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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仕履考

2015-10-13 09:38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 内容 提要】
本文从 研究 史的角度对屈原职掌、关系、任职先后等 问题 予以梳理,通过传统 文献 与考古发现互证的 方法 进一步考释:“左徒”即登徒之说,仍然是一种推测;王逸关于“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的记叙是可信的;将“左徒”、“三闾大夫”职务职掌的简单等同,存在着方法论的明显缺憾。王逸关于“三闾大夫”为“故官”之说值得重视,屈原 政治 生涯的高峰是任“左徒”之职;短暂的“辉煌”导致了屈原一生巨大的失落;而“三闾大夫”之职,则与屈原政治生涯相始终。

有关文献记载,屈原曾担任过左徒、三闾大夫。主要材料来源有四:

1、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楚辞·渔父》)

2、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3、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4、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以后的两汉学者介绍屈原生平时往往不提“左徒”一职,如刘向《新序·节士》仅称屈原为“楚之同姓大夫”;班固《离骚序》说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只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较详。

这样就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左徒”、“三闾大夫”的职掌是什么?其二,“左徒”、“三闾大夫”在屈原仕途中孰先孰后?不少学者往往含糊其辞,一笔带过,而大部分学者则习惯于这样来理解司马迁、王逸的记载:1、生平事迹多从司马迁的记载;2、对“三闾大夫”的职掌,往往取王逸说的前半部分,即“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3、屈原先任左徒,被谗见疏后才任三闾大夫。游国恩、林庚、詹安泰、马茂元等均持此说。由此可见,对于屈原的仕履问题,还是一个 历史 的疑案。

“左徒”考

一、谏官说。唐代张守节《史记·屈原列传正义》曰:“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左右拾遗,从八品谏官,地位不高,后人多不取此说。如,游国恩先生以为,“左右拾遗在唐代与补阙同为谏官,分属中书门下两省,职位很低,不过从八品。而左徒对内得图议国事,发布命令,对外接待宾客,应对诸侯等等,那就负着国家重大的责任了” ① 。需要说明的是:其一,张守节用一“盖”字,表示推测之意;其二,级别不对,左徒为卿级官员,而拾遗级别太低;其三,根据楚国官制,楚有谏官,如“箴尹”或“缄尹” ② 。其中《左传·宣公四年》、《左传·哀公十六年》作“箴尹”,《左传·定公四年》作“鍼尹”,其人有:克黄、追舒、宜咎、固。鄂君启节有“鍼尹”,据商承祚释,“鍼尹”即“箴尹”。《吕氏春秋·勿躬》高诱注:“楚有箴尹之官,亦谏臣也。”《国语·周语》韦昭注师箴为“箴刺王缺以正得失”。

二、令尹副职说。关于左徒的职掌,文献只有一处记载:

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万人助三晋伐燕。复与秦平,而入太子为质于秦。楚使左徒傅太子于秦。三十六年,顷襄王病,太子亡归。秋,顷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史记·楚世家》)

有人据春申君由左徒晋升令尹这一史实,以为左徒之职仅次于最高行政长官令尹。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曰:“黄歇 由左徒为令尹,则左徒亦楚之贵臣矣。” ③ 此说 影响 颇大,如游国恩先生推测:

据《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的记载来看,则左徒之职似乎仅次于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许就是令尹的副职 ④ 。

关于令尹,齐思和曰:“楚终战国之世,仍如春秋之旧,以令尹理国事,并未置相也。” ⑤ 属于战国早期的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竹简上,记车马赠赠者中有楚国的令尹,可视为战国时楚设置令尹的物证。黄歇晋升令尹,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也不排斥越级提升的可能,至少可以说明左徒之职前景灿烂,有提升令尹的可能。但说“左徒”是“令尹”的副职则根据不足,因为令尹之下,还有左尹、右尹之职;而左尹、右尹之职,显然在左徒之上。

