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楚简孔子论说辨证》（汕头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５月）中的上半本书中重点讨论了《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的性质，认为它们的基础都是孔子在陈蔡之间所发的议论，其中还考释了“是故古之所以行乎 喽者，如此也”中“ 喽”一词。
在书中我以几篇文章讲一个主题，行文不严密，严重 影响 了对主旨的阐述，此外对“ 喽”一词自己也还在考虑中，所以友人在与我讨论时表示了相当的怀疑。 友人在来信中指出，有些学者认为《穷达以时》和《唐虞之道》是孔子着作，也有些认为不是，并给我寄来王志平先生的《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丛考》一文（“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 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长沙， 2001 年 8 月）。 这位友人还专门指出，我的《楚简孔子论说辨证》一书行文有很大 问题 ，没有集中论证《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作者的问题，反而处处作为前提直接使用。并且结论也不能令他信服，《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不一定是孔子的言论。 他还指出，我将《忠信之道》中 “ 是故古之所以行乎 AB 者，如此也 ” 的 AB 读为“刻漏”是不好的。 对此我作了一些解答。因为涉及我的《楚简孔子论说辨证》一书的主题和结构，在这里将一些要点摘引 《辨证》一书在写法上有问题，因为是分篇写，所以将统一的论述搞乱了。 我的主要论点是： 我所谓孔子言论三篇来源于孔子的宣教，但文章绝非孔子本人写的（Ｐ２６第二 自然 段），所以伍子胥的死活没有关系，甚至文中出现孔子以后的人都是正常的。 我的论证是： １：从逻辑上说，《唐虞之道》已经被认定是孔子厄于陈蔡时的言论（这一点我没有充分查证，太想当然了），而从 内容 上看，《唐虞之道》与《穷达以时》有相同的思想和情绪（Ｐ８），而《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明显是一组（Ｐ６６），三篇可以系联。 ２：三篇的思想全部见于孔子厄于陈蔡时的言论（Ｐ２５）。 ３：《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文字与词汇明显崇古仿古（Ｐ６６），很象是有意写古人的话，特别是写先师的话。 ４：三篇文字全部是战斗性文字而不是 理论 （分见各篇）。 其中第一、二是中心，三、四从 文献 学和文学上说明这三篇太特殊，必须给予解释。 “你在此以前已明确提到孔子是作者（ P8至P11）”是写作上的绝大失败。但我觉得，我的思路还是可成立的：从１和“２：三篇的思想全部见于孔子厄于陈蔡时的言论（Ｐ２５）”可以引论这三篇的思想与孔子有关，从而解决３、４的问题。 “刻漏”的意见确实只是一种可能，很勉强（但好象是 目前 唯一的解释，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也还在考虑。 但这大概只解决了全书论述的结构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我整个论点的疑问。 实际上我对这些问题在成书后也一直在考虑，并且有了一些新的进展。本来还在研究中，但为了回答友人的疑问，这里先将一些重点写出来。我在《楚简孔子论说辨证》一书中是这样讨论 字的： 字不见于战国秦汉文字以及传世古文，所从又极为普通，比较难于索解。这里我们只能提出一个有建设性的设想。 从“门”从“手”的字有“辟”，如《古文四声韵》所引 从单手，不是“辟”，但所会意可能是一样的，都是以手开门。我们可以设想它是“啓”的异体。 “啓”字古音溪母支部，与溪母职部的“刻”字音极其相近。“啓”可通溪母之部（与溪母职部对转）的“起”，例如《论语 ·泰伯 》的“啓”字，《文选 ·叹逝赋 》注引为“起”，“蜂起”一词，《隶释 ·高联修周公店记 》作“蜂啓”。而“起”就与“刻”对转通用了。《尔雅 ·释山 》的“无草木峐”，《说文》、《释名》等并作“屺”。另外，“阂”可作“开”（《庄子 ·秋水 》篇《释文》引异文），而“开”就是“啓”，直接释“开”亦可。 实际上，这个字也可能是“刻”的会意异体字。 上述 分析 纯属没有直接证据下的意会。实际上，把 分析为与“辟”类似是不对的，因为 字所从的“门”是合起来的，“又”不在门中，不应该象“辟”字一样与“门”会意。这个字更应该是从“又”、“门”声的字，也就是“扪”。 