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中国尚未走进世界市场。到苏伊士运河开凿后，欧亚水运便当，中国之农产品渐渐出口而加入世界市场，不过营业数量到现在为止，仍只占世界贸易的很小部分。这表现中国仍是经济落后而未发展的国家。其理由是因为4万万人购买力低弱，市场表面上大而实际很小。从这点可以明白中国农村是十分穷乏，因为中国人口8/10为农民。
在最近30年内，代表全国经济的主干的农村， 已很穷困，而且穷困的情形更日益加深和扩大。约20年前起，主要的农产米、小麦、面粉，开始大批运进中国。经过近年的大水灾，食粮的进口更是增加。
今年(1940年)和上年比较，虽收成并不坏，而今年米的进口，较去年增加几乎一倍。又因为大批的农产品和其他五金原料、煤油等的增加，今年1月至10月底止，我们全国进口的总量，虽仅15400万镑，而进口的入超约等于进出口总额的一半。这样看来，中国所谓“以农立国”的话，是动摇了。15年前，章士钊先生提倡“以农立国”，曾引起一般人对于农工不偏重的争论。但是15年来的历史已使“以农立国”的理论，失去基础。
近代历史上有政治独立而经济作附庸的国家。譬如19世纪的美国和革命前的帝俄。但是从没有见过政治不独立的国家，能有经济上的自由和发展的希望。没有一个人能说非洲和亚洲各殖民地，它的经济是真正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条件是在真的改好。历史上的事实告诉我们，一般民主的改善，完全要靠对外政治的独立，和对内政治的清明。对外的独立就是抗战的基本观念。而国内政治的清明，亦即建国的根本观念。
近30年来，虽****的帝制已废，民主政体的门面是已有雏形，但因为对内对外在政治上尚还没有积极迅速的根本的改善，所以一般的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只有崩溃的现象。要将我们30年中国农村贫穷化的过程来分析一下，我们可从下述的5方面来观察。
一 农产商品化的加速
上次欧洲大战快终了时，我们的棉纱纺织业发展很快，所以我们的棉田扩张很多。先是工业家的推动，后为(北伐后)官厅的积极提倡。所以华北、华中棉田增加很快。因此米麦的种植面积，有相当的减少。这就是30年以来农产商品化扩大的第一个现象。这现象对于农村经济的影响甚大。最明显的是一般农民依赖货币以收支。因为中国已经加入世界市场，所以这种商品化的影响比宋朝时我们中国农产商品化的程度高得多。对于农民来说，农产商品化意义，即农民脱离自耕自食或自给自足的地位，而更依靠市场与货币。农民经济独立的地位，很快地损失和抛弃了。
农民如果有充分的耕地，有丰满的收入，那么农产越是商品化，农民的收入越多，而生活应当更好。但以中国的情形言之，则全得相反的结果。因为中国一般的农民，他的耕地是很小又很零碎，不能大量生产。因此各个农家生产品的量很少，没有力量和商人讲价。因此不能抵抗奸商的欺榨。在现有土地制度的情形下，中国的农产越是商品化，人民痛苦越利害。
近年来农产商品化的第二个显着的现象，就是鸦片的种植。有一时期，政府表面上禁烟，实际上是无形中迫得农民多种烟。因为烟田税非常重，而收税的官吏种种****舞弊。不种烟的田’也要被征烟税，所以农民不得不种烟。如果种普通的作物，其收入更无法交纳捐税。禁烟的结果，变成无形的推广种烟。(有不少军阀对不种鸦片的农民收懒捐)
抗战以后，政府在西南产烟之地严厉执行铲除烟苗。但因为没有替农民想办法，使其可以改种其他作物，而同时能维持其原来的生活。因此许多农民破产。在滇西一带，因不种烟而破产的农民，许多都跑到缅甸北部作苦力。这种现象，亦即证明在中国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农产商品化对于农民生活恶化的影响。
