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 提要】
《远游》并不是屈原的作品，应为汉代人所作，当写作于西汉初年，不会早于汉高祖二年，也不会晚于汉景帝 时代 。《远游》所游路线与屈原其他作品中的神游路线大不相同，《远游》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感与精神境界与屈原大不相同；《远游》大量袭用《离骚》的整体结构和现成语句，可见两篇作品绝非出自一人之手。《远游》中出现的一些人物、术语、词汇，非屈原时代所有，而是秦汉时期的产物。《远游》可谓一篇反《离骚》的作品。
【关键词】 楚辞/远游/反离骚/屈原
《远游》非屈原作品
自从《远游》真伪之争起，对于扞卫其作者为屈原这一传统观点最坚定有力者，当数楚辞学者姜亮夫和姜昆武、徐汉澍先生。姜昆武曾与徐汉澍合着《〈远游〉真伪辨——屈赋思想、语言与〈远游〉》（注：《文学遗产》1981年第3期。） 一文。该文从四个方面证明《远游》确为屈原所作：其一，屈原为高阳之后，与楚同宗，世为楚宗臣，其职兼天官与史官，懂阴阳、地理之学，又加上曾出使齐国，受稷下学宫学说 影响 ，所以其作品中会出现神仙与道家思想；其二，屈原思想经历了忠、怨、去、死四个过程，《远游》正表现其“去”的思想；其三，《远游》中提到“去南巢”、“嘉南州”、“睨旧乡”、“往南疑”等，均指南楚，表明对故土的一片深情；其四，从文风、句式、用词习惯、比喻手法、风景物象、语法、用韵等来看，《远游》与屈原的《离骚》、《九章》等作品是一致的。
两位先生考之不可谓不详，辨之也不可谓不精，然犹有可商榷者。从《远游》文本出发，结合屈原的其他作品及其一贯的表现，我们认为《远游》非屈原所作，其理由主要
1. 《远游》所游路线与屈原其他作品中的神游路线大不相同。《离骚》中有两次出游，第一次是，“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上天庭——游东方之春宫——三求女——回到现实；第二次出游，也是直奔西方的昆仑，向西极、走流沙、涉赤水、遇西皇、过不周、指西海，最后回到现实。《九章·涉江》中也有一次远游，其路线也是先登昆仑，然后回到南方。从此来看，在屈原的这些作品中，其远游的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到西方的昆仑山，因为这里是楚人远祖的发祥地，也是屈原心目中的圣地；在此支配行游路线的，是在民族情绪支配下的反本意识。而《远游》则不然，其游历路线是：发轫太仪、临微闾、过句芒、历太皓——遇蓐收——指炎神、往南疑、遇祝融——出寒门、至增冰、历玄冥。其路线是先东，后西，再南，最后归于北方。不仅线路不同，其终归于北方，绝对不是一向以君国为恋、以民族为荣的屈原所能做出来的。不能解释《远游》的神游路线和所归之地，就不能断定其为屈原作品。
2. 屈原诸作品凡涉及神游的，最后都以眷恋故土、关爱君国、至死不忍离去而告结束；而《远游》则以远遁北方，抛舍南楚结尾。洪兴祖对此早有怀疑，他在《远游》注中说：“《骚经》、《九章》皆托游天地之间，以泄愤懑，卒从彭咸之所居，以毕其志。至此章独不然，初曰：‘长太息而掩涕’，思故国也。终曰：‘与泰初而为邻’，则世莫知其所如矣。”（注：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6年，第175、174页。）
3. 《远游》中的许多话，不合屈原身份，定非出自屈原之口，主要体现于对高阳帝颛顼的态度。《离骚》开篇便高歌自己乃“帝高阳之苗裔”，可见楚人对自己远祖高阳帝的尊崇，也可见诗人对自己伟大先祖的向往之情；《远游》两次出现高阳帝颛顼，“高阳邈以远兮，余将焉所程”，“轶迅风于清源兮，从颛顼乎增冰”。从第一句来看，意思是说，高阳帝离我太遥远了，我怎能取法他呢？可见这位《远游》的作者确实读过《离骚》，但却没有读懂屈原的意思。屈子之所以开篇便说到楚国的远祖颛顼，一是因他为自豪，二是借颛顼精神来激励当时的楚人，也激励自己。所以《离骚》与《远游》二者虽然都提到高阳，但其精神境界、文化内涵却别甚天壤。第二句就更离谱了，高阳帝颛顼乃南楚之神，而在《远游》中却跑到了充满“增冰”的北极之地，这并非楚人固有的观念。
