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
土地和劳动是传统农业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因此，在考察和评价传统农业和生产效率时，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成为最重要的指标。
如前所述，我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很高，土地生产率也是相当高的。据日本学者熊代幸雄对古代农业播种量与收获量比值的研究，西欧“在以小麦为主食的英格兰，这一比值在中世纪略少于4，到了近代则提高到11—6”。在六世纪前期的华北（《齐民要术》所反映的时代），粟的比率倍数为200—400倍，麦类则为200—44倍。“与欧洲相比高出10倍左右”。[68]宁可也指出：“如果从播种量看，欧洲中世纪农业的粗放程度就更惊人了。当时一般收获量最低是播种量的一倍半两倍.一般是三四倍，最好的年成也不过六倍。至于我国，从云梦秦简的材料看，收获量至少为播种量的十倍到十几倍，而据《泛胜之书》《齐民要术》记载则已达到几十倍至上百倍。”[11b]直到近世，我国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仍居世界前列。如一些农业科学家曾利用《沈氏农书》和其它一些资料，估计明末清初嘉兴地区稻米产量最高为每公顷6700——8400公斤，而今天美国加州稻米产量仅为每公顷6500公斤。[70]
但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农业劳动生率，把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作为动态的考察，就会发现情况有所不同。较早进行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是宁可。他计算了西汉农业生产的三个数字：“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产粮两千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四百六十八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六百四十斤。这些数字反映了一个我们过去不大注意的情况，那就是：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他又认为西欧中世纪虽然单产较低，但由于每户耕作土地较多，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和能为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和中国相差无几。[11a]
继宁可以后，近年研究历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不乏其人，现仅举跨代研究的若干例子：
吴慧对汉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估计大大高于宁可。在他的估算中，亩产在汉唐有明显的上升，宋代稍有下降，明清缓慢增长，近代则显着下降，劳动生产率唐代达到高峰后即呈下降趋势，清中期低于战国秦汉，近代进一步下降。[27a.b]
朝代 粮食亩产（市斤/市亩） 劳动生产率（市斤/劳动力）
—— —————————— 原粮 成品粮
战国 216 3188 2027
西汉末 264 3578 2151
唐 334 4524 2396
宋 309 4175 2179
明 346 4027 2255
清中叶 367 2262 1260
近代（1931） 269 2214
项目 ——土地生产率产量 ——劳动生产率
时间 （市斤/市亩） 指数 劳动力年产量（斤） 指数
汉 92.5 100 2039.5 100
唐 109.0 118 2071.0 99
宋 133.0 144 1894.0 93
清(近代前期) 226.0 244 1421.5 70
近代后期 230.0 247 1478.0 73
王家范.谢天佑在三十年代蒙文通亩产研究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补充，结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单产是几度上升，曲线前进的。明清南方常产是占国的5.5倍，是汉代的将近4倍。其中单产增加有四个关节点：一是汉武帝后，较战国增长43%，二是唐，较汉增长31%，三是两宋，较汉增长106%，四是明清，较汉增长284%，较宋则增长41%强。胡戟对汉唐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行了推算：汉代每劳动力产粮2000斤；唐代2400斤，是封建社会顶点；明清之际江浙一带4418斤，但这是地区性的；清乾隆以后人口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作者总结说：两千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缓慢的，缓慢到近于停滞。卢锋的估算与上述诸人均不相同。他认为从汉到清两千年间，土地生产率即亩产获得长足发展，清代亩产相当于汉代的2.44倍.亩产的提高表现出加速运动的趋势；宋代以前一千多年增加了44个百分点,宋以后至清不到一千年则提高了一倍。但劳动生产率水平却显示出迥然不同的变动趋势。清代劳动力年产粮指数反比汉代下降大约30%。他把土地劳动生产率这种动态趋势的比较差异称之为“农业生产效率剪刀差”。他进一步指出，两千年间我国粮食总量增长了3.7倍，而人均占有量指数却下降了32%。是一幅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画面。[14a.b]
