录《灵宪》一卷。五行类着录《黄帝飞鸟历》一卷。集部着录:“后汉河间《张衡集》十一卷，梁十二卷。又一本十四卷。”与张衡同时代的东观着作还有刘毅，光武帝兄刘曾孙，敬王刘睦之子。初封平望侯。和帝永元（89—104）坐事夺爵。安帝元初元年（114）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为刘珍、马融称美，拜为议郎。由此有名朝廷，为邓太后诏入东观。
（三）东汉后期的东观着作
东汉后期，主要是指汉桓帝（147—167）至汉灵帝（168—189）时期。这个时期，虽然 社会 变乱加剧，但是，文化事业却格外兴旺，图书激增。因此，在东观之外，另建鸿都储藏图书。当然，国家藏书中心依然还是在东观，中心人物就是蔡邕。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人。《后汉书·蔡邕传》:“建宁三年，辟司徒桥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其入东观的时间在汉灵帝刘宏建宁五年（172），同年改元熹平元年，当时蔡邕四十岁。蔡邕在东观校订史籍，前后六年，基本完成了其重要着作《汉记·十意》。此外，与蔡邕同时的卢植在东汉后期的东观着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卢植（?—190）字子干，涿郡人。少从通儒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博通古今之学，不守章句。建宁（168—171）中征为博士。熹平四年（175）拜九江太守。又曾为庐江太守。《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载:“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帝以非急务，转为侍中，迁尚书。”据此而知，卢植入东观时在灵帝末年。
与蔡邕同时代的还有杨彪、韩说、李尤、李胜、高彪等。杨彪字文先，少传家学。初举孝廉，州举茂才，辟公府，皆不应。熹平中，以博习旧闻，公车征拜议郎，迁侍中、京兆尹。其为东观着作当在灵帝年间。韩说字叔儒，会稽山阴人也。博通五经，尤善图纬之学。举孝廉。与议郎蔡邕友善。数陈灾眚，及奏赋、颂、连珠。其生平事迹见《后汉书·方术传》。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少以文章显着。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稍迁，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后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尤上书谏争。顺帝立，迁乐安相。年八十三卒。所着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隋书·经籍志》着录:“又有乐安相《李尤集》五卷。”李胜与李尤同郡，亦有文才，为东观郎，着赋、诔、颂、论数十篇。高彪校书东观，数奏赋、颂、奇文，因事讽谏，灵帝颇器重他。《隋书·经籍志》着录:“梁有外黄令《高彪集》二卷，录一卷。”上述作者的生平事迹并见《后汉书·文苑传》。
东汉后期的东观着作中，崔寔也是重要的文学家。他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河北涿州）人。生卒年不详。着名学者崔瑗之子。《后汉书·崔寔传》附传:“桓帝初，诏公卿郡国举至孝独行之士。 以郡举，征诣公车，病不对策，除为郎。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其后辟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府，并不应。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上书荐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着作东观。”知其着作东观在桓帝时。《隋书·经籍志》子部农家类着录《四民月令》，法家类着录《正论》，集部着录:“五原太守《崔寔集》二卷，录一卷。”此外，还有邓甫德、延笃、朱穆、边韶等人也曾入直东观。邓甫德“永寿（155—158）中，与伏无忌、延笃着书东观，官至屯骑校尉”。是其着作东观在桓帝时期 11 。延笃字叔坚，南阳□人。少从颍川堂谿典研习《左氏传》，旬日能讽诵，堂谿典深相敬重。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着文章，有名京师。举孝廉，为平阳侯相。到官，表龚遂之墓，立铭祭祠，擢用其后于畎亩之间。以师丧弃官奔赴，五府并辟不就。据《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记载:“桓帝以博士征，拜议郎，与朱穆、边韶共着作东观。稍迁侍中。帝数问政事，笃诡辞密对，动依典义。”是其入东观在桓帝时期。《隋书·经籍志》杂史类着录《战国策论》一卷。集部:“后汉京兆尹《延笃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朱穆（100—163）字公叔，南阳人。初举孝廉。桓帝初年作《崇厚论》以讽时俗。又作《绝交论》名重一时。《后汉书》本传未载其着作东观的时间，但是根据延笃传记可以确定其入东观亦在桓帝时期。《隋书·经籍志》着录:“益州刺史《朱穆集》二卷，录一卷，亡。”边韶字孝先，陈留浚仪人。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后汉书·文苑传》:“桓帝时，为临颍侯相，征拜太中大夫，着作东观。再迁北地太守，入拜尚书令。后为陈相，卒官。着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是其着作东观在桓帝初年。《隋书·经籍志》着录:“陈相《边韶集》一卷，录一卷，亡。”综上所述，可以注意到东观着作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从时间跨度来说，东观着作始于明帝，终于灵帝。