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的动力源自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活力源自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当前科学发展和改革开放攻坚阶段，运行过程中存在五大问题：政府行政体系标准化建设、人口资源环境三要素改革、收入分配关系调整、市场经济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就业与改善民生保障。本文指出，只有不断深化推进相关重点领域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领我国社会加速转型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困境
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风险和挑战的关键。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引领我国社会的加速转型发展。这是因为：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念经过“顶层设计”与中国特色的渐进式社会民主政治建设智慧的有机融合，也已日趋完善;二是体制运行的要素尽管受制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还存在着“短板”和“缺项”，但仍有通过深化改革凝聚激发创造活力的广阔提升空间;三是在机制要素层面，已经彰显了我国政府主导市场经济的特殊优势，通过市场经济累积了巨大的物质基础，进而创造出社会组织结构向现代化迈进的价值体系。但目前我国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上，存在五个重点问题：
政府行政体系的标准化建设问题。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度依赖“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进行自由调节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主导和规制力量，以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受到地方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行政层级的差异性制约，政府行政体系的标准化程度降低，导致政府行政体系建设存在多方面问题。主要表现在：财税制度设计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基层政府“分灶吃饭”，数额较大较稳定的税种划归中央政府或作为共享税，而留给地方的税种小而杂、税源分散、收入零星，从而造成越到基层经济发展压力越大，形成全国基层基础工作相对薄弱、地方政府过度依靠“土地财政”。财政转移支付和政府调节“二次分配”越到地方越单薄乏力，势必造成各地经济建设“热点”同质化、“项目”行政化，为经济调结构、发展转方式提供了多层次、广领域的规避空间。历经多次“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结合的政府职能部门机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并取得重要成效，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的更高目标要求，因经济调节不当使市场机制弱于政策机制，因市场监管缺位造成经济主体竞争成本上升，因社会管理错位致使矛盾集聚政府行政，亦因公共服务不到位降低政府公信威望，建立阳光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的社会期望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显紧迫。
人口资源环境三要素改革问题。当人口年龄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阶段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泉，这被称作“人口红利”。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性机会与条件。进入21世纪，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已成未来发展的重大隐患。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除产业升级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急剧减少。而印度将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并拥有充足的年轻劳动力继续在“金砖国家”中赢得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撑优势。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决定了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将长期存在，资源刚性需求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呈现持续增长、供需矛盾不断加剧态势。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加快封锁压迫我国利用外部资源的战略步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规模对资源消耗的依存度居高不下，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经济安全。生态环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载体，尽管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政策治理决心并取得法制化治理成果，但生态环境问题仍然十分严峻，“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3以上;全国有荒漠化土地面积39.54亿亩，影响到4亿人口的生产生活。”如果不能有力扭转水系污染严重、土地荒漠化程度加重、城市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付出的将是高昂的社会代价，失去的将是根本的发展价值。
收入分配关系调整亟需稳妥推进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是社会公众普遍持续强烈关注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持续影响加剧了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使得选择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和提振国内市场，成为倒逼加快收入分配格局改革的重要推动力。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收入分配水平尽管总体维持温饱，社会各阶层一起啃馒头吃咸菜，但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均衡化水平相适应，加之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和保障化水平整体较高，遮蔽了物质生活的匮乏感，有效抑制了精神心理的攀比和落差。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差距过大更不是社会主义。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步入“深水区”，“目前我国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而且呈现有一定程度的固化苗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隐患，催生了普遍的社会焦虑和明显蔓延的“仇富”、“仇官”心理，社会公众积累了严重的不公平感，这势必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因此积极稳妥地调整分配关系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建设市场经济信用秩序问题。市场经济信用制度体系是指引生产投资消费和市场交易的价值准则。我国在社会阶层多样化、利益分层多元化结构转型中推进市场化改革，总体上注重运用经济激励手段，使社会规制约束、法治和道德协调纠错等非经济手段发展严重滞后，造成某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
