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时代，带上西方印记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被斥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而打入冷宫，社会民主主义连同其他标记的「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因为来之内部，更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而大加挞伐。24到了今天的改革时代，当年贴上「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标签的许多具体政策和作法都已以不同的方式正名，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全面反思仍然姗姗来迟。
按官方说法，当今天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应该说，在这些理论出台之前的几项重大改革，如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发展多种经验和各种形式的乡镇企业、开放价格、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倒是受明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导下的国有经济改革，至今仍步履维艰。国营企业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拨改贷/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和「抓大放小」等几个阶段，迄今仍回天乏力、无法扭转国营企业效率低下、利润跨坡的颓势，不是延缓而是在加速「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使银行呆帐、工人失业等问题日益严重。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举世瞩目，「短缺经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已基本完成，社会整体生活水平也在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逼近。但是，由旧体制拖累和改革变形所积累下来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吏治****、大规模失业和天文数字的银行呆帐，也令世人忧心忡忡。25
从理论的角度说，中国改革的套路是遵从典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是试图谋求政府计划和自由企业、公（国）有制和市场秩序之间的妥协和共生，以创造超越资本主义的效率和社会公正。对于这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个别例外，当前国际理论界并不分享中国政界和理论界的乐观。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萌芽于20年代布哈林等人关于「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探讨，在30年代经兰格和狄更森等经济学家的系统化而成型。26此后便分成两支。一支是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们在书斋里的想象、展望、设计和论证，特别是在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框架内如何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建立「社会所有制」的可行性研究，但至今仍旧只是纸上谈兵。27
另一支是从50年代起在东欧、苏联各国相继出台的改革理论、实践和试验，曾经创造出一系列令人鼓舞的模式，最终则留下一连串失败的记录。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经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对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的权威解释是，原共产主义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在他看来，在基本维持原有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历史条件下，对市场经济的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经济效率，却无法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在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框架中的党政官员行政调节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并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形成互补关系，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和公平，而是与此相反，走向两种机制相互为害、市场纪律和行政纪律同时失灵的局面。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刚化格局的出现和各级官员职业选择多元化的可能性，在权钱交换利益驱动下的政纪败坏便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与此同时，由于原有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依旧存在，政府或各级党政官员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掌握着资源配置的大权，各种市场原则便往往不能贯彻到底，特别是国营经济领域的预算软约束痼疾无法消除。结果便是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失控和社会混乱。28
在西方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分支倒是取得了很大成就。本来，当19世纪中叶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在西方出现的时候，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概念是共通的，马克思虽然钟情于共产主义，但也认可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概念互换使用。只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世纪之交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大决裂，包括列宁、伯恩斯坦及考茨基之间的大论争，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才分道扬镳、势同水火。起初的分歧只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和方法。共产主义者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利用西方社会原有的自由民主制度来走议会选举的道路。共产主义者后来在许多不发达国家通过暴力革命取得了政权，建立起来的却是有违马克思初衷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社会民主主义者以1926年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出任首相为起点，也在欧美各国通过议会选举掌握或分享政权。但是，他们在执政过程中逐步放弃了消灭私有制、全面推行公有制及计划经济等等在他们看来不合时宜或有害无益的理想。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在欧美凯歌行进的时期里，社会民主主义者致力于基本上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加强政府干预力度、增加公共开支、刺激有效需求、实现完全就业、建设「福利国家」(welfare-state)等目标，因而不但与东方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同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区别开来。而自从70年代末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导致了意料不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同时高居不下的「滞胀」(stagflation)现象，完全就业等目标也不再坚持。29
社会民主主义者不断的让步与妥协也许令人沮丧，但正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实践使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马克思所体验和认识的资本主义社会变得面目全非：资本家的财富权力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工薪劳动者的权力、地位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社会财富因为「社会所有制」（股份制和各种公共基金的普遍化）的扩大而分散了，由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失业津贴等多种机制构成的「福利国家」也大大地减轻了贫困阶层的疾苦。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也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以白领工薪阶层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成为人口的压倒多数、而以制造业工人为主体的产业工人阶级降为人口的少数（约为百分之二十）。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所作出的妥协与让步，并不比社会主义自身的妥协与让步更少一些，以至于将当今西方社会继续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相当勉强，倒不如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更为恰当。当然，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化程度并不一致，以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北欧各国（还应该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程度最深，欧洲其他国家次之，美国程度最浅。
