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本文就这一新概括追本溯源，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脉胳，对这一新概括作出了科学的解读。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理论思维的民族，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尽管在建党初期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间有限，但是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历尽艰辛，经过失败和挫折，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其实践成果，是探索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理论成果，按照十六大说法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同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前几届中央领导集体一样，非常重视党的理论建设。锦涛同志在十六大以后就一再强调：要高举旗帜、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使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五年来，根据历史发展到新世纪的新阶段，国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新特点，还有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和出现的新的矛盾，又作出了不少重要决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战略思想，进行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其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
十七大报告既是政治宣言，又是行动纲领，还是理论华章。它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对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作了新的表述，将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经验总结的理论，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锦涛同志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最新概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这里就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括谈点看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的必要性
凡是稍微了解我们党改革开放理论创新情况的同志都很清楚，这些年来，理论的发展，如同实践的发展一样，其速度之快、成果之多、影响之大，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仅十六大以来，就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建设和谐世界等等。这就有一个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理论和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要不要整合的问题。近两年来，已经有不少人在思考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整合方案。这就需要有一个更为宏大的思想理论概念。经过反复比较，最佳选择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称谓。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最新概括是许多同志企盼已久的，深得党心民心。
为什么说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最佳概括呢？
第一，这个概括突出了理论体系称谓的本源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创造的理论很多，其理论称谓的本源在哪里？归根结底，来自邓小平在十二大提出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思想。自此以后，不仅探索的道路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最初在十三大报告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所作的理论概括，就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在十五大报告讲我们党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两大理论成果时，对第二次飞跃理论成果的表述，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由于“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到了十六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才有了目前的规范表述，它丝毫不影响其内涵。在十六大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说得很清楚，它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讲科学发展观等新的理论时也明确指出，它们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因此，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称谓加以整合，突出了理论体系称谓的本源性。
第二，这个概括突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源性。改革开放至今29年，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如经济发展保持了年均9.7％的快速增长，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近21万亿元，是1978年的13.3倍，居世界第4位；对外开放在2006年进出口总额超过1.7万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84倍，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已突破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首位；就人民生活而言，我国已由温饱不足跨入了总体小康，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生活水平。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变化呢？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所以，这个最新概括能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源性。
此外，这个最新概括还有三大优点：
一是体现了理论逻辑的科学性。前面讲过，十三大首次提出两次历史性飞跃这个思想时，从实践层面讲，就是认为：第一次飞跃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第二次飞跃则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十五大和十六大从理论层面讲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时，先是讲的邓小平理论，后来又加上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又有新的理论成果产生。这都是就一个个具体理论成果而论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称谓的一大好处，就是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十三大从实践层面讲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出来的两条道路和十五大以及十六大从理论层面讲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之间的对应关系。既然第二次飞跃的实践成果是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将其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升到理论上说，就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逻辑使然。
二是体现了理论发展的开放性。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在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作为其经验总结的理论必然会相应地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成果会越来越多。如果不加以整合，到了一定时候，对一个又一个的创新理论如何表述都会成为很大的困难。现在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称谓，就可以将以后不断发展的创新理论都统统地包括进去。锦涛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就说明了这个科学称谓的开放性。
三是体现了理论表述的简明性。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开展创新理论的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就需要理论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既然创新理论很多，每个理论之间又有继承发展关系，就免不了内容表述上的叠加相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最新概括，就解决了这个具体困难。因为这个表述很简明，所有的创新理论都包括进去了，便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的教育活动。它有利于入脑入耳，深入人心，“精神变物质”，成为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物质力量。
因此，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及时的，既是最佳选择，也是明智抉择。
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
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然是个新思想，自然会引出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回答。比如，对这个理论体系的界定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难道它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过去讲的“始于毛，成于邓”怎么解释等等。这里谈谈个人的理解。在我看来，需要厘清三个问题：
一是关于近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时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是个理论概念，但也是个历史概念，即有一个对当代中国历史时限如何界定。对近代中国、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三段历史如何断代划分，见仁见智，因为对它的认识是动态的，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比如对“近代中国”，其上限起自1840年“鸦片战争”，已成为定论。它的下限划在何时？过去将其定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近些年来，史学界基本形成共识，认为应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那么对“现代中国”如何定时？如果“近代中国”的下限定在建国之前，那么其上限无疑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它的下限呢？这里首先有个是否划分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赞成者有之，不赞成者也有之。“当代中国”是目前使用率比较高的概念，十七大报告多处使用“当代中国”这个说法。我是赞成区分两者的，因为对“当代”与“现代”的时间观念，许多人的感受很不一样。尽管两者表达与人们相近的时段，但“当代”更近，即一般指人们生活其间的那个时段。既然如此，对两者就要划分时限，加以区别。
我以为，“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时限划分，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重要文献的说法，都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建国后历史的一个界限。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3月就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随后又讲“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些年来，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讲话都是这么认识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因此，对这个断代的时限是一贯的。如果承认这样断代，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现代中国”的下限，也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有特定内涵的历史概念。尽管它是小平同志在1982年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的，但如十三大报告所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既然是“开始”、“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新时期。这即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锦涛同志的报告也是这样认定它的时态的。报告开宗明义讲“旗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29年历史成就时，是将改革开放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来讲的，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义上讲的。还指出：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说明“当代中国”的时限是很清楚的。既然有时限的明确区分，讲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就只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是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就理论传脉而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包括其中，并且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脉。自党成立86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可按照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区分为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这个区分是相对的，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基础理论。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目前视为创新理论的也会发生变化）。作为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可视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作为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