国外学者也作过有关估算和统计，如帕金斯估算了六百年来中国粮食单产的发展趋势，他根据（按人计算的粮食产量×人口数）/粮食耕地面积=单产量的公式，设定按人计算的粮食产量基本不变，从而推算出下述结果：[71]
（1400年）：（570×72）/（370×0.8）=每市亩139斤
（1770年）：（570×72）/（950×0.8）=每市亩203斤
（1850年）：（570×410）/（1200×0.8）=每市亩243斤
（1933年）：（570×500）/（1470×0.8）=每市亩242斤
（1957年）：（570×650）/（1680×0.8）=每市亩276斤
（式中人年均产粮量设为570斤，种粮地占耕地80%，人口与耕地面积均以百万为单位）
帕金斯在这里计算的是土地生产率而不是劳动生产率。但根据他设定的人均粮食产量基本不变的前提，假如明初到二十世纪中期农业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大致不变（事实上大概正是如此），则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六百年中也应基本不变。
从上述举例看，各家对历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估算结果相差颇大。我国古代缺乏系统的粮食亩产记载，只有零散材料可供推算，历代人口与垦田数字虽多，问题也不少。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度量衡千差万别。这是导致各家估算差异的客观原因。各家估算方法的不同，也是形成差异的原因之一。要取得被普遍接受的结论，仍需作进一步的努力。不过，根据目前研究状况和成果，对我国历史上农业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趋势作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仍是可能的。
就粮食单产而言，各家估算虽然出入颇大，但认为战国秦汉到清前期亩产逐步增加则是一致的；近代亩产是增是减，则有分歧。大量事实表明，尽管近代粮食总产仍有增长，粮食单产恐怕是下降的，虽则这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农业生产的暂时性逆转。章有义整理现存徽州地主帐册时发现，这一古老地区的农田亩产自乾隆中后期起即出现下降迹象，到了近代，这种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他又根据伪满三十年代中的抽样调查，指出近代东北垦区单产的普遍下降。“除少数近代农业生产力确有发展的地区以外，可能有相当多的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的趋势”。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小农贫乏经营的必然结果”。“这正是近代中国农业危机的实质所在。”“一般地断言近代中国农田产呈继续增长的势头，否认‘人口压力下土地过度耕作.地力枯竭’的现象是没有充分根据的。”[57]帕金斯关于近六百年来粮食单产量不断增加的结论，是把人均粮食产量当作一个常数，而根据人口数.耕地数推算出来的。为满足人体正常的生理需要，人均粮食消费量（主要是口粮数）是有一定标准的。在其它材料缺乏的情况下，根据大致恒定的口粮标准，可以从人口和垦田数倒推粮食总产量的增减趋势和在正常情况下粮食单产水平的大致下限。这是国内外学者相当广泛采用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有很大局限性。因为粮食消费的弹性较大，且受生产制约。粮食产量不足，就会压低消费，以至“糠菜半年粮”，粮食产量丰裕，就会增加消费，有更多粮食转化为肉类酒类等。正常条件下粮食的人均需求量并不等于实际人均消费量，也不等于实际的粮食人均产量。因此，在长时间内把人均粮食产量固定化倒推粮食单产，本身就包含了与实际情形产生较大偏离的危险。程洪就曾对帕氏的上述推算公式提出批评[61]。而且帕氏是选择了近代最好时期（1933年）与近代开始时期（1850年）和解放后（1957年）相比较。这样推算和比较的结果自然就掩盖了近代单产下降和解放后单产迅速恢复和提高的事实。
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包括近代）比前代有所下降是大多数研究者公认的。但我国封建时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并非自始至终都是下降的。西方一些经济史学家如波斯坦等，认为封建社会技术停滞，土地单产基本上没有提高，人口却不断增加，必然是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不断减少，所以封建社会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一种下降趋势。这种意见，就西欧中世纪而言也未必正确，更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从最简单的常识判断，宋以前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均有明显进步，亩产也有提高，宋代人口虽比汉唐增多，但农业开发范围也有相应的拓展，劳动生产率理应比前代上升而不是下降。唐宋以后情况比较复杂，分歧也较大。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观点似较流行，但也有不同看法。