4. 《远游》表现出作者远离浊世的愿望、患得患失的心态、对长生不老的追求、无忧无虑的逍遥，与屈原《离骚》和《九章》诸多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大义凛然的气概、忧国忧君的情怀、至死不渝的坚贞、挥之不去的悲哀等屈原典型的精神与品格，相去甚远。如《哀郢》中言：“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而《远游》中却发誓：“绝氛埃而淑尤兮，终有反其故都。……仍羽人之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屈原虽遭打击，却一直坚持人格的独立，批评一群小人“外承欢之汋汋兮，谌荏弱而难持”（注：《九章·哀郢》。），声言自己“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注：《离骚》。）。而《远游》的作者一定要故意做出柔媚之态：“质销铄以汋汋兮，神要眇以淫放。”两相对比，使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两种精神境界会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身上。
5. 从《远游》大量袭用《离骚》的整体结构和陈句来看，这是一种有意的盗用与篡改，有些甚至是在对《离骚》句意理解基础上的再发挥，两篇作品绝非出自一人之手。首先是对《离骚》整体结构的盗袭，《远游》也是先叙写现实的沉浊与人生的悲哀，接着是出游，最后选择归宿，只不过它没有《离骚》的斗争激情、深沉之忧、君国之思和响彻云霄的呐喊与动人心魄的 艺术 魅力；其次是对《离骚》陈句和其句意的大量袭用，如：
《远游》：命天阍其开关兮，排阊阖而望予。
《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远游》：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逶蛇。
《离骚》：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逶蛇。
《远游》：屯余车之万乘兮，纷容与而并驰。
《离骚》：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
《远游》：路曼曼其修远兮，徐弭节而高厉。
《离骚》：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远游》：涉青云以泛滥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怀余心悲兮，边马顾而不行。思旧故而想像兮，长太息而掩涕。
《离骚》：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诚如姜亮夫先生所言，一个人的创作，由于其习惯，可能会有诸多相因袭的句子；但关键是，在同一作品中有如此多的相同句子是绝无仅有的，更何况屈原是一个善于创造的天才诗人。另外，从以上所引，明显可以发现《远游》的作者为避免抄袭之嫌，有故意篡改屈原陈句的现象；而《远游》中的另一些句子，就是在理解屈原《离骚》基础上的再发挥。
6. 在内容上，《远游》可谓一篇反《离骚》的作品。尽管在结构上，它套用了《离骚》的结构模式，但其所表现的内容完全反《离骚》而行之。《离骚》的第一部分，通过对自己身世和遭遇的抒写与人生志向的陈述，表现了屈原忧国忧民的情感和“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不变节而从俗的高尚节操；但《远游》则认为，既然“时俗之迫厄”，就应当远离浊世，“轻举而远游”。《离骚》在上下求索之前，“就重华而陈词”，通过对夏商周三代兴亡的追述，得到了中正之道，以远古圣贤为楷模，从而激励诗人坚持真理、固守德操，也激起了诗人上下求索的斗志；而《远游》则在出游之前，大谈入世的儒者所欣赏的远古圣贤不可相信，“高阳邈以远”，“轩辕不可攀援”，只有道家和方士们所心仪的出世人物，才是自己所追寻的对象，并通过对赤松、韩众、王子乔、傅说、长寿的羽人的欣慕，极力渲染羽化飞升之乐。《离骚》的结尾，以“仆夫悲余马怀兮”，来表达自己对君国的眷恋，最终宁死也不愿离开楚国；但《远游》则以“超无为而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宣告结束。《远游》全文可称为第一篇反《离骚》的作品。可证其非屈原所作，明矣。
