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农村建设”是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延续，其关键在于一个“新”字的落实上——城乡的统筹良性互动。这主要体现在农村的经济和制度建设上。此外，新农村的社会文化观念构建也不容忽视，应当培养农民求知的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还可以通过许多社会组织的建立，给农民创造互相交流、沟通、学习的机会。本文中笔者还对颇具争议的“反哺”一词作了分析，从几方面论证了“两个反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 城市 农村 反哺
今年的“两会”，除了医疗、教育、住房等耳熟能详的词汇属于会议的核心议题，农村问题也依然是会上的重中之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更是一大亮点。应该说，“新农村建设”是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延续，因为归根到底，“三农问题”的症结还在于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实际上，林毅夫教授早在1999年就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理论和政策建议。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这一政策建议必须到今天才能在更多的层面真正得到实现。可见，重提农村建设，关键在于一个“新”字的落实上。
“新农村建设”的“新”究竟新在何处呢？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新在城乡统筹良性互动上。若非由于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而使农村进入一片相对比较落后的状态，这一建设是不合适的。也就是说，新农村建设是要用城市跟农村之间的良性互动，来体现出一种城乡之间的和谐。正如中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温铁军在“CCTV中国经济大讲堂”所说，农村问题并不仅仅是农村自己的问题。中国已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业化建设进程，当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一般都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过去处在与此具有同等发展程度阶段的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东亚的日本、韩国等小农社会国家，都会适时提出新农村建设。这是一个比较普遍而非孤立没有事实根据的问题。我们现在农村存在着很多问题，在发展上无法与全面小康、科学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要求相符合。所以必须进行“新农村建设”，通过两个反哺使得农业可持续发展，使农村社会走向和谐。
这样一来，问题和争议就出现了。有学者对“反哺”提出质疑，认为现阶段中国要实现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是不可行的。因为中国并没有发展到同发达国家同时期一样的程度，公共资源还处于严重不足。形象地说就是中国仍处于一个制造蛋糕的过程，所以无法进行“分蛋糕”这一步。再加上中国广大农村存在普遍的制度缺失现象，因此对“反哺”所得根本无法落实。
对于这种反对意见，笔者认为是其误读了“反哺”之真正含义。农村与城市在中国27年改革中作了这样一番重复的对话：你背着我走一段，我再背着你走一段，客观上城市却在这一过程中远远地走在了前面。然而，2006年2月21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客观地确立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辩证关系——农村与城市亟待共同成长，不能再由谁背着谁来前进。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正因如此，“反哺”在此应当是一种城市对农村的回报，而绝非施舍的关系。这就是“反哺”的题中义：没有重谁或轻谁，两者共同发展，互相支持，而且城市在优先发展的基础上应当给予农村相应的回报以促进其赶上城市发展的脚步。
另外，针对这些学者提出的公共资源不足以及制度缺失，笔者认为这并非无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借助数据说明一些实际情况。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当它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时候有一个特殊条件，即税收占GDP的比重，或说国家财政占GDP比重达到一定的高度时，反哺才有可能实现。我们在90年代时，国家的财政占GDP的比重只有不到10％，在这种比较低的财政比例情况下，由财政承担农村公共品投入等显然不现实。但到了2004年，国家中央税收与地方税收加总已经占到GDP的百分之十九点几接近20％，若把预算外财政打进来的话，整个财政规模占GDP比重已经达到约30％。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在财政占30％的时候，就开始有条件由国家财政主导来提供农村的公共品的开支。由此可见，我们不是没有反哺的能力的。
其次，公共资源的稀缺实际上影响的是资本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配置的问题。只要能做到配置合理，这一稀缺性是不会阻碍城市反哺农村的。“资本下乡”就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农业农村的投入，解决长期以来资本向城市流动，农村资本短缺，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以在新的发展阶段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但由于公共资源的稀缺，有限的“资本下乡”如何才能得到有效使用这一问题的确凸显出来。然而这可以通过一些途径来解决。我国农村人口分布相当分散，因此要保证资金的的使用效率，一方面可通过着重搞好新村镇建设规划，有序引导人口集中居住；对人口过少、生存发展条件较差的自然村，一般不搞“村村通路”等投入较大的工程，应以搬迁集中为主等途径来节约资本，另一方面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基础上，加快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特别是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加快发展农村各方面公共事业，以增加农民生存发展所必需的公共服务。
