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0年代始， 中国 传统的农业 社会 逐步走向崩溃。其原因首先是列强对中国的 经济 侵略，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发生严重恐慌， 农村 经济日益向下沉沦；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当时中国国内天灾****，如连年的水旱灾害、兵祸匪患、苛捐杂税等等（梁漱溟，1936）。从192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的知识界掀起了关于中国 发展 道路的争论，而农村建设又成为当时争论的中心议题，究竟应该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也就成为当时人们争论的焦点。众多学者在围绕中国发展道路进行激烈争论的同时，进而涉及到对 影响 农村建设的各种因素、农村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 、中国农村发展的特殊条件以及中国农民特点的 分析 。了解这场争论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以农立国派
“以农立国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章士钊、董时进、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以农立国派”主张复兴农村，主张振兴农业从而发展 工业 ，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以农立国”的原因。（1）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有着深厚的农本观念和农业生产经验，“以农立国”可以充分发挥优势。（2）基于“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优劣之分，所以应该“以农立国”。（3）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先行发展农业的重要性。
第二，关于“以农立国”的路径。“乡村建设派”基于自己的实践经验，认为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惟一道路。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理念是中国的问题既非 政治 问题，也非经济问题，而是文化和 教育 的问题，认为中国的问题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
对于“以农立国派”可以做如下的判断：第一，梁漱溟和晏阳初他们的乡村建设运动取得了一些成绩，如识字教育、乡村卫生、农业推广、经济合作、农民自卫以及整个县政建设，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第二，“以农立国派”的思想所蕴涵的农业文化理念，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农业的意义，重新认识人与 自然 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章士钊基于政治道德和 法律 习惯的差异对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分析，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农业文明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区别：后者充满着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贪婪，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界日趋严重的对立，而前者则蕴涵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生存意识。当然，“以农立国派”也存在不能正确认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没有找到农村衰落凋敝的真正原因等问题。
二、以工立国派
在这次大的论战中，“以工立国派”占据了主流，原因是众多学者深为中国发展落后局面所震惊，急于改变中国落后局面。“以工立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恽代英、孙倬章、杨明斋、吴景超和张培刚等人。“以工立国派”认为，发展工业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先决条件，只有振兴都市工业才能救济农村。“以工立国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以工立国”的优点：（1）从经济角度而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经济扩张时期，中国不发展工业，必然受制于列强的经济控制（孙倬章，1923）。（2）从政治层面而言，恽代英认为，能够以工立国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中国想要改变殖民地的面貌，改变被列强侵略欺凌的局面，必须发展工业（戴英，1923）。具体到国内的民主政治，孙倬章认为，两种分歧关乎保存****政体还是实现民主政治。（3）从 科学 技术文化的发展角度而言，如果不发展工业，将成为文化科学技术的落伍者（孙倬章，1923）。
第二，关于“以农立国”的劣势。孙倬章认为“以农立国”的诸多不利因素，而吴景超则将反对“以工立国”者分为四派，即夸大派、禁欲派、因噎废食派和畏难退缩派（吴景超，1934）。
第三，关于工业化的途径。“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吴知认为，发展工业在资金、人才技术以及机制方面采取如下途径：（1）工业生产的资本问题，就是要“强迫统制消费”，储蓄资本。（2）人才和技术，就是要“积极普遍推行生产的教育与训练，培植工业化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救济失业的有用青年”。（3）要“讲求科学管理和生产统制”（吴知，1936）。很显然，吴知在这里所谈及的关于生产统制的问题在另一位“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张培刚那里得到呼应。
第四，“以工立国派”对农业问题的看法。“以工立国派”强调发展工业，并不是不重视农业。比如，孙悼章在主张发展工业的同时，也提出了发展农业的一些政策：如设立农业银行，提倡信用协作，从经济上援助农民；从法律上，在地租契约方面给予农民以法律上的保护；从教育上，设立农校，使农民接受普通的农业知识，提高农业的生产力等（孙倬章，1923）。张培刚更是在这一论战的过程中提出了广义工业化的概念，进而阐释农业的基础作用（张培刚，1938）。
“以工立国派”所提出的关于工业化所需的资本来源、工业化过程中的人才培养以及工作机制的思考至今仍有许多借鉴意义，他们所提出的关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思想对于今日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仍然振耳发聩。不足之处有二：其一，他们中如袁聘之所强调的要与当时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合作，要求政府维护关税、货币的独立性，阻止外国商品的涌入，扶持和发展民族工业，但在当时“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其二，在论争中表现出寻求工业化“捷径”的意图，存在盲目崇拜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过分强调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倾向，对工业化道路的具体路径和复杂结构分析还略显粗糙和肤浅，对社会转型期的各项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三、调和派
