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关羽、张飞是人也是神。考察他们由人变为神的异化过程，探讨其对 中国 政治 文化的深刻 影响 ，是很有必要的。
鉴於关羽不仅在与刘、张的异化过程中，有其特殊性，而且後来成了众神之神。为了论说方便，我们先说刘备、张飞，再论关羽。
刘备出身贫寒，“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虽然他自称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後，藉以打出汉室正统的王牌，但家中连谱牒都没有，祖爷爷、祖奶奶的世系都排列不出，充其量不过是个没落王孙。後来武靠关羽、张飞、赵云等哥儿们的奋勇拼杀，文靠孔明的安邦定国，才成就了蜀国大业。章武三年四月（公元223），他在白帝城患痢疾，并引发它病而驾崩，正史载谓“先主殂於永安宫，时年六十三。”“汉主殂於永安，谥曰昭烈。”并无异象，与常人之咽气伸腿，无不同。但是，後人没有忘记刘备。陈寿评价他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清代川湖总督蔡毓荣谓“昭烈百战之余，屡遭踣踬，翱翔翻飞，卒成帝业……昭烈君臣微独岸视三国，要非三代以下所能并驾比肩者也。”这些都道出了刘备由人变神的原因之一，是国人精神深处的英雄崇拜传统。刘备成神的象征是雄踞庙中，血食一方，在香火缭绕中接受世人的磕头作揖。但这一过程的完型，经历了六百余年。在刘备的故乡涿县楼桑树，直到唐昭宗乾宁四年（公元897）才盖起了昭烈庙。此时，已是唐代末年，大唐李姓江山，风雨飘摇中岌岌乎殆哉，忠义精神成了某种 社会 需求，这应当是昭烈庙拔地而起的重要原因。其後金代承安（公元1192－1200）年间重修，明代宏治二年（公元1489）再修。值得注意的是，庙中的塑像，不仅配以关羽、张飞，而且“像不君臣坐立，而兄弟列，像其侧陋时也。然昭烈王者服。”这些塑像是否唐代始塑时即作此状，还是明代再修时立此形象？不得而知。但是，突出所谓“桃园结义”精神，或者正史所述的刘备与关羽“寝则同状，恩若兄弟”之情，无疑富有人情味，更能迎合民众的心理需求。在刘备寿终正寝的白帝城，何时始建昭烈庙？清修《奉节县志》说，“考旧志白帝城昭烈武侯关张皆各有庙，隋唐无碑碣可稽。”不过唐代奉节就有昭烈庙，而且要早於刘备故里涿县。杜甫的《谒先主庙》诗谓：“……旧俗存祠庙，空山泣鬼神。虚檐交鸟道，枯木半龙鳞。……孰与关张并，功临耿邓亲……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此诗原诗曰“刘昭烈庙在奉节县东六里。”成都应当是最早建立昭烈庙之所在，杜甫的名诗〈登楼〉谓：“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道莫相侵。可怜後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作为神的刘备，至明朝以後，影响大增。这是因为刘、关、张合祀的“结义楼”、“三义庙”，越来越多，几乎遍及全国。如云阳的“结义楼”，都御史孙需有诗谓：“伟哉一（丈）夫，义结三兄弟。气量吞孙吴，威武压吴魏……英风尚凛然，千古良不愧。”涿县的“三义庙”，建在涿县鹿驿後。[10]“而北京从明至清末，建有不少三义庙，一在东城，一在崇文，一在宣武，一在房山，还有三座在海淀。”[11]正史在这样的氛围下，刘备的亡灵，增加了不少神秘的光环。嘉靖中，道路相传，在涿县昭烈庙旁，有个王姓农夫，家有石磙，传自上世，“忽有贾胡过视，欲购以十金，其家疑不听。贾既去，其兄弟以失价相诟，斧破之中空，涵水一盂而已，清冽异常。不省所用，置神堂，婢窃饮之，数日肤润面腴，发黑如漆，通知未来事。”[12]後来，风声越传越大，引起朝廷干预，构成冤狱，王氏兄弟“坐妖妄，论死”，所幸隆庆中巡按贺一桂“以怪异恍惚，奏免得释。”[13]这样的咄咄怪事，倘若刘备在天之灵有知，一定会大感意外的。 历史 上的孙夫人，是个高度政治化的人物，祝秀侠先生综合《三国志》赵云、法正等传的记载，称她“进退自如，声势显赫，总没有辱没国家所给予她的使命，由於她的来蜀，几乎使内廷受到威胁，刘备惴惴不安”。[14]不难想象，刘备与这样的老婆同床共枕，又能为欢几何，他们结缡三载，她始终未孕，个中消息不难想见；而至建安16年（公元211），她回东吴後，就一去不复返，据顾炎武考证，“孙夫人自荆州复归於权，而後不知所终。”[15]清初一位考据家杭世骏，认为此说“极是”。[16]但是，从宋至明，芜湖西南江中的蟂矶上有孙夫人庙，又有“灵泽夫人庙”、“焦矶娘娘庙”，谓孙夫人自沉於此，亦说溺水而亡。其实，恐怕这是刘备被日益神话的副产品，本着夫贵妻荣的世俗原则，刘备既已成了神，孙夫人也应当成神，让她在江上的庙里看日出日落，潮涨潮退，大江东去，英雄折腰，香火缭绕中受世人顶礼膜拜， 自然 比不知所终、默默无闻有戏多了。这种社会心理是不难理解的。