估计较高的如薛国中，认为16—18世纪中国农业又有新跃进，生产技术提高，产量增加，经营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大大超过同期西方农业革命的内容，可称为中国的农业革命。他估算万历年间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的余粮率分别为百分之45.7、63.3、61.6、75、52、73[62]。根据吴慧最近的计算，清前期（乾隆年间）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原粮3877.7市斤，合成品粮2358市斤，达到盛唐时的水平。嘉庆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才开始下降[27b]。史志宏对清代粮食亩产.总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估算与吴慧不同，但他也认为清初劳动生产率比明代高，十八世纪中叶（乾隆中后期）以后劳动生产率才逐渐下降，至鸦片战争前夕，仅及明代的2/3[13]。看来，清乾隆以前，农业劳动生产率即使没有明显上升，起码也和唐宋大体持平，否则康乾盛世的出现，清代人口的激增都难以获得合理的解释。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由升而降的转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的增加导致每人平均占有耕地面积的显着减少。也就是说土地资源的相对短缺限制了正常生产能力的发挥然后是继之以地力下降.生态变化等因素的作用。目前一般用每年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粮食数量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指标，但在耕地不足条件下，各个农户会更多地开辟副业门路或外出当雇工，增加农业以外特别是粮食以外的收入，因此，宜把劳动力年粮和年产值两个指标相互参照，既考虑实际上达到的劳动生产率，又考虑可能达到的劳动生产率。这样，似乎能更全面地反映农业生产率的真正状况。不过，无论如何，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这是毋庸置疑的。
四.“增长”论与发展论
对我国传统农业的不同评价，除了对农业生产率估算的差异以外，还存在理论和概念的分歧。
近年业西方发展经济学传入我国，影响颇大。根据舒尔兹的理论，传统农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技术状况是不变的，生产形成定局，进一小增加产量已不可能。下面将要谈到，这一概念未必符合我国传统农业的实际。帕金斯是服膺舒尔兹的，但他看到了从明代至二十世纪五十所代农业产量一直在增长的事实。他指出，中国人口在十四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增长了5—6倍，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又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中国农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虽有曲折，但总算跟得上人口增长的步伐，甚至能提供一点维持生活以外的“盈余”。这一增长的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土地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至于技术上的变化，不论是由于设备改进.耕种的良好方法，或是由于新作物.新种子，都无关重要。作者称之为“技术停滞中的产量增长”。[71]这样。帕金斯就“协调”了舒尔兹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之间的矛盾。帕金斯的方法和结论，被中外研究者所广泛引用。
发展和增长这两个词原来是词义相通可以互用的。发展经济学赋以其不同含义。或认为经济增长指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发展则意味着结构和制度上的改革。如陈江参照帕金斯的研究成果，运用发展经济学的因素分析考察了清代经济发展轨迹，认为是典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庞大的人口普遍的贫穷后和社会的停滞，便是这种“增长”的基本特征和必然结果。[35]或以劳动生产率的升降区分发展与不发展。如前引卢锋文根据土地生产率上升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趋势把整个中国传统农业视作典型的“有增长而无发展”。[14]从劳动生产率着眼，又导出“内卷化”或“过密型增长”理论。如黄宗智认为中国农业主要依赖农作物，而较少牧养牲畜，这一特点表现为极高的土地生产率和极低的劳动生产率，两者的结合正是正是农业内卷化的证明。内卷化是指在人口压力下，劳动投入增加而边际报酬递减情况下进行的农业生产。[72a]以后，黄宗智又提出“过密型增长”的概念。他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区分了农村经济变迁的三种状态：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劳动生产率不变；过密化（即内卷化），总产出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扩展，即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产业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增加，即劳动生产率上升。