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外交政策调整 和平与发展 不结盟 现代化建设
[论文摘要]zo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在判断世界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基础上，坚持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这一外交政策的重要调整适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对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中共中央根据国内任务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而发展和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面开创了新的外交局面，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
争取世界和平，谋求经济发展，一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劫难后世界各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但是，由于接踵而来的东西方冷战，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展开轮番的扩军备战竞赛，使世界各地弥漫着一股强烈的火药味，甚至几度濒临战争的险境。战后，欧亚许多国家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亚非拉许多国家经过民族解放战争宣告独立，到60年代，新兴的民族国家达90多个。这时真是“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年代。进入70年代后，这股革命的风暴逐渐过去，新的革命风暴尚未形成。美苏两国虽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美苏两方都有毁灭对方的力量，因此，谁都不敢先发动战争。自50年代起，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国际上的竞争开始从军事武力争夺领土向以高科技产品争夺市场逐渐转变。各国都非常注重发展本国的经济，提高本国的综合竞争能力。科学技术和经济因素等综合国力的较量以及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谁也不敢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寄托在发动战争上。与此同时，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大战有可能推迟爆发甚至受到制止。
战后，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第三世界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而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然而，7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80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仅未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制约，反过来影响着北方发达国家的再发展，给世界经济的繁荣设置了巨大障碍。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后，发展问题是他们面临着的首要问题。发展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摆脱不了贫困，政治独立也不能巩固。发达国家也面临着继续发展的问题，而这又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密切相关，发展中国家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商品就没有市场，发达国家的繁荣不可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之上。因此，发展问题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紧迫问题，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发展与繁荣问题。
在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做了冷静缜密的观察后，中共中央认为国际形势将逐步趋于缓和，世界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从而提出了世界主题新的科学论断。8O年代以来，邓小平多次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①又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②建国初期，我国实行了同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政策，以抗击美国对我国的政治孤立、军事遏制和经济封锁。7O年代，我国实行了“一条线”战略，同美国结成战略关系，联合起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种结盟或战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起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不利于中国独立自主地制订对外政策，易受制于人，还可能被别的国家利用而打中国牌，从而有可能把中国绑在别国的战车上。特别是到了8O年代初，苏联侵略阿富汗，其国力受到削弱，而美国在医治侵越创伤后，国力重新恢复起来，美苏争夺态势转入僵持阶段，它们既争夺，又对话，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行“一条线”战略，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不利影响。因为中国不仅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已经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如同美苏任何一国结盟或者建立战略关系，都会影响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再者，由于在实行“一边倒”和“一条线”的战略中，曾出现过“以美划线”和“以苏划线”的偏向，一度影响了中国与同苏或同美友好的一些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到8O年代初期，在对世界主题进行了认真观察以后，中国对外政策做了重要调整，其标志是胡耀邦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他宣布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③。这种政策的重要原则，就是中国不同任何超级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不支持任何一方反对另一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国不屈从任何大国的压力，而是根据问题自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这一战略调整既有利于促进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又有利于保持世界的战略平衡。在国际事务中高举团结反霸的旗帜，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国还改变了过去“以美划线”和“以苏划线”的倾向，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应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定好恶，而是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友好关系，实行全方位外交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把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外交工作的基本立足点，积极支持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并积极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总之，2O世纪8O年代中国在外交上进行了两个重要调整：一是改变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因而判断世界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二是改变了“一条线”战略，坚持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
二
建国以来，我国周边国际形势异常严峻，美国、苏联先后对我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构成严重危险，我国还同印度、越南发生过激烈的武装冲突。这些使我们没有及时认清和把握世界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这个历史趋势，长期坚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并认为当今世界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无产阶级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这种夸大国际上战争与革命的可能，夸大国际革命的意义，夸大战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现实性的“左”的错误，随着1957年国内政治中“左”的东西滋长而日益扩大，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导致对革命形势估计过高，对世界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仍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危和前途与世界革命和世界战争联系在一起，忽视了经济建设应占的位置，把很多人力、财力和物力用在国防和对外援助上，多次失去了利用和平环境发展经济的机遇，不仅在世界上损害了我国坚持维护世界和平的形象，而且根据这种认识，以“备战备荒为人民”，“山、散、洞”的方针，进行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严重违反了经济规律，在国内、国际战略的部署上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误，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展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①。粉碎“四人帮”******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而国际和平环境却迟迟没有到来。正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国际环境很不安宁，世界各地局部战争不断，美苏两国军备竞赛日趋激化，而在中国周围，苏联霸权主义和越南地区霸权主义不仅威胁着世界和平，也严重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战火纷飞或战争威胁始终存在的国际条件下，谁也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建设上。中国真诚地渴望能有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⑤“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⑥尽管国际形势仍很紧张，但我们观察到国际形势的缓和趋势，做出世界处于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历史潮流这个科学论断，为我国争取利用更长的和平时间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实现“三步走”，完成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在和平与发展这个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意义问题的国际大背景下，如果中国不抓住有利时机，加速发展经济，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利国际环境将会丧失，“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也将化为乌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不能实现。