三、莫敖说。姜亮夫《〈史记·屈原列传〉疏证》推测,左徒“盖近内官,其职颇与汉制太常相似”,“余疑即春秋以来之所谓莫敖也”。其理由为,第一,莫敖亦卿阶,屈建以莫敖为令尹,与春申君以左徒为令尹事相合;第二,“莫敖为近内官,入则禁御左右,出则应对诸侯,主为盟会之事,与原传‘图议国事,接遇宾客’之语合”;第三,“楚自鲁桓公十二年之后,始有莫敖之官,直至春秋末屈瑕、屈重、屈完、屈荡、屈到、屈建、屈生七世相承为之,为莫敖者更无他姓人”,“楚无二屈,官制容有小变,不容有大更,则原世其官,本极可能”;第四,战国以来楚之为左徒者,仅原与春申君二人,按春申君亦本楚之近亲(《韩非子·奸劫弑臣》篇以春申君为楚庄王弟),则左徒必以亲族为之,与莫敖之制同 ⑥ 。姜亮夫《楚文化与文明点滴钩沉》云:“考春秋战国以来,莫敖皆宗亲为之,而往往升为令尹,与春申君以左徒为令尹之事正合,则莫敖当即左徒。盖莫敖为楚故习,为楚最早之高官,乃更加令尹之上为主军国大事。则莫敖者,楚在氏族制未破坏前主国事之重臣,保存其较原始之氏族,语言之含义可解为祭司长之类。左徒则战国以后益加文饰之名矣。” ⑦

但据宋公文考出,在已知为楚人的42个令尹中,19人可确知官位,其中位左卿士的司马或柱国7人,有莫敖、左徒、师保、左右尹、右司马、军将等卿级官员7人。卿士和其他卿级官员各占37%。由是得出结论,“卿级官员是楚选任令尹的主要对象,官爵越高,被选任的可能性越大” ⑧ 。其中,先后例举:莫敖屈建曾经晋升令尹,左徒黄歇曾经晋升令尹。童书业曰:“春秋初年楚武之时,楚之执政者为莫敖”,“春秋中叶以后莫敖降到令尹、右尹及大左右司马之下,此盖亦反映 社会 制度之渐变。” ⑨ 又,“莫敖”亦见于包山楚墓竹简,作“莫嚣”,“莫嚣”不可能与“左徒”为同一职务,因为除中央有莫敖之官外,地方政权中亦有莫敖官职。这些材料最多只能说明,战国时期“莫敖”与“左徒”同为卿级官员,一般由王族同姓担任,同样具有晋升令尹的可能。

四、司徒或司徒副职说。路百占以为,“左徒”即“左司徒”的省称 ⑩ 。段熙仲以为,“比例之令尹之下有左尹、右尹,司马之下有左右司马,司徒之下可能有左徒为其佐贰” 11 。此说亦难成立,理由为:其一,“左徒”与“左司徒”之间的等同关系,没有文献与考古的依据;其二,楚国官制本来就比较复杂,左尹、右尹未必是令尹属官;左右司马更不是司马的属官;其三,楚本有“司徒”之官,《左传·宣公十一年》:“令尹蔫艾猎城沂,使封人虑事,以授司徒。”杜预注:“艾猎,孙叔敖也。司徒掌役。”司徒之下是否有左右司徒,则属于臆测。

五、左史说。王汝弼提出,“左徒之职,当即《礼记·玉藻》、《汉书·艺文志》之所谓 ‘左史’。何以知其然也?《玉藻》云:‘天子 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王氏以为:“徒当为史字的楚译”,“楚史谓之祷杌,疾读之成徒。” 12 案:楚设左史之官,《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国语·楚语》下记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又能上下说于鬼神”,说明楚国左史除记载史实外,还能读古籍,道训典,通鬼神,以其广博的专业知识,在一些问题上出谋划策。而在楚惠王四年(前485),左史老曾佐司马子期伐陈。惠王十一年(前478),楚又拟伐陈,鉴于左史老曾参与伐陈,太师子谷推荐其为伐陈主帅。因有争论,最后卜定由公孙朝率师伐陈。鉴此,楚“左史”的职掌与《礼记·玉藻》、《汉书·艺文志》之所谓“左史”,既有相同处,亦有不同处,不能等同。而且,楚之“左史”职掌,与“左徒”的职掌“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不合。