由于中国改革日益受到深层次问题的重重困扰，也由于西方掀起「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小小波澜，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在东欧的抬头或回升，中国人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趣在90年代末以来也日渐升温。中国社会的这种思潮变迁饶有兴味。国人在80年代曾经对现代化如痴如狂，但刚刚跨上现代化门坎便又开始了对现代化的诅咒；国人曾长期将苏联视为各弱小民族的监狱，但又对苏联的解体和各民族的独立深感悲愤；中国在80年代曾积极效仿东欧各国的改革经验，但在「苏东剧变」之后又立刻将东欧经验视为鸠毒；中国在80年代曾经将东欧视为必须追赶的先进，在「苏东剧变」之后又立刻将自己视为东欧必须学习的榜样。而当今的现实是，东欧和俄国已逐步走出了剧变所带来的混乱和危机，迈开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并开始从容地从事对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多种发展方向的多元选择。而中国则面临改革深水区的种种难题，穷于应付、捉襟见肘。与此同时，西方的社会主义势力也开始反击新保守主义的一些倒行逆施、特别是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种种政策，着手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更新」来迎接各种新的挑战。这样，在包括东欧在内的欧美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势力都在强有力地回应前一时期盛极一时的新保守主义回潮。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多少体现着全球范围内的思潮变迁。
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有多种表现形式。最明显的表现在于知识界对东欧社会民主主义实践的再认识和对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关注相映成趣。应该说，中国人在80年代就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国外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理论着作都有了中译本，并得到了广泛的介绍。「民主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别名」、「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加民主」、「民主社会主义是在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观点，曾在一定范围内广泛流行。30由于特定的语境，人们不能公开直接地提倡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而只能通过对「瑞典模式」的赞赏和介绍等间接方式表达其愿望。311989－1991年间国内外意外的重大变故突然打断了这一思想行程，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在90年代初再度沦为大批判的对象，直到90年代末才出现新的转机。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人们开始打破禁区、相对冷静客观地探讨苏联东欧的历史剧变。那些具有理论勇气的人们不再满足于将「苏东剧变」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戈尔巴乔夫等人倒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叛卖行经」，而是认真地探讨导致国家社会主义在那些地区崩溃的「深层原因」：阻碍社会进步、从而失去人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32至少是部分地基于对「苏东剧变」的这种新认识，人们才又恢复了客观地认识和评价社会民主主义的勇气。一些对社会民主主义素有研究的学者，郑重地将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当成「社会主义的分支」来借鉴。33更多的兴趣则集中于欧美走红的「第三条道路」，而且大都正确地将其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新表现状态。34
其次，在时下仍在进行的「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论战中，社会民主主义也是一个热门话题。35有趣的是，虽然部分「新左派」广泛利用新马克思主义等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以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词句，但由于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一些机制的钟爱和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情绪化敌视，他们之中多是些后现代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倒是「自由派」的思想主张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且不说「自由派」中间不乏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徒，如秦晖、朱学勤、何清涟等，「自由派」大都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双管齐下，而且除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外，都同时强调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热烈拥抱自由平等、社会公正和互助合作等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用秦晖的话说，他们所强调的是公民权力、个性解放、自由民主、平等竞争和程序公正等价值所构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36这种现象本来也不足为奇，因为就思想和知识谱系而论，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再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决策圈也开始关注社会民主主义。东欧的共产党在「苏东剧变」中相继改宗易帜、转变为社会民主党，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共曾一度引以为戒。但是，中共对社会民主党及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在90年代末以来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称，******的「三个代表」思想在2000年初刚刚提出，便立即遭到党内一些人士的异议，认为提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是向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党纲和通常标榜为「全民党」的社会民主党靠拢。这种指责并非空穴来风。从「三个代表」思想可以引申，由各类企业家和各界专业人士所构成的「有产阶级」，恐怕比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更有资格充当「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是，中共决策圈并不为所动，反而甘冒「离经叛道」之风险、加强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以借鉴其经验。37一些智囊机构或智囊人士更直接向党进言，建议模仿社会民主党、沿着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修改党纲。38据说国家体改办主任潘岳最近还提出了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宗旨的新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39
结 论
无论是就中国而言还是就整个世界而言，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选择都要求人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是摆在整个人类面前的新任务。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敏感性，对资本主义下定义是很困难的事。在我们的语汇里，资本主义素来名声不佳，总是与贪婪、剥削和压迫等字眼连在一起。应该说，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是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所作的充满敌意的概括核描述，道德义愤远远超过学术良知和学理的严肃性。根据人类社会这两个世纪以来的经验，从纯学理的角度说来，资本主义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为基础、将效率和利润置于首要地位的社会制度和相应的价值观念体系。从激励机制、经济活力和实现个人价值等角度说，资本主义的积极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资本主义所鼓励的确实是自私和竞争等人性中那不太光彩的一面、而不是利他和互助等等高尚的一面。因而可以理解，资本主义从来就不可能是道德家们所青睐的对象，在社会经济学说中最多也只能被视为「必要的恶」来认可。即便是因为宣告「历史的终结」而被当今世人视为资本主义头号辩护士的福山，实际上也没有直接为资本主义辩护。他置于共产主义对立面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自由民主主义」(Liberal Democracy)。而且，他也并没有被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冲昏头脑。当他瞻望人类的前景时，便再也没有回顾自由民主主义凯歌行进的历史时所带来的喜悦，而是对资本主义的隐患与人性的弱点流露出挥之不去的忧虑。40无独有偶，另一位举世闻名的资本主义辩护士布热津斯基在着书欢呼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之后，又大声疾呼人们去救治资本主义「大失控」的种种病态，诸如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贫富悬殊、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等等。显然，历史没有、也不应该终结于资本主义。41
