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 提要】
魏晋 时代 的思想和学术以清谈和论体文的结撰为主要表现领域。本文以清谈与论体文的相互沟通和相互 影响 为 研究 视角， 分析 并论证了清谈与着论同时并起的文化现象和基本特征，并对清谈与着论在内容、形式以及文风上的彼此渗透和共同促进，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论证，重估其在 中国 古代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关键词】 魏晋 清谈 论体文 学术史 骈俪 逻辑
中国 历史 上的魏晋时期是一个充满着睿智和哲思的时代，宗白华称之为"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注解：《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而最能体现出这种精神、智慧和热情的，我以为不是缘情绮靡的诗和铺张扬厉的赋，而是那些灵光闪烁、益人神智的清谈清言和思虑深湛、文采精拔的论体文章。有关清谈的研究，海内外学者的相关成就令人瞩目，而有关这一时期论体文的研究，则不免稍显逊色。本文以清谈与论体文的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为研究视角，探绎其思维方式和 理论 形态的基本特征，试图为魏晋思想史、文学史和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值得关注的边缘领域。
一
汉魏之际是中国学术大蜕变的时期。绵延已久的两汉经学在自身日趋繁琐的同时，又与空疏的谶纬神学相结合，章句之学渐疏，而溺于迷信、拘于尊古的习气日长。曾经因受到汉代统治者独尊而辉煌一时的儒学，遂不得不慢慢消隐在主流思想和主流学术之外，以道家思想为本体的玄学在经过了较长时期的酝酿后悄然登台。魏明帝时代的傅嘏、荀粲、裴徽等即开始以校练名理为务，把汉以来奉为至尊的六经黜为"圣人之糠NFDAE"，而且"叛散五经，灭弃风雅"[注解：仲长统：《述志诗》，《后汉书》仲长统本传引。]的呼声则早在此前即已响起。虚胜玄远的理趣遂借经学蹈弊而入主当时的思想界。正始时，何晏、王弼以天纵之才气，以道家理念诠解儒家经典，把老、庄与《周易》相结合，在士流中扇成风气，成为士人清谈的主要谈资。玄学的兴起是对汉末繁琐空疏的经学和神学的反拨，它打破了某种思想体系长期独尊的局面，援道入儒，兼重思辨和感悟，使玄学以亲切而灵动的面目出现在士人面前。正始十年，王弼、何晏相继去世，而由他们奠定的玄风却未尝稍熄，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并得嵇康、阮籍以及晋代诸贤的加盟，而蔚成一时代思想学术的主流。这股充满睿智的主流以清谈和论体文创作为主要的表现领域。
"由对话而 发展 为独白，便是论。"[注解：朱自清：《经典常谈·文第十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0页。]朱自清在此是就先秦诸子体式的变化而言的，但于魏晋由清谈而着论，也是如此。只是先秦诸子毕竟表现为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而魏晋则是一体二用，是同步进行着的。论体文的起源很早，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认为：群论立名，始于《论语》。《六韬》中的《霸典文论》和《文师武论》虽有"论"名，但很可能是后人追题的。《文心雕龙·宗经》："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前者追溯以"论"名篇的起源，后者禀经以谈"论"的体式，其说虽有可商之处，但对后人影响实至为深广。论的品类颇杂，刘师培《论文杂记》认为："九家之中，凡能推阐义理，成一家之言，皆为论体。"但按照刘勰的说法，只有在 方法 上"弥纶群言"，在内容上"述经叙理"，才是论家之正体。清谈，作为一种思辨和谈论方式，直接渊源于东汉时期的清议和谈论[注解：参见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而魏晋的人物品评和玄学潮流以及论体文的创作与之相结合，更使其学术意味和文学色彩愈趋浓厚。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八中曾将魏晋士人分为"学者"与"谈者"两类："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其中未尝无好学者，然所学亦正以供谈资。"赵翼的划分是符合实际的，他既揭示了学者与谈者的不同，又注意到了二者的联系。
魏晋清谈的范围相当广泛，但其主要内容不外人物品藻和谈玄说理二端。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论说第十八》中即从清谈和着论双水并流的角度，分析了二者之间相互生发的依存关系：
〖GK2!〗魏晋之际，世极乱离，学靡宗主，俗好臧否，人竞唇舌，而论着之风郁然兴起。于是周成、汉昭之优劣，共论于庙堂；圣人喜怒之有无，竞辨于闲燕。文帝兄弟倡其始，钟、傅、王、何继其踪。迨风会既成，论题弥广。[注解：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论说第十八》，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5页。]
