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大学师生在五四时期，积极参与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新思潮的讨论，并且投身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金陵大学是近代著名的教会大学，前身是1888年美国教会创办的“汇文书院”，1910年与“宏育书院”合并，改名金陵大学。1927年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注册，1952年与南京大学合并。在60余年办学历史中，金陵大学培养了众多科技与文化人才。与此同时，金陵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涌现了夏征农、谢韬等一大批共产党员，以及陈景星、石璞等烈士，为国家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学术界对于金陵大学师生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相关的校史也缺少记载。
金陵大学教师以美国人为主，他们来华前均在欧美接受过高等教育，有些还具有博士学位，为向中国传播西方科技与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金陵大学早期学生大多出身贫寒，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他们深感国家和民族危机，积极寻求救国思想。这些都为社会主义思潮在金陵大学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一、国内思想混乱局面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制度，但是数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在短期内是无法完全消除的，此后不久就出现了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在复古思想的同时，各种西方思想大量涌入，国内思想界一度出现混乱局面。
金陵大学学生谢承训认为，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当时中国处于“文化恐慌的时代，固有的文化不够用，西方的文化不适用，新文化又未出世”[1]p17。面对这种混乱局面，一些人产生悲观思想，他们认为在社会现实面前，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李小缘指出，“我时常听见说：当今天下大乱，各国争雄，党势相争，各饱私囊。……或者‘气候’‘气数’‘气运’为之。……我们作小民的真不得了，不得了，这话平心想起，也还不差”。但是，这种思想对于社会进步毫无贡献，他们“看不出世界一点光明。他这样也不是，那样也不是。最后的方法就是一死，梁巨川先生不免就是这样下场”。真正的中国青年，应该“利用以往的好，增进现在的好，务使将来比现在还好，要是这样，所以现在不得不急须抖起精神，努力改造现在，使我们能得一个满足的、丰富的、继续而有进化的生活”[2]p51-53。当时的遗老遗少思想保守，“硬要把二十年前道德观念……强迫着我们去行”[3]p64。针对这些旧思想，金陵大学师生对其进行了批判与斗争。
活跃在五四时期的金陵大学学生，刘国钧、方东美、李儒勉、唐启宇、黄仲苏、李小缘等均出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幼年时接受了传统的旧式教育，进入金陵大学后开始学习西方知识体系，培养了独立的思想，他们更容易接受新思想。
“社会主义思潮”是一个历史概念，是指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以“社会主义”为名的各种西方思想，除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还包括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欧文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柯尔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等。虽然其中很多思想被证明不符合中国国情，但在当时的中国却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正视历史，总结经验，有利于我们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金大师生与西方思想的引入
金陵大学教学模式与美国接轨，校内师生对西方社会、思想动态了解较为深入。在金陵大学学报上，不时会有介绍穆勒、斯宾塞、柏格森、倭铿等西方思想家的文章。
五四前后，罗素、杜威等欧美学者纷纷来华宣传其思想，并且在中国青年中产生巨大影响，金陵大学学生均参与了这些活动。杜威(J Dewey，1859—1952)是美国哲学家，他在南京期间曾在金陵大学做过一次演讲。他认为，中国“国运衰微，他日正未可限量也。若藉外力或少数领袖以自救而救国，则非余之所敢知矣”。因此，“自助及勇为为发展共和生活之根本教育，及社会进化之根本原则也”[4]p10。他还与南京地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进行了一次交流，畅谈教育、妇女、哲学等问题，方东美、黄仲苏等金陵大学学生参加了这次会谈。罗素(B Russell，1872—1970)是英国哲学家，1920年至1921年来华，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进行了近20个主题演讲，涉及哲学和社会政治等领域。金陵大学学报《金陵光》曾发表王绍基翻译的《罗素眼中所见之中国改造》一文。虽然罗素、杜威等实质上是改良主义者，但是不可否认，他们所提倡的改革倡议对打击守旧势力曾起到一定的积极影响。
无政府主义在当时思想界影响较大，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产生过推动作用。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有不少人信仰过无政府主义。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M S Bates，1897—1978)认为：“五十年来，新异政治之思想中最足动人兴趣者，莫若无政府主义，夫无政府主义其真实不过为极端之个人主义，吾人试寻其该可以远徵于希腊，而索其类似之自我主义与杨朱也。若欲窥无政府主义之全豹而见强有力者之主张则必于普鲁东、托尔斯泰、巴库宁与克鲁泡特金等之著作求之。”[5]p35-36贝德士认为，无政府主义在反抗权威、思想解放、追求人生价值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过，贝德士本人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的拥护者。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重要的社会团体，1919年成立于北京，发起人为王光祈、李大钊等，会员包括毛泽东、赵世炎、邓中夏、张闻天、恽代英等。金陵大学学生李儒勉、刘国钧、黄仲苏、唐启宇、方东美等均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并且是《少年中国》杂志重要撰稿人，方东美、黄仲苏等还负责编辑学会会刊《少年世界》。
据统计，金陵大学学生在《少年中国》发表文章有：
方珣：柏格森“生命哲学”，第1卷第7期
刘国钧：新唯实主义发凡，第1卷第11期
方珣：唯实主义的生之哲学，第1卷第11期
Ralph Barton Perry原著，查谦译：新唯实主义，第1卷第11期
