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列宁运用革命辩证法，突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应当予以充分肯定。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都未能形成一种模式。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模式只有一种，即苏联模式。它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这种模式是过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没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最终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成了苏联亡党亡国的制度根源。冷静剖析“失败论”，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十月革命；革命特点；苏联模式； “失败论”
人类历史在阔步前进，世界风云在激荡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评价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准和方法也随着人们阅历的不同，必然有不同的见解。被我们誉为开创了社会主义新纪元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仅历经了七十多年，就红旗落地，亡党亡制亡国。随着时代的推移，过去曾遭到人们斥责的、摒弃的东西，现在变得可以被理解了(如民主社会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过去遭到人们忽视和淡忘的东西，现在又受到了重视并从中发掘了新的意义(如苏维埃)。十月革命从暴力夺取政权，从掌握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到进行改革，其中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在此，因学识有限，略陈几点。
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问题
我们曾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难道不应当用社会主义实践来检验一下列宁主义吗?另一方面，我们又得用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评析社会主义的实践。旧事重提，长期以来我们一再批判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对十月革命的思想观点，现在也值得反思。一位以故着名学者曾援引列宁在1905年8月《两个策略》中的论述，指出在20世纪初，俄国需要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当时经营农业的人口约占全人口的六分之五，这一点有力地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列宁承认了这一点，并批判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梦呓。“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之外，妄想在任何其他地方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要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当然，列宁认为这样的革命必须要由工人阶级领导，并在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这一观点，与当时的普列汉诺夫是没有什么分歧的。
问题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几个月，列宁就发动领导了十月革命。接着就是把一切大工业收归国有，并马上超出民主革命范围，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于是遭到了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坚决反对。他在《在祖国的一年》中说：“我们社会主义者确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内容纳不下现代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那时候资本主义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让给社会主义。但是对于俄国来说，这是比较遥远的未来的事”。并指责列宁违背了历史规律。笔者认为这是道出了真理，因为他重申了《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出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列宁在1923年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针对第二国际和俄国的一些理论家反对在俄国搞社会主义，认为俄国没有这种客观的经济前提，俄国的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水平的这类观点，进行了严厉驳斥。列宁认为他们迂腐到了极点，指出“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与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的这一论述，是值得质疑的。一是与原来列宁《两个策略》中的正确观点相违背；二是驱逐资本家，建立农民政权和苏维埃制度，这已经是搞社会主义了。列宁把对方的逻辑倒过来加以驳斥，不能不使人们感到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好像是不以经济和文明水平为前提的东西了。而面对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些学究气十足的第二国际和俄国的理论家，也只能理穷词拙，用中国一句谚语来说，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何况这些“秀才”是迂夫子，而遇到的“兵”，却是带刀的“孔夫子”(能文能武)，你能不服吗!