刘永济这里将"人竞唇舌"和"论着之风"相提并论，确实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形。《世说新语》卷中《品藻》等部分，即大体是当时清谈人物的记录。古代帝王以及其他历史人物和魏晋之世的名士，都是被品评的主要对象。而在清代严可均辑录的《全三国文》和《全晋文》中，品评人物的论文也是开卷可见。有专评一人的，如魏文帝的《孝武论》，夏侯玄的《乐毅论》等；有两人比较的，如孔融的《周武王汉高祖论》，魏文帝的《周成汉昭论》，曹植的《汉二祖优劣论》，钟会的《夏少康汉高祖论》，张辅的《管仲鲍叔论》、《班固司马迁论》等；也有综论一群人物的，如戴逵的《竹林七贤论》等；还有权衡两地人物的，如孔融的《汝、颖优劣论》，伏滔的《青、楚人物论》等。这些形式多样的人物品评，虽然不一定全部是庙堂共论和闲燕竞辨的文字结晶，但其中与之关联密切的毕竟不是少数，如魏文帝的《周成汉昭论》、钟会的《太极东堂夏少康汉高祖论》等即与庙堂共论的主题完全一致[注解：钟会《太极东堂夏少康汉高祖论》云："甘露元年二月丙辰，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与侍中荀NFDBA、尚书崔赞、袁亮、钟毓、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并讲述礼典，遂言帝王优劣之差。……于是侍郎钟会，退论次焉。"见《全三国文》（上），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48-249页。]，其互相之间的影响当然也是有迹可寻的。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士人臧否古人，实含有以古喻今之意。譬如嵇康的《管蔡论》就大胆为当时公认的历史罪人管叔、蔡叔翻案，认为他们原是"服教殉义，忠诚 自然 "的贤者，所以屡得文、武、周公三位圣人的重用。后来成王继位，周公摄政，他们远在东隅，"不达圣权"、"不能自通"，所以才"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甘心毁旦"。他们的叛乱在当时的形势下，实属迫不得已。嵇康对周公的微辞，显然影射了当时挟持着曹魏少帝，常以周公摄政自拟的司马氏父子，其现实意义是昭然若揭的。其他如阮籍《达庄论》等对钟会等所谓"礼法之士"的批判，也是隐约可感的。所以清谈和论文的对象与主题虽然是相似的，但在论文中的展开似乎更为明确和坦诚，这大约也是它们同时兴起而不能互相代替的原因。
魏晋清谈的大宗是玄学义理。《文心雕龙·论说》曰："江左群谈，惟玄是务。"鲁迅曾从清谈主题的变化分析由汉末清议到晋代清谈的历史变迁说："汉末 政治 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 社会 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清谈了。"[注解：《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77页。]谈玄是当时热门，许多名士都醉心于此。大凡本末有无的 问题 、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言意关系等，都是清谈圈内热衷探讨的问题。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玄理的内容是因时而变的，从老庄到释藏再到融通各家，不能一概而论[注解：参见拙作《汉魏六朝论文主题的历史演进》，《安徽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而且每一时期的思想也显得较为复杂，像王弼、郭象虽多据老庄思想立论，但调和儒道的意思也颇为明显，而裴NFDC5、范宁、干宝则更以维护传统礼教、扞卫儒家经典为己任。有的学者把魏晋南北朝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时期，大约正是基于这一思想现实[注解：汤一介：《论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合力》，《中国文化》第10期，中国文化杂志社1994年《创刊五周年纪念号》。]。而且由于参与清谈的人数众多，自然也就会出现一些谈得很杰出的人，譬如何晏就堪称早期清谈的领袖人物。《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文章叙录》云："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另如东晋的谢安、支遁等也都谈锋甚健，声誉广被。但由于清谈不仅仅"理致甚微"，而且"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注解：《世说新语·文学》。]，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当时和后来的论文创作。《世说新语·文学》云：
〖GK2!〗支道林、许（询）、谢（安）、盛德，共集王（NFDC6）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既时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使四座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座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复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座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口谈与笔论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有些论文或许就是敷演清谈的内容而写就的。像此处提到的"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谢安"自叙其意，作万余语"，就很有可能是后来收录在《全晋文》中的某一篇，当然现在我们难以作具体的实证了。