为什么这样区分呢？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改革开放以来的认识，既有共同相通的一面，又有不同相异的一面。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传统形态和当代形态的区别。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尽管提出过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这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已有论述。但是，由于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系统、不完整，认识的局限和历史的印记很明显。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在党的八大前后有良好开端（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重新探索的起点），但最终没有真正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个什么样的道路，过去没有完整界说。十七大报告首次作明晰概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显然，这个界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断实践创新的结果，是当代中国关于社会主义的创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然指当代中国的创新理论，那么作为基础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就不包括在内。当然，不包括不等于不重要，它仍然是我们党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
自十四大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来，尽管没有对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的区分作明文规定，但这个区分事实上是明确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五大报告还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十七大报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说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这些都是以区分了基础理论和创新理论为前提而讲的。这一类的许多表述都是不言自明的。按照这个逻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界定，当然只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
三是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实际上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渊源关系，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而不是本源理论。
所谓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此，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非常流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应当指出，在提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理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前，这个说法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和认识水平。但是，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后，还有其他创新理论的不断提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不仅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而且对“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要作具体分析了，当然，对“成于邓”的“成”不能作绝对意义的理解，而只是表示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之意，远非完成之意。问题主要在于对“始于毛”要作具体分析。若就我们党提出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思想而言，即从指导思想的方法论而言，从更为抽象的哲学理论上来看，完全可以继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但若就当今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而言，特别是实行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而制定的那一套方针政策而言，则很难再说“始于毛”了，因为从实行计划经济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对社会主义观念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当今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看法，完全可以套用列宁讲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始于毛”那个说法毕竟是上个世纪的认识，根据历史的发展对一些认识加以修正是很正常的。这些属于认识的局限和历史的局限，是一般人难以超越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创性理论与传承性理论
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那么这些理论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以为，是原创性理论与传承性理论的关系，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源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着的理论。
为什么说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理论呢？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最初源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最初就是指邓小平理论。如前所述，邓小平在十二大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称谓。十三大不仅首次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认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发挥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而且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十五大进一步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个“开始”和两个“新阶段”的定位，充分说明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源理论。
正因为如此，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进一步提升时，明确冠以“邓小平同志”的名字，称之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五大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括为“邓小平理论”。这就是说那时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邓小平理论”是完全等值的，或者说一个理论的两个称谓。十六大删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词组中的“建设”和“有”几个字，是简化词语，无碍本意，无关大局。从这样一个历史脉络看，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源理论是邓小平理论，那是十分清楚的。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两个基本元素——民族化和当代化，源于对邓小平理论的概括。自十六大始，由于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了指导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邓小平理论似乎成了只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个阶段的理论。但是，最初讲邓小平理论的两个基本元素——民族化和当代化，却仍是指导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两个基本元素。
过去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那个“实际”，比较多地是“民族化”的实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界逐渐开阔，对它的认识逐步提升。十三大首次概括“两次历史性飞跃”时，指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里强调的“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可视为注入“当代化”元素，是讲邓小平理论两个基本元素的最初胚胎。十四大在概括“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背景时分析道：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一种定义，也明确了它的两个基本元素的要义。这样的表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命题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内涵。
十五大在论述邓小平理论时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定义，它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两个基本元素表述得更加明确。
十六大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党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以宽广的[界观察世界，准确把握时代特点，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这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也具有民族化和当代化两个基本元素。
锦涛同志在十七大讲科学发展观时，也是强调这两个方面，一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二是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他说：我们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两个基本元素——民族化和当代化，源自于对邓小平理论的概括，那么邓小平理论当然具有本源性。
第三，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原创与传承关系，也说明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源理论。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过程中的理论成果。从理论渊源关系看，邓小平理论与它们之间是原创与发展的关系。十七大报告指出：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在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创立邓小平理论，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的。这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与时俱进，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
——十六大以来，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这三段话充分说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之间的原创性理论与传承性理论关系。它们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根据实践的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所侧重，因而所形成的理论形态，既一以贯之、承前继往，又与时俱进、启后开来。这也如锦涛同志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回答上述三大问题的一以贯之而言，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因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就上述三大问题来看既是与时俱进的关系，又是前后递进关系。只有前面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才有可能主要解决后面凸显的问题。因此，主要回答上述三大问题形成的三个理论形态，具有原创性与传承性关系。
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论述非常重要，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正如锦涛同志所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注释：
[1]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