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传统家族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变是一个演进的过程，这种演进更多地表现在村庄的行为中。通过时皖南Z县石溪村的日常生活和典型事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家族文化向现代化变迁的方向。
[关键词] 村庄行为 农村 家族文化 现代化
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农村家族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活动形式。一般而言，影响农村家族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及制度安排。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制度变迁，传统的农村家族结构、功能行为、表达方式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族文化正在不断地变异与演进，与现代社会一起共同构成了具有鲜明传统色彩的农村文化。因此，要理解当代中国的农村文化建设，就必须解析农村家族文化。本文以皖南z县石溪村为个案，试图从民间社会的视野，通过对农村家族文化的演进及行为方式进行解析，以寻找农村家族文化向现代化变迁的方向。
一、村庄的基本格局
石溪村是皖南Z县的一个有着600年历史的村庄。自然环境为两面靠山，一面I临河，只有东面与外界相通，村庄较为闭塞。据家谱记载，该村是明朝洪武年间南下逃荒避难的疏姓人在此定居而形成的村落。相传疏氏家族历史上曾定居在河南南阳一带，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连年战争，疏氏居民为逃避战争开始南迁皖南，其中一个支系在明朝初年逃离于此，他们的子孙在此繁衍生息。600多年里，虽有不少村民移居外地，但绝大多数村民还是恪守着族规，耕种着从祖宗那里继承的土地。
石溪村不很富裕，农民人均年收入在2000元左右，村集体收入不足10000元。村内共有91户居民，79户为疏姓，共510人，还有一些徐姓、洪姓等小姓，共12户、100余人。在人民公社时期，石溪村分为两个生产队，农村改革初期又分为三个村民小组，现在已合并为一个自然村。全村共有农田310亩，主要种植水稻，一年两季。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纷纷外出打工，目前有80％以上的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留守农村的多是妻儿老小，外出务工人员只有到农忙季节如“双抢”和春节时才回家。打工收入是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二、村庄行为与家族文化
在1949年以后，疏氏家族大致还保留着传统家族的组织习俗和功能，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彻底地瓦解了家族组织，族长、族规、宗祠、族谱等都不复存在，只有一些祭祀长辈及一些家族伦理所遵奉的家族习俗仍在延续。下面是近年来发生在石溪村的一些事件，从这些村庄事件中可以了解改革开放后家族文化的变迁。
1、修谱祭祀——从家族活动到文化活动的转化
石溪村疏姓祖上传下的族谱在解放后的破四旧运动中被烧毁，由于时代久远，许多人都记不起来了，修谱显得非常困难。1991年，石溪村成立了一个疏氏家族修谱小组，修谱的发起人是村中德高望重之人，成员由教师、退休干部、医生、个体户等自发组成。之所以让这些人组成修谱小组，是基于几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教师和退休干部是家族中的“能人”，村民大多认为他们是有能耐的，并且有较强的权威性；二是一部分个体户的介入能在修谱问题上提供资金的支持；三是德高望重的老人作为村民都尊重的长辈能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修谱小组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走访了很多地方，经过五年的资料收集与整理，于1996年成书。谱序为村中一位最有名望的退休教师所写，很有现代的道德意义。摘录
“我疏氏修谱之举，其目的在于明世系，别亲疏，使派别分支秩然不紊，为加强联系，增进族员之友谊。其要旨是禀承先祖勤劳、勇敢、勤俭、质朴之遗风，弘扬先辈爱国、爱族、团结、守法之传统。立族规守家训，为振兴我族，流芳于千秋万世。”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修谱将媳妇和出嫁的姑娘也修进了谱里。据族中老人说，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允许的，女人不进谱、不碑刻是祖上的规矩，可新谱打破了这一祖上的陈规，当时引起了一场较大的争论。老族人们仍然坚持祖上的遗训，主张妇女不入谱，但年轻人认为新时代应该有新风尚，妇女不入谱是旧社会的产物，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最后还是年轻人赢得了这场争论。族谱的这一变化体现了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表达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反映了传统的家族观念正在被现代化思想所改变。
祭祀是家族活动中一件非常隆重的事，也是体现家族这一群体有较强影响力和凝聚力的一个重要载体。每年的正月初七，疏氏家族成员都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1997年，疏氏家族举行了第一次祭祀活动，以后每年都举行一次。开始时较多地表现为拜祖、烧香、读祭文等一些家族活动。现在这些仪式及活动也简单化了，村民大多将祭祀活动变成了一场文化活动。无论是子女上大学，还是子女参军等，村民利用这一天请来放映队或戏班子放电影或唱戏，将祭祀舞台变成了一个全体村民分享快乐的文化舞台。更重要的是，石溪村的一些小姓人家也利用这一舞台演绎着家庭的快乐逸事。
从疏氏家族的修谱与祭祀活动看，它已经失去了传统家族所具有的典型的组织特征和功能。在“妇女人谱”的争论上，年长的家族老人丧失了惩罚族民的有效权力；新修的家谱已经不具有往日的神圣和权威；祭祀活动也仅仅是人们追宗的一种方式，对这些活动的参与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历史、情感和文化上的认同。当今的家族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共同体，而不是一种政治共同体，村庄家族活动的文化意义远远大于其社会和社会组织所拥有的功能与功利的意义。
2、家族权力——从长辈权威到智力权威与经济权威的转换