对世界主题的新判断，也为党制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一个中，t,-、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无疑是根据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国情制定的，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脱离我国所处的现实国际环境。在现时代，一个国家所处的特定的国际环境，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国情。和平与发展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历史潮流，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也是根据这个时代的历史潮流而制定的。如果我们仍然坚持认为世界主题是战争与革命，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不可能实行对外开放。基本路线不仅反映了民族的特点，而且还适应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体现了民族特点与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
对世界主题的新判断还使我国改变了过去对裁减军备的某些看法和做法。为了推进国际裁军进程，制止军备竞赛，树立和平外交形象，中国积极采取了一系列行动。1985年6月，中国决定裁军100万，军队在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的同时，积极参加了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以及抢险救灾活动，大规模地把军工生产转为民用生产，主动地把大批军用机场、港El、铁路等设施转为民用或军民合用。中国还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还调整了过去备战的国民经济建设布局，重点发展经济和技术雄厚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用东部的发展带动中西部的发展，把国家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于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等等。这些行动不仅符合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而且还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经济建设，加速了我国社会的发展。
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不仅要求中国充分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经济，更要求中国注重发展这个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根据这个主题，新时期我国坚持抓住经济建设与发展这个中心不放，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决不能改变这个中心，要千方百计地把中国经济发展起来。邓小平反复指出，现代化是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总任务，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基础，包括外交在内的各项工作都要服从于这个总任务。中国只有经济发展了，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才会提高，也才能对世界和平和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当前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综合国力仍能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正是中国抓住了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结果。
三
建国初期，我国实行了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帮助我国顶住了美国的强大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并且在苏联的援助下恢复了国民经济，顺利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效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它对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起到一定限制作用。后来苏联要求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上服从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国际战略需要，当然遭到中国拒绝，苏联于是在1960年7月片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发生在中国正经受严重经济困难的时候，极大地损害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受到严重损失。
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我国同美国建立战略关系，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为中国巩固国家安全，走向对外开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美国认为中国为了抵抗苏联的武力威胁，即使在台湾问题上做有损于中国主权的事情，中国也会从战略上考虑而吞下这个苦果。而且美国还有人认为，中国为了发展经济，需要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资金、技术，因而有求于美国，这种观点既影响了两国关系，也妨碍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
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主要靠自己，靠别人是靠不住的。我们抛弃了过去那种愚昧无知、闭关自守的陈腐观念，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希望获得更多的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但绝不接受任何国家的控制与摆布，绝不允许任何国家损害我国的独立、主权、安全等根本的国家利益。
在冷静观察国际形势变化和反复权衡外交利弊后，我国坚定地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大国结盟。这主要表现在不与美国建立联合反对苏联的战略关系(当然也不可能与苏联再结盟)，从而为实现中国与苏联两国关系的和解打下了基础，并最终导致两国关系正常化。
这不仅减轻了中国在中苏、中蒙边境的强大压力，将两国边防部队维持在正常水平，解除了经济建设的后顾之忧，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裁减军队员额，将更多的经费用于经济建设，同时还有利加强与苏联的经济贸易往来，并进而改善与发展同东欧国家的关系，扩大中国对外开放的范围机会。
不与大国结盟还意味着我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正常外交系，以充分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分析了我国同世界有国家发展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发的科学思想，把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对外方针，它也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质是要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就要求实行全方的开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主要是指同他们做生意、搞技术合作合资经营、技术改造等，“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⑦总之，“开放是对世界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⑧为此，我国改善了同苏联和东欧的关系，加强和发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我国改变了“以苏划线”的倾向，在政治上不以意形态或社会制度论亲疏，而是尊重各国自己的决策，发展和加强了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改变了单纯援助的做法，增进了我国同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有利于他们发展民族经济，也利于扩大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往来。
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不仅仅是指不与大国结盟，也包含着不与中小国家结盟，即“决不头”的思想。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时期，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中小国家，认识到中国多极世界中的重要地位，要求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起领导作用。对此，邓小平强指出：“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⑨这种“不当头”的策不会使我们重新背上沉重的经济援助包袱，也不会在政治上树立一面旗帜，站在西方发达国的对立面，成为众矢之的，从而能更主动、灵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不当头，能更充分地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平等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从而在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护世界和平与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与中国要创造与利用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加速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一致的。
不结盟的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和平国际环境。我国对外方针已经实现了到处树敌、推进世界革命到远交近亲、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转变。我国当今实行的是以经贸、技合作为中心的全方位外交，坚持“远交近亲”，按照“巩固周边、立足亚太、放眼世界”的方针，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特别是注重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代，我国同所有邻国之间已经建立起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已经基本成。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外交政策经过调整，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并将继续对国的改革与开放产生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