与“以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不同的是，在当时的论战中也有学者试图要超越“以工立国派”和“以农立国派”，走第三条道路，但这一派人数不多。他们打着走第三条道路的幌子，骨子里还是小农经济的思想。“调和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郑林庄和杨铨等人。
郑林庄主张，要超越“以工立国”和“以农立国”，在农村发展合作社工业，这也就是郑林庄提出的试图超越“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第三条道路”。为什么不能走吴景超所主张的“都市工业”的道路而只能走他所主张的“农村工业”的道路呢？郑林庄认为，“都市大规模工业是要具备了以下三个条件，才可以得到长足发展的：（1）一个能够自主的国民经济；（2）一片可做工业化必然产生的过剩生产的销售之尾闾的土地；（3）一群真实的科学家和有科学意识的民众”。郑林庄认为，这三个条件中国都不具备，而培植农村工业则行得通。郑林庄的“第三条道路”只是一个从理想化农村工业发展到都市工业的模式（郑林庄，1935）。张培刚对郑林庄的观点提出了自己不同的意见，在《第三条道路走得通吗？》一文中谈到：“我们承认中国经济建设，应走上工业化的路径，同时也承认由农业社会的阶段不能一蹴而就达到工业社会的阶段。但是农村工业是否能作为二者间的一架桥梁，在 目前 的中国，究竟能否使国民经济的基础树立起来，我们却有几点意见。”张培刚主要通过对工业生产日益标准化和合理化分析，说明发展农村工业是行不通的，工业化才是正途（张培刚，1935）。调和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杨铨也提出过“工与农并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的思想（杨铨，1923）。客观而言，“调和派”的很多想法只能说是空想，在实践中更是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当时的争论中，这一派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
四、先农后工派
基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先农后工派”认为应先行复兴农村、振兴农村，才能进一步发展工业。“先农后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漆琪生和翁文灏等人。“先农后工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先行发展农业对于复兴农村、振兴农村的重要性。（1）先行发展农业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困境的必要条件。（2）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必须先行发展农业，振兴农村。（3）复兴农村和振兴农村对于社会稳定的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先行发展工业缺乏现实的客观条件。漆琪生认为，如果先行发展工业，那么，现实的状况就是，“帝国主义之抑制与摧毁”，同时，中国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不能采取有效的关税保护政策，其结果是中国幼稚的工商业不可能存活下来（姚溥荪，1935）。
第三，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循着上面的思路，翁文灏则进一步提出了“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思想。“立国虽不妨以农业，建国则必须以工业”（翁文灏，1940）。
第四，“先农后工”的路径，就是要建立农村合作社，从而变革农村的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农业生产关系。在漆琪生看来，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生产关系与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问题，要革新农业生产关系，建设新的农村经济体制（漆琪生，1935）。
应该说，“先农后工派”在立国方面把农业和工业置于同等重要的程度，只是由于国情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差异强调其发展次序和着重点的不同。特别是翁文灏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口号，是综合了各方观点所长，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但是，“先农后工派”也是避免涉及政治问题，把讨论仅仅限于经济层面。漆琪生就不主张在农村建设中谈论政治问题，原因在于“假如一定要将政治问题牵入，则不仅问题讨论的范围益增扩大， 内容 益增复杂，而且还将因政治问题解决之艰难，容易陷溺于悲观的宿命论者之泥沼，坐听政治的裁判，放弃一切经济的活动。在这样的情势下，农村建设故然没有成果，工业建设亦将是同一的运命”（漆琪生，1935）。由于缺乏现实的制度保障，“先农后工派”的许多思想也就仅仅限定在 理论 层面。
五、革新制度派
无论是“以农立国派”的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工立国派”的袁聘之 发展 民族 工业 的思路，还是“先农后工派”的漆琪生关于变革 农村 生产关系、建设农村新的 经济 体制的设想，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强调与现政权合作，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他们理想的幻灭以及他们思想和 理论 在实践中的破产恰恰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 中国 发展道路根本所在，中国农村发展 问题 的根本所在，关于这一方面，“革新制度派”做出了很好的回答。“革新制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千家驹和许涤新等。“革新制度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革新制度”的必要性。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的发展前途，究竟是以何立国？为何必须首先要革新制度。在“革新制度派”看来，从 政治 层面而言，取得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是讨论“以何立国”的首要问题，只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局面，建立民主的共和国，我们才有资格谈论“以何立国”。
第二，如何“革新制度”？在“革新制度派”看来，首先要****旧的政权，建立新中国。随后为了使中国工业化，农业走向工业化的途径，必须做到：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办法，扫除农村的封建关系。这才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工业化应走的道路（许涤新，1940）。
“革新制度派”的许多思想后来得到了印证和实现，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实行的发展农业和工业的许多举措，中国 社会 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初步建立，恰恰表明了“革新制度派”的观点，那就是只有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的农村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中国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讨论和实现立国问题。