然而，本来信誓旦旦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恐怕还要更加复杂。全球只有几个国家还挂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而且前途未卜。不过如果我们不是依然像以往那样狭隘地理解社会主义，有足够的勇气割弃那种动辄将倡言妥协的派别逐出教门的极左传统，社会主义者便不至于那么孤独。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是人类试图取代、超越或改造资本主义的尝试，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它们都视为社会主义的分支。原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和苏东剧变表明，那种以一党统治、国有制和中央指令性计划为基本特征的国家社会主义已彻底失败、失去人心。市场社会主义虽然稍胜一筹、但前景也不看好。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曾论证，由于人类知识的局限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社会主义者关于利用新自由主义均衡理论来测算供需平衡并编制完善计划的设想只不过是乌托邦；而且，由垄断性的国家权力机关取代个人的自主和经济决策并强制执行中央计划，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42经济学上的实证性研究并不妨碍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薪尽火传，但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困境以及它在东欧的失败记录，确实使这一思想流派罩着浓重的阴影。
时下在欧美走俏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恐怕是最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支派。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主义没有遇到难题。「第三条道路」正在受到左右夹击。来自右面的攻击将其视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束手无策的表现；来自左面的攻击则将其视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叛卖。「第三条道路」确实不像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那样旗帜鲜明，但诚如吉登斯所说，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和更新(renewal)。43「修正主义」的恶谥在社会主义阵营其实也已不再那么吓人，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及时修正政纲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本应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常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所遇到的挑战相当严峻。随着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而愈演愈烈的资本外流和产业空壳化使完全就业成为高不可攀的目标；高增加公共开支来刺激经济和保证充分就业的政策已导致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相交为患的「滞胀」而难以为继；「福利国家」由于财政压力、广泛的滥用和人口老化等因素的侵蚀而春光难再；产业工人、特别是蓝领工人所占人口比例的急剧下降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选民人数）日渐消失。为了避免日暮穷途的命运，社会民主主义者唯有随机应变、迎接挑战。「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在高扬平等、社会公正和互助合作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同时，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提出以市场机制、公民社会和福利国家三强并重的方针来对付危机，似乎是令人鼓舞的因应之道，尽管社会民主主义再造辉煌还要假以时日。「第三条道路」近年来在英、美两国格外引人注目，并不是因为那里的社会民主主义事业更为先进，而是从70年代末开始对劳工立法和「福利国家」的新保守主义反44攻倒算在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为害最烈。
当今世界与以往其他世代一样存在着多种发展的前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性兴趣未必能构成「历史潮流」之类的东西。不过，根据人类现有的经历和经验，社会民主主义显然是能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一种制度安排。基于中国的改革陷入左右为难的局面、提高经济效率和建全社会基本生存保障的两种任务都同样迫切、以及中国广大干部和民众有限的心理承受力，具有鲜明妥协性格的社会民主主义实在不失为明智的选择。这种归宿也许没有中国人最初拥抱社会主义时那样激动人心，但却无疑是沉稳成熟的表现。
当然，即使人们确立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各国走向这一目标的途径可能因为出发地点的不同而迥然异趣。如果说西方沿社会民主主义方向发展的难题在于资源配置的进一步社会化（社会所有制）和加强对资本的控制；那么中国的难题可能更多地体现于政治的民主化和资源的解放。民主化的关键内容当然是建立和完善名副其实的宪政。而社会民主主义方向的民主化还特别强调市民社会的成熟和完善。这一方面是指建立维护各种个人神圣权利的法律框架，使这些权力不再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和威胁；另一方面是指各种职业机关、社会团体和专业协会从国家那里独立出来、能有效地维护其成员的利益并有效地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是力求建立强社会、强市场和强政府三强并重的社会体制。但愿社会民主主义能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新的福祉，尽管「福利国家」的实现程度只能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注释
1 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丁守和、殷叔彝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冯崇义着：《罗素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2 参阅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载《每周评论》第一期，1918年12月22日。
3 真实或想象中的民族屈辱常使大批亲西方的中国知识份子迅猛地转向反西方的立场。类似的例子还有1946年12月美军****北大女生沈崇事件、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会失败事件和1999年5月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事件。
4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页1359－1360。
5 参阅陈汉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
6 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载《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
7 <本志宣言>，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8 陈独秀：<谈政治>，载《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陈独秀：<独秀致罗素先生的信>，载《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陈独秀：<社会主义评论>，载《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载《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1921年3月；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
9 谭鸣谦（即谭平山）：<德莫克拉西之四面谈>，载《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3月。
10 谭鸣谦：<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载《新潮》第2卷第3号，1919年12月。
11 杜威：<美国之民主的发展>，载《每周评论》，第26期，1919年6月15日。关于杜威在华演讲的影响，参阅Barry Keenan,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2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类似的观点参阅；<甚么是现在的时代精神>，载《教育潮》第1卷第3号；<说德莫克拉西>，载《新空气》第1卷第1号。有人更直截了当地表示要「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压迫的和平幸福的新社案会」。<发刊词>，载《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
13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参阅Donald Sasso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I. B. Tauris Publishers, 1996.