在成书之前没有注意到周凤五先生在《 中国 哲学 》 21 缉上文章，《郭店楚简 忠信之道 考释》，是一个严重的疏忽，实际上，他与我现在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是故古之所以行乎扪喽者，如此也”就是古书中常引的孔子的一句话： 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国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 《史记》 ) 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北史)) 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不可弃也。” (《盐铁论》)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文选》)
等等，它们都来源于《论语·卫灵公》：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忠信之道》的话就是“是故古之所以行乎蛮貊者，如此也”，其中“如此也”就是“讲忠信”，则它实际上就是“是故古以忠信行乎蛮貊（不以忠信，州里不得行）”。 其中的“乎”是引进处所的介词。这样原文就是“是故古之行于蛮貊者，以忠信也”，等于“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国行也”。 “门”与从“蛮”字古音近，《书·禹贡》疏引郑云“蛮之言缗也”可证，又“罠”字异体从“ ”见《文选·七发》李注及《尔雅·释器》释文，“民”即与“门”完全同音通用，例繁不举。 “貉”、“貊”、“貈”在“北方少数民族”（蛮是南方少数民族）的意义上实际是一个字。字有两个音，从匣母铎部的音来看，虽与来母侯部的“娄”不同音，但实际上这两个声符都是 KL- 的声母（从“各”声的字多有来母者如“落”，从“娄”声的字声母分布也很广，有“佝偻”等多个连绵字）。 其韵母则接近，所以从“各”声的字和从“娄”声的字古都可以与“牢”、“劳”字通用，例如《国语·齐语》的“牺牲不略，则牛羊遂”，“略”字《管子·小匡》即作“劳”。 实际上，这个问题还要复杂一些，《尔雅·释诂》：“貉，纶也”，字必用作“络”，来母。如果在战国 时代 辅音加来母的组合还没有完全分解的话，则“各”、“娄”都还是 KL －、ＳＬ－、ＭＬ－一类音，在声母上是相同的，至少可以读为“络”，与“喽”音近。《论语·卫灵公》章从第一句到上述一句的全文 （１）卫灵公问陈於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 （２）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３）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４）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於前也；在舆，则见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张书诸绅。 关于孔子陈蔡之厄，我在《楚简孔子论说辨证》已经引述过《史记》的记载，这里不嫌其繁再引一次：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闲，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闲，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於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 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固亦有穷时，但不如小人穷则滥溢爲非。”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爲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 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 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人之不我行也。 ”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言非兕虎而循旷野也。 ” 子路出，子贡入见。 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 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爲穑，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爲容。赐，而志不远矣！言良农能善种之，未必能敛获之。” 