六、若干思考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关于中国究竟是要“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可以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先贤们无论处于怎样的立场，他们对于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满腔热情和理性思考。同时，也给予了我们诸多的启示：
1.1920年代末到1940年代的这场关于农村建设的争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深受西方列强侵略之苦、之辱的中国的知识界，为了自强图存而对中国发展方向所展开的进一步的争论和深入的思考。他们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进行民族主义回应的同时，对西方的文明估价由最初的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进而涉及到精神领域，应该说是非常大的 历史 进步。
2.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四大论战之一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争论的分歧实质，是中国的知识界的文化方面分歧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进一步深化和反映。在1920年代，当论战刚开始时，双方的阵线分明：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的国粹派和“甲寅派”，以梁漱溟为代表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新旧调和派等等，都属于“以农立国派”。而“以工立国派”的阵营则都鼓吹新文化运动，甚至是西化论的主张者。
3.论战在最初表现出应景化、简单化和理想化的特点，论战的各方对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革，对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比如，“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两派的争论表现出非此即彼的简单的二元化思维模式，认为农业化就是恢复小农经济或小生产力的农业经济，而工业化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而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计常常表现出理想化的倾向，这也导致了他们的许多论争仅仅限于理论的层面，缺乏实践的基础。随着论战的深入，各派思想的碰撞，论战的简单化和理想化倾向才逐渐改变。
4.“以农立国派”、“以工立国派”和“调和派”的思想反映了他们没有弄清农业与工业、农村和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辩证关系。他们或片面强调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性，故而主张复兴农村；或片面强调工业和城市的重要性，而主张发展工业、繁荣都市；或者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进行调和折衷。故而用翁文灏的话来说，这几种主张“各有其长处，分开来看，都觉得太偏，合起来说，才是正道，二者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的”（翁文灏，1940）。因此，作为“先农后工派”的代表翁文灏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可能更切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但毋庸置疑的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是制度问题，这一点，“革新制度派”对中国发展问题的认识显然又超越了上述四派。
5.这场论战表明，农村的真正出路、中国发展的真正希望是****旧的政权，建立一个真正代表民众利益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奉行改良主义的路线，只是在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实行社会改良，而无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其结果是“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农民（尤其是自耕农）生产生活中的一些困难，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的衰落，实现农村经济的复兴”（郑大华，2006）。
6.通过这场论战，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对于农村问题的 研究 ，除了要进行实证研究外，更要将农村本身与宏大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变迁连在一起进行深入的 分析 和探讨。解决农村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尚于空谈，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也要更多地进行实证研究，对农村要有组织地进行深入访谈，研究案例。对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都要通过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提出相应的见解和解决方案。关于这一点，“以农立国派”中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给予我们许多启示。另一方面，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要置于整个社会变迁的进程来考虑，更要将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与经济体制的革新联系在一起。1920－1940年代这场争论中各个流派的一些学者之所以未能从本质上把握中国农村发展问题，恰恰由于他们未能把农村问题的研究置于社会变迁、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宏大视野中去研究，从而不可能认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本质和核心。研究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经济问题往往与历史文化相关，需要我们有大视野，才能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中国农村的现实。
7.当我们重新梳理关于农村建设的这场争论时，不难发现，体制问题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今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强调要突出农民的主体性，要培育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那么，在现阶段就要求我们在深化宏观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前提下，改革与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在乡村两级建立有效的、真正有农民群众参与的、切实突出农民主体性的政治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