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政治学自80年代初恢复以来，经过学界广大同仁，尤其是老一代政治学家的艰苦努力，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发展。但是，不能不正视的是：我国政治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还不够壮大，学术阵地还比较狭小，研究成果还不算丰富和深厚。政治学发展的这种状况，近年来在广大政治学者中已有不少议论，也引起了我们的忧虑和思考。这种状况的出现固然与客观环境有关，但我们以为，关键还是在于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建设。基于对政治学发展的关心和责任，本文拟对我国政治学自身建设的现状做一番评估，并就我国政治学摆脱目前不景气状况的出路谈些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并期望抛砖引玉，引起讨论。
毋庸讳言，我国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落后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从我国政治学自身建设的角度看，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长期存在以下诸方面问题。
首先，政治学自恢复以来，对政治学基本范畴的研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有自己特有的范畴体系，拥有自己的范畴体系是一个学科自立于学科之林的基本依据，也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但是，现有的政治学范畴，仍然主要是该学科恢复初期从科学社会主义等传统学科中直接借用来的，而没有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层次严密的范畴体系。由于没有逻辑严密、基点统一的范畴体系，导致我国的政治学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学科语言，这种状况使得许多政治学研讨没有可供政治学界通用的、专门化的、规范的、严密的、统一的表意符号。同一个词语，从不同人的口中说出来，却具有不同的含义，代表着不同的概念，如何能真正讨论问题？虽然讨论的问题是政治现象，但如果是随意使用“大白话”，或者是原封不动地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范畴，就不会成为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
其次，我国政治学也缺乏学科化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一个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的方法论，有一整套具有鲜明学科特点的基本研究方法。而政治学目前所使用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基本研究方法仍然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还要不要呢？当然要。但是，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世界观层次的方法论的指导下，还应该有本学科的方法论和基本方法。在政治学中，除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外，还应该有哪些方法，这些方法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对此迄今尚未见到系统的论述。
由于上述问题，与恢复后发展较快的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的学科体系显得比较陈旧，中国政治学者关系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似乎依然停留在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刚刚恢复时编写“政治学原理”教材的启蒙阶段。进入90年代以来，出版的政治学理论性着作不多，现在见到的各种“政治学原理”教材，绝大多数还是80年代前期或中期编写的。由于没有自己特有的范畴体系，某些“政治学”着作和教材与其他学科的内容相仿，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个别政治学原理教材让人读起来似乎与其他某些学科如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或者只是关于各种政治现象的描述的拼盘，各个部分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这些都说明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需要学界给以更多的重视，付出更多的努力。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新近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在政治学的理论体系等方面，做了一些富有时代气息的探索。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是当前政治学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政治学无论有多么大的区别，它们都必须有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必然集中地体现在理论体系的区别上。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应该能够反映出构建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主导思想、实践功能和价值取向等等。那么，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应该有哪些呢？
第一，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从事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理论指南。如果以为中国政治学可以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不了政治学，都是错误的。但是，这里同时需要弄清楚的是：首先，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政治学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有相当的论述属于政治学的范围和内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某些范畴和概念与政治学有所交叉，其所研究的问题中有不少也是政治学所要研究的问题，但政治学在认识和研究这些问题时也要从本学科特有的视角出发，使用自己特有的范畴体系和基本分析方法，并达到本学科所应有的广度和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指导政治学的过程中，它的基本精神和分析方法以及某些有关的范畴和概念，在融入政治学的理论体系而成为政治学的灵魂的同时，它们自己也学科化即政治学化了。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政治学，这是推进学科繁荣和发展的原则，但并不意味片面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某些词句，也不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现成的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再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要积极地大胆吸收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对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和各种思潮，要注意研究，科学分析，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政治学和科学技术一样，也经过了一个迅速发展的过程，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概念工具，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而恰恰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政治学与世界的政治学的联系和交流中断了许多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忽视甚至限制吸收外国政治学的成果，就不可能有中国政治学的繁荣。对外国的东西，不能生吞活剥，盲目照搬。当代国外政治学的成果中，许多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鉴别科学与谬误，吸收和消化那些能够为我所用的东西，用来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并使之纳入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
