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列宁 社会主义 看法 改变
[论文摘要]列宁在晚年通过总结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早期的经验和教训,对社会主义作了深刻的反思,初步构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框架,给马克思主义传承人认识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料。
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3月2日先后口授三封信(《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和《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及在《真理报》发表的五篇文章(《日记摘录》、《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被世人称之为“遗嘱”。在“遗嘱”中,他通过对理论和现实的深刻反思,明确提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①的着名论断,初步构建了关于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这是一份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我们应当高度珍视,认真研究,从中汲取养份,从而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一
列宁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的根本改变,不是突兀引发的,而是他在十月革命后反复思考的理论成果。列宁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自己思想的源头;既然如此,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必然依据马克思主义。可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个别结论并非都正确。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依次经过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种经济形态,并分别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社会形态影随身形;所以,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同生共长。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曾预言:“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②就是说,商品经济源于私有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既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那么就不存在商品经济,实行的是产品经济。列宁在1908年所写的《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就说过:“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③他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还是坚持这一观点的,并把它视之为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依据,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要求实行产品经济,消灭商品和货币关系,所谓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非商品经济社会。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回顾说:“我们原打算(或许更确切地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④
列宁所说“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大致有两层含义:其一,比较现成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上述关于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生产的观点,而个中却孕育着后来军事共产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说,苏俄在十月革命后即使不处于战争环境,也会沿着这一思路顺理成章地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其二,苏俄搞社会主义毕竟是人类历史破天荒的一次伟大试验,而这种试验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直接的武装干涉,并策动国内******叛乱,使苏俄处境危艰,尤其是粮食、煤炭等极度匮乏,难以保证城市和前线的需要。严峻的形势,迫使党和苏维埃政府不得不采取军事共产主义。
军事共产主义的要害在于:一是由中央总管理局统管全国的生产和分配。国家对粮食、农产品及工业产品实行垄断。严格限制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取缔商业,实行不计报酬、不讲条件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制,把全体公民组织到生产和消费的公社中,统一分配一切必需品;二是把农民经济性质不恰当地定格在资本主义范畴内,对农民实行剥夺。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写道:“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⑤出于如此偏颇的理念,党和苏维埃政府按国家需要,强行向农民摊派,征集农民“余粮”,而基本不给农民任何补偿。
军事共产主义推行不久,由此带来的人民不满,少数士兵暴乱,抗击外国干涉军的前线战争失利等许多严重问题接踵而至。随着形势的变化,列宁便洞悉它的弊端,毫不讳言地坦陈“犯了错误”,“遭受惨败”,着手制定和实行新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作了重新认识。
不难看出,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源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在理论上,他从认同到怀疑乃至否定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不切时宜的观点,正确认识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社会主义必经的、不可逾越的经济形态,特别是在小农经济占显然优势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更应如此。在实践上,他依据对苏俄国情的重新估量,深深感觉到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搞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公有制,尤其是不能把一切生产资料、乃至生活资料国有化。在个人品格上,他作为郑重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恩格斯所说,不是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看成教义,而是方法,而是向导,既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阵地上,表现出坚定的原则性,又不胶柱鼓瑟,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在实践中检验它,修正它,推进它,同样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
二
列宁关于根本改变了的社会主义整个看法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检索他的“遗嘱”,可以看出他提出的以下几个方面的崭新看法。
转移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重心,是列宁首先思考的一个问题。他在《论合作制》一文中说:“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已经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⑥无产阶级为了上升到统治地位,要运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但是,在赢得统治地位后,再不能专注于政治斗争,而应当着力于“国内经济关系”,着力于“文化建设”。
为了使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工作重心的转变达成共识,列宁在《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严肃提出:“如何理解政治呢?要是用旧观点来理解政治,就可能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所谓旧观点的“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态度。”既然这样,他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对政治作了全新的诠释,指出:“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并说:“只要战争允许我们不把重心放在同资产阶级、弗兰格尔、白卫分子的斗争上,我们就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⑦无产阶级解放这一政治问题的提出,归根到底起源于经济;而它的最终解决,仍然依靠经济。只有把经济搞好,才能真正完成政治任务。经济与政治相权,经济不能不处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列宁把政治与经济关系升华到“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高度加以认识和解决,在理论上是深刻的,在实践上是有巨大指导价值的,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列宁沿着这一思路,“精确地正确地规定了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他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在界定“革命是一种最基本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的改造”,“改良是逐渐的、审慎迂的行动方法”后,尖锐地批评“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顺利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指出:“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这是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进而要求党和苏维埃政府“尽量冷静地考虑到:在什么时候,哪些任务可以用革命方法解决,哪些任务不能用革命方法解决。”列宁认为,1921年之前用革命手段“直接和彻底摧毁旧社会经济制度而代之以新社会经济制度”,之后则完全以“另一种改良主义式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动的办法、计划、方法、制度。”而这种“改良主义式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振兴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只是随着它们振兴的程度而使它们有可能受到国家的调整。