明帝永平时期的东观着作代表是刘騊駼，章帝时期的东观着作代表是黄香和班固，安帝时期的东观着作代表是马融、刘珍、张衡等，桓帝时期的东观着作代表是边韶、崔寔、朱穆等，灵帝时期的东观着作代表是蔡邕等。由此可见，东观着作几乎贯穿于东汉始终，其中的代表人物大多执掌东汉文坛牛耳。其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第二，东观着作的身世多属高门，入直东观是其晋身之初阶。《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载刘陶上疏陈事曰:“又今牧守长吏，上下交竞;封豕长蛇，蚕食天下;货殖者为穷冤之魂，贫馁者作饥寒之鬼;高门获东观之辜，丰室罗妖叛之罪;死者悲于窀穸，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为咨嗟长怀叹息者也。且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擅阎乐于咸阳，授赵高以车府。权去己而不知，威离身而不顾。古今一揆，成败同势。”从这段话来看，东观与高门可以划一等号。
第三，东观着作多博通经史。《论衡·别通篇》:“或曰:通人之官，兰台令史，职校书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职在文书，无典民之用，不可施设。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积不绁，大用于世。”何谓通人?《超奇篇》曰:“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但是，经学与史学之间相比，东观着作显然又多偏重于后者。因此，他们不能称为纯儒，多是史学家和文学家。《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通典·职官八》也记载:“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着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雠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所以《史通·核才》说:“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 伫 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即便是郑玄的老师马融又何尝不是如此。可以说，与其说是经学家，毋宁说是重要的文学家 12 。而在当时，文史是不分的。许多文学家就是史学家，反之亦然。据《隋书·经籍志》集部着录，东观着作多有着作流传，已见前征引，此不赘述。
三 东观着作的修史传统及其“实录无隐”的创作倾向
如前所述，东观着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修史，特别是本朝的 历史 。可以说，修史是东观一脉相承的悠久传统。大致看来，东观着作的修史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以班彪、班固父子为中心，马融为其追随者。他们的任务诚如《通典·职官八》所说:“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后汉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撰《光武本纪》及诸传记。又以傅毅为兰台令史，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
班彪之撰着《汉书》始于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当时，班彪三十四岁，东归洛阳，为司隶茂才，拜徐令。称病免归，开始了《汉书》的撰着工作。《后汉书》本传记载说:“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着《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云云。案袁宏《后汉纪》:“建武十二年九月，窦融与五郡太守诣京师。”陈汉章《马班作史年岁考》:“班彪以建武十二年丙申三十四岁，自河西入朝。以三十年甲寅五十二岁卒官，成史记后传数十篇。”（ 《缀学堂初稿》卷二 ）所谓“好事者”，李贤注:“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卫、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 13
建武三十年，班彪死。这一年，班固二十三岁，归乡里继续父亲未竟之事业，努力完成《汉书》的编撰工作。《后汉书·班彪传》:“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着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着书。”本传载:“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若依建初最后一年的建初九年（84）逆推二十年，则班固受诏作书当在永平五年（62）前后。《后汉书》本传称其“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前后二十多年，至汉章帝刘騊 建初七年（82），班固五十一岁时，《汉书》才大体完成。汉和帝刘肇永元四年（92），班固被杀，时年六十一岁。这年六月，班昭受诏续作《汉书》八表。《后汉书·班昭传》:“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着《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