至于因为信用借款的关系，而增加桐油的输出，因此桐油种植的面积，很快地增加。不但四川，湖南，即在浙滇桂，也很快的推广。据说一桶桐油可换两桶煤油。这种商品化的农产，对于经济作战方面贡献甚大。但因为统制价格的关系，种桐油的农民所能得到的收入，远不如他们所应当得的价格。因此大批桐油的种植，和大批桐油的输出，并未使生产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
二 纯封建制渐归消灭
农产商品化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早已使土地商品化。这种历史从商鞅时起，一直到现在已有二千年光景。土地不买卖，是封建制度的基本因素。自秦汉以来，土地可以买卖的区域，是渐渐扩大。也就是说纯封建的逐渐破坏。直到现在只有西南偏僻的边疆地方，因为少数民族保有他们民族利益的关系，故还有纯封建的遗迹。
抗战以来，工商业的资本退移到西南，压倒了少数民族的经济势力。或者利用垦殖的名义去圈地，或者用农业试验场的名义去并吞少数民族公有的茶山，或者用救济战时难民或归国华侨的名义，强制收买少数民族向来不出卖的土地。因为这些所谓抗战建设的办法很快的破坏了原始公社土地公有的制度。
在滇南十二板纳的一部分，可说是中国纯粹封建存在的地方。然而因为农产商品化的关系，和抗战以后外来经济势力的压迫，纯封建制也站不住了。四五年前，南峤，佛海，车里和思茅、普洱一带，情形是不同的。思普一带早经丈量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而十二板纳各县土地尽归村有。此种村有不是阎锡山氏所说的“村有”而是传统原始公社式的村有。最近几年变化很快。外来的商人和归国的华侨现在已经借用公司的名义，通过县政府的力量，收买土地，南峤，佛海已有这种情形。在不久的将来，车里也将遭遇同样的命运。
以车里来说，商业的影响和官厅的剥削，早已使纯封建社会渐渐地变成一半封建的社会。除了像车里以外，全中国早已脱离纯封建制了。辛亥的春天，招商局的轮船载了贡米从上海到天津。那是最末一次的贡米，也可说是最末一次的封建的田赋。民国成立以后，贡米的制度铲除，封建赋税的形式也就消灭了。现在的赋税和兵差大部分是以钱市的形式来征收。所以性质上虽是封建的，形式上已经不是纯封建的了。在纯封建制度之下，没有出钱雇人代替兵役的，而现在许多地方出二三百块钱可以雇用一个壮丁代替兵役。
在纯封建制下的农村，因为富于自给自足性的经济，所以农民的生活程度虽不高，但生活因为有保障而很稳定。在半封建制的情形下，就大大不同了。一方面忍受封建的余毒，另一方面又逃不了资本主义之剥削。这一种双重的压迫已经够受了。又加上中国沦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农民要改善他的生活起来反抗的时候，又因为外国的政治军事的压力，更加遭遇挫折。换句话说，现在农民的经济地位，还不如在纯封建制之下的经济地位。
十四五年前北伐的时代，有些所谓革命理论家的，以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队伍是在佃农。所以当时他们以为粤湘赣的革命力量，是建筑在佃农身上的。这话固然是不错。但这些理论家即因此而发出错误的议论，说华北因为佃农的成分太少，所以不能希望有革命的高潮。而抗战以来，这种错误已经很明显的证明了。
华北许多的游击区域，它的力量不是建筑在革命的农民身上吗?华北的自耕农，和华中、华南的佃农，是一样的贫穷，一样的受压迫。所以他们的革命情绪，是没有两样的。在我们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地权集中了，耕地分散了，佃农和自耕农经济的比较地位，没有多大分别。华北的一般自耕农，种30亩以上的是少数。因此也一样很贫穷。北方自耕农和南方的佃户，在经济上既是同处低落的地位，他们对于革命的要求是没有分别的。现在中国农民不论南北，多武装的加入了民族革命战争，就表现了全国农民迫切地要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痛苦。