充分就业与改善民生问题。民生就是民众的生活，民众的生活创造来自劳动就业。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着“三大高峰”压力：一是我国将迎来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的高峰。这一高峰涌现归于新农村建设目标整体上没有有效实现，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完全破除，历史形成的工业与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难题没有完全破解。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1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2.5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6亿人。二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高等教育产业化和大规模扩招大面积升级，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求职高峰集中涌向社会，涌向市场，一方面青年一代的“劳动光荣”理念有所淡化，使得就业求职领域和层次出现“窄化”，另一方面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求职期望值日益“高涨”。三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在缺失缺项中起步，迎来健全和完善民生社会保障高峰。这“三大高峰”压力空前，但未绝后，特别是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极有可能进入一个中期的经济增长低速度、经济发展高质量要求形势下，表现为社会大增量的社会保障和大规模的就业市场压力并存。鉴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发达国家的“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社会样式，不同程度地抬高社会期望心理，因此实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发展目标受到新的挑战。
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途径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各阶层的共识。通过深化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成为解决导致我国经济发展不平稳、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体制机制矛盾的重要动力。以上五个问题，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关键点”，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因此，要走出以上困境，进一步深化以下五大领域的改革势在必行：
进一步深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改革。正式提出服务型政府建设工作目标，始于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自此我国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深入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但由于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惯性影响，从“政府管理”走向“政府服务”、从“管制型”政府走向“服务型” 政府，构建对人民负责、让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仍然是人民群众的衷心期盼。笔者认为，深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改革，一是应深化政府财税体制改革，科学配置各级政府财力，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要求，合理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力避财税资金向省级以上政府集中、而地方政府必须依靠“土地财政”和大量举债来保障社会事业投入的体制弊端。二是应深化政府公共服务投入体制改革，把政府职能重心转移到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上来，努力摆脱用经济增长硬指标和过高权重考核地方政府业绩的方式，学习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职能改革经验，实现“政府职能从以经济性服务为主，逐步扩展到以社会公共服务为主”。保障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从而实现“包容性增长”发展目标。三是应深化政府降低行政成本改革，牢牢把握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政府权力本质要求，以政务公开作为政府施政的基本准则、以“三公”经费公开为重点突破，强化政府部门预算规范管理，强化人大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强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制度建设，确保各级各类行政主体和政府公职人员廉洁行政，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努力塑造人民政府的良好形象。四是应深化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围绕政企分开目标，制定并监管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削减政府行政权力配置市场资源的主导优势，“减少直接管理和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减少并杜绝以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参与分配，杜绝公共权力寻租空间，有效防止行政公职人员的消极腐败和以权谋私现象。
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信用体系改革。世界上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面临社会诚信缺失、市场信用价值体系受到伤害问题的困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制度远非完美无缺，而其金融信用欺诈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足以证明：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市场经济信用体系出了大问题，破坏的不仅是财富进程，同时还严重破坏社会公平。我国目前还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新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诚信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发展阶段，社会诚信和市场信用领域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活，因此深化市场经济信用体制改革，成为党和政府极为关切、社会公众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市场信用体制深化改革是一场仅有开始、永远没有结束的宏大社会工程，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当前和今后应在以下方面深化推进：要以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为重点，以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为保障，加快健全我国现代社会诚信体系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要坚持法治与德治并重，综合施治，坚决摒弃“道德无用论”和“法律万能论”误区，实现自律与他律共同推动，围绕市场主体履行社会责任和公民诚信守约“两大目标准则”，深化推进市场经济信用体系建设改革。一是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起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的道德理念，从思想理念上筑牢诚信价值观，把信用教育作为全民素质教育的长期任务，弘扬诚信文化，倡导诚信道德，增强信用意识，实践信用行为。二是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起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价值信念，围绕社会活动主体和市场经济主体信用行为责任标准，建立科学完备的社会信用法律体系。三是在全社会健全社会信用服务体系，加快市场经济信用法规和社会信用信息公开开放步伐，坚持市场经济信用体系建设法制化方向，大力发展大型信用专业服务企业，培育诚信成熟、高效有序的社会信用服务市场。四是在全社会维护市场经济信用秩序，拓展社会参与市场信用监督通道，形成违反市场信用、触犯社会信用规则的高成本、高代价的惩戒机制。