六、太子傅说。林庚则说:“左徒所以是宫廷的亲信。因为亲信,所以侍从太子,其情形大约如贾谊之为‘长沙王傅’,秦因此也称黄歇为‘太子之傅’。” 13 吴郁芳说:“屈子职为左徒,于史有载。而楚人以左徒为太子之傅,于是亦有载。《史记·楚世家》‘楚使左徒侍太子于秦。’然而《春申君传》中,秦人径称这位侍太子的左徒为‘楚太子之傅’。” 14 黄歇担任过太子之傅是实,但不能据此推理:黄歇担任过左徒,屈原也担任过左徒;担任过左徒的黄歇曾为太子之傅,担任过左徒的屈原也可能做过太子之傅;因此左徒的职掌为太子之傅。

七、登徒说。汤炳正《“左徒”与“登徒”》一文,利用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文字,提出“左徒”与“登徒”是一个官职的两种不同的简称。“左徒”即“左登徒”的省称,而“登徒”即为“左登徒”或“右登徒”的省称。“左徒”很可能是上大夫之职,虽兼管内政、外交,但主要活动在外交方面 15 。案:此说始于裘锡圭先生,裘氏指出,在曾侯乙墓简文所记的赠马者中间,也可以看到很多楚国类型的官名,如左尹、右尹、大工尹、□尹、新造尹、宫厩尹、太宰、少师、左司马、右司马等,这些楚国官名分别见于《左传》、《战国策》、鄂君启节,符合纸上文献与地下文物互证的要求。但还有两个官名裘氏没有把握,作了这样的推测:

左□(?)徒、右□(徒)——左□徒疑即见于《史记》的《楚世家》、《屈原列传》等篇的左徒 16 。

案:裘氏引文并不确定,所以用问号表示犹豫和疑问;而“徒”之所以括注,主要是用了曾211号简,这支简在“右”字下字模糊不清,只有一点点笔迹,根据上下文推测为“徒”字,所以用括注 17 。

汤炳正先生认为“□”当即“升”的本字。“升”或加足作“□”。而“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故得互相通假。于是,汤先生推论,“左徒”即“左登徒”;“左徒”即“左登徒”之省称;“左徒”与“登徒”是一个官职的两种不同的简称。裘氏在曾考释中又采纳了汤氏“登徒”之释 18 。

赵逵夫进而提出,“□”是“登”的异体字,应读为“登”。根据山东泰安出土铜缶铭文“右征尹”的研究,认为“徒”、“尹”二字亦可双声假借。则“右征尹”即“右登徒”,亦即“右徒”。“左征尹”、“右征尹”是战国中期以前的称谓,“左□”、“右□徒”是战国后期的称谓。楚之“征尹”、“□(登)徒”即中原国家的“行人”。上官大夫的职掌应是右徒——右登徒 19 。

随着考古发掘的新进展,有了进一步研究这一命题的条件。曾侯乙墓竹简原字形分别见曾150、曾152、曾211;郭店楚简有“升”字为证,见《唐虞之道》16、17。而相关的字形也可以作辅证,如:包2.137反 20 、包2.138 21 、包2.138反、包2.138反 22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22、60,《成之闻之》31 23 ,《集韵·蒸韵》:“陧,登也。或省,亦从足。”所以,汤氏以为“□”即“升”通“登”的理解,仅仅是一种推测。疑问有三:第一,楚简有“登”字,如包2.15、包2.26、包2.38、包2.58、包2.66、望1 24 ;第二,由三字组成的楚国官名用“省中字”来表示的,还没有实证。汤氏所举两例,“大(攻)工尹”,《左传》省左字为“工尹”;“新造尹”,楚铜戈铭省右字为“新造”。皆为秦汉时的资料,作旁证尚可,不能作为主证。第三,楚国官制比较复杂,出土文献昭示我们,大量的楚国官名是我们 目前 无法知道的,有相当多的官名不见于传统文献。因此,不能完全从历史文献出发,去解读出土文献。 楚国部分职官关系表

  序号 职务 系列一 : 右 系列二 : 左   1  令尹 : 《左传·庄公四年》、曾侯乙墓楚简、 右尹 : 《左传·襄公十五年》 左尹 : 《左传·宣公十一年》、曾侯乙墓墓主邵氏任此职,主管司法   2  司马(大司马)《左传·僖公六年》 右司马 : 《左传·襄公十五年》、包山楚简 119 、 182  左司马《左传·襄公十五年》、包山楚简 129 、 152  3  