与清谈内容的"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注解：《文心雕龙·论说》。]相对应，魏晋时期注释老、庄的风气也颇为盛行。《晋书·向秀传》云："庄周着内外数十篇，历史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故魏晋之世玄风独振，实赖向、郭之力。论文创作也以阐释老庄思想为宗旨，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如魏代阮籍的《达庄论》、《通老论》，何晏的《老子道德二论》（已佚）、《无为论》、《无名论》，晋代王坦之的《废庄论》，李充的《释庄论》，孙盛的《老聃非大贤论》，江NFDC7 的《通道崇检论》等。可见其时论文创作的热点所在。
王弼、何晏、嵇康等都是清谈与着论同擅名声，同为时人和后人称赏的人物。他们的清言妙谈在《世说新语》中有着生动的记录，他们的论体文章也曾领一时之风骚。但到了西晋时期，像王衍、乐广等人，论文已鲜有传世者，一人而兼有二者之长的情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清谈家的学识有分限，口才有辩讷。讷者在清谈现场不免会词穷气弱，便每每以笔论为武器。《世说新语·文学》云："江左殷太常（即殷融）父子并能言理，亦有辩讷之异。扬州口谈至剧，太常辄云：汝更思吾论。"殷融大约属于善属文而不善口辩一类，据刘孝标注引《中兴书》，他着有《象不尽意论》、《大贤须易论》等，"理义精微，谈者称焉。"又："兄子浩，亦能清言，每与浩谈，有时而屈。退而着论，融更居长。"可惜的是，殷融的论文一篇也未能流传下来。无独有偶，挚虞也是能着论而不擅清谈的人物，而乐广则是能清言而不擅着论，《世说新语·文学》云："太叔广甚辩给，而挚仲洽长于翰墨，俱为列卿。每至公坐，广谈，仲洽不能对；退着笔难广，广又不能答。"这种情况多少反映了当时清谈与着论难以兼擅的尴尬情形，二者的互补关系恰在这种尴尬中得以体现。
清谈与论文创作的相互生发，还与他们相对固定的组合有关。清谈的组合以有较为固定的对象为常。正始年间，以洛阳为中心，何晏、邓NFDBB、王弼、卫NFDC9、钟会、荀融等，即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谈玄群体，另如夏侯玄、应贞等的组合，"竹林七贤"等，都属于这一情况。随意拼凑的不仅罕见，而且因彼此的不够熟悉，难免有别扭之感，一般的不速之客只有叨陪末座的份了。如东晋的桓玄与殷仲堪就是常常终日相对，谈论不辍的。《世说新语·文学》云："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每相攻难。"刘孝标注引周祗《隆安记》云："玄善言理，弃郡还国，常与殷荆州仲堪终日谈论不辍。"这种两人对谈，想来他人是难以介入也是不便介入的。当然，固定的清谈组合，并不意味着双方的清谈就是一团和气，彼此的攻难既必不可少，清谈的双方也不一定是相知相契的朋友。支遁与王坦之就属于这种情况，《世说新语·轻诋》云："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王谓林公诡辩，林公道王云：着腻颜NFDBC，NFDBD布单衣，挟《左传》，逐郑康成车后，问是何物尘垢囊。"王坦之的《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对支道林也不无含沙射影的意思[注解：《世说新语·轻诋》云："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乃着《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略云……"]。但"绝不相得"的王坦之和支道林，一点也不妨碍他们成为清谈的对手和切磋论文体会的诤友。《世说新语·文学》云："支道林造《即色论》，论成，示王中郎。中郎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王曰：既无文殊，谁能见赏？"这一节对话比较微妙，但有关《即色论》的内容将会进入清谈的范围，似乎不应成为疑问。
清谈与着论同时并起是魏晋时期颇为特殊的文化现象，《世说新语》、《三国志》、《晋书》等已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充足的材料，它们在关注的题材和关注的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
汉魏清谈的最直接启蒙是王充的《论衡》[注解：参见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士与 中国 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汉人清谈清议往往从中取资。而且某论一经通行，学者咸加诵习，所以从汉代的情况来看，论着是清谈之本，清谈是论着的口语演绎。这当中的杰出之士即是蔡邕。《后汉书·王充传》注引袁山松《后汉书》云：
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时人称其才进。戏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
