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农民收入增长停滞，城乡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三农”问题引起各方重视“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本文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在保持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
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农村市场，增加农民收入
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基本上是城乡二元经济，城乡市场隔绝，农村消费条件不充分，市场发育不完全。在占全国总人口63.8％，户数占三分之二的农村地区，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不仅电网老旧、电压不稳，而且电价高昂，有一半的农户没有自来水，大大限制了农村地区对现代消费品的需求。2000年农村每百户居民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分别为48.7、12.3、28.6，仅为同年城镇居民拥有量的41.7％、15.4％、31.6％。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53元，比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025元高出11.3％。2000年上述三大件的价格仅为1991年时的一半或更低，但2000年农村居民的拥有量也仅为1991年城市居民的71.1％、25.3％、35.5％。可见，不是收入水平，而是基础设施不足是限制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实现其消费意愿的主要原因。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1999年12月对全国18796个农户所做的抽样调查和计量分析发现，农村电价每调低一毛钱，对彩色电视机需求的刺激作用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370元；对电冰箱的需求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667元；对洗衣机的需求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909元。如果做到农村居民用电和城市居民同网同价，在农村安装卫星电视地面接收锅做到村村通电视，建水塔实现村村通自来水，农村地区将会很快出现一个家用电器的消费高潮，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将不再有过剩的生产能力。水、电等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农村地区还会自发地掀起厨房革命、厕所革命等和改善生活质量有关的建设高潮，把许多制造业现存的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
而且，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如修筑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建立自来水供应系统和广播电视接收、发送装置等，投资规模一般不大，投资较为分散，与主要为城市服务的基础设施项目相比，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使用的物质投入以国内生产为主，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更为明显。这类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劳动密集，以使用农村廉价劳动力为主，所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能够在农村地区创造出许多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是农村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任何一个经济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离不开城乡的协调发展，城市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向农村扩展，而良好的农村基础设施恰好是城市文明向农村延伸的桥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推进农村现代化，有助于缩小城乡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为广大农村居民参与经济发展过程，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创造必要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将使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长期受益，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可以扩大全国的市场规模，不断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空间，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通过加强农村与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消化掉过剩生产能力，使国民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国民经济可以恢复健康、快速、持续的增长，这样农村劳动力才可能有机会不断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就业，进而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启动国内需求、消除过剩生产能力最有效的措施，也是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政策。
二、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发育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缩小地区差距
我国各地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东中西部之间收入差距如何不断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缩小，是我国在新世纪解决“三农”问题所要克服的难点之一，关于此点，建立全国的统一大市场是关键。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谬尔逊提出的“要素价格均衡理论”，在没有交易成本的前提下，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比较优势有异的地区，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来决定产业结构，然后，通过统一的产品市场，进行地区间的产品串换，那么，各个地区间劳动者的收入就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趋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会成为拉动另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以粮食为例，当前，我国东部地区相对于中部地区人多地少，工资水平高，因此，粮食这种土地相对密集的农作物在东部地区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当东部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土地和劳动力机会成本提高，粮食生产就会越来越不合算，东部地区自然会缩小粮食生产的比重，增加向生产粮食有比较优势的中部地区的购买。粮食市场的价格将会相应上升，中部地区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民也就能从粮食增产中得到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就会成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拉动力。同样的道理，当东部地区越发展，也会增加购买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西部地区的资源密集型产品，推动该类产品价格的上涨，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拉动力。这样，东中西部的收入差距就会随着东部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而不断缩小。所以，要缩小地区收入差距，首先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产品大市场。
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也将有利于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政府将经济工作的重心由参与和直接干预生产经营转向培育市场，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被削弱了，恰恰相反，通过为农民保护产权，活络市场，替农民创造一个能节约交易费用、能开展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不仅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运行的有效性将大大提高，而且调控的面也大大拓宽了。（1）对于政府来说，只有当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才有可能从应付日常的小事中解脱出来，着重研究和解决一些真正属于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问题。（2）通过市场发育和经济运行机制转换，政府将主要依靠一套规则而不是一笔资金或审批来协调经济运行，有助于根除政府官员因参与微观经济运行而滋生的受贿、索贿等陋习，使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宏观调控方面。（3）加入WTO 以后，我国农业面临特殊挑战，政府直接对农业提供保护和补贴，既违反WTO 规则，实践中又难以奏效，对于农民来说，在政府规则面前要求平等要比在政府计划分配的物资面前求平等容易得多。政府在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两方面都有许多工作可做。