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视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前提，无视世界性交往的必要条件，其结果只能导致马克思所批评的“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和狭隘地域化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真理。无论是苏联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我们的中国，改革开放前，不是扭曲了社会主义，就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用暴力夺取政权和掌握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是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回事。暴力是产生新社会的助产婆，助产婆既不是奶妈，更不是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不足月的婴儿，既已呱呱落地，再来讨论该不该出生已为时晚矣；十月革命通过武装起义，已取得胜利，再来讨论该不该使用革命暴力，是没有任何意义了。问题的症结是如何对待先天不足的初生儿——新生的社会主义，使其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茁壮成长，这是一个历史难题。
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敢于尝试，勇于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突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把革命与建设“应用于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上。在十月革命后的四年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劳动人民做了三件大事：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承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
二、十月革命的特点与社会转型
最近读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新明同志的《俄国十月革命与社会转型》一文。其中提到十月革命的三个特点，即：暴力革命、经济落后和“一国突破”，我深表赞同。这三个特点的提出，其意义在于为我们理解苏联后来的政治选择与发展特点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暴力革命的特点，使得苏维埃政权的政治体制特别是政党政治有着强烈的革命特点；经济落后的特点，则使得苏共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因急于摆脱现状并为自己汲取执政资源，而走上了一条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之路；而“一国突破”的特点，则主要影响到了其后来的对外政策上，一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夹击，它必须保持强烈的“斗争姿态”，另一方面，它作为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始终有着一份老大情结，而这就为后来的冷战以及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埋下了伏笔。可见，十月革命的特点对苏联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认识这一点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对于苏联模式的研究与理解，应该全面而具体地来看。它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历史的宏观与微观背景、具体的国内国际形势、领导人的政治选择与政治偏好等等。加深对苏联模式的研究、澄清过去产生的一些理论误区，是我们必须做好的一项工作，而要做好这项工作就必须挖掘和掌握更多的一手材料，并且在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上有所创新与突破。
陈君其后谈到了苏联体制转换问题。他认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模式经历了三次体制转换：战时共产主义是十月革命以后出现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个模式，斯大林体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三个模式。这种提法是值得商榷的。
战时共产主义开始于1921年，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为粉碎国内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发动的反苏维埃政权的战争而采取的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经济政策的总称。主要内容包括：实行战时总动员；实行粮食等农产品的征购制度；实行全部工商业的国有化，禁止私人贸易；实行义务劳动制和食堂免费就餐。战时共产主义是为了应对巨大的军事压力不得不为之的做法。因此，当军事任务结束后，这种做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且在实施的过程中，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以致引发了大规模的暴动。这时列宁深切地感到“我们跑得太远了”(指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水平)。这说明，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临时举措，它不符合社会发展正常形态的要求，也就更不可能成为一种指导社会经济建设与政治运作的具体模式选择。再看新经济政策，它是在1921年取代战时共产主义，而开始实行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策，其实质是利用商品、货币、市场来建设社会主义，这确是个好思路。但这个政策仅仅实行了一年多，就遭到了来自党内激进派、左派的强烈反对。迫于压力，列宁在1922年3月俄共(布)十一大上不得不宣布停止退却，但实际上一些做法还在延续。直至1929年斯大林推行过左路线，提前结束了新经济政策。现在看来，新经济政策如果能够长期贯彻下去，成为一种经济体制、一种模式的话，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会开创出一个新局面。但历史不容假设。一项制度的成功取决于诸多因素，而要上升为一种模式促进一个社会的长期发展，则更为不易。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效果显着，但时间不长，还谈不上形成一种体制，更谈不上构建成一种模式。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一直持消极态度。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两本着作都闭口不谈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特别是新经济政策中的一些好的举措不仅没有保留，相反产生了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计划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勿庸置疑，斯大林模式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积极作用，那就是斯大林通过这种模式，使苏联跻身于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为后来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并使得苏联迅速赶上和超过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可惜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没能跟上时代的发展。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兴起，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要求有高度灵活的经济运行机制，要求扩大市场竞争。可是苏联僵化体制长期不改，仍然是粗放式经营，效率低下，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无法同资本主义的现代市场经济相竞争，终于败下阵来。它最终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成为了苏联亡党亡国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世界陷入困境的制度根源。