右徒 : 曾侯乙墓竹简 150  左□徒 : 曾侯乙墓竹简 152 、   4  

左徒 : 《史记·楚世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左徒戈》铭文   5  

右领(右令) :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左传·哀公十七年》、曾侯乙墓竹简

  6  

左史 : 《左传·昭公十二年》、《国语·楚语》下   7  

左令 : 包山楚简 152 、曾侯乙墓竹简   8  

左关尹 : 包山楚简 138  9  

左乔尹 : 楚地方官名,包山楚简 49  10  

右征尹 : 《楚高罍 1 》铭文

  11  

右冶 : 《造府之右冶鼎》铭文

  12  斯政 : 《后汉书·郑玄传》 右斯政 : 《古玺汇编》 0280  

八、祝宗说。吴郁芳赞同裘锡圭、汤炳正“登徒”、“左徒”说,复用于省吾之释,提出,登徒即古之烝,为职掌宗庙、辅弼君王的祝宗卜史之人 25 。过常宝采用姜亮夫西汉时“太常”、王莽时“秩宗”的推测,以为,所谓“秩宗”,约相当于《周礼》之“宗伯”或《楚语》观射父所谓“祝、宗”,以为两者皆由巫史 发展 而来。考虑“内宗”、“外宗”及诸“史”的职责,可以大略反映宗伯的职掌。“宗伯或祝、宗的职事主要包括两部分:宗族氏姓和祭祀礼仪,他们其实都是相当于负责王族事务和宗教事务的长官。” 26 由于吴郁芳、过常宝二氏将“左徒”、“三闾大夫”等同看待,所以此处论述的职掌似乎更接近“三闾大夫”的职掌,而与“左徒”的职掌距离较远。本文第三部分将作探讨,此不赘述。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曾侯乙墓竹简的官名为“左□徒”、“右□徒”,与“登徒”没有等同关系;“左徒”的职掌只能依据现有资料来作 分析 :1、由楚王同姓宗亲担任。而楚王同姓宗亲者晋升令尹的可能性较大,童书业云:“楚令尹见传者二十八人,惟彭仲爽为申俘,以贤进用,余皆王族也。” 27 宋公文认为,可以考见的楚令尹46人,对他们的“出身籍贯”进行统计分析,其中楚人42名,占91%;“在42名楚人中,已知出身的39人,一无例外地全部出自王族血统” 28 。2、以才学见称。3、为王室的近臣,颇得楚王信任。4、负责内政外交,尤其是外交事务。

案:“左徒”的古文字资料已经发现:1983年3月,在山东省莒南县小窑大队发现了一件青铜戈,援长13.2厘米,内长6.6厘米,胡残5厘米。胡上有阴文“左徒戈”三字 29 。刘彬徽认为:“此为楚某一左徒之戈。年代约为战国晚期。” 30 又,从字形比较来看,可与其他出土文献资料互证,见古玺汇编3737、九店楚墓M 56 竹简30、鄂君启节、曾侯乙墓竹简150、包山楚简226,《楚文字编》亦已收录此戈文字 31 。所以,考古发现再次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第一,“左徒”为楚国官职,既见于文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见于青铜器铭文,有“二重证据”;第二,“左徒”就是“左徒”,与曾侯乙墓“左□徒”、“右□徒”、“登徒”、“右征尹”、“左征尹”没有关系。

“三闾大夫”考

一、“公族大夫”说(取王逸论述职掌之前半而推论)。王逸原文为:“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但一般学者仅取前半,即“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如姜亮夫《屈原列传疏证》云:“三闾之职盖专守宗姓之事,而以教胄子为主。”其《楚辞通故》“制度部第六·三闾大夫”条云:“按三闾之职,王逸以为掌昭、屈、景,则即列国之公族。”次引宋代程公说《春秋分纪》“公族大夫”条“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凡卿之适子属焉”、“公族专主教诲也”、“就闲官”等,复云:“举屈子一生事迹,教胄子固为其最重之职,则与晋之公族大夫,正相类矣。且晋之公族,皆晋之同姓,则与屈氏为同姓之义亦合。” 32

