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本来信誓旦旦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恐怕还要更加复杂。全球只有几个国家还挂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而且前途未卜。不过如果我们不是依然像以往那样狭隘地理解社会主义，有足够的勇气割弃那种动辄将倡言妥协的派别逐出教门的极左传统，社会主义者便不至于那么孤独。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是人类试图取代、超越或改造资本主义的尝试，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它们都视为社会主义的分支。原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和苏东剧变表明，那种以一党统治、国有制和中央指令性计划为基本特征的国家社会主义已彻底失败、失去人心。市场社会主义虽然稍胜一筹、但前景也不看好。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曾论证，由于人类知识的局限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社会主义者关于利用新自由主义均衡理论来测算供需平衡并编制完善计划的设想只不过是乌托邦；而且，由垄断性的国家权力机关取代个人的自主和经济决策并强制执行中央计划，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42经济学上的实证性研究并不妨碍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薪尽火传，但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困境以及它在东欧的失败记录，确实使这一思想流派罩着浓重的阴影。
时下在欧美走俏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恐怕是最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支派。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主义没有遇到难题。「第三条道路」正在受到左右夹击。来自右面的攻击将其视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束手无策的表现；来自左面的攻击则将其视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叛卖。「第三条道路」确实不像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那样旗帜鲜明，但诚如吉登斯所说，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和更新(renewal)。43「修正主义」的恶谥在社会主义阵营其实也已不再那么吓人，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及时修正政纲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本应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常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所遇到的挑战相当严峻。随着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而愈演愈烈的资本外流和产业空壳化使完全就业成为高不可攀的目标；高增加公共开支来刺激经济和保证充分就业的政策已导致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相交为患的「滞胀」而难以为继；「福利国家」由于财政压力、广泛的滥用和人口老化等因素的侵蚀而春光难再；产业工人、特别是蓝领工人所占人口比例的急剧下降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选民人数）日渐消失。为了避免日暮穷途的命运，社会民主主义者唯有随机应变、迎接挑战。「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在高扬平等、社会公正和互助合作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同时，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提出以市场机制、公民社会和福利国家三强并重的方针来对付危机，似乎是令人鼓舞的因应之道，尽管社会民主主义再造辉煌还要假以时日。「第三条道路」近年来在英、美两国格外引人注目，并不是因为那里的社会民主主义事业更为先进，而是从70年代末开始对劳工立法和「福利国家」的新保守主义反44攻倒算在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为害最烈。
当今世界与以往其它世代一样存在着多种发展的前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性兴趣未必能构成「历史潮流」之类的东西。不过，根据人类现有的经历和经验，社会民主主义显然是能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一种制度安排。基于中国的改革陷入左右为难的局面、提高经济效率和建全社会基本生存保障的两种任务都同样迫切、以及中国广大干部和民众有限的心理承受力，具有鲜明妥协性格的社会民主主义实在不失为明智的选择。这种归宿也许没有中国人最初拥抱社会主义时那样激动人心，但却无疑是沉稳成熟的表现。
当然，即使人们确立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各国走向这一目标的途径可能因为出发地点的不同而迥然异趣。如果说西方沿社会民主主义方向发展的难题在于资源配置的进一步社会化（社会所有制）和加强对资本的控制；那么中国的难题可能更多地体现于政治的民主化和资源的解放。民主化的关键内容当然是建立和完善名副其实的宪政。而社会民主主义方向的民主化还特别强调市民社会的成熟和完善。这一方面是指建立维护各种个人神圣权利的法律框架，使这些权力不再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和威胁；另一方面是指各种职业机关、社会团体和专业协会从国家那里独立出来、能有效地维护其成员的利益并有效地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是力求建立强社会、强市场和强政府三强并重的社会体制。但愿社会民主主义能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新的福祉，尽管「福利国家」的实现程度只能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注 释
1 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丁守和、殷叔彝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冯崇义着：《罗素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2 参阅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载《每周评论》第一期，1918年12月22日。
3 真实或想象中的民族屈辱常使大批亲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迅猛地转向反西方的立场。类似的例子还有1946年12月美军****北大女生沈崇事件、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会失败事件和1999年5月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事件。
4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页1359－1360。
5 参阅陈汉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
6 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载《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
7 <本志宣言>，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8 陈独秀：<谈政治>，载《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陈独秀：<独秀致罗素先生的信>，载《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陈独秀：<社会主义评论>，载《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载《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1921年3月；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
9 谭鸣谦（即谭平山）：<德莫克拉西之四面谈>，载《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3月。
10 谭鸣谦：<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载《新潮》第2卷第3号，1919年12月。
11 杜威：<美国之民主的发展>，载《每周评论》，第26期，1919年6月15日。关于杜威在华演讲的影响，参阅Barry Keenan,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2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类似的观点参阅；<甚么是现在的时代精神>，载《教育潮》第1卷第3号；<说德莫克拉西>，载《新空气》第1卷第1号。有人更直截了当地表示要「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压迫的和平幸福的新社案会」。<发刊词>，载《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
13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参阅Donald Sasso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I. B. Tauris Publishers, 1996.
14 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页13。
15 详见朱建华、宋春主编：《中国近现代政党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英文着作参阅Lyman Van Slyke,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s in Chinese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Roger B. Jeans (ed), Road Not Taken: The Struggle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pp. 339-345.
16 参阅许纪霖：<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遗产──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顾>，载《开放时代》(广州)，1998年第4期。许纪霖：<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秩序──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历史考察>，载《开放时代》(广州)，2000年第1期。许纪霖认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思潮是社会民主主义。
17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1941年10月10日），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1。
18 施复亮：<何谓中间派>，载《时与文》第1卷第1期，1947年3月。施复亮原名施存统，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倒很熟悉。
19 <中国民主同盟纲领>（1945年10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66－70。从内容上看，「民盟」的这一政纲很可能参考了英国工党1945年第44届年会所发表的题为《让我们面向未来》的政纲。「民盟」的一些领导人与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联系本来就相当密切。1945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以压倒多数获胜、上台执政，其冲击波可想而知。
35 参阅许纪霖、刘擎、罗岗、薛毅：<寻求「第三条道路」──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对话>，载许纪霖：《另一种启蒙》(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页276－302；李世涛编：《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袁伟时：<自由主义论争管窥>，载《开放时代》（广州）2000年第2期。
36 秦晖：〈「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读吉登斯着（第三条道路），兼论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问题>，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第10号；秦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载《战略与管理》（北京）2000年第5期。
37 Willy Wo-Lap Lam, ‘Appealing to the Modern Comrad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 November 2000.
38 <江总传批转政改方案>，载《香港经济日报》，2001年2月22日。
39 未经证实的全文见潘岳：<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载《开放杂志》（香港）2001年7月号, 第28-38页。
40 F.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particularly ‘Part V The Last Man‘.
41 Z.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d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89; Z. Brzezinski,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Twentieth-first Centur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42 F.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han Paul, 1944; F. Hayek, ‘The Uses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1945.
43 A. Giddens,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A. Giddens, 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悉尼科技大学高级讲师，南开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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