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以人及其社会存在方式为核心内容的学科群体。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结论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功能不像自然科学和技术那样易于观察和言表。长期以来，在中国大学的学术评价中，人们更多看到的是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增进，对于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学科研究意义的理解则往往局限于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及意识形态的塑造。
这种“认同”观在今天的中国大学中正发生着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尽管方式不同，大学中的人文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一样，也具有或应当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服务社会的多重功能。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一时也成为人们谈论社会发展时关注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在高等院校中，这种变化的直接结果至少有三个:第一，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的投入比起过去有了显著增加；第二，系列促进、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规章制度、激励措施及研究机构纷纷出台；第三，人文社会科学成为包括传统理工院校在内绝大多数高校学科设置和扩招的主要领域。中国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正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仍属于量的扩张，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服务社会的功能却日益显露。这里，我想结合陕西师范大学的具体情况说明:不管学校规模大小，知名度如何，只要方向正确，方法得当，措施有力，高等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也能以直接服务的形式，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二
陕西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6所师范大学之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1944年创建以后的较长时期，学校的学科布局主要以文理为主。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校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现已发展为拥有6个本科专业、95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6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以教师教育为特色的综合性师范大学。在现有的学科结构中，工科及其他应用科学的发展相对滞后，理科及文、史、哲、教育科学的发展有比较优势，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及其教学研究人员占有较大比重。因此，如何发挥人文社会科学的服务功能，成为学校面对外部竞争和社会选择必须重视的战略问题。
这不意味着现在或过去我们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面向社会的服务为零。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任何时候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人文社会科学的生命力也源于它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作用。一方面，社会现实本身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即使是古典、传统的宝塔尖式的“纯学术”探索，学者们仍期望他们的研究能引起社会关注，并为世俗社会的人们释疑解惑。另一方面，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内心深处都期望通过社会影响传播他们的思想或理念，体现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改造社会、造福人类是每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共同心愿。因此，即使在人们对大学功能定位不清的年代，包括陕西师范大学在内的所有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都直接或间接地扮演着服务社会的角色。
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今天人们理解的服务社会和过去亦有所不同。在过去，中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服务社会的角色更多地属于间接和自发行为，并且局限在较小的范围或领域;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加深，高校之间对社会资源争夺日趋激烈，需要大学自觉、敏锐、有效地将自己的学科建设与社会需求直接关联起来。在此背景下，今天的服务社会已演变成中国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发展竞争必须具备的常规功能。对于陕西师范大学来说，为了应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和竞争，现代大学应当具有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三大功能一个都不能少。
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在文史哲见长、应用学科发展起步较晚的状态下，我们该怎样实现服务社会功能由传统向现代、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化？
三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陕西师范大学的做法可以概括为：自上而下、抢抓机遇、重点突出、制度先行。
“自上而下”是指我们在推进人文社会科学服务社会方面首先从改变学校管理层的观念着手，通过学习讨论取得共识，进而通过舆论宣传、政策导向、资源分配、结构重组、制度建设等方式为广大教师提供人文社会科学面向社会开展研究的条件、氛围和平台。
“抢抓机遇”是指我们在推进人文社会科学服务社会方面高度重视社会、上级主管部门、特别是西部开发、中央政府关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决定等提供的各种机遇，借此获得课题、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重点突出”是指我们在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时，针对学校具有的资源条件、传统优势、区域背景、竞争能力，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扶重保强的政策，在尊重自由研究的基础上，鼓励、引导研究人员将精力投入陕西师范大学的优势学科和有实践应用价值的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上。
