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激进民主是拉克劳和墨菲在1985年出版的《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这一文献中提出来的一种左派政治图景，这种图景以解构论和拉康的符号学理论重新解读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观点，以此为依托把未来社会主义战略引向作为语言游戏的民主话语斗争。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激进民主”这一术语是一个多义词。一般看，激进是乌托邦政治规划的特征之一，它是一种超越任何现有制度安排的姿态。这种姿态的合理性在于，它坚持这样的立场，任何以权力为取向的现存制度安排都因为权力的压迫性而不可救药地堕落在谎言之中。而民主既是一种现实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安排，又是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的普遍的理想。而这正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之一。因此，“激进民主”英文radical democracy恰恰是一个包含着重迭含义的多义词，它既可以理解为把现有民主制度彻底化和普遍化的政治主张——在这一含义上可译为“彻底民主”，又可以理解为替代现有民主制度的乌托邦政治规划。而这正是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特征。
拉克劳和墨菲迎合了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呼声，提出了如下观点：左派的任务不是放弃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相反，而是要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他们试图以此来打破马克思主义的僵局。当然，作为一种通过文化霸权斗争来扩大民主空间的政治战略，激进民主在某种意义上确实也可以说是一种合法的斗争和改良运动。正是这一原因，拉克劳和墨菲把这种斗争策略追溯到第二国际时代的政治改良主义，虽然他们理论并不能直接用后者来概括。
二、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新策略”，激进民主的核心可以用回到霸权的斗争这个口号来概括。而它又是围绕对抗性、社会和政治、霸权、普遍性和特殊性等术语及其关系的重新定义展开的。
拉克劳和墨菲强调激进民主是一种政治。一般而言，政治是源自对抗性。但在这里存在着一个基本的价值问题，即如何理解对抗性本身。如果把对抗性视为一种不以个体意志而转移的客观事实，这种客观事实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那么我们就得出这个结论：只要对抗性的历史条件不发生根本改变，个体之间的对抗便是不可避免的。与此相反，如果把对抗性本身理解为个体之多元事实所导致的人为现象，那么一方面政治现象便是一种永恒的现象，而它的实质则是个体之间相互承认的斗争。这两种不同的理解路径直接导致两种不同的政治含义：前者是狭义的，后者是广义的。在狭义政治语境中，对抗性即是敌我关系；在广义语境中，对抗性则是我与他者之间的多元关系。而实现从狭义向广义的逻辑过渡，则必须把对抗性重新理解为一系列非本质性的差异。
在事实层面上，无论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派别都按照狭义来理解政治的，并把它贯彻到现实的斗争之中。马克思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
上述背景为我们理解后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提供了基础。我们将因此能够理解作为社会主义新策略的霸权斗争的对抗性逻辑，这个逻辑事实上正是重新恢复马克思所批评的“个体的对抗”。当然，这意味着必须同时取消马克思强调的那种作为物质生活条件的客观性对抗（后马克思主义者把它作为“基本对抗”或“本质主义的对抗”给取消了）。然而，这种对抗是马克思的核心问题，只要熟悉马克思的《资本论》，只要把这一文本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我们就必须承认，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谈论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因此，当我们听到拉克劳和墨菲反复强调反本质主义哲学基调时，我们难道不理解，他们反对的正是马克思把上述客观结构视为“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主张吗？他们不正是通过否定阶级斗争的基本条件的客观性而取消了阶级斗争吗？不正是通过否定个人对抗的客观条件而把政治引向语言学游戏的吗？
不管怎样，正是在这种反本质主义的逻辑上，墨菲认为，“政治不能被局限于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也即说，后马克思主义把政治(the political)不再理解为“既定制度安排的术语，而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维度”。而“对抗不是客观关系，而是在其中显示了所有客观性限度的关系。社会围绕着它的限度构成，而且这些限度是对抗性的”。
从上面的分析看，拉克劳和墨菲通过复杂但是能够理解的逻辑转换到后现代立场，试图通过迎合身份政治之时尚来重塑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类解放的话语。在其中，政治斗争变成了一种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和协商行动，变成了不同主体之间为相互承认而竞争普遍话语的努力。在其中非本质的社会只是个体之间交往的边界，而交往本身则是与经济这种“本质主义的”活动没有干系的纯粹的活动。我们看到，这也正是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旨趣。
三、当墨菲强调“我们必须为文化多元主义、群体性生活方式、各种政体，以及主体多元主义、个人选择和各种善的观念留下空间”，事实上，这个断言，要么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有关剥削、压迫和奴役正是在这个基本的多元事实中发生的，这一点同样适用对罗尔斯的评论；要么就仅仅是那种经常发生的以理性来批评理性的自由主义论调。
因此，我们看到虽然拉克劳和墨菲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瞬间闪现了惊人的光芒，但是它也并没有达到他们批评的施米特那样的深刻，更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这种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只是在后现代话语异常增殖背景下衍生出来的一种知识独白。当它自觉地在把“模棱两可”（或“暧昧”）作自身的立场，把“不可能性”作为理论的目标，它所反映的仍然是“资本与自由皆我所欲也”这种两难困境，它正是阶级政治全面退却背景下西方某些左派迫不及待转向后现代寻求理论支援的后果之一。
虽然我倾向于把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伯恩斯坦以降否定性的激进理论，因此在总体上认为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解是错误的，或者说他们根本上不能算作是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继续者，而最多只是一些本能的批评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全盘否定他们的意义。我们必须理解，在寻找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时，由于今天尚没有真正形成一种理论能够超越马克思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重新乌托邦化（这种乌托邦化的做法是这样的，一方面肯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强调马克思本人的批判已经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即虚化马克思主义，从而站在所谓时代高度上来提呈一种与时代需要一致，甚至直接是在情绪上与时代一致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规划），正是左派占领政治理论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四、马克思在评论巴黎公社时强调：“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避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在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的新社会因素。”这一点仍然是我们理解今天解放运动的基本依赖。但我们与后马克思主义对任务的长期性理解不同，它不是通过霸权斗争而获得普遍性的民主定义，而是彻底改变个人必须以对抗性方式来理解民主的那种物质条件。正是在这个长期的任务激励下，我们才会为左派取得的每一小步胜利都热烈地欢呼。然而，在今天，当“回到马克思”已经成为左中右都可以直接利用的政治性口号，并导致“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成为不确定性的术语，我们尤其需要理解全球左派的危机，理解自身马克思主义言说与时代条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正面阐发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之际是如此做的，我们左派理论家在今天亦必须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