首先，就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来说，市场交易的硬件，如交通、通讯、金融等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跨地区的商品和要素流通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些体系建设的一次性投资、外部效应和规模经济都很大。为了避免市场发育因这些硬件设施的欠缺而受阻，政府在这些领域负有直接投资和发展的责任，在必要时也可以开放、鼓励民间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另外，从表面上看，商品交易是商品从一个所有者转移到另一个所有者手中，而货币则和商品成反方向的流动。但是，商品交易的本质是所有权的交换，所以只有在所有权界定清楚、交易的合同得到法律的保障的情况下商品交易才能顺利进行。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些地方政府干预粮食等大宗农产品流通的情形时有发生，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所有权的直接侵犯，不仅使农产品在地区之间调剂余缺的成本大大增加，而且使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变动和比较优势的发挥遇到很大的障碍。以法律的方式界定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所有权，以法律的方式来保障所有权和交易合同，也是政府在发育市场、促进商品和要素流通方面无可旁贷的责任。
其次，市场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的盲目性造成的。信息越充分，生产决策就越准确，市场的风险就越小。而且，消费和需求结构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准确预测的。但收集和处理这方面信息的外部效应很大，即一方面它的一次性投资很大，另一方面所得信息又可以以供给的边际成本为零的方式让众多农民分享。这些信息由各个分散的农户自己来处理，显然缺乏经济合理性，所以政府在这方面也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透过广播、电视、互联网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商情预报，指导农业生产，以减少农民生产经营的风险。
三、加速科技和体制创新，增强竞争力，迎接入世的挑战，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
如果我国经济在未来三十年保持快速的增长，对农业将产生两个挑战：一是在农村就业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中，我国的农业能否生产足够多的粮食来养活自己；二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否不断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引进新产品，并改进现有品种的质量，使农业结构调整能够伴随经济增长顺利进行。
根据历史经验和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一般认为粮食产量增长能够超出人口增长一个百分点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以此为目标，并假定到2030年人口达到16亿的水平，那么，从现在到2030年，平均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81%，粮食产量每年的增长率目标应为1.8％，到2030年粮食产量应比现在高70％。在耕地增加的余地很小的情况下，我国未来能否增产这么多粮食的关键在于单产能否不断提高。提高单产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增加农业投入；二是技术进步。但是如果技术水平保持不变，增加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会下降，这一途径潜力有限。所以，满足我国粮食需求的增加主要必须依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实，本世纪以来世界粮食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的就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单产提高，我国从1960年代以来粮食增产也同样是有赖于此。
在1991—1993年间，笔者曾经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就我国粮食作物单产提高的潜力在全国各地市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证研究。根据调查，我国现在水稻、小麦和玉米的大田最高单产和大田实际平均单产的差额约为实际单产水平的1.5—3.5倍，这个差距代表在作物品种现有光合作用的水平下可以挖掘的潜力。这项调查又发现，如果我国政府对粮食科研给予足够支持，有一半的潜力可以用传统育种的方法改进作物品种来实现。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生产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自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以后，我国政府就特别重视粮食科研，而且在许多方面居于世界前列。1966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开发出半矮杆水稻品种，标志着绿色革命的开始，而我国在1964年就开发并推广了同类品种，并且于1976年开始推广种植杂交水稻，直到1990年代初我国仍是世界上唯一大面积生产杂交水稻的国家。所以，只要给予粮食科研足够的重视，依靠传统育种的方法挖掘现有最高单产水平和实际单产水平之间的潜力，就应该能达到每年增产1.8％，实现在2030比现在增产70％的目标。如果考虑今后几十年的科技进步，尤其，生物技术在育种上的运用，只要政府给予粮食科研足够的支持，我国一定有能力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自己。
当然，从经济合理性考虑，达到百分之百的粮食自给自足并不是最佳选择。粮食是耕地密集型产品，我国恰是个耕地稀缺的国家，发挥比较优势，将劳动力更多地用于生产劳动密集的工业制成品和农作物，通过国际贸易适量换取耕地密集型的粮食产品，这样更有利于改进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入WTO 为此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为了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和与进口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需要加快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农产品市场营销体系，将我国农业生产上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在这方面，政府需要做的是出面组织建立和执行农产品质量、卫生安全标准体系，为广大农民和农产品市场经营者树立明确的努力方向。目前农民对国际市场和外国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包装要求、卫生检疫要求等情况并不了解，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即使在国外也属于政府各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的管理职责，所以并不是直接的农业保护或补贴，也符合WTO 规则。只要广大农民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加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所提供的机会，他们自然会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一样，打赢加入WTO 这场战役，将我国农业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改进品种、质量的农业科研上，除了提高我国自己的能力外，我们还可以加大农业的国际合作，从发达国家或地区引进先进农业技术和品种。在这方面和我国台湾省的合作值得特别重视，我国大陆地区农业科研不足之处正是我国台湾省农业科研体系的长处，两岸农业科研体系在这方面合作的空间很大。台湾农业在196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部门也跟着进行了重大的结构调整。大米和甘蔗两大类传统农产品生产相对萎缩，并保持净进口态势，而蔬菜、水果、花卉等园艺作物和水产养殖的生产则依靠农业科研部门和推广体系的卓越成绩和农民素质的提高而大幅度增加，并保持了一定的出口竞争力。但是，目前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价格的不断提高，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的竞争力在台湾正在逐渐丧失。加入WTO 以后，大陆农业可以与台湾开展分工合作，鼓励台湾农民到大陆来投资，将品种、技术转移过来，以加快大陆本身的农业现代化进程。这既有利于台湾的农民，有利于大陆的农民，也有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
四、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加速农民就业结构的调整