查谦：新唯实主义的认识论，第1卷第11期
Sarah Unna原著，刘国钧译：罗素之当初和现在，第1卷第11期
刘衡如：保守之心理，第2卷第2期
Durant Drake著，李小缘译：自托尔斯泰学说上的俄罗斯解释，第2卷第3期
黄仲苏：英国劳动运动之实况，第2卷第10期
据统计，金陵大学学生在《少年世界》发表文章有：
方珣：美国群学会的年会，第1卷第3期
方珣译：一九一九年之俄罗斯，第1卷第4期
刘国钧：欧战后美国哲学界思想的变迁，第1卷第4期
赵叔愚：新俄罗斯建设之初步，第1卷第6期
李小缘译：拯救俄罗斯须在她的妇女，第1卷第8期
方东美译述：罗素眼中苏维埃的俄罗斯——一九二零年，第1卷第10期
李儒勉：一九一九年旅欧观察之一瞥，第1卷第12期
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金陵大学学生翻译、撰写了很多与西方思潮相关的文章，并关注到苏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反映出“以俄为师”社会思潮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很大。
三、金大师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清末中国知识界就有传播，但影响力较小，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及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其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不过，面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知识界目不暇接。金陵大学学生谷旸认为：“我们要晓得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的时代，那十九世纪的人必定来与社会主义反对的，就说社会主义的著作是含着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运动是近了过激党的形迹。”[6]p35可见，当时很多人误解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
金陵大学教授夏伟师(G W Sarvis)指出：“社会主义所建立的基础中国是没有的，社会主义的政府权力是扩充到无限大，而中国的政府是著名的有名无实的，社会主义需要对大众的忠诚，而中国是素来以地方色彩著名的，社会主义需要极绵密而精细的组织，各部的关系要非常均衡，而中国在政府或工商业方面从来就没有很绵密的组织以与西方各国抗衡的。社会主义需要受教育、有智慧的公民，而中国在数十年内不识字的还多呀!而且我们要记着单单识字能看书还不配做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民呀!知识、判断、经验统统是必要的。”[7]p17他的这一判断，是源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与中国现实的巨大差距，因此夏伟师强调教育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这种思想在当时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影响，金陵大学很多师生积极参与其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杭立武提到：“社会主义的平等是机会上的平等，每个人都有选择新生活的权利，没有阶级差别。”“社会主义另一个基础是平等，社会主义者认为财富分配应该按劳分配，不劳动者，无收获。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并非等同于物质主义，它不仅仅关注于物质财富。它也将精神上的平等、自由和正义具体化。”[8]p42一位金陵大学学生认为，“社会主义是一项高于资本主义的事业，中国是适合社会主义的”，但是他强调“社会主义的实行并非一个突然的和随意的过程”，只有通过“普及教育，宣传，研究，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调节分配，宗教”[9]p46-50等方面的工作，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基础。
陈昌胜指出：“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敌人，他夸大了资本主义体制的罪恶，并且引发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无休止的斗争，他认为只有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建立一个有希望的社会，他声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过虽然资本主义有不足之处，但是“就目前中国的经济条件来看，一切应该从事的工作以及目的，都需要资本主义。可惜的是有关资本主义的错误观念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却存在一道阻隔。如果中国希望获得工业的进步，它应该认识到鼓励资本主义发展是推动实利主义的唯一途径”[10]p33。
谢良德认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辛迪加主义均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平均地权，发展农业，规范工业，发展交通运输业，社会改良”[11]p38。只有通过这些基础性工作，社会主义才能在中国实现，这实际上是宣传三民主义。可见，当时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可以走英美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与他们长期接受欧美文化教育有着密切关系。
从金陵大学师生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来看，他们对社会主义理想表示赞同，但是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有的人认为，应通过社会改良的方式，避免激进的社会革命;有的人鉴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认为中国还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应该先发展资本主义。从实质上看，他们所提倡的大都是改良主义道路。
通过对金陵大学师生与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关系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金陵大学师生在传播西方政治、哲学、社会思想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并且对社会主义思想展开热烈讨论，积极参与“少年中国”学会活动。他们大多赞同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虽然他们所介绍和宣传的“社会主义”并非科学社会主义(马列主义)，而且他们后来大多并未成为职业革命者，但是他们在批判旧思想、宣传新思想，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等方面的贡献还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姜庆刚 来源：党史文苑 2016年2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