“制度先行”则指学校通过制定一系列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相关的规章制度，如出版资助、科研基金配套、校内重点基金和青年基金、业绩津贴奖励等条例办法，激励教学研究人员投身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事业。
在这些做法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陕西师范大学特别关注社会需求和学科资源的交叉渗透与整合，以此为突破口挖掘学术潜力和优势，取得了一些成就。下面，我想通过对三个案例的描述说明或表达我们的做法和成效。
四
第一个案例是陕西师范大学对于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的研究。
西部是中国经济落后且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特殊地区。土地荒漠化、沙漠化、水土流失、泥石流、石漠化十分突出，这不仅严重阻碍着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对我国中东部地区生态环境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行，又陆续出现了许多“新环境问题”，生态赤字严重。据统计，来自西部的沙尘暴目前每年造成的直接损失高达65亿美元。
但是，西部的发展又是国家生态安全、经济安全及可持续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新时期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压力，一方面是脆弱的生态环境，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必须面临并设法解决的重大问题。这是一个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予以关注的重大课题。
陕西师范大学的学科发展顺应了这一社会需要。2000年，利用教育部建立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有利时机，在原有历史、地理、经济学学科积累和资源整合的基础上，获批成立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点致力于对中国西北部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力量的集结和对社会需要的及时回应，使该中心的科学研究及服务社会的能力迅速提升。经过几年的发展，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已成为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最具社会和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机构之一。不仅吸引、凝聚了一批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的专家学者，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等多种研究项目，有社会影响和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产出也大幅度增加，而且在有针对性的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中，直接影响或参与了不少地方的社会经济活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中心的许多研究都产生了学术、社会双赢的效果。
举个例子也许能加深大家的印象。2002年已在内蒙古自治区恩格贝从事植树治沙活动达8年之久的日本学者东城宪治先生，根据媒体提供的线索，来到刚刚组建成立的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期望能与中心合作在毛乌素沙漠边缘地带开辟一个新的治理沙漠的地点。在学术追求和社会责任的双重动机推动下，通过亲赴沙漠地带实地考察，研究中心从事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的一批学者和一位日本植树专家，产生了建立“统万城绿色都市恢复基地”的共同理想。统万城遗址位于中国西北部陕西省的靖边县北，无定河旁。2002年4月，在陕西省文物局、林业厅等单位的支持下，统万城绿色都市恢复基地宣告建立。根据西北环发中心的研究成果得知，自公元413年起，大夏国统万城的修建，已有近1600年的历史;作为沙漠一黄土自然过渡地带上的古代城址，记录了该地区历史环境发生变化的完整过程，成为反映中国北方环境变化研究的一处重要地点。在这样一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旁边，建立绿色都市恢复基地，它所具有的保护文物、重建环境等方面的作用和意义可想而知。
2003年9月，西北环发中心发起的“沙漠古都统万城学术研讨会”在靖边县召开，来自北京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与会代表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同统万城遗址有关的民族、交通、建筑、历史文化、生态环境变迁等基础性问题，又提出了为数较多的新的研究论著。举办这次会议的目的，既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有学术价值，又是用学校的智力优势支持当地政府申报统万城世界文化遗产的设想和努力。到目前为止，基地在东城宪治先生的技术指导下，采取三角形立地、林灌间隔、春秋两季试种等植树方法，已种植樟子松、柠条35000余株，在当地群众的支持和管护下，成活率达到80%,已建设成为沙漠一黄土边界带环境演化与重建科研工作、研究生教学的观察实习场所。每年都有多批日本环境志愿者、陕西师范大学老师和研究生前来这里，开展植树和环境变迁研究活动。如今，东城宪治先生已成为陕西师范大学最受欢迎的外国朋友。西北环发中心在坚持“有用于世”的治学理念的同时，注重理论创新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努力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实施‘秀美山川工程”，走出了一条科研一实践一服务相结合的路子，为西北地区的环境保护、沙漠治理、退耕还林还草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五
第二个案例是陕西师范大学的民族与宗教学学科建设与研究。
