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如何结合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和变化着的实际，站在新世纪的制高点上，认真研讨与审视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颇有争议和难度、极具挑战性的课题。从50年前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今天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变化和党的执政理念的升华。本文论述了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贡献与局限，分析了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未能在实践中落实的原因，探讨了“社会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个概念，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阐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
[关键词] 人民内部矛盾；社会矛盾；和谐社会
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并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命题和历史任务。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的深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和题中应有之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树立了新目标，提出了新要求，确立了新理念。
一、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理论内涵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20世纪50年代大致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二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三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毛泽东是持第三种看法的，他坚持用矛盾的观点考察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1956年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显露。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成，经济建设方面的急躁冒进，一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我国城市的罢工、罢课、游行等事件也随之增多，农村出现社员闹退社风潮，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也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面对这种新形势新情况，许多党员和干部缺乏思想准备，处于被动地位,或者用老眼光看新问题，把尖锐批评和群众闹事一概视为阶级斗争，试图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加以压制。这样，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1957年1月，毛泽东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1]从而把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突出而鲜明地提了出来。随后，1957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作了进一步的深入阐述。
第一，毛泽东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他强调处理两类矛盾时，应划清两种界线。解决敌我矛盾是分清敌我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但是是和人民内部矛盾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如果混淆了这两种界限，实践中就会出现偏差。
第二，毛泽东提出了解决两类矛盾的基本方法。他说：“我们历来主张，在人民民主下面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因为敌我矛盾是根本利益对立的对抗性矛盾，不能不采用专政的方法。而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
第三，毛泽东提出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他说：“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的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因此，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防止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要防止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同时促进敌我矛盾向人民内部矛盾转化。
第四，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两类矛盾中，毛泽东的思考重心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他不仅提出怎样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一门科学，而且特别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具体方法。例如，在经济工作上，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在科学文化上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采取“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方法等等。
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阐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但是从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本身看，有其历史的阶段性和局限性。
首先，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具有二重性。我们知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原是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稿，6月19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时，反右派斗争已全面展开，由于对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等，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这样，发表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本身就包含着矛盾：一方面明确指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强调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发展文化，这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另一方面，又着重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又隐含着背离八大路线的“左”的因素。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完全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显然二者是有关联的。
其次，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的一些具体论述，也有不准确、不完善之处。比如，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把赞成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敌我的根本标准是不确切的。政治态度不能作为划分敌我的最终依据，如果以政治态度为划分依据，那就十分容易带来敌我区分上的随意性，反右的严重扩大化和十年“文革”的历史悲剧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把赞成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敌我的标志，也为后来提出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阶级”准备了条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还把敌我矛盾归结为敌我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归结为是非问题。人民内部矛盾是否都是是非问题，这也值得商榷。实际上，人民内部矛盾是十分复杂的，这里有管理问题、公平问题、工作作风问题、观念转变问题等等，而不都是简单的是非问题。1958年1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一类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一类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内部先进、落后性质的。这个提法也不够准确，不仅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具有阶级斗争性质，而且人民内部的矛盾也不都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例如，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矛盾，就很难说谁是先进的，谁是落后的。
再次，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一提法有失偏颇。毛泽东、刘少奇都曾使用过“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一提法，认为我国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的表现是人民内部矛盾，从而把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紧紧连在一起。对“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个提法，我认为在逻辑上是混乱的，在实践中所产生的作用是有害的，应当否定。提出“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就很容易导致无限制地把阶级斗争扩大到人民内部矛盾中去，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只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下进行。许多人民内部矛盾“经过‘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个中介而成了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成了对抗性的敌我矛盾”。这样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充其量也就成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大背景、大氛围中的“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理论。这一历史教训，应当好好总结与吸取。