7. 《远游》中出现的一些人物、术语、词汇，非屈原时代所有，而是秦汉时代的产物。于此，前代与当代学者多有论述。清人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凡例》中说：“屈子一书，虽及周流四荒，乘云上天，皆设想寓言，并无一句说神仙事。……《远游》一篇，杂引王乔、赤松且及秦始皇之方士韩众，则明系汉人所作。”胡氏以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提到的韩终，就是《远游》中的韩众。秦始皇三十二年，“使韩终、侯生、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注：《史记·秦始皇本纪》。），后亡去。陆侃如也认为，“这篇所举人名大都为屈原时所无，例如韩众(即韩终)，本是秦始皇时方士，于三十二年同侯生、石生一起‘求仙人不死之药’的(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他的时代，便是此篇非屈原所作的铁证”（注：陆侃如：《陆侃如古典文学论义集·屈原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0—291、293—294页。）。
8. 《远游》云：“舒并节以驰骛兮，逴绝垠乎寒门。轶迅风于清源兮，从颛顼乎增冰。历玄冥以邪径兮，乘间维以反顾。”此节为北游，王逸注“从颛顼乎增冰”云：“过观黑帝之邑宇。”从《史记》记载来看，以颛顼为黑帝是汉初的事。《史记·封禅书》云：“秦宣公作密峙于渭南，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秦献公“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这样便有了白(少昊)、青(太昊)、黄(黄帝)、赤(炎帝)四帝，延续至秦代，尊此四畤上帝。汉兴，汉高祖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至此，颛顼才以黑帝的身份正式成为五帝之一。《远游》中写到北方从颛顼，可证其当作于西汉。
综合以上几点，笔者有理由肯定，《远游》断非屈原所作，也断非先秦时代任何一位楚辞作家所作。
《远游》的作者当为西汉初年人
《远游》既非先秦时人的作品，那么它必为秦代或汉代人所作，最迟应写作于东汉人王逸之前，这是没有 问题 的，因为王逸的《楚辞章句》不仅收录了《远游》，并且还注释了《远游》。如果是秦人所作，也不会把当代的韩终(韩众)写进作品之中。所以，它当是汉代的作品。关键是，《远游》到底写作于西汉早期、中期，还是作于两汉之际，抑或是写成于东汉 时代 ？笔者认为，它当是西汉前期的作品。
(一)《远游》非东汉作品
现代 学者谭介甫先生认为，《远游》的作者是一个有道家思想的人，这个人当为两汉间的班嗣，他说：“汉朝有道家思想的人很多，然总有一个最适合于写《远游》作品的人；而最适合的人，我认为殆莫过于班嗣。”（注：谭介甫：《屈赋新编》，中华书局，1978年，第618页。） 谭氏虽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合适写《远游》的有道家思想的人，但却找不到有说服力的证据。重要的是，谭氏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生活在班嗣之前的刘向在校《楚辞》时，已收录了《远游》。《楚辞》的编定者是刘向，王逸的《楚辞章句》就是以刘向业已编校成书的十六卷本的《楚辞》为底本而写成的，并在书后加上了自己的《九思》，作为卷十七。所以其中《离骚》注后序中说：“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注：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6年，第175、174页。） 由此可证，《远游》当作于刘向之前，为西汉作品。绝非两汉之际的班嗣所作，也不可能是东汉人的作品。
(二)司马相如《大人赋》为模拟《远游》所作
司马相如的《大人赋》与《远游》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 内容 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两篇辞赋无疑存在着相互模仿甚至抄袭的现象。但到底是谁抄了谁，这是一个必须弄清楚的问题，也是断定《远游》写作时代的根本问题。然而对此，从清代以来学术界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
