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我党的重大理论创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目前我国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劳动关系纠纷增多、群体性事件出现新特点、网络治理凸现难度等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有主观与客观、国际与国内的诸多原因。其对策就是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社会共生、文明交融、天人合一，即经济上既要调结构又要顾速度、“稳中”与“扩中”、让改革再现红利、创新社会管理、扩大民主参与、加强法制建设、以“中国梦”引领和谐文化建设、反对腐败。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我党的重大理论创新，从提出到完善大体经历了如下历程：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促进社会更加和谐”，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提高党的五大执政能力之一提出，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界定了和谐社会的内涵，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7年党的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将党的奋斗目标由原来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改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12年党的十八大强调“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
“社会”这个词较早见于五代时的《旧唐书》，指人们在祭祀土神节日中的活动和组织，英语意为“伙伴”。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提出“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他认为，人要活着，就要进行生产。“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因此马克思从社会关系来给“社会”下定义：“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2]列宁高度评价马克思分析“社会”的视角，认为在资产阶级发现事与事的地方，马克思看到的都是人与人的关系。
和谐社会是人类所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从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到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从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等说法，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体现了一种对平等、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理想的追求。和谐理念在西方文化中也有深厚的思想根基：苏格拉底将“和谐”引入社会领域和人学领域;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构想中就有关于“和谐”的原则;付立叶把他的理想社会制度叫做“和谐制度”;欧文把他在美国的共产主义实验称作“新和谐公社”;等等。
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建设的实践经验，深刻分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出现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根据我国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指出了和谐社会的六个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少有2个理论创新点：(1)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未来社会是和谐的;另一方面，中国无法避免现代化规律的负面效应，无论是从国际环境还是从社会主义道路来说，都不允许今天的中国重复发达国家用血与火实现工业化的老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也体现了我们党挑战历史和直面考验的决心和信心。(2)提出了“四位一体”的现代化战略布局，使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发展。党的十八大又加上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战略布局。这样既防止出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一腿长、社会建设一腿短、生态保护一腿短的倾向，又防止过分追求公平和福利而抑制创造活力的现象发生。
社会建设杨玲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新思考
二、目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一)收入差距过大成为社会最突出的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焦点之一。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基尼系数从2001年的0.45左右上升至2007年的0.48，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取消了农业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335亿元;连续上调最低工资、基本养老金，大幅度提高国家扶贫标准和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将个税起征点提到3500元等，目前分配进入转折期。但并不意味着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到了拐点并步入逐渐下降的通道，收入差距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还继续保持在高位。
(二)农民工进城的规模、速度正在和改革赛跑
中国要想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首先必须提高城镇化水平。目前，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平均在77%以上，其中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在80%以上。而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1.3%，距离高收入国家平均城市化率约差26个多百分点。但仔细分析发现，我国实际城镇化率远没有达到51.3%，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69079万人，但有25278万人是农民工。由于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限制，他们既无法真正享受城市文明，又“被城镇化”。如果扣掉进城务工农民人口数，我国城市化率将下降到39.3%，几乎只有高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的一半。今后，农民工进城规模越大、速度越快，突破城乡二元体制障碍的要求就越强烈。
(三)劳动关系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
劳动关系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各种类型的劳动关系发生于企业内部。从矛盾的内容看，主要是工资争议、解雇争议、工伤争议等;从矛盾的形式看，主要有不满、申诉、争吵、罢工等。近些年来，各级政府积极推进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工作，然而劳动关系矛盾却水涨船高。
(四)群体性事件出现新特点
一是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比上升;二是群体性事件有快速进城的趋势。据华东政法大学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中心的统计，2012年大约有70%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在城镇。也就是说，同往期相比，群体性事件有快速进城的趋势。城镇化进程中相应配套的措施没有跟进、城镇流动人口难以享受同城待遇、城镇多为政府所在地、城镇便捷的沟通手段提供了“技术支撑”等是其主要原因;三是劳动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据全国总工会统计，2012年1—8月，全国共发生围绕工资纠纷的规模在百人以上的集体停工事件1200多起;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2012年1—9月，全国各类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47.9万件，同比增长11.9%，涉及劳动者66.06万人，同比增长19.4%;四是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频发。据媒体资料显示，环境群体性事件近年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2011—2012年，云南铬渣、PM2.5、四川什邡、江苏启动等系列环保群体性事件中公众的反对和社会各界关注对政府的决策和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五是腐败常常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如2013年7月15日，陕西神木县群众抗议现任县委书记雷正西在当政期间贪污腐败等等。
(五)网络治理凸现难度
社会转型期网络治理凸现难度，网络谣言增多。“蛆橘事件”、山西地震谣言、“皮革奶粉”传言、“抢盐风波”、散布非典谣言案、“军车进京”都是2011年以来网络谣言滋生蔓延的典型事件。同时网络电信诈骗问题突出。据9月15日“北京新闻”报道，今年1—8月份，北京西城区辖区民警成功堵截相信网络电信诈骗即将汇款的居民130多起，数额近千万元;等等。
透过上述问题的表象进行学理反思，我们发现以下新特点：一是社会主要问题正从生存性向公平性转变;二是广大民众的维权意识在增强;三是掌握资金、权力、资源等社会群体成为民众不满的主要对象;四是政府建设和谐社会投入巨大，但仍面临越来越艰巨复杂的局面，而且解决起来往往面临两难处境。那么，造成这些问题的“根”何在?