子贡出，顔回入见。 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 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尔多财，吾爲尔宰。” 我在《楚简孔子论说辨证》说： 上述对话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谈到了“穷”的问题（《穷达以时》），谈到了“不我行”即不为天下任用的问题（《唐虞之道》的任贤），谈到原因是“不必信”（《忠信之道》），谈到了君子要自修其道（《穷达以时》、《唐虞之道》）。 《史记》上述记载的内容是孔子与几个主要门徒的对话，但孔子应该不只是个别安抚这几个门徒领袖，他应该还对一般门徒发表一般性的言论，来制止这场危机。这些就是我们所谓言论三篇。 实际上，《论语·卫灵公》的四段与《史记》的记载相同而简略，其第一段： （１）卫灵公问陈於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
是叙背景。而第二段
（２）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子曰：「由！知德者鲜矣。」与《史记》第二段、《穷达以时》和《唐虞之道》一样，是讲“穷”的问题，讲不知贤不尊贤的问题。
其第三段： （３）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就是特别强调舜的不己治（而以贤人治理），就是《唐虞之道》特别崇舜的原因。《唐虞之道》特别注重舜，实际上是舜的小传而尧只是陪衬，而且文中并未提到舜禅让，而只讲他用贤人来治理（这几点在《楚简孔子论说辨证》作了重点论述），与《论语·卫灵公》完全一致。
其第四段：
（４）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於前也；在舆，则见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张书诸绅。则是孔子在陈蔡专门答非所问地用《忠信之道》的忠信来回答（忠信与子张问的“周游之法”联系太牵强。而且我怀疑子张问的是“德行”，就是由刚才孔子自己以“德”来回答“君子”“穷”的问题引发而来的）。
而在上述《论语·卫灵公》四段之后，还有第五段： （５）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这一段话与《史记》的 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意思完全相同，只是所举的古人不同，很明显是孔子对自己到处跑，特别是现在离开陈国去楚国，因而引起灾厄的解释说明，是回答弟子们的愤怒质问的。由此可证上述《论语·卫灵公》五段是同一时同一地的语录，与《史记》所记同事。
我们认为《论语·卫灵公》、《史记》所记，与《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的性质有很大关系。《论语·卫灵公》、《史记》所记都是孔子分别与几个门徒讲“穷”、“德”、“知贤”、“忠信”的 问题 ，如果这几个门徒领袖分别传达，则别人记下来的必然也分作几篇不同的文字。所以《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不可能汇成同一篇。这从侧面证明了《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三篇与孔子陈蔡言论的关系。
因此，《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的 内容 是孔子的意思，但成文可能经过几个传话者、记录的门徒、后代的门徒等的加工发挥。由于《论语·卫灵公》与《史记》都不完全，我们不能肯定孔子在现场讲的话比《论语·卫灵公》与《史记》记录的多多少，是否已经覆盖了《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的全部内容。我们在《楚简孔子论说辨证》中认为它覆盖了《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的主要内容，是因为《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两篇有太强的崇古意识（《楚简孔子论说辨证》Ｐ６６一文），至少在当时的传说中它们是与孔子的原话关系极其密切的。