詹安泰曾经指出,此说源于全祖望。全氏以为三闾大夫“盖公族大夫之职” 33 ;其次,詹安泰认为,“公族”说怕也是一种类似的说法,“三闾大夫不等同于公族大夫” 34 。但“公族大夫”说还颇有市场,比如赵逵夫《屈氏先世与句直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以为王逸后半部分的论述,即“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这段文字,“实际上是用《屈原列传》中说明屈原任左徒之职时情况的文字来解说三闾之职”的;“王逸是把前人关于屈原任三闾大夫的记载同《史记》关于屈原任左徒时情况的记载杂糅在一起”,只有“‘屈原序其(按指公族及卿大夫)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才是三闾大夫职责的正确记载”。关于三闾大夫的性质,赵逵夫亦引用宋代程公说《春秋分纪》“公族大夫”条的解释,强调:1、“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凡卿之适子属焉”;2、“专主教诲也”;3、是一个“闲官”。故亦以为

“三闾大夫即公族大夫”。 与姜亮夫解说不同,赵氏认为王逸“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是有根据的,而关于“昭屈景”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其实,昭屈景这三姓有的产生早(屈氏),有的产生迟(昭氏),有的则是否是楚王族,尚难以肯定;“战国 时代 ,楚国和其他国家也没有因几个氏成了大族而设专职统管的事。至于以昭屈景三氏代表楚王族,更说不通。我以为三闾当同楚王族最早的三王有关。因为三王是楚国早期 历史 上最盛阶段分出的三族的祖先,举这三族也可以概括楚王族”,“三闾在这里实际上是公族的代名词”,“这王族三姓本指熊渠所封楚三王的后代” 35 。

案:清代陈厚耀《春秋氏族谱》卷下述楚国公族有:“鬬”、“成”、“屈”、“蔫”、“熊”、“阳”、“申叔”、“申”、“伍”、“潘”、“沈”、“观”、“伯”等族;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十二下《春秋列国卿大夫世系表》的“楚表”列出:“鬬”、“成”、“屈”、“蔫”、“阳”、“囊”、“申”、“潘”、“伍”等族。而且春秋时期楚国官员很多出自“鬬”、“成”、“屈”、“蔫”四族,可见“鬬”、“成”、“屈”、“蔫”是楚国公族中的显族。战国时期的楚国名臣和高官,很多出自“昭”、“屈”、“景”三族,如见于包山楚简的昭(劭)氏10人,屈氏11人,景(兢)氏11人 36 ,这三族都是楚国王族的分支。李零通过考古材料考释:屈氏是楚武王之后;昭氏是楚昭王之后;景氏是楚平王之后 37 。基此可说明两点:第一,王逸关于“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的记叙是可信的。昭、屈、景三族的确是战国时期楚国王族的大姓;第二,三闾大夫的职掌“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与中原的“公族大夫”的职掌是比较相近的。

二、宗伯宗祝说。吴永章《楚官考》提出,“三闾大夫职掌王之宗族,与周的春官宗伯和秦的宗正类” 38 。吴郁芳认为楚之三闾大夫即是《周礼》中的小宗伯,宗伯就是宗祝或谓祝宗;屈原的职业是主持宗庙祭祀的宗祝,是祝宗卜史 39 。其说亦不可信:其一,周的宗伯、秦的宗正、汉的太常等,只是在职掌职能上与三闾大夫相近相类,但不能等同。其二,宗伯与巫、祝、卜、史不是等同关系,它们之间是上下级关系,其地位悬殊 40 。其三,巫、祝、卜、史在 社会 发展 史上发挥过作用,但在屈原时代,已经逐步淡出 政治 中心,见于 文献 与考古的类似职务只有“太卜”一职。

三、多种职能说(取王逸论述职掌之全部而推论)。李诚提出,王逸《楚辞章句》明确了“三闾大夫”的职能,“以今天眼光看,屈原这一职务竟包含有 教育 、内政、监察、外交等多种职能,而‘序其谱属’更说明这一职务甚至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颇有些不伦不类。但是只要以历史的眼光看 问题 ,王逸的说法,应当有一定的来历而非凭想象虚构。屈原先祖鬻熊曾任周文王之‘师’一职,其职主要为君王提供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教训及措施;协同君王处理战争、祭祀、外交的等重大事宜;负责督促贵族子弟 学习 、修养等。十分清楚,‘三闾大夫’正与‘师’有明显的继承性,故其职能颇多一致。就此而言,‘三闾大夫’并非学术界所惯认的相当于北方‘公族大夫”。“王逸多出司马迁的‘掌王族三姓’、‘监察群下’等几句话,正是最能与‘师’的职责相互发明”,“王逸《离骚序》对屈原职责的记载不是抄撮《史记》的结果,而是有自己的接受源流”。“三闾一职具更多内涵,其职责涵盖左徒,而左徒职责更专施于外交领域” 41 。

