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现代性是现代化运动的产物。在当今世界，现代性是先发展国家发展的新起点，是后发展国家追求的价值目标。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既要义无反顾，又要善于发挥后发优势和制度优势，还要善于从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性反思的成果中汲取智慧，把现代性建构融入以社会整体协调发展为指归的谋划与实践之中，走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之路。
[关键词]现代化；现代性；建构；价值理性
正处于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蓬勃发展，现代性正在生成。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针对正在生成的现代性，不同的人表现出了不同的价值立场。很显然，后现代主义话语处于弱势地位，前现代话语更是显得软弱无力，加快现代化建设、熔铸现代性则是强势话语。无疑，加快现代化建设、熔铸现代性，是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但是，在当代中国，仅仅执着于加快现代化建设、熔铸现代性，而无视西方国家现代性的消极后果和中国现代性生成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复杂性，显然是不明智的。中国不应该走西方国家的老路，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必须实现对西方国家现代性建构之路的扬弃与超越。这就是我们的价值立场。
一
现代性与现代化密切关联。人类的现代化运动——“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1]发轫于西方，首先成于西方。现代性正是现代化的产物，是在现代化运动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
那么，究竟何为现代性呢？很显然，现代性是与传统性或前现代（性）相对而言的。现代性是指在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那些相对稳定的要素、特性的总和，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体现的一般趋向和原则。现代社会之所以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现代性。现代性不仅代表着一种文化精神、价值取向，而且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质的规定性的社会组织方式和制度安排。吉登斯指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强调“必须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
现代性并非是某种单一的特征，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换言之，现代性具有多种质的规定性，是多种质的规定性的统一。那么现代性究竟有哪些质的规定性呢？对这一问题，人们逐渐形成了探索的思路。这就是从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去寻找，就是通过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分析、综合、提炼来揭示。的确，如同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一样，现代性也不等于西方性，但是，现代化毕竟在西方首先拉开帷幕，现代性毕竟首先在西方生成。因此，这种探究思路是恰当的。
透视西方社会，我们认为现代性的基本规定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主体性。现代性确认人是自然界的主人，高扬并展示人的主体性，充分肯定人对自然界的征服、改造能力尤其是创造能力，相信人能够驾驭自然界，使自然界为人提供稻米菜蔬等人生存发展所需要的一切。（2）理性化。现代性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理性化是现代性的最根本的质的规定性，是其最重要的内容。现代性的生成过程就是理性走强的过程，现代性的时代就是理性高扬、具有至上地位的时代。大卫·雷·格里芬等指出：“现代常常被认为是理性的时代，它是相对于被看作是信仰甚或迷信的时代的中世纪而言的。”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推崇理性，相信理性可以克服宗教、愚昧、迷信等对人的压抑，可以把人从匮乏、灾难、必然王国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终极性的自由和幸福。（3）工业化。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显着标志，工业化是现代化运动的基本追求，因而它也是现代性生成的基本目标，是现代性的显着标志。现代性象征着这样一种境界，一切产品生产都可以置于人的控制之下，按照人的设计进行，这就是工业化。（4）市场化。现代性超越于传统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追求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崇尚竞争追求效率。（5）城市化。现代性主张生产社会化、服务规模化和高水平的社会整合度、一体化。城市较之分散的乡村更有利于生产社会化、服务规模化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社会整合，实现一体化。因此，城市化符合现代性的要求，能够体现现代性的基本精神。事实上，从另一个层面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城市化这一现代性品质的生成过程，城市化水平是衡量现代化水平、现代性程度的重要标志。（6）民主化。在政治体制和运行方式上，现代性不同于传统性的集权、****、非程序化，它以民主化为基本取向、基本原则，强调政治参与的广泛性、有序性，强调分权与制衡，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形式合理性是政治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基础。（7）法治化。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上，现代性不同于传统性的人治、德治。它以法治化为基本取向、基本原则，尊重和维护法律的至上权威，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个人与组织的行为界限清晰确定和合法。现代性的内容相当丰富，以上列举的七个方面无疑是最重要的内容。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所体现的一般趋向和原则，是对前现代（性）或传统性的超越，理性化(实际合理性——形式合理性)是现代性的最本质的特性。
我们并不否认现代性在西方世界必然受到资本主义的浸染，从而在表现形式上显示出特殊性，在社会效应上表现出更为明显的价值两面性，但我们不赞成把现代性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性相等同。现代性不只可以与资本主义相融合，它也完全可以与社会主义融为一体。
二
现代性一经生成，它便既是一种事实性存在又是一种价值性存在，是事实性存在与价值性存在的统一。对现代性进行价值诠释、价值考量，不仅是无法回避的，而且是完全应该的。
指向现代性的价值诠释与考量必须坚持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诠释、考量现代性的价值理性必须是内含科学的历史理性（科学理性的基本层面之一）的价值理性。
卡西尔指出，人不仅仅是存在着的动物，更是理解、反思着的动物，人不仅仅生活在现实之中，也生活在理想之中。思考着未来，生活在未来，这是人的本性之一。的确，人是向未来敞开的，人是不断生成的。人类一诞生就既脚踏大地又仰望天空，就构想、憧憬未来，为自己设置“是如此”与“应如此”的矛盾，并谋求不断地趋近那个至高境界的“应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人的发展将经历三大历史阶段，人的依赖性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从中不难看出，与社会发展的高成熟度相契合、相辉映，人的发展的至高境界就是全面而自由地发展。