要说《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是孔子在陈蔡之间的思想甚至言论，最好的论证是将其全部内容在《论语·卫灵公》与《史记》中找到，但因为《论语·卫灵公》与《史记》都是语录性质，这一点是作不到的（同理，不能因《论语》中不见《穷达以时》的话就认为《穷达以时》不是孔子的话。《穷达以时》等三篇与《论语》的关系在上面 分析 中正好看出来：《论语》是简约记言，取其结论和精华）。 次一等的 方法 就是将这三篇系连，然后证明其思想及语句与孔子在陈蔡之间的言论相关。这是我们在《楚简孔子论说辨证》一书中所作的（见 P8 和 P66 两文）。 其实还有一种旁证方法。 我们现在认为《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是相关的一组，则只要证明其中一群主要句子是孔子在陈蔡之间的言论，就可以在逻辑上认定它们整体上是陈蔡之间的言论了。 最好的证据就是我们在本篇中阐明的，“是故古之所以行乎蛮貊者，如此也”一句就是孔子在陈蔡对子张说的话，它可以证明《忠信之道》以及《穷达以时》和《唐虞之道》都是陈蔡之间的言论的一个更繁的版本。 其次的证据是李学勤、刘乐贤等先生找到的（见下引文），将《穷达以时》中的大量例证与孔子在陈蔡之间直接挂钩。 再其次，我们可以找到后人引用上述三篇的文字，虽没有说是孔子在陈蔡间说的，但说明是孔子的话。这样，虽然不能直接说明这三篇是陈蔡之间的言论，但可以证明它们是孔子的言论。
我们可以看到，在《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中，在“孔子曰”下出：
故非忠信，则无可以取亲于百姓矣；外内不相应，则无可以取信者矣。很明显它就是《忠信之道》的：
忠积则可亲也，信积则可信也。忠信积而民弗亲信者，未之有也。 最有意思的是它们都是孔子回答子张的。 实际上，《说苑》引孔子的话： 孔子谓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义久而身亲之，况於人乎？”又《孔子家语》的：
孔子谓弟子曰：“二三子识之，水且犹可以忠信成身亲之，而况於人乎！也一定以此为本，其意思都是忠信积累可以使民亲。
此外，学者们已经发现的《礼记·表记》中的：
子曰：“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与其有诺责也，宁有已怨。”也是引用孔子的话，也是讲信。
实际上，《忠信之道》的上述一段话的全文是：
口惠而实弗 从，君子弗言尔。 心□□□亲，君子弗申 尔。其中不但“口惠而实不至”在后来被引用为孔子的话，下一句也是如此：
公曰：“何谓君子？”孔子曰：“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咎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无伐善之色也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通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见于《孔子家语》。“言必忠信”是《忠信之道》的核心，则《忠信之道》这段话可以补足为
口惠而实弗 从，君子弗言尔。 心怨而色亲，君子弗申 尔。《孔子家语》和《礼记·表记》都对《忠信之道》的话作更详细的阐发，所本是这一段话。
此外，廖名春先生也找到《中庸》指名引用孔子在《唐虞之道》中的话（《 中国 哲学 》 20 辑）。 除了点名引证孔子外，因为《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是孔子的言论，而且在儒家中广为流传，则在当时一定受到重视，多被引用。因此没有言明是孔子言论的直接引用也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一点。 除了学者找到的大量与《穷达以时》有关的文字外，裘锡圭先生等找到了《唐虞之道》的话在《管子》中被引用（载《上海博物馆集刊》 2002 ）。 我们还可以看到，《忠信之道》的下面一段话： 忠之为 道也，百工不 楛 ，而人养 皆足。在《荀子》中也被引用：
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 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 它们都见于《王霸》篇。在这篇里，荀子讲以忠信治国，而且引文中又直接以忠信论百工。 根据我们的理解，这三篇是孔门公认的孔子言论，则在儒家中一定受到重视，因此三篇的思想甚至话语都应该在儒家 文献 中以各种被引用，可以找得到。 到 目前 我只粗略地作了一下《忠信之道》，现在为回答疑问先写出来，以后一定还能发现更多的。但我想，论据现在应该已经足够了。 这里还有另外两个问题。 一是这三篇的文字被这么多人引用，会不会是它们其实是孔子言论的杂汇。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楚简孔子论说辨证》中，我们在多篇文章中集中论述了这三篇从文字、词汇、内容、逻辑、情绪到目标都有内在统一性，因此只可能是后人引用它们。这一点学者们是一致认同的。 二是这三篇的性质。学者批评我一会儿说它们是孔子的言论，一会儿又说它们是孔子门徒的作品。 其实我的观点是简单明确的，只是可能没有统一说明。我们认为这三篇是不可能是孔子的原话，因为它们太完整统一，文学性太强。实际上我们在上文已经说明，从孔子发论，主要门徒转述，到次要门徒记录，到后来不断整理加工，成篇的文字与孔子原话相去已经太远。 但从一开始它们就被当成是孔子的话记录的，从楚简中这几篇的文字（《楚简孔子论说辨证》Ｐ６ 6 一文）的性质，到众多的对孔子指名引用，都可以看出孔门是一致将它们作为孔子的话来看的，都直接引为孔子的话。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不但孔子的门徒这样看，孔子本人也有可能是承认的。 它们不是孔子原话，但孔子门人和战国 时代 的人（甚至孔子自己）都把它们作为孔子的原话或意思来使用。这是两个问题。我们还必须考虑一个特别重要的证据。