作者指出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总产出和总产值的绝对量有相当幅度的增长，家庭年收入也有若干程度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是由于家庭劳动力的更充分利用，其代价是单位工作日的报酬递减，因而这是一种“过密型增长”，即“无发展的增长”。[72b]黄书中利用了李伯重的研究成果。李伯重认为明清江南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在水稻生产中增加以肥料为中心的资本投入，一是农业经营重心向集约程度更高的蚕桑业转移[30]。李伯重意在论证明清农业的发展，而黄宗智认为它正好证明了明清农业没有发展的增长。因为蚕桑业单位工作日的报酬低于水稻生产，肥料投入虽然增加，但边际报酬递减，明清水稻产量并没有增加。这是由于理论与概念不同，以致对同一事实作出相反判断的一例。黄宗智认为，这种“过密型增长”一直延续到八十处代实行改革以前。[72b]
对无发展论提出批评并揭出彻底发展论旗帜的是吴承明。八十年代初，吴承明指出：二次大战以前，西方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流行一种“停滞论”，认为中国社会处于长期停滞状态，不能自己振兴经济。（按，中国传统农业被认为是这种停滞的典型）这种理论，有的出于资产阶段偏见，有的是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误解。二次大战以后，停滞论受到批判，又有传统平衡论的出现。“用平衡解释停滞不变状态，近年来甚为流行。他们大体是指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这里所谓传统平衡，是指传统生产技术的平衡状态，并未确定量的关系。这个理论虽然比较生动，而实际上是停滞论的翻版，意在说中国的旧社会是停滞不变的，有待西方势力来打破平衡，然后引起变化。”并对伊懋可“高度平衡的陷阱”理论作了具体评论。[26]。八十年代未，吴承明又提出反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沉沦观”以及“不发展的发展”（Deevlopnent of underdevelopnent）之类的理论。指出“中华民族的经济史是一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其间有严重曲折，以至人口损失三分之一，但即在这种时代，也不是神州陆沉，而有它发展和进步和一面。这正是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的原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百年间，是中国历史的又一次曲折，但新的力量和运动也从这里开始。”[25a]他对近代农业生产力作了具体考察，认为“是有一定发展的，生产方法也有所变化。发展甚慢，但基本上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变化极微，但也不完全是老样子了。”在对近代粮食总产量增长，单产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估计上，吴承明和大多数研究者是大体一致的，但他不同意包含着贬义的农业内卷化的提法。他认为，在人口压力下，劳动力边际产量递减的生产是存在的，但它不但对小农的生存有效用，而且从宏观看，可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人民获得足够的食用。很长时期内，在边际产量递减的同时，总产量仍会不断上升，整个近代尚未达到峰巅，在这个意义上讲，近代农业仍然是个进步。边际产量递减论以假定土地.资本.技术等因素不变为前提，事实上这些因素不是不变的，因而不一定完全是边际收入递减的生产。我国传统农业固然以人力为主，但并非纯粹劳动密集生产，也重视肥料.种子.饲料等资本的投入。小农经济精打细算，以为人口压力会迫使农民将剩余劳动力无限投入土地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25b]
这种对近代经济史沉论观的批评获得了响应。如王建中认为近代农业确有一定发展，停滞.衰退的主张值得商榷。[21]据报道，衣保中在对东北近代农业的研究中提出了“农业近代化”的论题。他不同意把中国近代农业看成漆黑一团.毫无进退。明确指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以农业技术实验化，生产工具机械化，农业生产商品化.农业经营资本主义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近代化在中国已经发生和逐步发展，这是中国近代农业发展史的主导方面，不应一笔抹煞。”（《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90）