他反复强调改良“不是倒退”,是调整,是渐进,是方法,旨在允许和振兴非公有制经济。尽管列宁把由革命转变到改良定时在1921年不甚妥贴,但是,改良确是列宁最初变革社会主义旧体制的运作方式,给后人极大的启迪。
建立社会主义与小农经济联系的纽带,是列宁极为重视的另一个问题。俄国是资本帝国主义,但是农民占全国人口80%,小农经济比重极大;所以,党和苏维埃政府能否正确分析和处理个体农民与小农经济,关系到苏俄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为此,列宁改正了过去把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的错误认识,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主要的可靠的同盟者,说:“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⑨由于明确了农民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一致,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朋友,党和苏维埃政府才制定和实行新经济政策,并取得“生产力已经开始提高”的成就。
至于无产阶级怎样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道路,真正实现与农民的牢固结合,列宁总结以往的经验,设计出两条重要的途径:
其一是建立文明的合作社制度。合作社是一种以家庭生产为基础,农民自主经营,保持很大独立性和自主权,只是在生产不同环节和季节以不同形式联合的组织;而这种组织却是农民接受社会主义的最佳选择,也是活跃农村经济,发展城市工业的最好形式。过去,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合作社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中,列宁纠正了那种错误认识,明确指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并要求“每个人都明白‘合作制’原则的社会主义意义。”
其二是运用自由贸易机制。文明合作社究其实质是商品买卖机关,只有通过它才能使个体农民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是因为:自主处置自己的劳动产品,拿到市场自由买卖,换取自己需要的工业产品等,是个体农民的最大愿望,是有效调动个体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最强发动机,也是个体农民生产资料小私有制在产品分配上得以兑现的重要保证。所以列宁说:“在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尺度。”紧接着,他强调说:“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解决不了的难题。”⑩
既然允许自由贸易,那么,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市场机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据此,列宁高度评价商业活动,把它作为经济链条中的中心环节。他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说:“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末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抓不住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11他还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中进一步指出:“在目前商业竟是我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是无产阶级的先头部队同农民唯一可能的结合,是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12有鉴于此,列宁号召“做文明商人”,指出:“国家必须学经商,使工业能够满足农民的需要,使农民能够通过商业来满足自己的需要。”13
革除党和苏维埃政府在领导体制上的弊端,是列宁反复思考的又一重大问题。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制度不能不对党和苏维埃政府产生诸多消极的重大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领导体制带有军事封闭性缺损,而民主开放性机制不健全。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在五年的时间内要很好地改造机构一般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国革命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我们在五年内建立了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的新型国家,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个巨大的事业。”接着他指出:“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构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来的旧东西,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是为了改善机构。”14
怎样“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进机构”呢?列宁提出如下几点设想:首先,党政职能分开。列宁针对苏俄以党代政的不良现象,一再要求将党政职能分开。他在《关于对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大纲给莫洛托夫的信》中说:“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15党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自己通过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引导政府工作,并以相应的机制保证和监督政府贯彻执行。党对苏维埃政府的行政工作事无巨细地大包大揽,把不该管的事管起来,势必削弱政府独立自主办事的精神和能力,使政府工作不能正常运转,从而有效履行自己的社会经济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同时,也势必分散精力,转移对重大决策的注意力,妨碍自身建设,也不利于主要从政治上实现对政府的领导。党干预甚或代管政府工作,还是沙俄集权的阴影在作祟。
其次,防止个人专断。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敏锐地感到当时党内两位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太粗暴”,托洛茨基“过分自负”,从而尖锐地指出:“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16他采取的防止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是对党的中央领导人实行监督。列宁在《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认为,要保证一定数量的中央监察委员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要求参加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应该‘不顾情面’,注意任何人的威信都不能妨碍他们提出质问,审查各种文件,并且总要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和使问题处理得非常正确。”17二是实行一人一票制。中央委员与总书记是一班人与班长的关系,总书记是班长,群龙无首不行;但是,总书记不能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家长制”,而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列宁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至几十人甚或一百人,而在表决时实行一人一票制。他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为了提高中央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构,为了防止中央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全党的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18
最后,防止泛行政化。国家机关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行使权力,实施管理,搞好服务的机构。怎样才能做到呢?列宁认为国家机构不能泛行政化。他在《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某些能够对国家事务的方针起决定性影响的同志夸大了行政的方面。当然,在一定的地点和一定的时间,行政的方面是必需的,但是不应该把它同科学素养、丰富的实际知识和吸收人材的能力等等的另一方面混淆起来。”19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提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及改变其成份。列宁要求“国家机关的领导者不能不是在技术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全面科学素养的人”,“应该具有出色的吸收人材的能力,具有检查他们的工作的相当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他又要求国家机关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应“作为内行、专家、科学技术代表人物的总和。”20可以看出,列宁上述思想的核心是,国家机关要由内行,而不是外行来主持。在关于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知识化,吸纳专家学者参加领导,以及领导人员用科学观进行决策,管理政务等方面,他提出了十分明确而又非常重要的看法和要求。
三
邓小平在1985年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21他对列宁根本改变了的社会主义整个看法给予首肯。那么,“列宁的思路比较好”表现在哪里呢?