中国西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的地区，也是古代世界四大文明的荟萃之地，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至今仍吸引着世界学者的目光，成为多种学科的源头。同时，西北周边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化及西北区域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敏感直接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给予特殊的关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剧，易于诱发以民族和宗教差异为基础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给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展带来威胁或隐患。如何通过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构建全民族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稳定的社会基础，是中国人民和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的战略性课题。
在这一重大课题中，民族与宗教问题是与区域经济发展并重的两大核心问题，其处理的好坏，事关我国西部地区进而影响全国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陕西师范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已有的学术积累使其有条件也有责任在西北民族与宗教问题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集结智力资源面向社会开展研究，学校于2001年按照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标准和模式组建了“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两年后又成立了“西北宗教研究中心”。像西北环发中心一样，这些研究机构的组建同样使我校在更高层次迅速集结了一批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构建起西北地区强大的区域民族与宗教问题研究平台，不仅极大地提升了陕西师范大学民族学、宗教学的研究实力和水平，也提高了我校民族学、宗教学服务社会的能九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和政府部门的好评。关于西北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西北民族与邻国交流史、西北民族宗教文化、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等传统课题研究，与国家安全和社会需求相结合，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当代西北民族宗教问题研究、西部大开发环境下西北少数民族的心理变化与价值取向、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西部民族文化生态、周边国家地缘政治的变化及其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及其对策、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民族关系和宗教发展态势对我国的现实影响和对策研究、“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及其发展趋势、英俄与西藏的关系、唐努乌梁海问题、东干族问题等科研项目和一系列研究成果相继生成或推出。“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和“西北宗教研究中心”也成为陕西师范大学继西北环发中心后，具有发展潜力和社会影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有两个例子可以分别说明陕西师范大学的民族研究和宗教研究通过服务社会产生的社会影响。
一个例子是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围绕西北民族关系及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中亚诸国的相互影响开展的研究。中亚国家形势变化对中国新疆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发展有直接影响。作为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亚不仅在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各种霸权势力以及世界几大文明在此交汇、相争，而且近些年又表现出某种历史再现的迹象，出现了许多与历史惊人相似的不安定因素。中国西北特别是新疆与中亚五国接壤或毗邻。特殊的地缘关系和人文特点决定了中亚国家的社会政局、经济形势和政策取向以及民族宗教问题不可避免地牵动我国西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影响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特别是“9。11”事件以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愈演愈烈;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疆界问题和地区发展问题成为政治热点。而中亚国家正是这些政治热点中的集中点。中亚五国的稳定与否不仅关涉到本地区和伊斯兰世界，且直接影响到我国、俄罗斯及欧亚一些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因此，中亚国家的情势引起了国际政治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普遍关注。围绕新疆的社会稳定，开展或加强中亚地区的问题研究一研究各种政治势力在中亚的角逐，研究大国在这里的军事政治渗透和能源争夺，研究分裂主义势力、极端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在这一地区的形成和演变，以及整个中亚地区自身发展及其未来走势，对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十分重要和必要。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在其系列科学研究中适时回应了这种需要，围绕新疆的民族关系、社会稳定与周边国家的影响开展了系列田野调查和研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其中关于新疆东突问题的研究成果得到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肯定。2004年相关部门主动与我校联系，希望陕西师范大学能成为我国中亚问题研究的一个基地。在此背景下，一个专门的中亚研究所在陕西师范大学正式成立。
另一个例子是陕西师范大学关于宗教问题的研究。中国西北地区自古就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和枢纽，是古丝绸之路的主要路段，是各种宗教传播和交汇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逐渐形成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多信仰伊斯兰教，与周边的中亚国家和南亚一些国家的民族宗教信仰相同。鉴于宗教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极为密切，特别是它与国家稳定及国际政治的独特的关系，以及西安作为多种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道教历史悠久、交汇并存的重要城市，如果能够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宗教研究队伍，必将有利于西北地区宗教政策的制定及社会稳定和民族融合。基于这种认识和陕西师范大学的地缘优势和人才储备，在整