四、三闾为邑名说。钱穆《屈原居汉北为三闾大夫考》认为,“三闾乃邑名”,三闾大夫是“以公邑称大夫”;三闾即“丹析之三户,实楚人开国发祥之地” 42 。钱氏的根 据是,应劭《风俗通》“三闾大夫屈原之后有三闾氏”、《元和姓纂》称屈原后嗣以“屈南”、“三闾”为氏。饶宗颐先生尝驳之,以为昭、屈、景,楚之三大公族,其始与楚之发迹无涉。此三族皆芈姓之后,为楚王族之强者,故合称之曰“三闾”,掌此三姓之官,谓之“三闾大夫” 43 。而且通观古今记载,无有“屈南”、“三闾”二氏人物,《姓纂》之说,殊不可信。故三闾非邑名,而屈原当无子嗣。通过以上考释可知:王逸关于“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的记叙是可信的,昭、屈、景三族的确是战国时期楚国王族的大姓;三闾大夫的职掌即为“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而“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一段文字,是王逸将前人关于屈原任三闾大夫的记载与《史记》关于屈原任左徒的记载杂糅在一起而造成的误解 44 ,应从“三闾大夫”的职掌中剔除出去;“三闾大夫”的职掌与中原的“公族大夫”的职掌是比较相近的。

“左徒”、“三闾大夫”关系考

一、左徒、三闾大夫即莫敖说。左言东认为,“为了更有利于君权的集中和行使,楚武王最后几年建了可随时任命与撤换的令尹制,令尹的权力在莫敖之上。后来又有司马的设置,莫敖亦在其下。随着君权的提高,莫敖的地位与权势日益削弱。春秋前期尚可领兵作战,受王命参与会盟;后来成为只管王族事务”。其后裔屈原曾继任为三闾大夫,管理王族屈、景、昭三大姓的门闾,“三闾大夫当是莫敖的俗称,与周族的宗伯相近” 45 。刘先枚也提出,莫敖即三闾大夫,官阶在卿位。其区别仅仅是时代的差异:“莫敖之称,盛行于春秋之世,至战国楚威王 时尚 称莫敖,至怀王时只见三闾大夫” 46 。左言东从而得出结论:“楚国职官”有“莫敖”,其别称为“左徒、三闾大夫”,其“职掌”为“掌王族事务”,“任职人举例”为“屈原、黄歇” 47 。

赵逵夫曾经指出,“春秋时莫敖之职都是由屈氏充任的。有的屈氏人物由莫敖升任令尹之后,其原职仍由屈氏其他人接替;有的屈氏人物以莫敖终其身”,“莫敖显然是世袭职务。同时,因为它主要负责北部防卫,故有时由息公兼任之”。“春秋之时地位仅次于王族的屈氏,到战国时代已衰微下来。作为世职的莫敖,已不再是屈氏所专任了;任令尹、司马等要职的现象,再没有了;其地位远在昭氏之下,也在景氏之下”。据赵氏所考,“左徒”、“三闾大夫”的职掌应与“莫敖”没有关系 48 。

二、左徒、三闾大夫即祝史说。吴郁芳以为“左徒”即“三闾”,三闾职掌即宗祝、祝宗、祝史;三闾当是楚人的俗称,左徒为官方职称,左徒是其全称;屈原终身职在三闾 49 。三、左徒、三闾大夫即左史说。过常宝认为左史、“三闾大夫”和“左徒”之职掌相近,皆为王族宗族事务,那么,“三闾大夫”或者就是“左徒”的别称?不管如何,屈原的职掌是王族宗族长官,类似于《周礼》中之“宗伯”;而“左史倚相”的职责也类似于周之“宗伯”,所以“屈原之职掌与左史倚相之职掌是相同的” 50 。