张飞死後，很快就有了庙宇。嘉靖《云阳县志》卷上载谓：“张桓侯庙：在治江南飞凤山隅，汉末建。元顺帝敕修。国朝重修。嘉靖18年知县杨鸾、主簿张一凡重修。”而宋代曾巩写的阆中〈桓侯庙记〉，则谓“州之东有张侯之冢，至今千有余年，而庙祀不废。”[17]可见，民间为张飞建庙，早在他死後不久，即已开始，早於刘备、关羽，而且建庙之初，就充满了神话色彩。前引《云阳县志》载谓：“值张达之变，以其首顺流。土人云渔人得之，置而弗去，显于恶梦，遂祠焉，若有符契焉者。”这些传说，乃民间附会，与“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疆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18]的历史记载相悖。但是，人民创造历史，也创造神话。张飞的勇冠三军，义释严颜，家喻户晓；虽“爱君子而不恤小人”，但毕竟是性情中人，何况死得又太悲惨，这都足以令百姓敬爱、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而据清初彭遵泗记述，遂宁之涪江有“张翼德庙”，长寿县有“张恒侯庙”，均宋代修建。庙甚灵验，连妇人不孕也管，“旱甘霖溢螟蝗疾疠有请辄应。”[19]前引《阆中县志》卷8载有明代成化年间阆中县令李直撰《恒侯灵异记》，说他临事伊始，即晋谒祠下，瞻拜侯之遗像，赫赫有生气，故凡政事之未备，及疑狱有不可决者，咸请成于侯，侯亦随时响应无少爽。“真个是神乎其神。李真并 总结 到：“能御大灾，能扞大恶则祀之……凡有水旱之灾，疫疠之作，有祷必应。”如此看来，张飞死後，简直与地方守土之官，平民百性，同命运共呼吸，因而倍受尊崇。也唯其如此，涪陵有“桓侯宫”[20]巫山西北五十里瞿塘峡口有“桓侯庙”[21]成都至清朝末年，历经沧桑後，南门、东门、北门外，仍各有“桓侯庙”，而且东门外之庙还是新建的。[22]前引《阆中县志》卷8载吴省钦《桓侯庙记》说，“蜀所在有侯庙”，道出了四川各地张飞庙的普遍性。而在张飞的家乡涿州，在全国各地，张飞庙更是不胜枚举。应当说，张飞所受百姓的香火，远远超过了刘备。在百姓的心灵深处，对张飞的追念、尊崇，高过他的刘大哥，这是耐人寻味的。
关羽成神，比起张飞、刘备，堪称晚矣。据《汉天师世家》谓，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第三十代张天师应宋徽宗所请，为解州盐池降妖，徽宗问用何将，张天师即召关羽于殿左见驾，帝大惊，赐以手中崇宁钱，从此关公即成了“崇宁真君”，这是他受封之始。[23]但是，正如清朝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其立庙之始不可考。俗传崇宁真君封号出自宋徽宗，亦无据。”[24]实际情况是，至迟北宋末年，确有关公庙的出现，就北京而论，有记载说，“关王庙，一在积庆坊，宋建。”[25]别地方志中，也有相关记载。可见北宋祀关羽，并非空穴来风。解州盐池，事关国计民生甚大，对关公更是倍加崇敬。有记载说，“至宋大中祥符之甲寅，盐池大坏，关壮缪以阴兵与蚩尤大战而破之，始为之建祠。至崇宁元年，加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又以加武安王。盖关自以桑梓之乡，加意拥护。而盐池之功，遂超盐神而上之矣。”[26]有的关羽庙更被称为“太平护国武安王庙”。也有资料说，从北宋到南宋，关羽先後被封显烈王、忠直公、义勇王、英济王等。至明代，关羽作为神，达到辉煌的顶点。明中叶後，时人惊呼“关庙自古今，偏华夷，其祠于京畿也，鼓钟接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27]真是日新月异。至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十月十一日，司礼监太监李恩齐捧九旒冠、玉带、龙袍、金牌，牌书“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于正阳门祠，建醮三日，颁知天下。但祭礼时，正式称帝，是天启四年（公元1624）七月，礼部复题得旨之後，从此，关帝更是名震华夏了。