比较好就好在列宁制定政策,决定行动从苏俄的国情出发。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国情是最大的实际。毛泽东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2国情是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出发点。怎样才能做到从国情出发,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两个相关的问题:其一,科学估量国情,这是前提;第二,依据国情制定相适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关键。从列宁的“遗嘱”看,他总结了十月革命后不久的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较为准确地把握了上述两方面的问题。自1921年3月俄共第十次党代会和4月列宁《论粮食税》伊始,苏俄停止了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从而开始走出困境,缓解了多种尖锐复杂的矛盾,稳定了局面,赢得了人心,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巩固了苏维埃政权。所以,列宁高兴地说:“无论如何现在就要赶快提高生产力,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生产力已经开始提高了。”23新经济政策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功效,主要是因为它符合苏俄国情。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俄国,要团结农民,发展经济,就必须承认和允许有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自由贸易。所以,列宁又说:“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在于:第一、无产阶级国家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24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苏俄党和政府最主要领导人,在1927年就过早地结束了新经济政策,他的严重失误也从此显露端倪。
比较好就好在列宁在认识和处理经济与政治关系时,把经济置于首位。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由于主要从事政治斗争,因此从政治视角考虑问题竟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尽管又遇到经济问题,但是既不习惯,更不善于处理,往往出现重政治轻经济,甚至以政治代替经济的趋向。迄今为止,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主要的、最高的斗争形式是政治斗争,一般说来这是正确的。然而,取得政权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主要的、最高的任务是发展经济,尽快增加生产总量;不这样,社会主义便失去物质基础,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就不能不断得到满足,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也只能是海市蜃楼。这种由政治转向经济的认识的变化,虽然是艰难的,甚而是痛苦的;但是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现代国家理念的要求看,又是必须的,至为重要的。我们当然不能忽视政治,也要从政治方面考虑问题,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可是,政治为经济所决定,其目的在于发展经济,因为经济是基础,离开经济政治不仅是一只空壳,而且势必扭曲、变形。正因为如此,列宁提出发展经济,增加产品就是政治。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片面地、过度地强调政治和政治斗争,结果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造成政治恐怖,极大地伤害了苏联人民,而经济除军事工业外,发展缓慢,人民生活长时期没有得到显着改善,埋下了后来苏联解体的祸根。
比较好就好在列宁觉察到并着手改变苏俄某些不良体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确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社会转型,具有划时代意义。正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没有经验可资借鉴,所以人们总是沉浸在胜利后的喜悦中,简单地以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能完全解放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开辟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没有或很少发现体制上可能存在的诸多弊端,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生产力的束缚,对人民群众建设热情的挫伤。如邓小平所说的:“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25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当是触及社会主义体制弊端并试图加以改革的开先河的人。他在晚年重病缠身之际,仍殚精竭虑地思考苏俄党和苏维埃政府体制上的缺失,初步提出建立新体制的若干重要措施。所有这些,都为后继者改革社会主义体制提供了最初的、重要的思想资料。斯大林继任后,非但未能遵循列宁的较好思路走下去;相反,将苏俄不良体制推向极端,个人高踞于集体领导之上,权力凌驾于法制之上,唯我独尊,唯权是用,从而严重削弱和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大大降低了党和社会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注 释:
①④⑥⑧⑨⑩11121315172324列宁全集(第33卷)[M]·429·39·429·84-88·143·423·90·143·53·221·440·143368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245
③列宁全集(第15卷)[M]·112
⑤⑦列宁全集(第31卷)[M]·16·336-337
1416181920列宁全集(第36卷)[M]·619·617·615·623621·
2125邓小平文选(第3卷)[M]·139·370
2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