从人的特性、人的历史发展的视角看，超越前现代的现代化运动的开启，合乎历史进步和人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现代性作为现代化运动所倡导与追求的那些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主体性、理性化、民主化、法治化等），它的生成，是人类文明发展跃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的显着标志，是人的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坚实支撑和必要机制。现代性的历史生成，不仅唤醒了沉睡的大自然，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和质量，并且把人类从许多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无数病痛的折磨下解救出来，而且彰显了人类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本质，提升了人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它提高了人类的组织化、有序化、一体化和文明化程度，为人类告别原始的丰富性，告别人对人的依赖，为人走上全面发展，获得自由个性，即步入全面自由发展的最高境界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正因为现代性所表征或彰显的是一系列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要素和特性，所以它一旦生成便作为一种美好的东西而展示出自己的价值和魅力，成为现代化业已初步实现的国家进一步追求的价值目标，同时对后发展国家产生巨大的价值引导力，从而成为后发展国家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在当今世界，以现代性为价值目标的现代化运动所呈现出来的全球化趋势，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佐证。
但是，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并不都是积极的正面的价值，实践与事实表明，现代性具有价值的两重性，其负面价值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充分暴露出来，在后发展国家也已初见端倪。现代性的负面价值举其要者大体上是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现代性高扬主体性、理性化，显示出了征服、支配和控制的强力倾向，导致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的肆无忌惮，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使人类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大自然的反弹、报复；二是现代性具有自我激励、自我扩张的本性，滋生了发展主义，导致了发展威胁生存的困境或悖论；三是现代性在本质上是工具理性，它挤压、侵蚀着人文理性、价值理性，遮蔽、忽视了许多人类所必需的美好的东西。比如现代性具有“去蔽”、“祛魅”的功能，它使人类走出了愚昧、盲从却又陷入了简单化、平面化，陷入了意义危机，陷入了精神上无家可归的境地。现代性崇尚法制化，它给人类带来了外在的秩序，使人有了明晰而确定的行为预期，但却使道德黯然失色，使人不再像康德那样敬畏心中的道德规律，从而失去了心灵的秩序；现代性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却又使人产生了新的依赖，如对交通工具的依赖，对制冷制热设备系统的依赖，对药物的依赖，从而弱化了人自己依靠自己生存的能力，等等。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总不乏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哲人。在现代性生成从而取得强势地位、霸权地位的过程中，尼采、海德格尔、哈贝马斯、丹尼尔·贝尔、福柯、罗尔斯、德里达、哈桑、利奥塔、吉登斯、贝克等后现代思想家对现代性的反思、反省，对现代性危机的揭露和批判等，就是基于对人类在获得长足发展进步之后出现的危机之深切关注的抉择。在当今世界，无论是解构的后现代主义，还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尽管它们的致思方向、价值取向等存在很大差异乃至对立，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对现代性的忧虑，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忧虑、反思、批判决不是无病呻吟、危言耸听，而正是与时俱进的问题意识的体现，正是逻辑与历史的契合。
三
现代性是我们这个时代占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命运生成和现代社会基本构架最为重大的塑造力量，虽然现代化、现代性在当今的西方世界似乎已不再为人们所青睐，然而世界发展是不平衡的。当处于世界现代化运动中心的西方国家现代化业已实现，现代性业已生成并已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变时，大多数国家还处于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之中，现代性仍然是大多数国家追求的价值目标。现代性，是少部分国家发展的新起点，是大多数国家追求的目标，这就是不平衡。
中国，自近代起才真正开启以现代化、现代性为指向的启蒙运动，才开始了实现现代化、生成现代性的努力。先行者们相继从技术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探究中国衰落的根源，探寻民族复兴的路径，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进展。但是，在当时中国的特殊处境下，救亡成为最紧迫的历史性课题，因而救亡与启蒙比就不能不成为国人的优先选择。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百余年的历史里，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非主流、非持续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便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进展，但只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我国才真正开始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建设、现代性的生成才成为我们实践的主旋律，才成为我们持续的追求。2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现代化运动的推进，现代性的生成，无论是广度、深度还是力度、速度，都是以往所不可比拟的。可以这么说，在当代中国，现代性已初见雏形。但是，我们的现代化还没有实现，我们的现代性还没有真正生成，我们中国还没有真正取得现代性的身份和资格。就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而言，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确不是处在同一个层次上，他们的许多现代性品格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当代中国的发展更具有紧迫性。在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是发展的重大而基本的任务。鉴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所造成的危机，鉴于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资源环境压力太大、生态破坏严重、价值迷失、道德失范……等问题，以及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社会的一些人文学者开始举起中国现代性批判的大旗，他们言辞激烈、情真意切，不乏人文情怀,但亦不无偏颇。