14 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页13。
15 详见朱建华、宋春主编：《中国近现代政党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英文着作参阅Lyman Van Slyke,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s in Chinese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Roger B. Jeans (ed), Road Not Taken: The Struggle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pp. 339-345.
16 参阅许纪霖：<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遗产──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顾>，载《开放时代》(广州)，1998年第4期。许纪霖：<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秩序──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历史考察>，载《开放时代》(广州)，2000年第1期。许纪霖认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思潮是社会民主主义。
17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1941年10月10日），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1。
18 施复亮：<何谓中间派>，载《时与文》第1卷第1期，1947年3月。施复亮原名施存统，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倒很熟悉。
19 <中国民主同盟纲领>（1945年10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66－70。从内容上看，「民盟」的这一政纲很可能参考了英国工党1945年第44届年会所发表的题为《让我们面向未来》的政纲。「民盟」的一些领导人与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联系本来就相当密切。1945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以压倒多数获胜、上台执政，其冲击波可想而知。
20 当然，当时的国内、国际舆论也有将社会民主主义称为「第三方面」的时尚。参见<社评：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载《大公报》（天津），1948年1月19日。
21 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载《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
22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出版社1948年版。转见蔡尚志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页220－221。
23 <******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载《解放日报》1945年10月12日。
24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运动史上将「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视为主要敌人，大抵始于列宁1920年7月19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29页。
25 参阅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左辅主编：《21世纪谁给你饭吃：中国下岗与再就业问题聚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张建华主编：《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张学斌等：《改革危险期》（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陈波：《中国反****二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26 O. Lange,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4, No 1 & 2, 1936-1937; H. D. Dickinson, The Economics of Soc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27 代表性着作有W. Brus, The Market in a Socialist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2; A. Nove,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3; D. Miller, 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 Oxford: Clarendon, 1989; R. Blackburn, After the Fall: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91; J. A. Yunker, Socialism Revised and Modernized: the Case for Pragmatic Market Socialism, London: Praeger, 1992; C. Pierson, 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 The New Market Soci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28 J.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29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历史，参阅D. Sasso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I. B. Tauris Publishers, 1996. 社会党国际1951年曾通过决议用「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概念替代「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概念，以强调他们与共产主义****政治的区别。东欧和原苏联在80年代末的改革过程中也曾经打出「民主社会主义」这面旗帜，或被人冠以「民主社会主义」。但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早就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30 徐崇温：《民主社会主义评析》（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页2。
31 代表性的着作有黄范章：《瑞典「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兴耕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黄安森、张小劲编：《瑞典模式初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32 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参阅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33 参阅向文华对殷叔彝、黄安森的访谈，载向文华主编：《世纪末的思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页153－181。
34 参阅王学东、陈林等：《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王振华、刘绯、陈志端主编：《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5 参阅许纪霖、刘擎、罗岗、薛毅：<寻求「第三条道路」──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对话>，载许纪霖：《另一种启蒙》(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页276－302；李世涛编：《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袁伟时：<自由主义论争管窥>，载《开放时代》（广州）2000年第2期。
36 秦晖：〈「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读吉登斯着（第三条道路），兼论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问题>，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第10号；秦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载《战略与管理》（北京）2000年第5期。
37 Willy Wo-Lap Lam, ‘Appealing to the Modern Comrad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 November 2000.
38 <江总传批转政改方案>，载《香港经济日报》，2001年2月22日。
39 未经证实的全文见潘岳：<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载《开放杂志》（香港）2001年7月号, 第28-38页。
40 F.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particularly ‘Part V The Last Man‘.
41 Z.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d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89; Z. Brzezinski,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Twentieth-first Centur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42 F.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han Paul, 1944; F. Hayek, ‘The Uses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1945.
43 A. Giddens,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A. Giddens, 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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