这一 研究 的最大问题是,将“左徒”、“三闾大夫”的职务职掌等同起来,作为研究的前提,从而有“莫敖”、“祝史”、“左史”诸说。如果略作辨析,“莫敖”说源于“左徒”莫敖说,进而将“左徒”、“莫敖”、“三闾大夫”等同起来。“祝史”、“左史”说的前提是,“三闾大夫”的职掌与“宗伯”相近相类,于是吴郁芳推出“三闾大夫”祝宗(或祝史)说,进而将“三闾大夫”、“祝 史”、“左徒”等同起来;过常宝则首先将“左徒”、“三闾大夫”等同,进而将“三闾大夫”与“宗伯”等同,其次将“左史”职掌与“宗伯”等同,最后将“左徒”、“三闾大夫”与“左史”等同。但关于“左徒”、“三闾大夫”等同的考述,是他们共同的薄弱点,没有文献与考古的任何依据,用的只是凭空推论的 方法 。而事实上,“左徒”就是“左徒”,“三闾大大”就是“三闾大夫”,即使在文献记载中也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岂能如此随意划上等号?既然这一前提并不存在,这种研究也就显得毫无疑义,而且反而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

左徒”、“三闾大夫”任职先后考

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关于屈原任左徒、三闾大夫的记载过于简略,造成后人理解上的困难。 目前 关于屈原生平的介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屈原先任左徒,被谗见疏后才任三闾大夫。一些着名楚辞专家如游国恩、林庚、詹安泰、马茂元等均持此说。因为“三闾之职管教楚王同姓宗亲子弟,虽亦显贵,但不能预闻政事,只是一个闲官。这与屈原见疏之后的处境是相吻合的,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那些学者才作出左徒去职之后任三闾的论断” 51 。

对此,我们有必要予以重新考释。王逸《楚辞章句》注《渔父》“子非三闾大夫欤”句云“谓其故官”。[日]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云,“王逸曰,三闾大夫,谓其故官”。“故官”之义有多解,第一解:为曾任而被免之职,即屈原既被免去左徒之职,又被免去三闾大夫之职,故谓其“故官”;何以不称之为“左徒”?由于三闾大夫的任期较长,以“三闾大夫”称之。第二解:为最后所任之官职,即被流放前任三闾大夫。第三解:屈原先任三闾大夫,后晋升为左徒;任左徒不久被免,退任三闾大夫,故以“三闾大夫”称之。尽管《渔父》篇的着作权还有争议,但无论屈原自作,还是楚人传说、后人悼念,都反映了一个事实:屈原以三闾大夫之职而闻名。

于是在清代就有了“先三闾后左徒”之说,至陈   《屈子生卒年月考》更为明确,以三闾大夫为始仕之官,怀王六至十六年,擢为左徒,至张仪诈楚而绌 52 。陈子展《〈屈原传〉评注》亦采其说,“盖屈原初仕为三闾大夫,旋仕为左徒” 53 。金开诚则对屈原任“三闾大夫”、“左徒”的任期作了探讨,“屈原当三闾大夫是在当左徒之前,时间不会很短,所以他在楚国是以三闾大夫闻名的”。进而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张仪第一次到楚国是在怀王十六年(前313),第二次到楚国是在怀王十八年(前311),而《屈原列传》两次标明“屈平既绌”、“屈平既疏,不复在位”,推测屈原约在楚怀王五年(前324)至怀王十年(前319)期间任三闾大夫,在楚怀王十年(前319)至怀王十五年(前314)期间任左徒 54 。

而姜亮夫则采用以上“故官”之“第三解”:认为三闾大夫是屈氏世袭之职,屈原任左徒被疏后,“盖退守其世职之三闾大夫也”。又说,“左徒或即三闾大夫之主官,而三闾为其从属大夫专掌昭、屈等三姓者”。于“王怒而疏屈平”句疏云,“此言疏谓疏远之,非放逐之也。左徒为守宗之主职,为近内官,疏之用远,盖退守其世职之三闾大夫也。疏者投闲置散之意,非谓去之也。……三闾之职盖专守宗姓之事,而以教胄子为主。是原政治上地位虽失败,无政治上之权力,而宗姓之职,固未曾替也,则尊甚”;于“顷襄王怒而迁之”句疏云,“怀王疏原,不过夺其在朝之位,而未废其族姓世守之职,此时原固为三闾大夫如故也” 55 。

