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历史背景下领导了1975年全面整顿，取得了重要成效。在此过程中，他对关系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主要包括：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有安定团结的国内政治局面，也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要以搞建设、发展经济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做工作要立足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基本国情;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重视对外开放。他的这些宝贵思想，是对符合现阶段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回顾和研究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理清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正确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前提。1975年2月，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对“文化大革命”中搞乱的各条战线进行大力整顿，取得了重要成效。邓小平在领导1975年整顿期间，围绕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和观点。他的这些重要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探索，指导了整顿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建设社会主义要有安定团结的国内政治局面，也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国内政治运动跌宕起伏，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同时，党对国际局势作了过于严重的判断，影响了国内工作的开展。在领导1975年整顿期间，邓小平提出，做好治理整顿工作需要在国内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时他还提出，做好国内工作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于国内局势和国际形势的正确认识和判断，是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取得成效的重要前提。
邓小平在领导1975年整顿过程中认识到，把整顿工作做好，必须结束国内混乱的政治局面，保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认为，国内政治局面的稳定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为此，他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努力营造稳定的政治局面。他以毛泽东提出的“三项指示”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契机，着重强调要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此，他在不同场合作了多次阐述。1975年1月12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针对有人提到有的部队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问题时指出：“第一条应该是安定团结，毛主席去年就讲了这个话。”并进一步指出：“安定，包括落实政策。没有大的问题，就赶快作结论”[1]p5。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谈保持政治的安定团结问题。2月1日，邓小平又讲话指出：“毛主席在十届二中全会就提出，现在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并强调：“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要指示。”[1]p155月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在提出贯彻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时，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实现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7月4日，邓小平讲话强调：“毛泽东同志去年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团结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2]p12此后，他又多次讲话强调，要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对国际环境的判断，直接关系到国内整顿工作的开展。这一时期，邓小平就国际形势问题发表了多次谈话，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作了客观、符合实际的判断，强调办好国内的事情特别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1975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荷兰客人谈到世界局势问题时指出：“欧洲朋友见到我们就说希望和平，其实我们比你们还需要和平。”并强调：“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我们的建设就更顺利一些。”表达了中国党和政府对保持和平国际环境的良好意愿，阐释了保持和平国际环境对于搞建设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指出：世界局势“由不得我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p2。对当时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形势也有着客观的认识。此外，邓小平对世界和平与战争力量的对比、世界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等重要问题都作了科学准确的判断。同年2月1日，他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指出：“现在看来，国际形势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并说：“这次，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革命和战争的关系问题的提法有改变，就是‘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他还指出：“世界大战的危险是个现实问题，但是可不可以争取几年之内不打?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把我们的力量加强，把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加强。”[1]p15阐述了对国际形势的积极认识和判断，提出了降低世界大战危险、争取有利国际环境搞建设的思想。5月12日，邓小平在出访法国时再次指出：“我们希望有一个较有利的国际条件，以便进行我们的建设事业。”再次强调了保持良好的国际环境对于国内建设的重要性。同时，他还强调：“在争取较好的国际条件的同时，我们要对形势的突变作足够的估计，并且要做好切实准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1]p43说明他在强调争取国际和平环境的同时，对潜在的战争威胁也作了充分的预判和准备。
二、建设社会主义要以经济建设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错误思想，全党、全国人民陷入各种政治运动和斗争当中，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使社会主义建设偏离了中心轨道。邓小平在领导整顿工作期间，多次强调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多次提出要将抓生产、发展经济放到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以此指导了整顿工作的顺利开展。
邓小平强调抓生产、抓经济，首先因为他深刻认识到了经济发展和物质基础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性。1975年1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时很具前瞻性地提出了经济独立的问题。他指出，我们这些国家“要真正完全独立，光政治独立不够，还要经济独立、文化独立”。并强调：“现在第三世界的经济独立刚刚提上日程。经济上的独立恐怕还要几十年的时间，文化方面花的时间更久。”[1]p11这次谈话非常深刻地提出了经济和文化发展在国家独立、发展中的重要性，指出了经济和文化发展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总结。邓小平还提出，没有经济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就无法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3月5日，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1]p25阐明没有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基础，是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在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重要性的基础上，邓小平在领导1975年整顿期间多次提出，要抓生产、抓建设，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搞好国民经济，有效指导了整顿工作的开展，产生了良好效果。1975年2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好好地把建设抓一下。今天在座的各部门要认真地注意抓这个工作。”[1]p15-16强调将经济建设放在国家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上。3月5日，邓小平又讲话指出：“现在要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个大局是什么?到二十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强调：“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1]p25强调各项工作要围绕这个大局进行，突出了经济发展和建设工作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7月4日，邓小平又发表讲话指出：“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2]p12再次强调了搞好经济建设在各项工作中的重要性。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又讲话指出：“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就是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他指出：“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我们相信大家能够办到，但是不要疏忽大意，不要以为轻而易举。”[1]p98显示了对搞好经济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坚强决心。
