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角度梳理和归纳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和发展，结合我国经济体制的两次重大转变，就中国资本市场的消失与重建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资本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对资本和资本市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马克思曾作了极其详尽的剖析和深刻的批判。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看待资本、资本市场和市场经济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无法回答的问题。20世纪初建立起来的、具有世界影响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市场经济基本持否定态度，而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的资本和资本市场自然更在否定之列。
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对从属于市场经济范畴内的资本市场的认识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事实上，资本市场在旧中国已经出现，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消失；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资本市场又重新建立起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如何看待资本和资本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作用，是一个重要课题。作为深入的理论探讨的前期准备，本文拟结合我国经济体制的两次大转变的历史，就中国资本市场的消失与重建，谈几点初步看法。
一、中国走上计划经济道路是从取缔资本市场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基本是市场经济。但经过短短3年，就开始转向计划经济，到1956年基本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
新中国为什么会迅速走上计划经济轨道?很多人会首先想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存在，但并不那么直接。一个十分有趣的事实是，首先提出中国应走计划经济道路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们。这些经济学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就提出，中国应首先实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待经济有所发展之后，再实行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与此相反，共产党人虽然坚信计划经济更先进，但直到新中国建立初期，他们仍认为经济上十分落后的中国还没有在整体上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必须首先利用市场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全面实行计划经济是待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时的事情。
相比之下，冷战时代的外部环境对中国迅速走上计划经济道路的影响更直接些。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遏制和孤立政策，一下切断了中国与世界市场的联系，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对象基本局限于苏联和东欧国家。建国初期获取外国援助以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朝鲜战争后加快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发展的需要，大大加快了中国走向计划经济的过程。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要获得苏联的援助，就要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相衔接。这正如改革开放之后要与世界经济接轨，就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一样。
除上述两个原因之外，中国走上计划经济道路还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这就是当时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而且有管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统治时期一直有经济管制，而解放后的管制更为严格。特别应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初期为巩固政权而采取的一些临时性管制措施，事实上形成了一种路径，它在有意无意之中制约着后来的发展。
追溯起来，中国走上计划经济道路是从取缔资本市场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前后，为稳定经济，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就是打击银元和外币的炒卖。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证券大楼，这意味着在打击投机资本的同时也取缔了资本市场。此后，中国新政府陆续采取一系列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比如为稳定物价，控制了粮食、棉花等生活必需品以及主要原材料的供应和销售；为保障就业，不允许资本家随意开除工人等等。建国初期的这些措施和政策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经济恢复工作也非常成功。
事实上，建国初期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市场与计划的混合体，带有过渡性质。一方面，在稳定经济之后，政府曾采取一些措施，以活跃城乡贸易，繁荣市场；另一方面，国营经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来，并在政策的支持下迅速发展，这部分经济从建立之时起就带有计划经济的性质。
现在，有些研究者认为，如果维持当时的政策不变，中国就可以沿着市场经济的道路发展下去，而不会走后来的“弯路”。这种观点很值得怀疑。
考察建国初期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和政策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逐步取消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各种要素的过程，同时也是计划经济成分不断增长的过程。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重要的、最高级的组成部分，但第一个行动就把它取缔了。以后，交易所虽有过短时间的恢复，但最终还是被关闭了。从取缔资本市场开始，国家在各个环节上不断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市场在决定价格、产品和原材料供求、劳动力流动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弱化，直至被取消。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的一些形式虽然保留着，也有一些试图繁荣市场的措施出台，但这个市场其实已越来越不完整，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生命力。
1953年，中共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进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预想，“三大改造”要十几年才能完成，实际却只用了三年左右。其速度之快，连毛泽东都感到惊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相当多的资本家是抱着“甩包袱”的心态参加公私合营的，因为在市场要素不断消失的环境中，私营企业事实上已难以生存。当人们憧憬于单一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美好前景时，没有什么人会为市场的衰落而担忧，因为当时看来这是一件迟早要发生的“好事”。计划经济的局限以及它所带来的严重问题，要在十年、二十年以后才逐渐显露，并为人们所认识。
二、改革开放创造出新的市场力量和对资本市场的需求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次全会确定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经过十几年努力，中国逐步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成功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经过建国后将近三十年的实践，中国领导人已深感不能完全排斥市场经济。改革起步时，如何将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当时的主导思想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尽管在这个设想中，计划经济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明确地允许市场发挥调节和补充作用，这就为此后市场经济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空间。一些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思想更解放，他们在80年代初就提出，中国最终必须放弃计划经济，而把整个国民经济改造成由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从外部环境看，改革开放得以实行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中国已经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当中国深感再也不能闭关自守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希望中国能发展得快一些。