总之，在笔者看来，战时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仅仅是苏共在不同历史态势下的一种政策选择，是一种应时之需，它们只具有目标指向性与时效性，因此并未上升到模式层面。而斯大林模式(即苏联模式)则是在苏联存在的五十多年里，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并有着深刻影响的体制类型。因此，可以说到目前为此，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成型的只有斯大林模式，虽然它是一种不成功的模式、是一种必须坚决祛除的模式。而其他模式，比如中国的做法、越南的做法，还处于摸索与实践阶段，还在不断的调试与完善，还没有成为一种较为成型的模式。
三、冷静地剖析“失败论”
近些年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对十月革命的重新评价，大致有几种看法：
1．“革命意识论”。把十月革命看成是布尔什维克党“革命意志”的产物。这种观点没有深入到当时俄国内外特殊环境所造成的主客观条件中去寻找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当时的客观条件是俄国是世界上各种矛盾交织的中心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动员兵力1550万，三年内死亡和俘虏人员达到800万，经济近乎崩溃，由此带来了深重的社会灾难，人民无以为生，就只能诉诸革命。二月革命胜利后，临时政府既不想结束战争，也不敢进行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民众依然得不到和平、土地和面包。另一方面，革命也具有其他的主观条件。那就是列宁的变帝国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理论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性、组织纪律性。主客观条件结合起来就形成了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这方面的论述甚多，无需赘述。
2．“原罪论”。这是引用基督教的一种教义，说人类始祖亚当违背上帝命令，偷吃了禁果，犯下了罪，传给后代子孙绵延不绝，故称原罪。它被用来比喻十月革命的后果无疑是错误的，其实质只是在当时被考茨基和俄国的理论家们用来攻击十月革命是注定要夭折的“早产儿”，是“没有生命的孩子”的一种说法罢了。这种观点，早就受到了列宁的批判。可是历史却偏偏喜欢捉弄人。自十月革命以来直至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制度曾先后在16个国家建立，可是到了90年代前后，稀里哗啦垮了11国。社会主义确实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是社会主义史上遭到的最大一次失败，也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苏联最后剧变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分析其原因，提出了许多可贵的见解，虽然至今未形成统一认识。但体制、制度方面的原因是重要方面，对此是应该没有异议的。苏联集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以及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以至个人专权、个人迷信、指定接班人制、家长制、官僚特权制等这些封建主义的毒素深入到了体制的骨髓里，给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我们过去曾一味批判资本主义，却忽视了批判封建主义，把民主、自由、平等、****、人道这些好东西都送给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只剩下贫穷、落后、愚昧，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3“悲观论”。苏东剧变是悲剧性的，是社会主义的大挫折。面对这一挫折，一时间，许多人感到迷惑不解，特别是年轻一代，出现了信仰危机。我们应该站在历史发展的规律高度去认识，任何社会制度的历史，都经历过挫折和倒退。远的不说，从资本主义的历史来看，一般都经历过多次封建王朝的复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从1649年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复辟和反复辟经历了50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后的80多年历史也一直动荡不定，直到19世纪末叶，资产阶级统治才开始稳定下来。新旧剥削制度的更替尚且如此，何况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事业。从历史长河来看，苏东剧变不过是“西风吹落几枝莲”，用不着悲观失望。向前看，苏联人民通过这场大挫折，正在重振雄风。苏联剧变，到现在已近二十年，在这些年里，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俄罗斯正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毅然前行，中国、越南也在为实现有各自特色的社会主义而阔步前进，东西方的合作与对话日益紧密，社会主义不但没有消亡，而是以一种新的姿态在迎接来自各方的挑战，显示出勃勃生机。可以肯定的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已一去不复返，新型社会主义必然是多样化、多类型的。因为每一个仍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必不会再唯马首是瞻，他们必将立足于本国国情与时代特点，来走一条符合自己特色的发展之路。
4．“转向论”。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改革发展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过去存在的问题和新出现的多种矛盾凸显出来，会出现一个方向性的选择问题，如主张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2007年《炎黄春秋》第2期上刊发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此文一出，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文招来万人评”。横加批判者有之，打棍子、扣帽子者有之。谩骂不是战斗。环顾左右、奔走相告者有之，得到成千上万的网友赞赏。这不能不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读者和学者支持，这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笔者不赞成将瑞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移植到中国来。原因很简单，橘化为枳，环境水土各异使然。但笔者也不赞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就是由于通过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导致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的这种观点，因为这不符合事实。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正反面经验教训告示我们，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当代中国，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维护统一、走向富裕，实现社会的和谐。
十月革命开创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而苏联剧变又宣告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回首过去、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我们应该对社会主义“失败论”有新的认识，应该对苏联模式的失败有着更为准确与符合时代要求的把握。这对于我们走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落实******同志所提出的“四个坚定不移”是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