在《穷达以时》中，论及的最后一个古人是与孔子同时而早死的伍员，而且伍员死于孔子厄于陈蔡后三年。《穷达以时》论及的古人最后一个是孔子的同 时代 人，这是《穷达以时》为孔子所发的一个有力的内证。 问题 出在《穷达以时》使用了厄于陈蔡三年后的事件。这是王志平先生的《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丛考》一文立论的基础。 王志平先生因此认为《穷达以时》很晚，是荀子学派的作品。我们先不考虑反驳意见，先来看一个有趣的证据。 我们的观点是，《穷达以时》中论及的最后一个古人是与孔子同时而早死的伍员，这是《穷达以时》为孔子所发的一个内证。矛盾出现在，孔子最开始在陈蔡是举伍员为“先穷后发”的例证的。几年后伍员被戮，这个例子成了反例，所以不得不改为反面的例证，说他是先达后穷死了。 这说明《穷达以时》等三篇经过了多年的流传加工，不但为孔子弟子所为，孔子本人都能可能有份。 这种考虑可以找到一个有趣的例证。 《越绝书》第１５卷有一段评论伍员话： 问曰：“子胥未贤耳。贤者所过化，子胥赐剑，欲无死，得乎？” （答：）“盲者不可示以文绣，聋者不可语以调声。瞽瞍不移，商均不化。汤系夏台，文王拘於殷。时人谓舜不孝，尧不慈，圣人不悦下愚，而况乎子胥？当困於楚，剧於吴，信不去耳，何拘之有？ 孔子贬之奈何？其报楚也，称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贬之，言吴人也。” 关键是回答者的话，明显是在引用《穷达以时》：“瞽瞍不移”是关于舜的，其它汤、文王不见于《穷达以时》，但见于《说苑·杂言》中的与《穷达以时》有关的文字，作“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羑里”。 更重要的，引话后面专门讲这些人穷时如何被人贬抑（这是这段话的重点，讨论人在倒霉的时候总有人说他的不是），这段话在《穷达以时》中就是“誉毁在旁”云云一段，正好不见于《论语·卫灵公》、《史记》等。 可见《越绝书》引的是另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明确将伍员倒霉时的遭遇与上述大人物比较（“困於楚”而“剧於吴”。“剧”，甚也，伍员在吴远比在楚艰难：他轻易逃出楚国，但入吴后不得过昭关，又大病，最后乞讨至见吴王。载于《史记》），可见在这个版本中，伍员还是作为先穷后发的人来引用的。 而且孔子的名字是明确引出了的。“孔子贬之奈何？其报楚也，称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贬之，言吴人也”与同章上文的 问曰：“子胥妻楚王母，无罪而死於吴。其行如是，何义乎？” 曰：“孔子固贬之矣。贤其复仇，恶其妻楚王母也。”呼应，看来孔子在这个版本中对成功后的伍员还有批评（《春秋》经传中没有批评伍员这件事的记录，《越绝书》不可能是引《春秋》）。
因此《越绝书》不但直接将孔子与类似《穷达以时》的话联系起来，更出现了陈蔡之厄之前作为先穷后达的成功者伍员的形象。 伍员一事充分显示了《穷达以时》等三篇的性质：孔子言论，旁人转述，多年加工。 所以伍员一事不但不能证明《穷达以时》和后代引述《穷达以时》的故事晚起，反而证明最早的版本中说话者不知伍员将会倒霉，所以将他作为先穷后达的代表。晚于陈蔡之厄的时候谁都不会犯这个错误。 若非《庄子·让王》以下的书明确提到厄于陈蔡，这三篇文字的思想是完全可以定为孔子自卫反鲁之时的，因为这些一般感叹什么时候发都可以。但伍员一事的新材料反而证明《穷达以时》等三篇的最初版本只能出于伍员死前，就不能是自卫反鲁之时，而最好是厄于陈蔡之时了。 李学勤先生将有关孔子厄于陈蔡的 文献 记载排列出了一个顺序，即：《穷达以时》→《庄子·让王》→《荀子·宥坐》→《吕氏春秋·慎人》→《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风俗通义·穷通》→《孔子家语·在厄》（见《 中国 传统 哲学 新论——朱伯崑教授七十五寿辰纪念文集》），我们认为，在第一环上应该增加《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中间还要加上《论语》和《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