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058-0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首次确立了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因此，初步探索生态风险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实际上，在全球化时代，工业社会既为人类创造了安逸舒适的生存环境，也将人类置身于充满危机和风险的社会之中。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Beck）指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1]15当前，在风险社会中，生态风险日益威胁着人类生存的自然根基，人类“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1]13。虽然中西所处的生态治理语境不同，但面临的生态风险问题却是大同小异的。全面认识中国的主要生态风险，深刻剖析中国生态风险的主要来源，科学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的路径，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面临的主要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由环境的自然变化或人类活动引起的生态系统组成或结构的改变而导致生态系统结构或功能损害，危及生态系统安全的可能性。生态风险既表现为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发等全球化现象，也表现为人口爆炸、资源浪费、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区域性现象。现代化的生态风险具有一种内在的全球化的趋势，“风险的普遍化伴随着工业化生产的全球扩张，不管风险在哪里被生产出来，实际上，食物链将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联系起来，它们超越了国界。”[2]36在生态风险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代中国的生态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人口爆炸
人口爆炸是指世界人口增长率的急剧上升和人口基数呈指数增长的现状。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2010年末总人口为13.41亿人。人口问题在我国已经成为弱化一切优势，冲淡一切成就的公分母。当前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一是人口数量对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仍然较大。二是人口素质正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瓶颈。三是人口结构性矛盾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四是人口分布不合理影响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布局不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适应[3]。总之，为了满足大量人口的消费需求，中国对生态资源进行过度开发，造成了资源供给紧张，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形成了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
（二）资源浪费
资源浪费就是资源的配置的方式不合理或是资源配置的机制不科学所产生的浪费；因资源的未充分利用或过度消费性使用造成的损失。自然资源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根基。但是人口爆炸势必加大自然资源的压力，出现资源短缺，这对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全面性的压力和危机。然而，资源浪费更是加大了中国的生态风险。首先，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重化工业的发展，将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从而加剧资源供求的紧张状况。其次，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也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再次，城市化推动了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大量占用了宝贵的土地资源。最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资源综合利用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严重滞后。
（三）能源危机
由于石油、煤炭等目前大量使用的传统化石能源枯竭，同时新的能源生产供应体系又未能建立，导致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工商业等产生一系列问题，这就是能源危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近年来能源安全问题也日益成为国家生活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日益成为中国战略安全的隐患和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带动了能源消费量的急剧上升。自1993年起，中国由能源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煤炭、电力、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在中国都存在很大缺口，其中，石油需求量的大增以及由其引起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成为中国能源安全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四）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活动产生的有害物质或因子进入环境，引起环境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危害人体健康和生物的生命活动或者破坏生态与环境的现象。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状况日益严重，复合型环境污染加剧。具体来讲，水环境每况愈下；大气环境不容乐观；固体废物污染日益突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二次污染严重。同时，环境污染已从陆地蔓延到近海水域，从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从一般污染物扩展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形成了点源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排放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复合的态势。在某些区域已出现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相互作用的格局，对生态系统、食品安全、人体健康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4]167-168。
（五）生态恶化
我国的自然生态系统本来就很脆弱，由于无序开发和高强度的人类生活，导致因盲目开发带来的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越来越多，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减少，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下降。原始林已所剩无几，森林质量降低；草地退化，湿地萎缩，土地沙化和石漠化加速，沙尘暴现象频现，水土流失严重；地下水位下降，地面沉降；生物多样性锐减，有害外来物种入侵频繁，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导致各类自然资产损失与自然灾害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财产的直接经济损失日益增大。
二、防范生态风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路径 在当代中国，生态风险日益加剧，环境问题逐步突出。应对生态风险，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之路。
（一）预防式生态治理贯穿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部过程
所谓预防式生态治理，就是指治理贯穿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部过程，不仅要治疗已经出现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且要前端预防各种潜在的生态风险，防患于未然。源头严防，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治本之策，也是预防式生态治理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初步构建了源头严防的制度体系[5]321-322。首先，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这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制度。其次，要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最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此外，我们还要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切实从源头上预防各种生态风险。
（二）系统性生态治理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体系
所谓系统性生态治理，就是指生态治理主体将自然生态当作一个有机系统，统一协调各层级各地域管理主体的行为，共承治理任务，共担治理责任，共分生态风险，共享生态安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其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系统性生态治理的一些基本制度，它包括：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落实用途管制；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之，系统性生态治理将融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体系。在全球化时代，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着生态危机，已步入了世界风险社会。全球生态治理迫在眉睫。我们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全球生态治理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民主化生态治理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阶段
所谓民主化生态治理，就是指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创新社会生态治理体制，加强党委领导，坚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注重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增强市场主体社会责任，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共同防范生态风险，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从主体维度上来看，跨越生态风险，建设生态文明，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必须是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民主化生态治理。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人人参与、全民行动。我们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强化环境信息公开，扩大公开范围，完善公开方式，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对涉及民生、社会关注度高的环境质量检测、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企业污染物排放等信息及时公开，主动向社会通报环境状况、重要政策措施和突发环境时间。对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和建设项目，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和建议。引导企业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感，真实、客观地公开环境信息，监督企业按规定公开污染物排放自行监测信息。”[5]335此外，我们还要健全举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总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就是要走民主化道路，推动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化的利益攸关者参与生态治理，树立生态观念、发展生态经济、完善生态文明体制、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将民主化生态治理的理念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