第二时期以马融为中心，张衡、蔡邕为其追随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校书。《通典·职官八》“秘书校书郎”条:“盖有校书之任，而未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则谓之校书郎。明帝召班固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后迁为郎，典校秘书。又刘珍与校书郎刘騊駼、马融校定东观五经、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定正文字。”
汉和帝刘肇永元三年（91），马融十三岁即校书东观。《北堂书钞》引谢承书云:“融年十三，明经，召为太子舍人。”汉和帝刘肇永元十七年（105），班昭续成《汉书》初成，马融伏于阁下，从而受读。这一年，马融二十七岁。汉安帝刘祜永初四年（110），马融三十二岁，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见《后汉书》本传。李贤注:“谢承及续汉书并云为校书郎，又拜郎中也。”所谓郎中，即校书郎中，以郎中居校书之任。
《东观汉记》的撰着开始于此。汉安帝刘祜永初四年（110）二月，刘珍等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 艺术 。《后汉书·孝安帝纪》永初四年二月乙亥“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李贤注:“凡诸子百八十九家。言百家，举全数也。”案《史通·古今正史篇》:“在汉中兴，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自是以来，春秋考纪亦以焕炳，而忠臣义士莫之撰勒。于是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记、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光武，讫乎永初。事业垂成而珍、尤继卒。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西羌传，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传入崔篆诸人。 、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烈功臣孙程、郭愿 14 及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由是而知，李尤、边韶、崔寔、朱穆、曹寿等本年均在东观撰史。此外，李尤亦参与《东观汉记》的写作。第三时期以蔡邕为中心，建安七子为其追随者。他们的任务集中在校订五经。蔡邕还与诸人修订《东观汉记》。见《史通·古今正史篇》:“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议郎蔡邕、杨彪、卢植着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作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佚。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至于名贤君子，自永初以下阙续。”
蔡邕校书东观始于汉灵帝刘宏熹平元年（172），终于熹平七年（178），前后整整六年。熹平元年，蔡邕四十岁。这年前后，由河平长召拜郎中，出任东观着作。作《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后汉书·十志》的撰写约始于此时。《后汉书·律历志》李贤注引《上汉书十志疏》云:“臣邕被受陛下尤异大恩。初由宰府备数典城，以叔父故卫尉质时为尚书，召拜郎中，受诏诣东观着作，遂与群儒并拜议郎。沐浴恩泽，承答圣问，前后六年。”案蔡邕之被流放朔方，事在光和元年七月至十一月间，此后流亡在外，离开了东观。若以“前后六年”上推，其入东观事当在本年。文中又称:“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止，世祖以来，唯有纪传，无续志者。臣所师事故太尉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着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所使元顺难者皆以付臣。臣先治律历，以筹算为本，天文为验。请太史旧注，考校连年，往往颇有差舛，当有增损，乃可施行，为无穷法。道至深微，不敢独议。郎中刘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洪，与共参思图牒，寻绎适有头角。会臣被罪，逐于边野。”其“被罪”时年方四十六岁，作《上汉书十志疏》，回顾自己进入东观之后立志续补《汉书·十志》的经过。深感“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职在候望，忧怖焦灼，无心复能操笔成草”，“臣窃自痛，一为不善，使史籍所阙，胡广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废绝，不得究竟。……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后汉书》本传:“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着《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十意》，李贤注:“《邕别传》曰:邕昔作《汉记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离，因上书自陈曰:……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有《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云云。以意逆之，《十意》中或许还有《地理意》和《天文意》等。案《后汉书·律历志》载灵帝光和二年曾敕曰“故议郎蔡邕共补续其志”，是其《十志》已为朝廷上下所习知。这篇文章近似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披肝沥胆，感人至深。