笔者无意在这里全面评价舒尔兹的传统农业理论，但他认为传统农业是技术与产量不变的经济均衡状态的论点显然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我国历代农业产量的逐步提高已如上述。就传统技术而言，也有一形成发展的过程。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萌芽于商周，奠基于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形成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隋唐宋元又形成了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以前人们往往把明清视为经济政治都走下坡路的封建衰世，晚近的研究证明明清农业是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明清主要依靠传统农业自身的潜力，经受住了人口激增的历史考验。明清农具无重大改革，但农艺有长足进步，新作物的引进.新品种的培育，肥料（尤其是豆饼和粪肥）的增施.多熟种植的推广.土地利用技术的创新，均有可观的成绩，我国农史界公认为精耕细作技术继续发展时期。帕金斯把明代以来农业增产主要原因归结为土地.劳力.资本投入的增多，显然忽视了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其实土地.资本.劳力的增加也与技术的推广或进步分不开。如新耕地的垦辟，不但要求资本与劳动投入的相应增多，而且也是先进技术向更大范围的扩展，有的则直接以土地利用技术的进步为前提，如南方低洼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即和堤塘生产方式的创造分不开，而这正是明清时代意义深远一项技术进步。新品种.新肥源的投入本身就是耕作技术进步的结果。复种指数的提高也不单是劳动投入的增加，而是与育种.施肥.栽培等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近代传统农业技术虽无重大改进，但西方近代农业机械和农业科技已开始传入中国。因此，笼统说明初以来的农业是技术停滞下的产量增长是欠妥的。从这个角度看，吴承明的彻底发展论是有道理的。
当然，这里说的彻底发展论是从生产力没有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这一事实立论的。若把明清和近代的传统农业与前代事同期的西方相比较，就显得发展迟缓和落伍了。游修龄指出，清代农业在有限耕地上依靠精耕细作.增加复种等经验，养活了不断增加的人口，并有效地保持了地力于不衰，确有十分成功的一面，但当西方已利用显微镜为工具发现了细胞，打开了了解动植物生命结构的奥秘之门的时候，清代农学却仍然停留在抽象的哲学思考上，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落后，正是从这里开始的。[56]邹德秀认为十八世纪欧洲农业革命仍属传统农业范畴，水平没有超过中国，但速度已超过中国。1840年李比希发表《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标志着欧洲农业实验科学的开端，中国农学在水平上开始落后于欧洲，但差距还不大，真正开始出现大的差距，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后。[32b]近代农业单产下降，则是传统农业危机的一种表现。但即使是落伍和危机，我国农业也没有完全停止它的发展。
在这里，还牵涉对“发展”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吴承明所指的“发展”是从社会进步的总趋势着眼，综合考虑了技术.产量.劳动生产率等要素。黄宗智的“发展”，则主要根据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否，而劳动生产率又以工作日报酬为唯一指标。有的评论者指出，只讲“工作日劳动生产率”，不讲“年劳动生产率”有片面性。还可以指出，劳动者单位劳动时间收获的多少，不但与劳动手面优劣有关。而且与他所能占有的自然资源的丰啬有关。据现代人类学的调查，现代澳大利亚和非洲一些采集狩猎部落，每周只需劳动十几二十个小时，即可获得足够消费的食品，而在农业社会为了达到同样目的则需要付出多得多的劳动时间。难怪有人把采猎时代称为“黄金时代”。但从人类社会的进步看，总不能否认农业之代替采猎是一种经济发展吧。举这个例子并非否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而是为了说明衡量经济的发展与否不能不与整个社会的时步.文化的积累相联系，不能不考虑比“工作日报酬”更多的因素。例如，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广度和深度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也是经济发展的指标之一。从发展的基础看，如果农业生产收获除维持生产者本身消费外别无剩余，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当然谈不上发展；如果农业生产收获除维持生产者本身消费外尚有剩余和积累，社会的扩大再生产，从而经济的发展也就有了可能。农业经济比采猎经济进步，就是因为它能提供比较稳定的剩余和积累。我国传统农业能提供颇大的剩余，长期以来实行50%左右的地租率即是证明，虽则由于地主阶级的奢侈性消费，这些剩余不能完全用于扩大再生产，但经济发展毕竟有了基础。如前所述，明清农业技术并非完全停滞，产量的所增长，对自然资源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均有进展，不宜根据所谓“工作日报酬递减”（这里撇开具体计算不谈）断言其无发展。至于把解放后有些地方集体经济中工分值的长期徘徊作为“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根据，把解放后农业农田基本建设的巨大成就，技术进步与新要素的加速投入，农田产量与劳动力产量的明显提高，以及农业通过税收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等为我国工业化提供的积累等等，均排除在“发展”的概念之外，其不足以完整反映历史真实现面貌更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