相信《远游》为屈原所作者，坚持认为《大人赋》是《远游》的仿制品。宋人陈郁说：“李白《大鹏赋》，本于司马相如《大人赋》；而相如《大人赋》，又本于屈原之《远游》。”（注：陈郁：《藏一话腴》乙集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后世论者多持此见。而否定《远游》为屈原所作者，则认定它当为《大人赋》的仿制品。清人吴汝纶说：“此篇殆后人仿《大人赋》托为之，其文体格平缓，不类屈子。世乃谓相如袭此为之，非也。辞赋家辗转沿袭，盖始于子云、孟坚，若太史公所录相如数篇，皆其所创为，武帝读《大人赋》，飘飘有凌云之意。若屈子已有其词，则武帝闻之熟矣。”（注：姚鼐：《古文辞类纂》，引吴汝纶评语， 中国 书店，1986年，第1112页。） 现代学者陆侃如在其《屈原评传》中也说：“这篇有抄袭司马相如《大人赋》之处。……他的抄袭分两种：(1)袭《大人赋》的结构……。(2)抄《大人赋》的词句。”（注：陆侃如：《陆侃如古典文学论义集·屈原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0—291、293—294页。）
如果仔细比较《远游》与《大人赋》两篇，我们就可以发现，只能是《大人赋》抄袭了《远游》，而不会是《远游》抄袭了《大人赋》。
其一，《远游》全文都是典型的骚体句式，且袭用《离骚》的句子很多，可见其直接受了《离骚》的 影响 ，是一篇楚辞体作品；而《大人赋》除开头和结尾为骚体句式，中间的绝大多数文字具有散体化倾向，且夹杂大量的生字僻词，为一篇骚体赋，是在楚辞基础上，融合散体大赋创作风格而形成的。如果说是《远游》模仿了《大人赋》，那么《远游》应该更具散体化特征，事实上正好相反。
其二，《远游》有“轩辕不可攀援”一句。黄帝轩辕氏为西汉黄老之学所推崇的人物，也是羽化成仙之人所心仪的对象，而宣扬长生的《远游》却说“轩辕不可攀援”，说明在《远游》写作时，黄帝成仙飞升的传说尚未被人们所普遍接受。黄老之学盛行于西汉景帝与汉武帝初期，《史记·外戚列传》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黄老之学不仅用于政教，同时黄帝也成了方士们言长生飞升的范例。所以汉武帝时，齐方士公孙卿劝汉武帝封禅，言黄帝因封泰山而成仙，并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仿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注：《史记·封禅书》。） 说明在汉武帝时期，黄帝已成了方士们口中的神仙。由此可证《远游》当作于汉武帝甚至汉景帝之前，而《大人赋》则作于汉武帝时期，所以只能说司马相如在看过《远游》之后，才仿之作《大人赋》的。
其三，《大人赋》不仅在结构上模仿了《远游》，同时也大量袭用《远游》中的陈句。可以这么说，《大人赋》中的经典句子或是直接源于《远游》，或是在《远游》句意的基础上的再加工。
(三)《远游》非《大人赋》的初稿
郭沫若先生在其《屈原 研究 》一文中，曾说《远游》也是司马相如的作品，且是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初稿。他的主要证据是：
《远游》整抄《离骚》和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地方太多，而结构与《大人赋》亦相同。我疑心就是《大人赋》的初稿。《史记·相如列传》说：“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据此看来，分明是有未就的稿本与具奏的定本两种。因为稿本未脱《楚辞》的窠臼，不好拿去见皇帝，所以也以“未就”目之。待到具奏本，他只把稿本的精粹语保存了下来，而用自己既成的风格来完全改作了一遍。（注：郭沫若：《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4页。）
郭氏之论是不能成立的。其一，从“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一句来看，只能理解为：我有一篇《大人赋》尚没完成，待我完成之后献上来，不能据此认定《大人赋》有稿本和具奏本两种；其二，按一般的 规律 ，一个人的作品，其主干部分应是其文章的精华，而《大人赋》除头尾中袭用了《远游》之外，其他部分与《远游》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一个人的原稿与其改定稿不应有此种巨大的差异；其三，如《远游》果真是《大人赋》的初稿，其思想情感及其主旨应是相同的。但今观此两篇作品，《远游》虽有求仙之思、长生之想，但却蕴含了一种悲愤情绪，是因受浊世的压抑而产生的出世之念。但《大人赋》则铺写神仙真人之乐，表现“帝王之仙意”，与《远游》异趣。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远游》当写作于西汉初年，不会早于汉高祖二年，也不会晚于汉景帝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