三 高利贷制变本加厉
据政府最近发表的统计，15省以内，一年以来，合作社的社数，由53000余增加到82000光景。社员的总数已达420万人。另有26000非正式之合作社尚未算在内。目前估
计我国合作社的社数，已有12万左右。社员的总数大约有500万人。至于生产的合作社，或工业合作协会下的两千余合作社，因性质不同尚未曾计入。
过去7年中，赈灾会，农本局，建设厅，中央及各省府经济委员会，南北各大银行，一齐努力于农贷。农贷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信用合作社。按全国合作事业管理局的分析，本年5月15日以前，所登记的各种合作社，有8万余。可是，全数中88％均属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只占8％。运输合作社不到2％。其余有如消费，公用，购买等合作社，只占1％的光景。于此可知我国所谓合作运动，大部分实为农贷运动的别名。
目前农贷的制度，虽然拥有合作社的美名，实际确是集团的高利贷。表面上农贷的利率并不高。但通过土豪劣绅和原有高利贷者之手，实际利率，不能算低。好比都市里的二房三房东，免不了把原有的房租增加了。并且信用合作社和原有的农贷制度，并不监督或直接帮助农民的生产。一方面便宜了农村从事于高利贷的分子，另方面不过是使农民得到一时的便利，并不能解除他们的痛苦。
怎祥便宜了农村高利贷的分子呢?普通的讲来，20年以前，一般人没有听到信用合作社的时候，高利贷者，只能用他们自己的资本来剥削农民。现在他们可以自己不费力，转向信用合作社去利用农贷的制度。他们可以拿到一笔款，不是慷他人之慨，而倒是假公济私赤手来剥削农民。况且从前用个人的名义出借款项，有时不容易收回借款，甚至难以索取利息。现在有了合作社的名义。凭借官厅保障，可以用更大的压力，加之于欠债的农民。在个人高利贷穷于应付的时候，得到集体高利贷或变相高利贷的帮助，高利贷自然是更加猖獗了。
最近十余年来因为农民的更加贫穷化，高利贷者利用这种情形，施借农具种子肥料等，甚至于借给食粮。到了收获的时候，拿农产扣还，而又压迫农民出卖这种农产。这样变本加厉的高利贷，是混合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一起，而加重的多方面的剥削农民。所以农村中的生产关系一天一天的恶化，而生产方法无论如何不会有切实的进步。
有些政府的机关，名义上何尝不是为经济建设，何尝不是为经济作战。但实际分析起来，不免有破坏经济“与民作战”的嫌疑。一方面大批的施用农贷，另一方面贬价的收买农产自桐油以至于米粮，比市价低了好几倍。统制是应当的，但不应把它变成剥削的别名，许多商人屡次为“政府与民争利”而呼吁。例如最近陈嘉庚先生对于闽省当局也有这样的批评。如果中国大部分的农民能够像陈嘉庚先生一样的有批评能力，中国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至于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人们，假公济私，囤积居奇，操纵市场，暗中经营高利贷。虽然他们活动的范围，都大半集中于都市，但影响所及，必然会到农村。所以金融的投机走私的勾当，和资金的外流，不断的在那里抽取农村的血液，而加速的减低了农民的生产。
四 地权集中 农民离散
辛亥革命时代，地主兼商人的，或军人兼地主的，远比不上目前的这样多。自从袁世凯死了以后，军阀割据的局面越来越明显。直到北伐以后，方才逐渐的消失。那十年中间，是军阀最猖獗的时代。因为中国经济的情形不允许迅速的工业化，军阀们暴敛来的财富，大部分是放在土地上，拿田租当作利息。于是大军阀拥有大土地，东北数省大者数千顷。小军阀有小土地，也是数干亩数百亩。现在广东的南路，云南的迤南，江苏的江北．绥远，四川的全省，都是这样情形。