“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片面强调搞革命、搞阶级斗争，将抓生产、抓经济歪曲为“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思想和倾向。邓小平在领导整顿工作期间，一方面多次强调抓生产、搞经济，另一方面对这种错误思想和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197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指出：“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2]p4并强调，我们必须认真地抓生产问题。强调了抓生产的重要性。6月12日，邓小平在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时又指出：“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1]p56严厉批评了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做法，强调不能将什么都看作是资产阶级法权。此后，邓小平又多次批评只抓阶级斗争、不敢抓生产的错误做法，强调要抓好生产，对指导整顿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建设社会主义要立足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基本国情
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取得重要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当时的中国国情作了十分客观的判断，形成了正确的认识。他认为，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人口多，但是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落后，人均收入低，从经济上看实际是一个小国。搞社会主义、发展国民经济，必须立足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基本国情，确立符合实际的发展目标。他的这一认识和判断，可以看作是对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初步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领导整顿工作期间，邓小平多次讲话指出，中国虽然人口多、地方大，但是从经济发展水平看还比较落后。这说明，邓小平当时对中国的国情已经有了十分客观、清醒的认识。1975年4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指出：“我们这个国家还很落后。我们也有一些雄心壮志，看能不能在二十世纪末达到比较发展的水平。”他还具体指出：“所谓比较发展的水平，比你们、比欧洲的许多国家来说，还是很落后的。我国人口多，有八亿人，人均国民收入还是很低的。钢要达到你们和欧洲、日本的水平，至少要五十年时间，而到那时候，你们又发展了。”[1]p30这一表述主要阐述了两个问题：一是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还处于比较落后的发展状况;二是根据国情提出了符合实际的发展目标，而不是脱离实际地提出过高的发展目标。6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朋友时再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我们要在这个世纪的末期达到现代化水平。“所谓现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当然不是达到同等的水平。”对于实现这个目标，他实事求是地指出：“在这个时期内还办不到，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情况，首先是人口比较多。”同时，他也很有信心地表示：“但还有二十五年的时间，我们有信心达到比较接近通常说的西方的水平。”[1]p52-53强调要立足国情提出切合实际的发展目标，对实现目标的艰巨性作了充分估计，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对实现目标充满信心。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在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成就的基础上深刻地指出：“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尽管有了这个基础，但我们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十年的时间。”[1]p98这说明，他对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有着客观、清醒的认识，强调要看到我国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发展还比较落后的状况，认识到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基于对国情的深刻认识，他对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作了客观判断。1975年2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冈比亚客人时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两个超级大国，即美国和苏联。有人说，好像中国也是一个超级大国。实在不敢当，没有资格。”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为什么没有资格呢?我们很穷嘛!如果从人口多、地方大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算是一个大国。但是，按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我们还是一个小国，所以根本没有资格当超级大国。”[1]p16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状况，客观地阐释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对于制定正确的外交策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总之，这一时期，邓小平已经客观地认识到我国的基本国情，既看到了发展比较落后的现状，也看到了发展的潜力和优势，同时提出了符合实际的发展目标。
四、建设社会主义要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同时重视对外开放
“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思想的错误指导下，出现了片面强调自力更生、排斥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的错误思想和做法，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不利影响。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对上述错误思想和做法提出了严厉批判。他在领导1975年整顿期间多次讲话提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道路，同时要重视与外国发展经济往来，吸引外国一切先进的技术、产品和管理经验，不排斥吸引外援。 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歪曲自力更生内涵、盲目排斥对外经济交流的错误做法，邓小平全面、科学地阐述了自力更生的含义。他指出，自力更生主要是指在立足本国、依靠自身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但并不意味着盲目排外、闭关自守，而是要在此基础上重视开展对外经济交流。1975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友好代表团时指出：“根据我们的经验，从建国开始，就要确立自力更生的思想和路线。这条路线并不排除吸收必要的外援，但是要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会使建设更快、更扎实、更可靠些。”[1]p20强调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将发展的立足点放到自己身上，自力更生地搞建设，在此基础上要注意吸收必要的外援，以更好地发展自己。8月23日，他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又指出：“我们立足于自力更生，就是依靠自己积累资金，建设自己的国家。但自力更生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意味着是一种保守主义。”[1]p85-86辩证地阐述了自力更生和吸引外援的关系，强调把发展的重心放在自己身上，同时反对闭关自守。9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再次强调，自力更生并不意味着拒绝吸收外国先进文明成果。他指出：“我们的方针还是自力更生，但不排除吸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成果。”
邓小平在领导1975年整顿期间，将发展对外经济交往放到了外交的重要位置上。他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多次强调指出，要重视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努力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产品，重视发展对外贸易。1975年5月12日，邓小平在访法期间同法国总理会谈时指出：“随着中法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应当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并明确提出：“我们希望从一些发达国家购买更多的技术和产品。”[1]p42即要将两国外交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积极发展经济联系、引进先进技术。5月16日，邓小平在访法期间又指出：“诚然，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所处的地位也不同，在不少问题上，我们两国不可能都采取完全一致的立场和做法。但是，通过这次会谈，我们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和相似点比过去所了解的要多。”并强调：“在今天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事情还很多。”[1]p45-46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我们双边商定“决定成立混合委员会，以推进两国经济和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1]p46。即要在承认中法两国政治方面存在差异的前提下积极寻找共同点，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认为和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开展经济合作，这在当时是很具有政治勇气和远见的。5月14日，邓小平在同法国总统会谈时又指出：“第三世界要求改变旧的经济秩序，建立一个合乎现在实际的新经济秩序，这是合理的。中国政府支持这个立场。”[1]p44阐述了支持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立场，将发展对外经济交往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邓小平在阐述对外经济交流思想时特别强调要重视引进国外新技术、新设备。8月18日，他在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提出，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并强调：“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2]p29体现了对引进先进科技的重视，提出了通过加强对外经济交往加快我国科技和工业发展的思想。在提出发展对外经济交流时，他还敢于突破僵化思维的束缚，尝试经济交流的新方法、新方式。9月20日，邓小平在回答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斯关于中国是否仍然不向外国贷款时指出：“还是这样，但可以采取延期付款的方式，我们可以接受这种方式。”[1]p101实际上提出了接受外国贷款的思想，这在当时是很具有突破性的。邓小平关于发展对外经济交流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是对改革开放后对外开放思想的有益探索。
邓小平在领导1975年整顿期间，围绕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和观点，是对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探索，成为后来党领导改革开放的理论先导。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3]p255他的这些思想，是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作者：杨肖 来源：党史文苑 2016年2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