第二，中国政治学理论应该研究和反映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因此，中国政治学必须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探讨我国的政治应如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事业，如何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政治学应该关注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增强之间的关系，由此探讨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立场、方法开展对民主政治的研究，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间里我国政治学的重要任务。关于社会主义民主，过去对它的本质上的优越性研究得较多，但对它的实现形式（包括机构、程序等）却注意得较少。而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民主制度的时候，民主的形式问题应引起学界的特别重视。为此，就要研究古往今来民主政治建设的得失成败；要用政治学的眼光，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各国尤其是我国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做出自己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指明了方向。中国政治学需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指导下，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现象及其规律。同时，还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总结中国古代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分析近代以来为探索救国图强之路而出现的各种政治理论，比较西方的政治思想及其发展线索，把各种政治学说放在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理清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络，比较中国和西方政治思维的共通性和差异性，从而科学地吸收古今中外各种政治思想中的合理内容，使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建立在深厚扎实的基础之上。
第三，中国政治学应当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体系。中国政治学的范畴，应当是在对政治现象的本质加以概括和抽象的基础上，形成观念地反映政治的特性和各种政治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作为认识和掌握政治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在建立学科范畴体系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的研究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把商品作为研究的起点，抽象出了价值与使用价值，并从抽象到具体层层推进，形成了一个庞大、严谨、科学的范畴体系，从而揭开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为了建立政治学的科学的范畴体系，我们就首先需要努力完成对社会政治关系的最高抽象，确认最基本的政治现象，抽象出它的本质一般，将反映这个本质一般的概念确立为政治学的核心范畴。然后，再从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个别，形成反映纷纭复杂、云诡波谲、变幻万千的一个又一个政治现象的具体概念，再进行新的综合，形成一个含义确定、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范畴概念体系，成为反映政治现象之网的政治学概念之网。在建立中国政治学范畴体系时，必须处理好两个借用的问题，一是从其他学科借用某些概念，二是从外国政治学概念体系中借用某些概念。这两种借用都是必要的，但是，都不能简单地“拿来”。前一种借用概念必须使之政治学化；后一种借用概念则必须使之中国化。无论哪一种借用，都必须把借用来的概念改造成为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并确认其在中国政治学范畴体系中的位置。借用来的概念，不能游移在中国政治学概念之网以外，也不能是坠入政治学概念之网的网中之物，而必须脱胎换骨，真正成为网上的一个“纽结”。为此，就需要确立它们与政治学核心范畴的逻辑联系，使之在政治学范畴之“网”上定位。
加大基础研究的力度是当前构建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关键。一般说来，一个大的学科都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或对策研究两大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政治学当前陷于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视了基础研究。政治学要走出困境，要维护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独立存在的权利，就必须加大基础研究的力度，就要在构建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方面下工夫。作为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必须具备以下三大要素：确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独立严密的范畴体系和基本分析方法。因此，所谓加大基础研究的力度，首先就是要在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范畴体系、研究方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方面下一番真功夫，不急功近利，不追逐时髦，而是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头做起，坚持不懈。我们认为，为了加强政治学基础研究的力度，当前应当做到：
第一，在重视政治学应用研究或对策研究的同时，必须重视基础研究。这个问题目前在许多学科中都存在。但由于政治学恢复后发展的历史较短，基础研究尤其薄弱，因此加强基础研究显得更加重要。对此既要解决认识问题，也要解决政策导向问题。在认识上，一谈科学研究要为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服务，就忽视基础研究，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其实这是把“需要”与“应用”简单地等同起来，把“眼前的实际”与“长远的目标”割裂开来，看不到基础研究对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指导作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社会科学“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是非常及时的。发展应用研究并不意味着非得以牺牲基础研究为代价。任何一个学科，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的支撑，应用研究是不可能取得丰硕而且先进的成果的，应用研究的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在政策导向上，由于基础研究往往需要下更深的工夫，出成果的周期更长，而现行的科研成果评估机制不够完善，如教学科研人员评定职称虽然也强调科研成果的质量，但对成果质量的评价往往难以掌握，实际操作起来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主要是依据科研成果的数量，这就会误导和驱动人们去追求所谓“短、平、快”的东西。因此，我们主张加大鼓励和支持基础研究的力度。
第二，在基础研究中，尤其要鼓励和支持从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开始。一个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有赖于长期、扎实的学术积累。从现在起，学界应有计划、分阶段地就政治学自身建设中的基本问题开展充分、反复的讨论。通过研究和讨论，深化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理解，求得基本共识。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明确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及政治的概念、政治的本质、政治的根本功能，政治的伦理和价值判断，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联系，政治学的学科体系，等等。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把自己的对象和范围搞清楚，政治学也不能例外。政治学的对象、范围和学科体系，是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建设的起点，尤其应该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个问题本来在80年代前期曾有过比较认真的讨论，大体上形成了共识，并出版了专门的论文集〔1〕，可惜的是这种讨论没有继续深入， 以至于甚至在政治学界内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又变得模糊起来。因此，重新开展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和讨论是很有必要的。
其次，构建政治学的范畴体系。为了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范畴体系，就要分别确定和论证政治学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建一个学科的范畴体系，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不能指望凭着一时的灵感或感性印象随意列举，而必须通过科学的思维和严密的论证逐一加以证明，并接受逻辑的和实践的双重检验。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必须接受的基本训练和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就是会使用政治学的学科语言即本学科的范畴、概念来讨论问题。只有做到这一点，政治学者相互之间才能实现真正的学术沟通，展开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讨论，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才能达到更高的学术水准。