一个学派的形成必须有几个基本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共同追求的学术目标。东观着作所追求的就是史家的风范。其 影响 所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最直接的影响是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各种杂史、笔记相继而出， 中国 古典小说由此而兴。《论语·雍也》:“文胜质则史。”集解引包咸曰:“史者，文多而质少。”《礼记·聘记》:“辞多则史。”郑注:“史，谓策祝，亦言史官辞多文也。”可见，在中国 历史 着述的传统中，“文多”乃是基本特征之一。所以历来文史不分，大约始于此。故《韩非子·难言》:“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贾谊《新书·胎教》就征引了《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着录的《青史子》以为论题的佐证。章太炎说:“疑《青史子》即左氏所着书，《左氏》故称《青史》也。史之所记，大者谓《春秋》，细者谓小说，故《青史子》本古史官记事也。贾生所引胎教之道云云，是礼之别记也，而录在小说家。”可见，史与小说家自古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东汉以后，这种关系似乎更加密切。我们注意到《隋书·经籍志》的着录，《汉书》和《东观汉记》之后，出现了所谓古史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杂史七十二部、九百一十七卷，霸史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旧事篇二十五部、四百四卷，杂传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这种分类其实非常混乱，但是，无论怎样分类，其中有许多后来称之为小说的着作，如赵晔《吴越春秋》归入杂史类，《汉武故事》、《西京杂记》等归入旧事类，《宣验记》、《应验记》、《列异记》、《述异记》、《异苑》、《搜神记》、《志怪》、《齐谐记》、《幽冥录》、《洞冥记》、《冤魂记》等等小说归入杂传类。至少在隋唐士人心目中，这些均可归入史类的着作。刘知几《史通》具体将其归入史学着作的“补注”一类，以为“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所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就说:《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所录十五家，“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
另外一个影响就是辞赋创作所追求的实录风格。我们知道东观的建立首先是修国史。故前期的创作以史传为主。譬如班彪、班固父子修撰《汉书》;后期以刘珍、张衡、蔡邕等人为主修撰《东观汉记》，形成了一个严谨征实的创作倾向。故《史通·内篇·载文》称:“汉代辞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就是所谓“虚矫”的辞赋，东汉以后也发生由虚矫而质实的变化。《后汉书·班固传》:“自为郎后，遂见亲近。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李贤注:“相如作《上林》《子虚》赋，吾丘寿王作《士大夫论》及《骠骑将军颂》，东方朔作《客难》及《非有先生论》。其辞并以讽谕为主也。”钟肇鹏《王充年谱》据其赋中“宝鼎见兮色纷纭”、“获白雉兮效素鸟”二句，考订宝鼎见在永平六年，获白雉在永平十一年，故确定“赋必作于此时（永平十一年）”。但是，此说未必准确，因为赋有“遂绥哀牢开永昌”句。据李贤注:“绥，安也。哀牢，西南夷号。永平十二年，其国王柳貌相率内属，以其地置永昌郡也。”则事在十二年。王观国《学林》卷七“古赋题”以为“两都赋”实为一篇，“昭明太子乃析而为《西都赋》、《东都赋》，误矣”。《两都赋》约作于明帝永平十二年（69）前后，其时班固正在着作郎任上，故创作上表现为按实而录的色彩。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张衡的《二京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等踵事增华，变本加厉，使得东汉辞赋创作表现出一种与西汉迥然有别的 时代 色彩。对此，以往的论着似乎还未给予充分的关注。
四 东观着作的奉诏创作及其繁缛壮丽的文学风貌
奉诏创作，无外乎歌功颂德，刻意追求繁缛华丽的风格。就其体裁而言，“颂”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根据史料的排比，东观着作的奉诏创作，影响比较大的有如下几次:
第一次奉诏而作是在明帝末年、章帝初年。《后汉书·班彪传》附班固传载:“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汉德。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杨雄《美新》，典而不实，盖自谓得其致焉。”《文选·典引序》:“臣固言:水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邪?’臣对曰:‘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邪?将见问意开寤邪?’臣具对素闻知状。诏曰:‘司马迁着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词，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臣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动有规矩，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戆，顿首顿首曰”云云。