蔡邕为了维护自己清谈的独尊地位，得异书而"恒秘玩"，其竞胜心态昭然若揭。而士人一获其秘，咸步其后，读书清谈蹑迹步踪蔡邕，可见一时风气之盛。特别是"不见异人，当得异书"之语，实际上已透露出当时提高清谈水平的两个基本途径：名师指点和异书润泽。而其中《论衡》的 影响 堪称既深且巨，汉魏的论文便有不少留有《论衡》的思想痕迹，如王粲的《难钟荀太平论》即取意《论衡·儒增》诸篇，曹植《相论》、《辨道论》、《令禽恶鸟论》以及阮籍的《大人先生传》等，也显然受到《论衡》的影响[注解：参见钱穆《国学概论》第五章《晚汉之新思潮》，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一些欲增进清谈水准的士人往往想方设法与清谈名家攀上关系。因为这样的人太多，那些清谈名家对于来者清谈功底的深浅，就显得特别在意，在交接态度上也就尊卑有别了。张凭初举孝廉，负其才气，欲参刘NFDD1，先是"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刘NFDD1也是"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而当张凭稍后在刘府诸贤清谈遇有客主难通之处，于末座以简约深远之言，畅通彼此之怀，令满座皆惊，便马上以其妙善玄言而被刘NFDD1"延之上坐，清言弥日"[注解：《世说新语·文学》。]，并推荐他到抚军司马昱那里，做了让人艳羡的太常博士。清谈既然成了晋身仕阶的砝码，自无不盛之理了。而且清谈名家的地位也特别受到尊崇，譬如何晏因清言妙谈不仅使他成为"天下谈士"的偶像，也成为当时权势宗尚的对象。东晋清谈领袖王导，其地位也不是一般的权贵所能比肩的，他因羸疾而不堪朝会，皇帝就亲临其府第，纵酒作乐。因清谈而见敬如此，其对士人的影响当然是不言而喻了。
清谈的方式有多种，有的执他人之论以作清谈，如蔡邕对《论衡》的"恒秘玩以为谈助"，《世说新语·文学》载殷仲堪"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闲强"，对何晏《道德二论》的涵泳，即是其例。钟会祖述何晏《圣人无喜怒哀乐论》以作谈资[注解：《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邵《王弼传》云："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世说新语·文学》更说："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刘孝标注即以嵇康《声无哀乐论》、《养生论》及欧阳建《言尽意论》之文以实之，可见论文对于清谈的巨大影响。而且似乎从魏代开始，诵读论文就成为学童的日课年十余岁，诵诗、论及辞赋数万言。"）王僧虔《诫子书》说，清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己"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所以他提醒儿子："……且论注百氏，荆州《八NFDD2》，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注解：《南齐书·王僧虔传》。]汤用彤和余英时都认为，文中"言家口实"云云，都是指的清谈家的必读 文献 [注解：见汤用彤《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6页；余英时《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中国文化》第8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余嘉锡甚至认为："清谈之重《四本论》如此，殆如儒佛之经典矣。"[注解：《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凡此都可昭示论文对清谈的影响。
恒玩他人着论以作谈资，是清谈家的通常做法。但也有不少清谈家为了能增加清谈的机锋，往往预制论文，以求出奇制胜之效。《世说新语·文学》云：
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退。
王长史即王NFDC6，虽然受到了支遁的一顿奚落，但他"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却明确反映了当时依论而谈的一种基本情形。另如支遁的清谈老庄，也可以在其《逍遥论》中寻得端绪，后更以支遁之说作为清谈界的共识。《世说新语·文学》记载：
《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
一家之说要成为同界的共识，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清谈中的互相争胜心态是昭然可见的。如王僧虔《诫子书》云："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世说新语·文学》还记载了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王逸少在会稽时，孙兴公曾带支遁一起去拜会，受到了王逸少"不与交言"的冷落，"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流连不能已。"支遁这里作的"数千言"，与他在白马寺中同冯太常共语的有关《逍遥》的"新理""异义"，大约即是后来广被声誉的《逍遥论》了[注解：《逍遥论》原文已佚，仅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中辑录有部分文字。近人严可均《全晋文》、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和徐震NFDE1《世说新语校笺》均有转录。]。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云："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文中互文见义，指出嵇、阮论文的共同特色是师心与使气。而清谈的环境特点决定了这种师心与使气的风气只会更炽。《世说新语·文学》曾将许询与王修在会稽西寺往复辩论的情形作了绘声绘色的记载：
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