从1956年4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到同年9月党的“八大”提出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再到1957年初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1957年3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党员干部会上讲话的主题也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在一篇讲话提纲中还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应当说，毛泽东的这一思路是清醒的、正确的，但是遗憾的是，1957年夏季的反右运动，不仅毛泽东的思路发生了偏离，而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发生了严重偏差。这一现象启示我们，一种正确的认识虽然形成了，但是要成熟起来，并且在各种复杂情况下都能贯彻，并不容易，必须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努力。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和氛围中，到处都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无中生有地“设置”出许多“阶级敌人”，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了一句空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果断地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真正落实提供了可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从而也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树立了新目标、新理念、新主题、新追求。
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历史命运
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但是后来却犯了长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并最终导致十年“文革”，理论与实践的反差十分巨大。我以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没有在实践真正落实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失误并由此导致阶级斗争为纲，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没有在实践真正落实的根本原因。研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论，有两点必须给予充分的注意：一是毛泽东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满意，固然与他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可能导致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的错误结论，因而是不妥当的这一见解有关，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与他的认识视角有关，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要矛盾不应仅从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即经济方面去寻找，更主要的是要从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即政治方面去寻找。从政治方面考虑主要矛盾，是毛泽东的基本思路。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提法的改变，就是这一思路的产物。
二是修改后于1957年6月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思路和两种判定：一方面是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展经济和文化；另一方面是阶级斗争还很激烈，要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这两方面中，前一方面后来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后一方面却被不断扩大，发生了重大演化。由于有两种思路的内在矛盾，导致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二重化，即使在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之后，毛泽东又说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在1959年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也提出反右倾不要影响经济工作。当然，这种“双轨制”是不会长久的。从1962年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到1964年“四清”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再到1966年起持续十年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终于成为压倒一切、统帅一切的纲，从而在“极左”的道路上，实现了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的一致。有的研究者从认知过程的概念图式的角度，分析了实现这种“一致”的原因，认为“长期以来毛泽东所形成的阶级斗争概念（如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对马克思主义要取它四个大字：阶级斗争……），无疑是比建构中的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的概念图式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它对感觉材料具有更强的统摄作用、过滤作用和整合作用”。因此，当遇到国际国内重大事变时，习惯地运用旧的概念图式，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提出到反右，由开门整风到阶级斗争，由和风细雨到急风暴雨，就不难理解了。
从八届三中全会主要矛盾的改变到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论述，从“四清”到“文革”，毛泽东越来越忽视经济建设，越来越关注阶级斗争。在他看来，最要紧的是阶级斗争。因此他一再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些论述表明：阶级斗争早已是毛泽东心目中的“主要矛盾”，成为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主旋律。在这样的思维和氛围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可能真正落实。
2.忽视利益矛盾和利益分析，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没有在实践真正落实的主要原因。关于主要矛盾，毛泽东主要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而比较忽视经济方面。与此相关联，对于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也主要是从政治思想方面着眼的，而比较忽视物质利益方面。这固然与历史条件有关，在当时物质利益矛盾还不够突出，利益集团也不明显，但是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重心是放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上的，所以特别强调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而对物质利益这个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根本的原因研究不够，对不同利益集团的产生、形成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以及矛盾的协调和解决都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在“左”的氛围中，在高度集中和僵化的体制下，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往往成了一句空话。许多人民内部矛盾事实上并不被承认，常常是被“压”了下来，“捂”了起来，例如：国家、企业和职工的矛盾，被“奉献精神”“解决”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被“局部服从全局”“化解”了；企业与企业、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矛盾被“发扬风格”“全国一盘棋”的要求淹没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被“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封杀了，职工之间、农民之间的矛盾，被“阶级兄弟”的性质、称谓和“大锅饭”的分配机制冲淡了，如此等等。[10]而一旦稍微越轨，比如农民的自留地，房前屋后养鸡种菜，就有可能被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被要求割“资本主义尾巴”。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虽然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但是没有也不可能在实践中贯彻落实。
由于主要是从政治思想方面考察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毛泽东说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11]。这一见解，今天看来显然是不适宜和不完全的。处理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利益矛盾，必须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要在顾全大局、互相协调、公平竞争、合理分配的前提下，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思想工作等各种综合手段，化解矛盾，努力寻求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最佳结合点。
3.轻视民主法制建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没有在实践真正落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是主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他提出的公式是团结——批评——团结，形式是和风细雨，但是，他主张的方法则是可能导致急风暴雨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毛泽东对“四大”是很欣赏的，他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很适合的形式。……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解决的比较快。”[12]“四大”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工具，作为群众吐露不满的出气阀，会有一定作用，但是“四大”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一套民主程序和制约机制，健全法制，依法治国。这比“四大”重要得多，也困难得多。