由此不难看出，在国势积弱，强虏入寇，边患日重的北宋末年以及明朝万历後期，关羽日益被人神化，而终于成为众神之上的最高尊神，正是反映了那个 时代 的精神呼唤：需要一个文武双全、勇毅盖世的武将，来护国保家，激励世道人心，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长治久安。清代学者曾指出，“汉以後称勇者，必推关、张。”关羽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後数百年，亦无人不震惊之。威声所垂，于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28]请关羽出来伏魔——扫除“虏夷之患”，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或神选了。明朝人彭梦祖《题关公祠》诗曰“……我公赫赫雷在天，虽亡未亡千百年。戈戟森森乍明灭，处处拯人无危颠。慷慨无洒玉泉涕，万户尸祝同蒸祀。煌煌帝阍庙貌尊，填门拜寿岁复岁。吁嗟乎，古来如公几丈夫，愿公辟天关，提昆吾，东净海氛西击胡。”这最後几句的呐喊，可圈可点，实在是喊出了三百几十年前人们对关羽至诚至敬的深情呼唤，道出了关公何以在明後期那样显赫的缘由。
1644年，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後，开始打出的旗号，是为崇祯皇帝复仇，此後他们一直声称是从李自成手里夺得天下。因此，“清承明制”，连祀奉关羽也被全盘继承。但是满清毕竟是外族入主中原，让祀奉曾经坚决抗击过他们先辈金的岳庙滔滔天下皆是，显然对大清王朝的统治不利，而进一步抬高忠孝节义俱全的关羽的地位，盖过岳飞，就势所必然。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的不断提倡，关羽成了武圣人，与文圣孔子平分秋色，这是关羽生前做梦也万万没有想到的。
刘、关、张成了神之後，对于下层民众的 政治 、 经济 生活， 影响 越来越大。随着小说《三国演义》的风行天下，无疑进一步扩大了他们在民众中的影响。在政治方面，刘、关、张成了民间秘密结社供奉的神祗，在经济方面，他们又成了 社会 上诸多行业供奉的神——通称行业神。
关于天地会的起源，学术界看法不一。但刘、关、张所谓桃园结义的故事，歃血结盟的方式，无疑对天地会有着深刻的影响。去年夏天，笔者应邀参加在福建东山县召开的“海峡两岸关帝文化学术讨论会”，得以认识东明寺住寺道玉师傅，多年来，他一直大力支持学者深入福建民间调查天地会起源， 研究 天地会的中坚“香花僧”的 历史 。蒙他出示民间秘密流传的海内孤本《香花僧秘典》，其中盛赞关羽“威名满华夏，真义士，真忠臣，若论千载神交，合与睢阳同俎豆；戎服读春秋，亦英雄，亦儒雅，试论九霄正气，当随奎壁焕光芒。”并在每年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时特设法坛，贴出此联语。关羽对天地会的深刻影响，于此可见一斑。明末清初，风行结盟，清初统治者曾迭加严禁。而这些盟誓，多半效法桃园结义，举行仪式时，或对关羽像叩首，或烧化结盟疏後，歃血为誓。笔者藏有宣统二年江南民间流传的《时令底疏》，其中有《重阳日结盟疏启》，谓：“恭联帝座，迓三义之圣，涉降茅庐，先圣桃园横范尊，芳馥千秋……今歃血于神前……勿陨越于生前，愿终期于世後。惟兹哀情，神灵鉴察。是启。”这里的“三义之圣”，当然指的就是刘、关、张。近三百年，直至1949年，清、红帮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清帮世代相传的“三把半”香中，第二把烧的就是“忠义香：纪念三国 时代 刘、关、张桃园结金兰，为振兴汉祚愿同年同月同日死。”[29]而在红帮中，有所谓“见三哥”，称道“威风凛凛一桓侯”，“见圣贤”，赞美“二哥出世义气长，春秋丈夫天下扬”[30]，都可以看出张飞、关羽深刻的精神烙印。当然，青、红帮相当复杂，不同时期起过不同作用。
在三百六十行中，刘备是编织业供奉的神，张飞是盐业、屠宰业、肉铺业供奉的神，而关羽则是描金业、皮箱业、皮革业、烟业、香烛业、绸缎业、成衣业、厨业、酱园业、豆腐业、屠宰业、肉铺业等等不下二十几种行业的行业神[31]，足见其影响之大。