面对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批判，我国也有持不同看法的学者，他们认为，中国还不具备现代性批判的资格，当代中国社会之所以不乏现代性批判的声音，主要是因为中国历来就有的思想早熟的毛病在作祟。在他们看来，U.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中所表明的这一观点是很有道理的。这就是，在前现代或者简单现代化社会中，当饥饿以及其他自然性危险还是人类社会时刻面临的主要威胁，科学技术还只是解决这些威胁的根本手段时，加上启蒙运动家们对理性的热情鼓吹，人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去探究启蒙理性的内在结构的悖论性以及这种悖论性结构可能带来的风险；而当科学技术对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改造还相当局部和粗浅，人造社会还没有完全形成时，启蒙理性制造的风险也难以为人们所认识。其实，U.贝克的观点虽然并非毫无道理，但他的观点只适用于先发展国家现代性生成的初期，而并不适用于后发展国家现代性生成的初级阶段。在事实上，在世界交往越来越普遍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当先发展国家现代性初步生成，现代性造成的危机亦已显现时，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即便才刚刚开始生成，这些国家的人们也完全可能去探究启蒙理性的内在结构的悖论性以及这种悖论性结构可能带来的弊端或风险，更何况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过程已经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消极后果呢。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性批判能否发生并不仅仅取决于某一地域、某一国家的发展状况，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批判是有其存在依据和价值的，只是这种批判不能走向偏执。
毫无疑问，现代性建构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坚定不移的价值取向，获得现代性身份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坚定不移的价值追求。这就如同我们的交通并不应因为机动车的风险大而拒绝使用机动车而坚持徒步行走一样。这应当成为我们基本的价值共识。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和特征，但它决非现代社会的全部，现代社会的全部丰富性是现代性所无法涵盖和替代的。我们可以把现代性从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抽象出来加以认识，加以分析，但是作为现实的、真实存在的现代性决不是赤条条的孤立地存在，而是与社会的其他方面交织在一起的，它只是现代社会这个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结构性或结构化存在。现代性并无西方与东方之分、美国与中国之别，只是现代性的实现方式、表现形式、社会效应（影响）会打上国情的烙印，会带有社会制度的色彩，从而显示出东西方的差别、中国与美国的不同。
现代性是一个系统，是由各种特性、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我们在现代性建构进程中，无法对现代性这个系统、这个整体进行解构，从而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重构，即选择某些特性、要素，抛弃部分特性、要素。因此我们选择现代性就是选择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现代性，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就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的现代性建构。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探讨、审视、谋划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不能就现代性谈现代性，不能只讲现代性，而应当更有宏阔的视野，从社会整体发展和人全面发展角度去探讨、去审视、去谋划。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应当从西方国家现代性建构的实践和自己以往的现代性建构的初步实践中吸取经验特别是教训，应当从中外思想家反思现代性的努力及其成果中汲取智慧，也应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既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和传统文化的优势，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走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之路，使中国社会逐渐成为既具有现代性品格又在其他方面超越西方社会的中国特色的新型的现代社会。
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应当体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理念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和最高追求，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根本思路，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整体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整体推进的过程，就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过程，就是和谐社会实现程度逐步提高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实质上就是现代性逐渐生成、中国社会逐渐真正获得现代性身份的过程，同时又是自觉防止和遏制现代性侵蚀、蚕食、宰制人文价值理性、避免现代性危机的过程，也就是有利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文化精神、价值准则、社会因素的传承、弘扬与生长的过程，如和而不同的社会生态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成和不断绵延等。
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试图尽享现代性的益处，完全规避现代性的消极后果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尽最大的努力用其利避其害，把现代性的消极后果降低到最低程度，则是我们的应有抉择。在当下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科学理念已初步生成与确立，重要的是要将这种理念化为全社会特别是决策系统的高度自觉，转变为普遍化的现代性建构的实践。
总之，对于现代性，我们应当看重而不迷信、追求而不狂热、执着而不迷失，建构现代性而不惟现代性。
注释：
[1]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1988，1.
大卫·雷·格里芬.鲍世斌.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229.
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104.
肖瑛.“从理性VS非（反）理性”到“反思VS自反”：社会理论中现代性诊断流变[M].上海：社会.2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