此外,李诚之说也与众不同:“屈原应 当是先担任职责比较广泛的‘三闾大夫’一职,然后转而担任‘左徒’一职的”。“屈原是从‘三闾大夫’贬而任‘左徒’的”。“三闾大夫’一职与‘左徒’级别相当,其职能更为全面。屈原开始在各方面都负有较大责任,后来被疏远后,才比较多地负责外交工作” 56 。李诚采用了“先三闾后左徒”的框架,但对“三闾大夫”、“左徒”职掌的解说,则值得探讨:第一,“三闾大夫”与“左徒”级别并不相当,“左徒”应高于“三闾大夫”;第二,即使“三闾大夫”与“左徒”级别相当,其职掌、前景无法等同,至少“左徒”有晋升“令尹”的先例,而“三闾大夫”没有;第三,“左徒”与“三闾大夫”的职掌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前者是“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后者是“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因此,任职先后的研究,离不开对“左徒”、“三闾大夫”职掌的认定,前提不同,结论 自然 不同。

总之,王逸“故官”说值得重视,屈原政治生涯的高峰是任“左徒”之职;而短暂的“辉煌”导致了屈原一生巨大的失落;而“三闾大夫”之职,则与屈原政治生涯相始终;屈原以“三闾大夫”而闻名。这些看法,既与文献记载相合,亦有屈原作品之内证。

注释

①④游国恩《屈原》,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页。

②47左言东《先秦职官表》,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35—336页、第405页。

③38缪文远《七国考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2-83页、第77页。

⑤见《史学年报》1938年第二卷第5期。

⑥⑦55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第143页。

⑧28宋公文《楚史新探》,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0-91页、第75-81页。

⑨27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5-176页、第177页。

⑩路百占《楚辞发微》,上卷,河南省镇平禹廷中学石印本,1944年。

11段熙仲《左徒新解》,《南京师院学报》1964第1期。

12王汝弼《左徒考——屈赋发微之一》,《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术季刊》第2期,1946年1月。

13林庚《民族诗人屈原传·说“左徒”》,《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棠棣出版社1952年版。

14吴郁芳《也说屈子为傅》,《江汉论坛》1989第4期。

15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48-54页。汤炳正《“左徒”与“登徒”》,《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1981年。

16裘锡圭《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文物》1979第1期。

17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下册,图版230。

18裘锡圭、李家浩《曾侯乙墓竹简释文与考释》,《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487-526页。

19354448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版,第143—157页、13-17页、35-55页。赵逵夫《“左徒”新考》,《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0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6页、第40页。

21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192页。

22李零《读〈楚系简帛文字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五集, 科学 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23张光裕、袁国华《郭店楚简研究》,第一卷,文字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99年版,第567页。刘信芳《郭店简文字例解三则》,[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一本,第四分,2000年12月,第934-936页。

24杨子范《山东泰安发现的战国铜器》,《文物 参考 资料》1956第6期

2549吴郁芳《“徒”考》,《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

2650过常宝《楚辞与原始宗教》,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29蕴章·瑞吉《山东莒南小窑发现“左徒戈”》,《文物》1985年第10期。

30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369页。

31李守奎《楚文字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2姜亮夫《楚辞通故》,第二辑,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884-887页。

3334詹安泰《屈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36李零《楚景平王与古多字谥》,《传统文化与 现代 化》1996年第6期。

37李零《“三闾大夫”考——兼论楚国公族的兴衰》,“简帛研究”网站首发。

39吴郁芳《屈原职业考》,《江汉论坛》1982年第11期。

40赵沛霖《〈屈原职业考〉质疑》,《江汉论坛》1984年第9期。

41 56李诚《楚辞文心管窥》,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第82-84页、84-87页。

42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43-449页。

43饶宗颐《楚辞地理考》,台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41-46页。

45左言东《楚国官职考》,《求索》1982年第1期。46刘先枚《楚官源流考索》,《江汉论坛》1982年第8期。

51赵沛霖《屈赋研究论衡》,天津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52陈   《屈子生卒年月考》,清光绪二年(1876)黎阳端木   刊巾箱本《楚辞》附录。

53陈子展《楚辞直解》,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54金开诚《屈原辞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7—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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