传统社会里，族长是一个家族的权威，可以调解村民纠纷，决定对困难村民的救济和家族子女的求学等，甚至还有部分强制力。而现在的族长已经蜕化成一个名誉上村民都尊重的长者。在石溪村，自从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的一位老族长去世以后，一直没有新的族长。村里的一些家族之事由一些热心公益事务、家境殷实、处理公道的长者承担，其主要事务大多表现在祭祀、分家析产、子女孝顺等事务上，真正家族内的一些主要事件的管理由村民组长替代。在价值判断上，村民不再崇拜家族制权威，决定人们社会地位及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的品格、能力、职业、财务等新的社会要素，经济权威和智力权威往往凌驾于长者之上，传统的“伦理规范及其内在凝聚力对扭结宗族成员固定模式下形成彼此间相互关系的作用已愈来愈小”。家族的话语权由智力型和经济型的青年人所获取。 在家庭里，家庭的权力结构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年轻人的外出不仅给家族带来了殷实，也带来了新的思想与观念。在处理家庭的生产生活、子女教育、人情交往等日常事务中，年轻人逐渐成为家庭事务的决策者，老人的权力逐渐被边缘化。
伴随着老人的“退休”，儿媳妇也开始了“参政议政”，有些儿媳妇还成为家庭的主心骨，掌握了家庭一般事务的“主政”权。当然，这些媳妇大多是有一定见识、能力较强且有一定文化的人。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一个大的家族中，还是在一个小的家庭中，先赋性的传统的因素正在减少，自致性的因素不断增多。族中老人只能在记忆中重复着他们“昨天的故事”，他们对当今村庄事件的话语权最多只能作为一种建议而已。新的家族、家庭权力正以个人品质与能力等现代因素为基础，正由传统的家族权威、长辈权威向个人魅力型过渡。
3、田地承包——从人际礼俗到个体利益的转向
石溪村有50余亩圩田，由于离村庄较远，青壮年农民长期外出打工，田地荒芜多年。2000年，村里的一户长辈人家疏长义以口头承诺的方式，按每亩向村庄交纳50元的价格租种。在2001年、2002年两年里，由于粮价不高，承包人没有赚钱，至多是保本经营。2003年以后，由于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粮价大幅上调，承包者每年有5万元的收入。如此高的承包收入激起了族内其他村民的“眼红”，他们纷纷要求承包土地。疏长义以自己前期对荒芜田地的开发投入了大量资金为由要求继续承包土地耕种；反对者以无正式协议为由要求提高租金来承包田地。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在家族成员的协调与村委会的主持和召集下，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疏长义只好以抬高标的的做法，以每亩100元的租金中标，结束了这场田地承包之争。
田地承包凸现了家族问的关系由人际礼俗向个体利益的转变，家族中温情脉脉的面纱难以掩盖人们或明或暗的趋利目的的活动。当个体利益激励他们去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时，他们在实际行动和行为逻辑上更多地考虑的是成本的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打破传统家族的秩序空间和社会边界，放弃传统家族文化所形成的家族网络，跳出“熟人社会”和“圈子意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由传统文化所决定的“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网络”的差序格局。被打破，村民们正在丢弃带有浓厚人情味的“差序格局理性化”的交往方式，以获得利益的大小来选择自己的行为，传统的家族文化的礼俗性遭遇现代社会的巨大挑战。
4、选举村长——从“宗族偏好”到“理性选择”的转变
在1987年以前，石溪村的村长主要由家族权威决定，而家族的权威体现在村支书的绝对权力上。人民公社解体后，国家权力借助执政党在农村最基层的党支部组织和管理扩大到农村，党在农村的基层支部成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同时，党支部又承担了组织和领导村民自治的角色，除政治意义上的党务之外，还支配村庄的行政、经济和村民的日常生活，村委会仅仅起着传达、解释、落实党支部决策的作用。作为党支部的村支书对村庄的公共资源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大到村庄的土地承包、村委会主任(村长)的提名，小到计划生育工作和义务工的安排等。正是由于这样，村支书在提名村长时，过多地是考虑本族的利益，往往会确定一个代理人对村庄的公共事务加以干预，以此维护和强化自己的权威并取得对家族的照顾。
1987年以后，随着国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和试行，政府权威介入到村庄的政治活动中，石溪村的村委会选举工作全面推行。在开始的选举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较突出的是贿选及家族对村民选举的干预，主要表现为拉选票、搞串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选举的公正。
2000年，石溪村进行了第三届直接选举，选举分五个步骤，即组织准备、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确立正式候选人以及投票选举。石溪村共有登记选民571人，经候选人提名确立正式候选人5人，3人为疏姓、1人为徐姓、1人为洪姓。选举是差额选举，从5位候选人中选出3人。只有在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有半数以上投票和在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村民过半数选票这两个条件下，选举方能有效。3月18日上午，开始选举。选举由支部书记主持，镇里委托了一名纪委干部和一名人大干部指导并监督选举工作。在选举前，5位候选人都进行了现场演说，陈述自己的“施政纲领”，最后村民投票，结果洪姓以447票当选为村主任，一名疏姓和徐姓分别以372票和361票当选为副主任。
对于这样的选举结果，村民们大多是认同的。村民们说洪姓是名退伍军人，回来后又在外打工多年，他很有见识和魄力，能够带领大家致富，他们对结果比较满意。洪姓的当选表明，疏姓村民在投票时。没有完全考虑到个人利益及家族利益，更多地是从候选人的能力和品质方面考虑候选人。尽管在选举中村民有一定的宗族偏好，但整个选举还是公平公正的。选举一些智力型和智慧型的村民担任村庄的“领头人”是村民的共同意愿，即使这些人是小姓村民。这与肖唐镖先生在调查研究了40个村的宗族与村民选举关系后认为选举虽然有利于强宗大姓，但并不必然会导致对优秀人才的排斥，导致强宗大姓对村政的垄断的结论是一致的。石溪村村民的这一理性选择反映了村民对村庄民主政治的诉求和对公平利益机制的表达。