按照刘勰《文心雕龙·颂赞篇》的说法，引也就是颂。此文的写作年代，乍看始于明帝刘庄永平十七年（74），但是正文有“然后宣二祖之重光，袭四宗之缉熙”，根据蔡邕注:“高祖、光武为二祖，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显宗。”既然已经称汉明帝庙号，则本文必作于明帝之后。汉明帝卒于永平十八年。同年八月，章帝即位。十二月，作登歌正予乐。翌年改元建初元年。三月，诏举贤良方正，对者百余人。同时倡导儒术，贾逵作《条奏左氏长义》为《左传》张目。同时，班固与傅毅、贾逵共典校书。傅毅作《显宗颂》等。见《后汉书·傅毅传》:“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是文雅显于朝廷。”《典论·论文》:“班固与弟书曰:武仲以能文迁兰台令史。”由这些材料推断，《典引》当作于汉章帝初年 15 。与此同时，班固又与贾逵、杨终、傅毅、侯讽、傅毅等并作《神雀颂》。《东观汉记》卷十五载:“明帝永平十七年，神雀五色翔集京师，帝以问临邑侯刘复，不能对，荐贾逵博物。对曰:‘昔武王修父之业，鸾鹜鸣于岐山，宣帝威怀戎狄，神雀仍集，此降胡之征也。’帝召贾逵，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华峤《后汉书》:“贾逵字景伯，有赡才，能通古今学。神爵集宫殿上，召见，敕兰台给笔札，作《神雀颂》，除兰台令史。”《论衡·佚文篇》:“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雀颂，百官颂上，文皆瓦石，惟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亦有类似记载。《隋书·经籍志》有傅毅《神雀颂》一卷，当是汇编诸家之作而成。
第二次是在汉和帝刘肇永元十三年（101）。根据《后汉书·和帝纪》记载，这年正月，和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后汉书·李尤传》载:“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杨雄之风，嘲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李尤《东观赋》、《东观铭》大约就作于是时。
第三次大规模奉诏创作的题目是《四巡颂》。但是，四巡颂的创作前后绵延数年，非一时之作。崔寔元和三年奏上，为此还有《上四巡颂表》，颂称汉德，为章帝赏识。《后汉书·崔寔传》:“元和中，肃宗始修古礼，巡狩方岳。上《四巡颂》以称汉德，辞甚典美，文多故不载。帝雅好文章，自见颂后，常嗟叹之，谓侍中窦宪曰:‘卿宁知崔寔乎?’对曰:‘班固数为臣说之，然未见也。’帝曰:‘公爱班固而忽崔寔，此叶公之好龙也。试请见之。’”崔寔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乃崔篆之孙、崔毅之子。史传又载:“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时人或讥其太玄静，将以后名失实。拟杨雄《解嘲》，作《达旨》以答焉。”是东汉前期着名文学家。同时，丁鸿亦作《奏东巡瑞应》。《后汉书·桓荣丁鸿传》李贤注引《东观记》:“元和二年，车驾东巡狩。鸿以少府从上奏曰:臣闻古之帝王统治天下五载巡狩至于岱岳……”案《后汉书·孔僖传》:“元和二年，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孔丛子·连丛子下》亦有类似的记载:“子和从还京师，遂校书东观。其年十二月为临晋令。”
傅毅、班固并有《东巡颂》，见《古文苑》卷二十一。唯班固之作，《古文苑》作者题作蔡邕。而《艺文类聚》卷三十九、《初学记》卷十三、《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八，并题班固撰。根据崔寔的生平传记材料，傅毅、班固的作品当亦成于这几年间。汉章帝刘騊 元和二年（85），杨忠又有《嘉瑞颂》十五章，见《后汉书·杨忠传》:“帝东巡狩，凤凰黄龙并集，终赞颂嘉瑞，上述祖宗鸿业，凡十五章奏上。”两年之后，即汉章帝刘騊 元和四年（同年改元章和元年），班固又作《南巡颂》。见《古文苑》卷二十一，作者题作蔡邕。而《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八作班固撰。根据《后汉书·孝章帝纪》，这年“八月癸酉南巡狩”，“冬十月丙子车驾还宫”。
章帝之后，马融于汉安帝刘祜延光三年（124）上《东巡颂》 16 。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后汉书》本传:“太后崩，安帝亲政，召还郎署，复在讲部。出为河间王厩长史。时车驾东巡岱宗，融上《东巡颂》，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张衡《东巡诰》当亦作于此时，称“惟二月初吉，帝将狩于岱” 17 。
从上述奉诏创作看，颂体为其核心。而颂的本意就是歌功颂德，甚至“虚而为盈，亡而为有” 18 。为了弥补 内容 上的不足，就在文辞上翻新花样，繁缛壮丽 自然 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典引》就是典型的一例。蔡邕注释其篇名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长也。《尚书》疏尧之常法，谓之《尧典》。汉绍其绪，伸而长之也。”李贤注:“典谓《尧典》，引犹续也。汉承尧后，故述汉德以续《尧典》。”五臣注:“典者，《尧典》也，汉为尧后，故班生将引尧事以述汉德。”三者比较，其意思非常明白，是将汉德与唐尧的盛德相媲美。同样是歌颂汉德，司马相如有《封禅文》，扬雄有《剧秦美新》。班固再写，又有什么新意呢?他在序中这样写道:“伏惟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杨雄《美新》，典而亡实。