由此可见，新农村建设涉及“分蛋糕”的行为。这个“分”的行为非常有必要，它不是农村在得到应得的东西的基础上去分薄城市的这块“蛋糕”，而是分得本来就是他们应得而没有得到的东西。这是一个分配从不公平到公平的过程。
再次，制度的缺失也不能成为反对“两个反哺”的理由。新农村建设必须首先让农村具备接受“四化”——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农产品的市场化、农村人口的教育社会化、农村人口福利的公共化——之能力和条件，所以其本身就体现了一个“生产蛋糕“的过程，即非单纯地将资源和金钱投向农村就能一蹴而就，还包括了制度的建设。由于制度的进步完善本来就是渐进的，不可能预先完全靠理性设计好。既然如此，新农村建设，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就应该同时包含一个“制度反哺”的过程，即逐步建立并完善制度。这一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的、适应发展的制度，同时这些新制度也在一天天地变成旧制度，随时都可能出现我们现在不可能预料到的问题。一旦到问题出现那一天，我们依然需要对制度进行改进、完善或又再重新建立另外的制度。针对我国农村的现状，比如说一些家庭因病致贫，因学致贫，还有象社会保障，老人养老，五保户的救助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些都需要我们把城市中已经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引入农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所体现的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包括农村借鉴城市，逐步建立相关社会制度的过程。
可见，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新农村建设不能单靠农村自身的力量，必须借助城市的支持。在城市化理论中，有人提出“就地式城市化”的模式，主要包含两种含义：一是农村中心集镇的规模扩大化、功能城市化、经济工业化、服务多样化,农民集中到中心集镇进行生产与生活。二是农村一般村落，通过科学规划，具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生活设施以及文化娱乐功能，农民仍在本地从事工业生产或农业产业化，享受相当于城市的现代化生活,并且可以不受限制地近距离、短时间进入城镇，进行购物、社交、教育、文化娱乐等活动。这种就地式城市化，无论从哪一种含义，都必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农村经济的高度发达和农民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二是农民享受城市相似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三是农民生活方式实现与城市居民相近的现代化。就地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会实现村镇建设、农民生活方式和农村服务功能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提升，这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模式。
农业产业化，农村设施、功能城市化，经济工业化等通过资金的投入以及制度的建设就可以实现，然而要使新农村建设从根本上得到保证，还应该解决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农民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更新问题。有的人甚至把农村问题最终归结为观念的问题，虽然这种归纳似乎过于含糊，也过于片面，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观念的确是涉及到最深层次的东西。这里的观念现代化更新包括很多方面，如接受教育，通过学习知识提高自身素质，改造农村；还有摒弃原有的对农村印象的定格，树立农村也可以通过建设提供更加舒适、和谐的环境等观念。
总之，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关系，有效利用“下乡”资本进行农村基础设施等的建设，用工业经济的组织方式改变农村，促成农村生产方式的合理构成，即工业——农业一体化建设；是城乡社会体制一体化，对农村社会各种保障制度的建设；是农民价值观念的转变与更新，打破农村原有落后、愚昧无知的观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关注两大问题：一是经济和制度建设问题。资金不能盲目投放，可以借助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将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项目上，直接用于农村公共投入。财政和国家资金这两大块用到县以下基层和农民相关的项目上，让农民直接获利，不要在不同部门间不断流动，否则会导致各个部门“分盘子”。另外，制度的建设可以对资本的利用起到监督的作用。二是新农村的社会文化观念建设问题。要让农民有平台获取足够可靠的信息，培养农民求知的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他们知道自己有“免于愚昧的自由”，同时还可以通过许多社会组织的建立，给农民创造互相交流、沟通、学习的机会，在农民中树立进步、开放的观念，提高农民整体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徐宝康，“韩国：新农村建设的典范”，载《决策探索》，2005年12月。
2、 郑新力，“建设新农村需要制度设计”，载《中国经济周刊》P11，2005年49期，总第332期。
3、 温铁军，“如何建设新农村”，载《北方经济》2005年第12期。
4、 张颢瀚，章寿荣，“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两种路径———兼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载《学海》，2005年6月。
5、陈川，“新农村建设：如何向历史作别”，载《南风窗》，2006年3月16日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