三、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分析
(一)人均GDP从5000美元向12000美元迈进的人类共同规律使然
中国2011年人均GDP超过了5400美元，正处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爬坡阶段。国外经验证明，从5000——12000美元发展阶段，是产业结构快速调整、社会利益格局急剧变化、社会成员流动加快、人们价值观念迅速转变的时期，是机遇与风险、发展与滞后共存的时期。有些国家顺利渡过了这一时期，而拉美有些国家则在这一时期徘徊不前。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处理好现代化起飞阶段的一系列问题。中国要想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必须破解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难题。
(二)是我国社会发展快速赶超的结果
中国30年里经历的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变相当于欧洲人在200年间的经历。正面效应：发展中国家由于实现了非常规、跨越式发展，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能够完成发达国家在比较长的时期中完成的历史性任务。负面效应：发展中国家由于对在快速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不能及时化解，会把发达国家在较长历史时期内不同阶段上依次产生和解决的问题集中到相对较短的时空中来。于是，老问题还没完全解决，新问题却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并且社会问题还会出现叠加效应。
(三)社会建设滞后
在指导思想上，过去相当长时间里“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社会总体布局方面忽略了社会建设。一方面，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增长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缺位”、“越位”与“错位”，导致资源分配不公正性问题突出;另一方面，社会政策重视不够，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在社会管理方面，缺少精细化管理和柔性管理。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社会管理的难度应该说是世界之最。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市场的快速发育、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流动人口的大幅度转移，特别是城镇化步伐越迈越大，使得城市管理的难度更大。传统城市粗放化管理无法应对越来越多的城市问题的挑战，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提上日程。
四、构建和谐社会的对策性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是全国人民心愿的最大“公约数”。对策性思考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社会共生、文明交融、天人合一”。[3]
(一)经济上既要调结构又要顾速度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全国共有23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20.2%。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在显著放缓，但工资成本的刚性增长却在不断加大。去年的最低工资增幅超过20%，是同期GDP增幅的2倍多。从今年的情况看，最低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差别增大势头还会延续。在这种时候，如果经济增长不维持一定速度，很可能会吃不住。
(二)“稳中”与“扩中”
经济要增长，人才是关键。而中等收入者阶层对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市场繁荣、不断扩大就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只有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才是最和谐稳定的社会。2011年西亚、北非动荡提供了反证。因此必须大力培育中等收入人群。未来“培中”的指向应该分为“稳中”与“扩中”，“稳中”即千方百计保住中等收入群体，包括工薪阶层、小微企业主、“六种人”、农村先富人群等;“扩中”包括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效益好的企业工人、大学毕业生、农村养殖大户、个体工商户等。
(三)创新社会管理
经过30多年改革，我国社会管理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型模式、市场管理模式和社会资质管理模式等，比较经典的例子有北京东城、朝阳网格化管理、深圳宝安区桃源居服务型自治社区管理、上海对虚拟社会的管理、山东泰安市“平安协会”、浙江诸暨枫桥镇的“枫桥经验”、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江苏淮安“126信访工作新模式”、河南安阳的“十大员”等，让群众有名分、有权力、有渠道去参与和管理社会事务，从而实现了政府领导方式由“管民”到“民管”，社会管理正在由政府控制向基层民主自治转变。
(四)扩大民主参与，加强法制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主体是个人、群体和阶层，而不能仅仅靠政府。只有建设起各个群体、阶层相互妥协的协商机制，才会有和谐的社会关系。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各个阶层、群体互助妥协机制，法制是保障。我们说，在一个法制社会，也会出现权力不公、道德越位、行为出线，有时会很严重。当遇到这种情况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诉诸法律，并使民众对法制有信心，对制度有信心。但如果民众懒得打官司或不能打官司，而选择铤而走险，这个社会就有问题。因此，建立法制社会，是消除戾气、构建和谐社会的不二法门。
(五)以“中国梦”引领和谐文化建设
习主席在今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提出了“中国梦”的目标，并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这就为建设和谐文化提供了最基本的平台。要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形成崇尚和谐、追求和谐的理念和风尚，培养感恩惜福、互助互信、遵纪守法的社会氛围，营造一个有归属感的精神家园。
作者：杨玲玲 来源：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14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