然皆游扬后世，垂为旧式。”这里谈到三个 问题 :第一，司马相如和扬雄的创作已经“垂为旧式”，即引古喻今，盛赞美德。第二，司马相如的作品“靡而不典”。李贤注:“文虽靡丽，而体无古典。”所谓古典，即缺乏经典色彩，虽丽而不壮。第三，扬雄的作品是“典而亡实”。李贤注:“体虽典则，而其事虚伪，谓王莽事不实。”即要求赞美一定要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不能虚设无谓之辞。这是《典引》创作的三个基本原则。文章从太极叙起，用以说明“汉刘”渊源天意，体现盛德。最后归结到:“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畴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将唐尧与汉德紧密联系起来。蔡邕注:“言谁能竟此道，惟唐尧与汉，汉与唐尧而已。”而在典则方面，就是极力用典。根据旧注，本文多次用到《周易》、《尚书》、《毛诗》、《左传》、《孝经》等经典，甚至还运用了《老子》、《庄子》及纬书的典故，表现为繁缛的特点。骆鸿凯《文选学·读选导言》引证《文心雕龙·体性篇》论八体，其中“壮丽”一体，即以班固《典引》为例，说:“凡陈义俊伟，措词雄瑰者，皆入此类。”我们注意到该文主要以四句为主，如:“神灵日烛，光被六幽，仁风翔乎海表，威灵行于鬼区。”形成后来四六句的雏形。此外，有些文字注重气势，如:“是以来仪集羽族于观魏，肉角驯毛宗于外囿，扰缁文皓质于郊，升黄晖采鳞于沼，甘露宵零于丰草，三足轩翥于茂树。”“夫图书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圣孚也;体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寤寐也。顺命以创制，定性以和神，答三灵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兹事体大而允，寤寐次于圣心。”如此等等，通过排比的句式，增强了语言的气势。这种文学特质，展现了东汉一朝的整体文学风貌。
注释
①《文选·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刘歆《七略》:“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故内则延阁广内秘书之府。”
②《通典·职官八》:“汉氏图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阁、广内，贮之于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禄二阁，藏之于内禁。”
③《通典·职官十八》又记载少府兰台令史百石。西汉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的属官，居殿中兰台，故又是御史台的别称。他们除主管藏书外，还兼有下列职能:第一，“掌奏及印工文书”。《后汉书·百官志》:“兰台令史，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书。”《后汉书·祭祀志》记载，东汉初年的兰台主管刻石。如建武三十二年封禅泰山，就由“兰台令史，将工先上山刻石”。第二，“理察囚徒冤枉”。《通典·刑法二》:“御史中丞、侍御史、兰台令史亲行京师诸狱及治署，理察囚徒冤枉。”第三，负责典礼仪式。《后汉书·杨震传》:“及葬，又使侍御史持节送丧，兰台令史十人发羽林骑轻车介士，前后部鼓吹，又敕骠骑将军官属司空法驾，送至旧茔。公卿已下会葬。”《后汉书·礼仪志》、《后汉书·舆服志》等都曾记载兰台令史在祭祀出行时的规格和作用。
④见《后汉书·傅毅传》。
⑤见《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
⑥见《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
⑦详见拙文《蔡邕行年考略》，《文史》第62辑（2003年第1辑）。
⑧《三国志·吴书》记载华核、朱育为东观令。《三国志·吴书·王楼贺韦华传》记载华 上疏，孙皓答曰:“得表，以东观儒林之府，当讲校文艺，处定疑难，汉时皆名学硕儒乃任其职，乞更选英贤。闻之，以卿研精坟典，博览多闻，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当飞翰骋藻，光赞时事，以越杨、班、张、蔡之畴，怪乃谦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职，以迈先贤。”
⑨《后汉书·儒林传》载章帝东巡过鲁，“帝曰:‘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诏僖从还京师，使校书东观”。
⑩张震泽《许慎年谱》，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1见《后汉书·邓寇传》。
12有关论述，详见《雄风振采——汉代文学通览》中论述马融一节，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
13上述作者的生平事迹详见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沈钦韩的考证。
14郭愿，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认为系“郭镇”之误。
15参见拙文《班固〈典引〉及其旧注平议》，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在《〈文选〉与文选学》，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16马融《东巡颂》，见《艺文类聚》卷三十九、《初学记》卷十三、《太平御览》卷五百三十七。
17张衡《东巡诰》，见《艺文类聚》卷三十九。
18桓范《世要论·赞象篇》称这种文体“若言不足纪，事不足述，虚而为盈，亡而为有，此圣人之所疾，庶士之所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