神是人异化的产物，有的人，还活着，却被“奉若神明”。最典型的，莫过于秦汉以来在高度封建****主义极权体制下被几乎捧到九霄的帝王，一个个成了“君权神授”光环辉映下的人间非神之神。但是，他们的地位愈高，离臣民的距离越远。以明代皇帝而论，到宪宗、孝宗时，皇帝与大臣“竟以面对为可怪，一逢召对，遂有手足茫茫之感”[32]。成化七年（公元1471），有此召见时，群臣“皆同声呼万岁，磕头”而已。万历皇帝召见方德清、吴崇仁二相商量张差闯宫的案件，方德清只知连连叩头，吴崇仁“则口禁不复出声，及上怒……崇仁惊怖”，竟吓得昏死过去，“及至便液并下”，“如一土木偶，数日而视听复始。”[33]清末的慈禧太后，祸国殃民，虽然借用鲁迅的话说，“还不如一个屁的臭得长久”[34]，竟被尊奉为“老佛爷”，与如来佛、弥勒佛辈大佛平起平坐，实在是岂有此理！然而，他们的迫害忠良，诛戮功臣，株连九族，残民以逞，臣民对之何尝有半点亲近感？非神却以神自居，这是 中国 政治史极不光彩也最为黑暗的一页。
与其相反的是，刘、关、张成了神，虽然不乏统治阶级的提倡——尤其是关羽。但总的看来，天下苍生供奉他们是真诚的。从时间上看，张飞最早受到百姓的尊奉，刘备次之，关羽後来居上，影响最大。百姓对神的选择，毕竟有他们的标准。虽然一切神都是人造的幻影，但相比之下，刘、关、张比起那些在“君权神授”云山雾海中的所谓神，以及在极端个人迷信泛滥下的神乎其神者，在人民的心坎里，要朴素、实在多了。在香火的背後，是人们对刘、关、张这三位英雄人物真诚的追思与景仰。这是统治者可望而不可及的。
注：
陈寿《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第二。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0，魏记二。
光绪《奉节县志》卷36，“艺文”，〈白帝城重修昭烈殿记〉。
同治《涿县志》卷3，“祠庙”。
明末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8，“楼桑”。
《三国志》卷36，关羽传。
康熙钦定《全唐诗》卷229，杜甫14。
同上，卷228，杜甫13。
嘉靖《云阳县志》卷上，第13页。《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10] 同治《涿县志》卷3，“祠庙”。
[11] 王铭珍〈北京的三义庙〉，见《燕都说故》第41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
[12] 同〔4〕，卷6。
[13] 《日知录》卷31，“蟂矶”。
[14] 《三国人物新论》第118页。国际文化服务社，1946年。
[15][16]《订譌类编》卷2“孙夫人无自尽事”。
[17] 民国《阆中县志》卷8，“祠庙志”。
[18] 《三国志》卷36，张飞传。
[19] 《蜀故》卷7“宫室”，光绪重刻本。
[20] 《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5。
[21] 《巫山县志》第70页。抄本。
[22] 《成都通览》，“成都之寺庙”第14页。宣统元年成都通俗报社印。
[23] 清 钱曾《读书敏求记》。
[24] 清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4。
[25] 明 沈榜《宛署杂记》卷19。
[26] 明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4。
[27] 《帝京景物略》卷3“关帝庙”。
[28] 清 赵翼《廿二史杂记》卷7“关张之勇。
[29] 吴继荣编《近三百年来的青帮》，第217页。tái wān大方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30] 卫聚贤《中国帮会》第126－12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重印本。
[31] 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
[32]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第259页。中华书局印本。
[33] 《万历野获编》卷1，“召对”。
[34] 《华盖集续编 古书与白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