总之，在乡土中国，家族文化与村庄生活方式是一种隐含现实的隐喻，是一种调适个人行为逻辑的历史过程。一方面，人们在习惯性的情境中，在现成的、历史形成的意义体系中根据传统的先验图式来安排和整理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传统的家族文化所维持的血缘、地缘关系被逐步消解，传统家族文化的价值体系在现代社会的体验中逐渐销蚀，人们生活的意义图式、文化安排、文化秩序不再以传统方式进行排列。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传统的家族文化日益趋同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思想关系和价值体系，传统的村庄生活充斥了现代化的元素。石溪村的村庄行为便较好地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族文化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裂变。
三、家族文化与现代化
关于家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学界褒贬不一，贬之者众，归纳而言有三种类型：一是家族性恶论者，认为家族在本质上具有封闭性、排他性和反现代性，因而视家族复兴为封建因素“死灰复燃”，是现代化的反动等。他们认为家族文化的观念系统往往不利于社会的整合，不利于社会体制的运转，不利于社会法律规范的贯彻，不利于公民文化的形成，因而最终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二是家族性善论者，这些论者大多对家族文化持相对论的立场，认为家族具有社会互助、发展公益、辅弼国家等无法否定的作用，而且家族文化具有社会韧性，它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自我调适、更新和完善，完全可以与现代化的文明生活形成一种复杂的适应关系，与现代化主流并不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因此家族文化可以现代化。三是家族中性论者，认为家族本身是一个客观存在，其发展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一祖之脉，绵延繁衍，子子孙孙，相聚一域，家族社会，浑然而成。
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从历史上看，家族文化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家族文化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衍生出一些新的文化特质如忠、孝等思想，并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由于家族是由血缘关系连带的，具有较强的狭隘性和排他性，家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诸多负面的影响。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发展之中，家族从来就不是一个凝固的、一成不变的概念。近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1949年之后，国家对乡村的压力、渗透、扩张是空前绝后的，农村土地改革、大跃进、四清运动等一系列的运动以及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农民的社会意识，使农村家族势力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农村的经济生活从封闭走向开放，家族内部的互动关系发生了变化，家庭内部权力关系变更，社会的政治法律规范已渗入到家族，传统的礼俗受到抑制，家族的族居方式、执行功能、组织结构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使当前的农村家族文化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异，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规范和完整体系了，它已经鲜明地彰显了当今社会的诸多特征。这种家族文化在保留了传统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已经广泛吸纳了现代的价值理念，是一种“发酵”的新家族文化。。我们所观察的任何一个村庄家族事件，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家族结构性与功能性的转变。所以，考察家族文化更应该关注家族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形态——既关注处于动态过程中的“日常生活中的家族”和“事件中的家族”，更要关注家族成员在日常实践中的“制度创新”，更加关注在社区知识和文化背景下，他们赋予自己行动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探究出当今家族及家族活动的本质，才能真正揭示家族文化的时代内涵，实现与现代化的有效对接。
当然，这里很重要的还是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同时又足一个时代的命题。中国的现代化到底要不要传统或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传统?或许马克思的一段话能给我们一些启示。“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就是说，人类的创造是承继过去的，并不是抛弃一切传统的东西，与传统文化彻底诀别。香港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说：“中国现代化目标是构建一个新的文明秩序，它不可能没有启蒙的因素，但无需并且没有可能是启蒙整套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建设中国现代性部分的资源应该并且必须来自中国这个‘轴心期文明’的文化传统。”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立足于本土传统的东西，使传统结构接受外部更高文化质数的洗礼，使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内在质数的统一。与此同时，还要利用好传统的东西，正如罗荣渠先生所说，“一个成功的现代化不但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而尤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助力”，这应该是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最好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