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的前提是非农产业大发展，能够不断创造出大量非农就业机会，不断将农业劳动力吸纳到非农就业岗位，不断降低农业就业比重和数量。上述机制是务农农民的收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前提，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三农”之外的非农产业的发展。加入WTO 以后，政府不再能够给予某一个产业直接的补贴，非农产业的大发展必须是这些产业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能力，这就要求这些产业符合我国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比较优势都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讨论迎接加入WTO 的挑战时，在国内理论界和实践部门有一种广为流传的信念，认为中国应该重点发展资金密集、技术尖端的大企业，只有这样才有实力与外国企业展开竞争，否则民族工业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败北。实际上，一国产业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其产品的成本，成本越低的产业竞争力自然就越强。而一个产业的成本高低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利用了本国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又是由一国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我国现阶段的要素禀赋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因此，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和产业区段具有劳动力密集的特征。如果我们举全国之力发展资金密集型的大企业，必然需要继续人为压低资本价格，并采取种种行政措施保护资本密集型企业免受市场竞争挤压，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无法完成，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将出现种种困难而“欲速不达”。
相反，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产业因为成本低廉而具有相当强的市场竞争力，因此不需要政府的特殊保护。由于这种产业竞争力强，因而盈利能力强，经济剩余多，资本积累速度快，由此导致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快，资本在我国将逐渐由相对稀缺转变为相对富裕，劳动力反而日益显得稀缺起来。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将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越来越带有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特征，中国就能够以“小步快走”的方式赶超发达国家。
任何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都需要有灵活的金融市场的支持。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存在许多问题，加入WID 以后，我国金融业即将对外资开放，面临的竞争将非常激烈，金融业的改革刻不容缓。当前的要务除了解决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消除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外，最重要的是确立金融改革的方向。
金融体系的功能主要在于动员资金和配置资金，而动员资金的功能其实从属于配置资金的功能，因为资金配置得好，经济的效率高，经济中的剩余就会多，可动员的资金就多，而且，资金配置得好，资金的回报率高，储蓄意愿就会高，在经济剩余中用来作为积累的比例也就多，这样，资金动员的效率就高。资金配置的效率取决于在经济中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是否能够得到最好的金融服务。
我国现阶段最具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保证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应该成为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对中小企业来说，最合适的融资方式是以中小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而这正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欠缺的一块。这种格局不改变，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就很难得到满足，中小企业的发展有障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不会很顺畅，速度就会减缓，所以发展中小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措施。
1990年代以后，我国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在改造各地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但是目前业务量还不大，而且实际运作很不成熟、规范。地方性的中小银行一定要实现商业化，不能由地方政府行政控制，以致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依附于地方政府，甚至成为地方政府背离当地实际和比较优势，进行盲目投资的工具。如果那样，中小银行就不但会与四大专业银行一样不能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方便渠道，而且必然会产生众多的不良资产。另外，发展中小银行需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中小银行也不是越小越好，需要有一定规模，以具备必要的分散市场风险的能力。中小银行虽然是地方性银行，也要注意引进银行间的竞争机制，防止人为垄断产生的低效率。
中小企业以民营经济居多，一般在市场竞争中产生和发展，在技术选择上比较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民营经济的发展能够创造出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出口，因此对实现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WTO 最重要的规则是非歧视和国民待遇原则，加入WTO 后我们需要对境外投资企业和进口产品实行非歧视和国民待遇的原则，实际上，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首先对我们自己的民营经济落实非歧视和国民待遇的原则，所有对外商开放的投资领域都应该更加彻底地向我们自己的民营经济开放，一些不向外商开放的投资领域也应该向自己的民营经济开放。本来无论加入WTO 与否，我们都应该对自己的民营经济做到这一点，由于长期以来思想观念不够解放和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而没有及时调整到位。行业进人限制现在已经成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现实情况是，许多已经向外资开放的投资领域在政策上也还仍然不允许民营经济进入，民营经济在财税等政策上仍然与外资企业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甚至与国有企业相比，在体制上还比较容易受到歧视。新形势下，发展民营经济，创造就业机会，投资领域需要全面向国内民营经济开放，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五、结论
改革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一直很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调整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出路。为了加快农村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也为了开拓广大的农村市场，扩大内需，从根本上缓解我国当前国民经济中生产能力普遍过剩问题，走出通货紧缩困境，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正确的政策选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农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家庭纯收入中仍然要以来自农业的收入为主，因此，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益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努力方向。我们应该结合应对加入WTO 给我国农业和农产品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培育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开展地区之间的分工合作，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依靠科技进步增加农业产量，改进农产品品种和质量，不断依经济发展的要求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依靠体制改革，培育现代农产品营销方式，参照国际标准制定和执行广泛的农产品质量、卫生标准，为农民和农产品经营者提供明确的努力方向，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和市场竞争能力。为了推动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调整，还需要大力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努力创造非农就业机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出口。通过发展中小银行体系，解决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融资难问题。配合迎接加入WTO 的挑战，我们应该首先消除对国内民营经济的投资限制和政策歧视，加快国内民营经济的发展，将民营经济培育成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的一条重要渠道。上述政策措施的落实将使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断进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国民经济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