邓小平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13]“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4]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5]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单靠“四大”是不可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也是远不能实现民主目标的。只有切实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才能防止随意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才能真正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三、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当代思考
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但是从历史来看，由于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和缺少民主法治的保障，因而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从现实来看，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导致矛盾主体的阶级属性大大淡化，社会属性大大增强，原有的思维范式显得很不适应。因此在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当代反思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研讨中，理论界就有了三种提法：一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二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三是正确处理或者叫化解社会矛盾。很明显，第一种意见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原有提法。第二种意见是在人民内部矛盾的原有提法后面加上其他社会矛盾这个补充。第三种意见干脆就用社会矛盾这个新的表述。如何认识与理解“社会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个概念，这个问题显然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对此，笔者主要有以下几点思考：
首先，社会矛盾的概念和提法，有助于推进和拓展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这是因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一个政治性概念，社会矛盾则是一个学术性概念。社会矛盾的含义和范围更广，它可以涵盖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而人民内部矛盾则无法涵盖社会矛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小区里人（居民）与车（乱停车）、人与动物（宠物）的矛盾，这些年由于小区停车位问题和养宠物问题引发的矛盾和纠纷屡见不鲜，这些矛盾的直接诱因是人与物（车）和人与动物，而不是人与人，因此用人民内部矛盾来解释就有些勉强，而用社会矛盾来界说就比较准确。再比如人和自然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阶段有时候人与自然的紧张程度甚至超过了人与人的矛盾，无论是海啸、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还是非典、禽流感，都说明了这一点。而人与自然的矛盾，用人民内部矛盾来解释也相当困难。
其次，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及其方法论功能，对于今天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仍能继续发挥作用，比如经济工作方面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科学文化方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统一战线方面的“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等。
再次，需要强调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某些思想和方法今天仍能继续发挥作用，但是它需要面对新的形势，有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新的表述、新的发展、新的境界，比如科学发展问题社会和谐问题、以人为本问题、共建共享问题，比如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问题，更加强调共同富裕问题，更加关注弱势群体问题，更加重视利益协调问题。这些内容在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中，有些是没有提及的，有些是不够重视的。尤其是民主法治问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两类矛盾之外，常有“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和“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之说，到底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其界限十分模糊，确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随意性很大，往往以领导人的判断、兴趣和注意力的转移为转移。实际上，离开了民主法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启迪。
最后，在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还会常常使用，但从长远趋势来看，“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将逐步减少甚至渐渐淡出，而“社会矛盾”的表述将不断增多并成为常用语。这是因为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着眼点是阶级划分和阶级视角，即从阶级分析出发区分“人民”和“敌人”，从阶级视角出发把握“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在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利益主体多样化、社会结构多样化、分配方式多样化、价值取向多样化的情况下，矛盾主体的阶级属性大大淡化，社会属性大大增强，已很难简单地用“敌我”和“内部”来划分。虽然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某些论述今天仍然有方法论的意义，但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视角已经发生了转换，即从阶级性转向社会性，从两类矛盾转向社会矛盾。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从社会建设的角度着眼的。这是面对新世纪新挑战，解决当代中国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的新思考、新视角、新理念、新目标。维护社会公平，激发社会活力，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和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工作和紧迫课题。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新主题。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无矛盾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正视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化解矛盾的过程，是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建立科学的协调和处理机制的过程。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从社会矛盾的产生看，主要是具有结构性和利益性的特点，即基本上是由结构性矛盾和利益性矛盾引起。其次，从社会矛盾的表现看，往往具有群体性和突发性的特点，极端的情况下，还会具有攻击性，甚至暴力性。再次，从社会矛盾的发展过程来看，具有复杂性、反复性的特点，处理起来的难度很大。最后，从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来看，具有综合性、整体性的特点，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相互配合和协同。
那么应当如何面对新形势、新挑战，着力于化解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呢？
首先，民生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切入点。以人为本具体体现为民生首要，即首先要解决好民生问题。无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讲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还是西方思想家讲的合法性危机、社会公信力，其前提就是先解决好民生问题。坚持民生首要，就是要以民生类的改革和发展为重点，加强“民生类”的改革与创新，加快建立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其次，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立足点。公平与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在当前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加关注弱势群体，更加重视共同富裕。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让改革得到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
再次，利益协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点。改革的实质是对人们经济政治利益关系的调整，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呈现出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表达公开化、利益冲突尖锐化的局面。面对利益矛盾冲突的新格局，必须十分注意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关切点。
最后，共建共享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落脚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的社会，要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一切创造活力充分激发出来，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要在共建中共享，共享中共建，真正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使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注释：
[1][12]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5）：357，364，317，370，459，389，475，467.
雍涛.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历史反思[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85.
[10]杨隽.我国社会转型期越轨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70
[11]毛泽东着作选读[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下）：818.
[13][14][15]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33，146，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