许询时年约16岁[注解：参见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山东 教育 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页。]，而王修只有12岁。虽然12岁的王修已凭借其《贤全论》赢得了其父王NFDC6以及刘NFDD1"足以参微言"[注解：《晋书·王修传》。]的高度评价，但在"苦相折挫"的许询面前，也不得不一次次败下阵来。而许询的耻与王修并称，以至要"共决优劣"，其实也不完全是一种少年意气，而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清谈心态。
但每一次清谈并不总是以或胜或负的形式终局，有时因为双方观点过于悬殊，或者论辩实力相当，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晋书·孙盛传》记载：
孙盛字安国，……及长，博学善言名理。于是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着《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
如果说许询与王修还只是口头上的共决优劣的话，孙盛与殷浩的谈论则又辅以激烈的动作，带来的竟是一种"理竟不定"的尴尬。至于殷浩对孙盛《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的无处发难，也显然是将清谈中的"抗论"带进了论体文的创作领域，是清谈的 自然 延续。
清谈不止是手执麈尾的清言雅谈，所谓"伟质软蔚，岑条疏理。体随手运，散飚清起。"许询：《墨麈尾铭》，《全晋文》卷一三五。]手持麈尾的风雅只是清谈名理的一种形象辅助，清谈的宗旨是辨析名理，所以一人发论之后，必以有人发难为盛。《世说新语·文学》云："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座。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否？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因此，清谈须遵循一定的程式，一般是一方发论，一方诘难，发论方再加答辩，往复争论可至数番(或称"数出")。又因为清谈各方往往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所以如何折服对方，如同用兵作战，很讲究战略战术，一些清谈名词如"坚守城垒"、"云梯仰攻"、"汤池铁城"、"崤函之固"等，都是清谈策略的形象概括。《世说新语·言语》云："谢胡儿语庾道季：诸人莫当就卿谈，可坚城垒。庾曰：若文度来，我以偏师待之；康伯来，济河焚舟。"或者顺着自己的思路去谈，或者避其锋芒，或者釜底抽薪，真是用尽心机。
由于双方各执一理，有时不免会出现互相不能说服对方的情况，所以作为评判的第三者就显得必不可少了。评判的目的是寻找辩难双方的契合点，疏通各自的思维障碍，以使名理彰明，使辩难双方两情相得。其情形如《世说新语·文学》云：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
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
当然，如果谈者城隍坚固，发难者自然也就理屈而退，判的作用也就可有可无了。如殷中军虽思虑周全，偏精《才性》之论，但每每言及《四本论》，"便苦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注解：《世说新语·文学》。]《高僧传》卷七曾记载慧远弟子僧彻谈讲《小品般若》，听者与之展开激烈论辩，僧彻一一为之瓦解。慧远夸赞他说："向者NFDD3敌，并无遗力，汝城隍严固，攻者丧师反轸。能尔，良为未易。"面对各种攻难，能做到应对如流，战无不胜，确实是不容易的。
论文的辩难之风与清谈的辩难之风如出一辙。魏晋论文以允合事理为尚，根柢虽无易其固，但裁断必出于己。盲从固然有可能被视为低能，偏激之论也未必会引起共鸣，所以论辩之风一如清谈，势所难免。魏代阮NFDBE着《文质论》，同时应NFDD4也着《文质论》，对阮NFDBE的观点进行辩驳，以维护孔子在文质方面的基本主张。虽然题目上未见"难"、"答"等字，但基本文风已定。钟荀的《太平论》与王粲的《难钟荀太平论》，阮籍的《乐论》和夏侯玄的《辨乐论》，都是观点对立的论争之文。如嵇康掺杂神仙方术诠解老、庄，着《养生论》，向子期马上就写了《难嵇叔夜养生论》，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嵇康复撰《答向秀难嵇叔夜养生论》以作回应。何晏着《圣人无喜怒哀乐论》，王弼就着《难圣人无喜怒哀乐论》加以驳正；夏侯玄的《本无论》和裴NFDC5的《崇有论》、王衍的《难崇有论》也有明显的针锋用意；荀粲、荀俣、钟会、蒋济等有关言尽意与言不尽意 问题 的争论，以及钟会、傅嘏、李丰、王广的才性四本之争，本身就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其他如桓玄的《四皓论》和殷仲堪的《答四皓论》等，也都是这方面的显例。而且一论一难的形式与清谈的形式也是极其相似。刘大杰甚至认为：像孙盛的《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和《老子疑问反讯》等，"这种文字，完全是辩论的形式，很有点像清谈时候的记录"[注解：《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魏晋时期对于彼此论难，往往在达到一定规模或意见粗定时，即集录双方往复之文，以示 总结 。如嵇康与张辽叔关于宅之吉凶的争论论文，晋代阮侃就集为《摄生论》二卷，何晏、钟会、王弼等关于圣人情感的有无的争论论文，也被辑为《圣人无情》六卷。二书《隋书·经籍志》均曾予着录。
清谈与着论的相互依存和相互生发，以及在辩难形式上的同步性，已为我们清楚地昭示了魏晋思想界和学术界颇为特殊的文化现象。考察魏晋的思想和学术，当然不能无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