改革开放启动之后，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各种力量不断被创造出来，各种市场要素也重新形成并发挥作用。在农村，随着包产到户的实行，农产品自由市场、个体户、乡镇企业普遍出现并迅速形成气候。在城市，为解决大批知青返城后就业问题，各种形式的“大集体”企业应运而生。随着对外开放，“三资”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些新生力量或多或少都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创造并推动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瓦解着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于是，出现了计划外市场、价格双轨制、企业横向联合、人才流动等等。同时，沿海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如何改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市场经济的重要经验。
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需要资本投入，从多方面表现出对资本市场的需求，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初期就突出出来。为利用国际资本市场，1979年以后陆续成立了几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1年初，财政部恢复发行国库券。这两项措施结束了中国人曾引以为自豪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历史。最初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很快导致了股份制的尝试。
改革开放的实践推动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随后，关于“七五”计划的决议又提出“逐步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指出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并提出要分阶段进行计划、投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理论上的不断突破为新的实践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在这一背景下，最早一批有影响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相继向社会发行股票，甚至在小范围转让交易。与此同时，以中央银行同专业银行分离为标志，金融体制改革开始起步。1985年后，“金融市场”的提法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同时出现了最早的关于建立股票市场的提议。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范尔霖先生，此前，国务委员陈慕华把一张两个月前上市的“飞乐”股票送给范尔霖作礼物。在那前后，股份制问题已逐渐突出出来，因此这件事被视为一个信号，受到海内外舆论格外关注，给当时积极推动股份制的人们以莫大鼓励。1988年，出现了建立规范化证券市场的呼声。然而，直到这时，股份制、企业债券、股票、证券交易等还相当敏感，更不用说建立资本市场了。因为按照正统观念，这些都属于资本主义。
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头十年，虽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还没有确定，但事实上，在计划经济之外已经出现了新的市场经济，只是它还很不健全，还缺少一个名份，缺乏适宜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三、重建资本市场是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迈出的关键一步
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这就是上下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既表现在群众的实践活动和政府部门的决策之间，也表现在地方和中央之间。许多事情都是由群众或地方先做起来，然后得到政府或中央的认可，以后再经过进一步的试点，成功之后，再形成决策，加以推广。这种上下之间的互动，也可以说是实践与理论之间互动的一个侧面。农村的包产到户、企业的股份制，甚至经济特区的建立等等，都是如此。重建资本市场的过程，也典型地体现了这种互动。
1988年，中国改革到了一个关口。“物价闯关”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出现了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和“抢购风”，农业、工业和商业都面临一系列新的困难。中央决定用三年时间“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但深化改革的重点和办法是逐渐明确的。当时，宏观调控的问题最为突出，很快被中央确定为需要解决的重点。另一个是企业制度，这牵涉到如何对待股份制。建立资本市场的问题也在这时提上了日程，但只在内部研究，没有公开讨论。由于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政治上又很敏感，研讨实际没能搞起来，后来制造了一个代名词，叫“长期资金市场”。
改革的实践已经提出了重建资本市场的需求，决策层也注意到这个问题。这就为一批留学回国有志于此的年轻人提供了机遇。1988年9月8日，在万寿宾馆召开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上，经刘鸿儒提议，成立了一个“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会后，由宫着铭主持，张晓彬、王波明、高西庆、陈大刚等执笔起草了《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这是中国建立规范化证券市场的第一套文件，后来被称作“白皮书”。随后，这份关于创办证券市场的“设想”被送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同年11月9日，姚依林和张劲夫在中南海听取了研究小组的汇报。会上的话题，涉及了证券市场筹建、运行、管理以及有关理论认识的几乎所有方面，最后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意见，这包括：创办交易所要同推进股份制结合起来，要采取“民间发起、政府支持”的方式，要依靠专家和研究借鉴海外成熟经验，要“紧锣密鼓”地抓紧研究设计，要从开始就注意解决市场监管和防范风险的问题等等。这是中央对证券市场问题的第一次正式关注和推动。此后，中国证券市场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建立起来。
1989年3月15日，由几家国有大公司出资建立了一个机构——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即“联办”)，这个机构的任务是研究和规划在中国的环境下如何建立证券市场。1988年，北京还没有一个可以做有价证券买卖的柜台，只有上海、武汉、沈阳等七个城市存在个别分散柜台，做一点国债买卖业务。但短短一年多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证券交易场所。1990年9月，当海内外许多人对中国改革如何继续进行持观望态度之时，《人民日报》披露了国务院关于筹备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决定。当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运行；12月5日，联办创建的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开通；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营业。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资本市场的正式建立。
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即中国在经历了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仍将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注入了新的力量，使已经出现的市场经济有了资本市场这个高级组成部分。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前夕，所采取的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改革步骤。有评论者说：自此，管理体制逐步理顺，企业股份制改造趋于规范，证券经营机构开始活跃，股票、国债交易如火如荼，投资者队伍迅速壮大、素质日益提高，法规规章相继出台……
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同年秋，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第一次把“资本市场”的概念写进了党的正式文件。如果说，此前的改革带有很强的探索性，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绕着走；那么，此后改革就进入了系统推进的阶段。中国证券业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也是如此。就在十四大召开的当月，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设立。这标志证券市场初创阶段进入尾声，开始进入规范发展的新阶段。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建立资本市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正如本文在考察历史时所发现的，中国从市场经济走向计划经济的过程以取缔资本市场为开端，而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最后一步是重新建立资本市场。这是两个反向的历史过程。这两段历史所表明的基本经验是：没有资本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是不完整的，也不可能健康地长期生存下去。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中共十四大之后，证券业和资本市场的创建和发展，不仅改变了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观念，推动了一系列新行业的兴起，而且引发了大众观念上的革命，改变着中国人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证券业和资本市场仍不成熟，按照规范化标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其充满活力，发展迅速，必将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笔者想说明，探讨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和发展，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但是专业性极强，难于把握。拙作只是从历史角度初步清理了线索，提出了一些粗浅的看法。应该说，资本市场是中国改革中最复杂、创新最多、发展最快的市场之一，而且牵涉到中央政策、国家立法、企业制度，甚至教育体制、社会治安、民风变迁等等各个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这里有大量的理论问题、甚至是基本理论问题需要研究和探讨。笔者希望本文涉及的问题能够得到学界同仁的重视，以便开展共同的研究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