从前绅士式的地主，没有武装的能力催租逼租。后来他们的土地只能转让给新兴的地主，这些大半是军阀们。他们既有力量，强制收租，他们的田产就更加容易扩大。因此这30年来，后一个时期比前一个时期地权更加集中起来。
失地的农民，随着地主的集中而增加起来。他们因为抢租地主的田，不得不届服于高额的田租。田租又随着苛捐什税增加。佃农因为不能应付不断增加的田租而沦为雇农。但又因为农场经营面积的狭小，被雇的人数不多。所以破产的农民，大批的离村。10年以前直鲁豫三省的农民们蜂拥到东北去的，每年达100万。自第一次欧战，直到世界经济恐慌开始，闽粤等省，破产的农民也成千成万的流亡到南洋一带去当苦力。许多没有出路无法迁移的破产者，不当土匪便投入军队。他们在军阀制度之下，渐渐失去了农民本来的面目而同化于流氓性质的游民。因此造成中国军队的雇佣性质。
这种雇佣性质的军队在抗战过程中，已都被消灭了。然而过去的30年中，他们便是军阀的工具，内战的炮灰。军阀们利用他们来刮削，或造成刮削的地盘。南北都是一样。刮削来的财富，大部分投于地价里面。于是地权的集中，更进一步的制造离村的农民。这些人便又变成后补的军阀利用品。因此军阀制度，地权集中，和雇佣式军队，打成一片而成为中国数十年间经济崩溃的最大因素。以前农村原是生产的渊薮，后来变成流氓的渊薮了。
抗战以来，因为军队性质的改换，军人爱国心的焕发，而事实上也不允许军阀制度的留恋，因此，一般人甚至称军人比文人更是爱国。目前发国难财的文人似乎多于军人。而现在拿资本投放在土地上的也是一些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投机而走私者。所以地权的集中者，又已转换性质了。
闽粤两省尚有不同的原因。这里沿海几县，及韩江上游梅县等地华侨素多的区域，抗战以后，地权更加集中。大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华侨汇款不敢长久存放在银行，而必须收买土地，以变为永远的资产。华侨汇款向来是促进地价，而加速地权集中的一个因素，可是因为目前的状况，这种汇款更易转变为买田的资金。
五 劳力锐减 熟荒骤增
辛亥以后，中国屡次向外国接受大借款。而因关税的抵押，贸易上的税率和条件往往对于进口货予以特别便利，大批的洋货遂继续不断的打击手工业。这个影响，对于农村是很大的。一方面洋货压倒土货以后，农村中靠手工业来过活的，逐渐失业了。另一方面，许多靠手工业为副业的农民也不能维持生活了。农村中劳力当然因此而减少。
同时，地权虽然疾趋集中，因为地主要出租而不经营出租的田地，既零碎又分散。农场的经营过于细小，佃农或富农也不能多雇长工。在这种情形之下，地权愈集中，耕地愈分散而缩小。经营面积也很少能扩大。所以劳力的应用愈难，而被雇用的农民愈是减少。
又因田赋和苛捐什税的增加，在内战时加上兵差勒索。有些地方更横遭土匪的焚劫。耕地一批一批的成了熟荒。这在雷州半岛就很明显。熟荒增加是农业生产骤减的最清楚的一个索引。
抗战期中，因为许多地方兵役实施的不得法，不管有用或无用的，有业或无业的人民一概用兵差的旧法，使他们入伍。这对于农场上的劳力，也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农民应当免去兵役的，常常因为害怕没有保障而逃避兵役(他们中间很多从事私贩，或其他不生产的工作)，因此农民的劳力锐减。这个现象反映在雇农工资的骤增。川东各县壮丁逃避兵役的很多。雇农的工资在两年前，只是26到40元。去年(1940年)也只是40至80元。而今年却非100元以上不能雇到长工。长工的工资额并不包括饭食。所以米价的骤增对此项工资的增加倒没有多少关系。许多地方因为兵役关系而劳力减少。这是熟荒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熟荒尚且增加，当然谈不到切实的去办垦殖，因为目前很多大的垦殖公司所遇到最困难的问题，也是找不到人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