再次，确定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任何一个学科都应该拥有属于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体系，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多角度、多层次的，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角度。在学科的方法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层次，政治学也是如此。处于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是世界观层次的根本方法，而处于核心地位、能够体现学科特点的是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最后是作为一般分析工具的具体研究方法。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相互照应的，必须围绕这些问题，长期坚持，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层层推进，进行政治学的学术积累，形成完整的、逻辑严密的中国政治学体系结构，从而自立于学科之林。
第三，为了形成比较成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目前要鼓励和提倡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鼓励和提倡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只有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才能使我们多侧面、多层次地认识学科研究的对象。
在世界观层次上，应该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当然，它们作为人类的科学思维方法，也要不断吸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要注意吸收现代系统理论和生态理论，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科学思维。
在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层次上，阶级分析的方法仍然应该占有它应有的位置。同时，应当看到，在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一方面，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因而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是我们分析阶级斗争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的重要方法。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面对的通常是大量存在的社会经济文化矛盾和政治矛盾。这样，仔细地分析和谨慎地处理好这些矛盾，就成为我国推进政治发展、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怎样才能准确、清楚地分析当前我国的这些矛盾，分析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就成为我国政治学界应特别关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创造新的分析方法。我们注意到，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有不少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基本分析方法以及相应的范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用于分析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概念工具，虽然这些范畴和工具还不一定成熟。面对时代的要求，政治学应当通过努力形成富有时代气息的政治学基本研究方法。
在一般分析工具的层次上，要不惧怕引进国外政治学所使用的许多具体研究方法，如此较研究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制度分析的方法、行为分析的方法、文化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等等。这些方法经过认真消化，是完全可以作为中国政治学的工具性一般方法的。政治学恢复以来，我国政治学界在介绍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在要做的是不再停留在一般介绍的水平上，而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用这些方法实际研究几个具体的问题。
第四，要提倡政治学的学术化。政治学要为现代化事业服务，为解决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由政治学来直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政治学的任务是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政治现象，而不是代替执政党和政府直接制定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政策和纲领。政治学要实现为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建设服务的任务，还有待于其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一定的政策和纲领。这个转化过程不能由政治学自己来完成，而应由政策的制定者运用包括政治学研究成果在内的各个学科的成果，通过决策过程来完成。这就是说，政治学是通过学者的学术活动而不是政治活动来为社会服务的。这就要求政治学实现学术化。怎样才能使政治学学术化呢？我们以为，政治学在自身建设中要排除各种非学术的干扰，实现政治学研究的理性化。实现政治学的学术化，首先要实现政治学队伍的学术化和理性化。有一支高水平的学者队伍，是一个学科兴旺、繁荣、发达的根本条件。面对政治学的现状，搞好队伍建设显得十分紧迫。由于种种内部的和外部的原因，政治学的队伍不够稳定，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功底不够扎实深厚，可以说，政治学队伍的学术化是当前政治学自身建设的关键中的关键。政治学者要讲政治，这是没有疑问的，这里所谓讲政治，就是要在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指引下，保持清醒的头脑，以理性的眼光，从学术的角度研究政治，以学者的智慧和理性理解、研究、阐释政治。
第五，发挥中国政治学会的协调和组织作用，发挥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的导向作用，发挥《政治学研究》的主阵地作用，通过研究活动加强政治学自身建设。中国政治学会和各地方的政治学会作为政治学的学术团体，要把积极引导、组织和协调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目前尤其要集中组织一部分力量从政治学自身建设的基本问题搞起，使我国政治学的学术水准上一个新台阶。由国家权威机关和各级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所发布的政治学学科研究课题的指南，直接表明国家提倡、鼓励的研究重点，具有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为了促进和推动整个学科的建设，它们应该具有高瞻远瞩的科学眼光和开放宽容的博大胸怀，兼顾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在当前，则尤其要强调给予政治学自身建设所急需的基础研究以强有力的推动。在课题的设计中，应注意学科结构的完整性。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需要，各个分支的课题数量的多寡可以不同，侧重点可以不同，但是，一般说来，在任何时候，学科的各个分支在课题总数中都应占有适当的比例。长期以来，政治学的专业学术园地极少，《政治学研究》最近得以恢复是政治学界的一大幸事，广大政治学者都应关心它，支持它，爱护它。《政治学研究》作为我们唯一的一块专门化阵地，应在推进政治学的自身建设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可以考虑开辟关于政治学自身建设和学科基本问题研究的专栏，通过广泛、深入、反复的讨论，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求得基本共识。
有了政治学的成熟，才会有政治学的独立和自立，到那时，我们看到的将是中国政治学的发达和繁荣。我们相信，这就是中国政治学的明天！＊
注释：
〔1〕80年代前期关于政治学范围和学科体系的讨论中， 大体上形成了共识，即政治学可包括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行政学、外国政治制度、国际政治学等，虽然具体名称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参见许崇德等编：《什么是政治学》，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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