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建设生态文明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义，是弥补和矫正市场经济机制固有的发展短视、利益短视天然缺陷的根本引领保障。笔者认为，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改革路径主要有：一是在经济建设上，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粗放高耗低效的经济发展方式，调优调好体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标准要求的产业结构，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完善绿色环境经济政策，实现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二是在社会建设上，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实现科学发展的战略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社会事业、经济福利、民生保障、生活质量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和坚实承载之目标。三是在政府责任上，发挥政府主导的组织优势和行政服务优势，在经济发展中更加注重产业结构合理布局、工业规模创新提升、发展质量协调可持续，做到“真”转方式、“真”调结构、“真”求质量，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发展目标绝对不能再表现为“燃烧”：烧掉的是能源，留下的是污染，有价值的奉献(出口)给了世界。四是在法制保障上，着力解决环境法规落实中普遍存在的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的突出问题，绝对不允许“少数人发财，人民群众受害，全社会埋单”的现象一再发生。坚持运用法制化手段保障大江大河水流域治污取得实质性成效。下政治决心，以求实态度，用法制保障、拿科技手段综合治理，有效遏制我国大中城市和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的“大城市病”，努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态文明生活质量。健全完善以全国生态区划功能为重点的法制化保护机制，大力推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创新推进生态补偿机制特别是区域间的资源环境保护合作。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利用价值规律的市场机制，实现对资源的合理配置，放大资源价格的杠杆作用，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调控引导功能。
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产生持续的不利影响，造成国际贸易“外部需求”明显萎缩，导致我国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拐点，刺激内需作为拉动国内市场主导力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与此经济政策走向明显矛盾的是：2012年底城乡居民银行存款余额近40万亿元人民币，然而这些存款中75%属于占人口比例10%的富人。剩余25%才属于占人口比例90%的消费主体，人均仅9000元，如何拉动消费?而劳动力市场长期普遍存在的行政性分割，一方面使得“土地提供的安全感、离开农村的成本、相对较低的农产品收入、在城市中缺乏保障和定居城镇的困难，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意味着多数农村家庭以输出临时性在外务工人员作为最可行的选择”。另一方面还明显存在着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资源性行业与生产性行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劳动收入差距过大的突出问题，在劳动分配收入关系制度调控中还突出存在着“亲资本”和“亲权力”的严重问题。同时因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网不能有效改善社会公众生活预期、有效解除后顾之忧，又从根本上加重了解决这一社会矛盾的难度。因此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的根本途径。以人为本，保障社会公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的科学抉择，实现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效率公平均衡是收入分配关系改革的首要目标。在初级分配领域，要着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级分配中的比重，注重用城乡一体化建设来打破劳动力市场的行政性分割，解决好“第二代农民工”的劳动报酬问题;以政策治理为有力推动，合理调整行业间的收入水平;以政府主导为保障，规范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劳资集体谈判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再分配领域，优化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把政府财政变成公共财政和民生财政，完善促进就业、扩大就业、优先就业的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构筑起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保障网络，充分体现政府用再分配手段调节公平分配的信心和决心。
进一步深化现代社会管理改革。我国社会建设走到一个新的关口，历史的合法性趋弱，现实的合法性趋强，具有基础保障和价值引领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催生和塑造着新型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体和社会结构。现代社会建设成为一个重大的发展命题，“科学发展”、“包容性发展”成为现代社会建设的追求目标，其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对社会建设的“优势整合”，其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社会管理的“改革推动”，因此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指向，就是强化政府发挥社会规制作用，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服务。政府应通过制定完善系统的社会政策和法规，调整和分配社会利益关系，回应和化解社会矛盾，建设和维护经济、社会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环境。要着力建设和健全政府主导的六大社会管理机制：一是建立政府与社会公众交流沟通机制，增强增进相互信任关系。二是健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合作协调机制，大力发展公益类非政府组织和社会服务中介组织，凝聚和激发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正能量”。三是畅通监督制约机制，保证政府及各级行政主体依法行政，有效维护和发展社会公众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民生权利。四是建立社会心理评估机制，加强重大社会舆情研判，有效疏导社会在向公平正义价值高地行进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焦虑心理和失衡情绪，有力化解社会矛盾冲突。五是健全民众诉求表达机制，科学平衡“官与民”、“劳与资”、“诉求与接访”的利益矛盾，增进社会稳定和谐。六是完善社会应急管理机制，加强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畅通应急管理处置流程，形成社会资源应急调度配置、高效有序运行合力，确保自然灾害突袭和社会紧急事件突发状态下的社会稳定安全。
作者：李静娟 贾淑品 来源：商业经济研究 2015年3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