合现有宗教研究机构及人员集中与引进的基础上，2004年6月，陕西师范大学正式建立了“西北宗教研究中心”，并以此为平台展开宗教问题的专题研究和国际对话。中心的成立使原先分散于各个院系、研究机构的宗教学研究力量得以整合，产生了明显的聚集效应，不仅原有的佛教研究、基督教研究、民间宗教研究、道教研究、先秦宗教研究、伊斯兰教研究及民间信仰研究传统得到继续保持而且在研究者们思想的聚合交流和学术碰撞中，通过强化西北地区的地缘因素，形成了陕西师范大学宗教学学科有特色的问题研究和社会服务:注重理清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形成、分布和发展;根据当今时代特点和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对周边国家宗教问题的基本走向和规律进行判断和预测;阐述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等对世界文明所做出的贡献；客观认识和理解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感情;从全球政治和新世纪的角度论证伊斯兰文化在跨国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现实的角度，解剖周边国家的宗教政策并与我国西北地区的民族信仰和宗教进行比较，寻求宗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的方式与途径;针对世界，特别是西北周边国家宗教问题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为更好的有效的宗教政策的研究、制定提供智力支持和学术基础。“西北宗教研究中心”成立不久，便获得来自社会有关方面的资金支持，并成为西北地区开展宗教学学术研究和宗教文化跨地区理性对话的重要平台，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国家关于西北地区宗教管理和政策生成的一个重要信息库和知识平台。
六
第三个案例是陕西师范大学的文物档案保护研究。
大多数海内外朋友都知道，陕西是一个文物大省，周、秦、汉、唐等大统一、大繁荣之盛世建都之地的陕西西安，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十三朝故都西安到处都是文物宝藏。然而，文物保护在陕西和全国一样至今仍存在管理、资金和技术多方面的困难。如何利用高校的人力与物力资源开展文物保护方面的学术研究，是陕西省和西安市政府长期面临的重要课题，也为西安地区的高等学校开展文物保护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然而，文物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观念的到位和资金支持，更需要技术的革新和应用。长期以来，陕西师范大学的文物保护研究和学科建设更多地侧重人文方面，这不能满足陕西地区文物保护的现实需要。随着岁月的流逝，陕西地区不少文物面临风化作用的侵蚀，原貌发生了严重蜕变，字迹模糊，无法辨认，严重破坏了文物原有的艺术价值，给历史考古研究带来严重困难，甚至直接影响了这些珍品的文化品位。如果能够加强文物保护技术方面的改进和研究，将制度建设、观念变革和技术创新结合起来，在文物保护上实现多学科的渗透和交融，有可能提升文物保护学科的应用价值。
意识到这一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在文物保护研究方面加强了自然科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渗透，于2004年与地方政府共建成立了“陕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在充分利用已有的历史、考古、管理学科研究力量的基础上，吸纳部分长期进行档案、文物原貌恢复与保护研究的自然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加入中心，组织力量用技术科学研究的方法解决文物保护中面临的系列难题，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物恢复与原貌保护的系列成果，抢救了不少濒临毁灭的国家级文物和档案，实现了历史学、考古学与应用化学、材料化学的交叉融合。譬如，由中心研究人员李玉虎教授主持开展的“褪变档案字迹恢复与保护”、“风化褪色的古代壁画、文物彩绘、建筑彩画的恢复与保护”系列研究项目，就具有这方面的效果。该系列研究用化学方法分析档案中常见各种字迹的褪变机理，研究设计其恢复方案，使严重蜕变、模糊不清的字迹恢复原貌;或针对古代壁画、文物彩绘、建筑彩画的风化褪色现象，研究分析文物彩绘风化褪色的原因，研制消除褪色面，并加固文物彩绘恢复的方法，使严重褪色的文物彩绘得以恢复。成果产生后，不仅提升了陕西师范大学文物保护学科的整体实力，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等政府部门的肯定，而且在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外交档案馆、国防科技档案馆、煤炭工业档案馆等国家档案馆和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有关档案馆等得到推广应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用，课题研究者也因此获得两项国家发明三等奖和两项国家档案局科技进步一等奖。
七
从以上事实中可以看出，就一个大学而言，只要方法得体、措施有力，在一定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确可以直接服务社会并产生良好效益。当然，取得这种社会效应需要创造一些条件。根据陕西师范大学的做法和经验，我想有几个条件特别值得重视，特概括如下，算作是本文的一个结论：
1.在经济社会仍处于转轨时期的当代中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要想更好地服务社会，必须在人们的观念中明确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科学大家庭中的部门之一，它不仅具有解释世界的功能，而且也具有筹划并改造世界的功能。
2从微观角度来看，在公共管理和高等教育改革市场化不断加深的今天，大学之间的激烈竞争迫使管理者们在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的路径选择上不得不优先采取自上而下的推进方式。激励制度的有效设计与实施，是这种推进中尤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3.在我国，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纵向基金，还是源自市场的横向基金，课题的立项主要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实力。在此情况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根据自己的积累和条件加以谋划，在学科建设和资源投入中突出重点，形成比较优势。
4.意识形态和社会需要在任何时候对人文社会科学都有深刻影响。当这种影响利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时，学科发展便面临更多的机遇，就像目前国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政策是一个重要契机一样。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若善于捕捉和利用这种机遇，贝IJ会以较小的成本取得较大的收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