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万城的荒废、毛乌素沙漠的形成和发展，其主导性因素是什么，许多研究者认为，人类的过度开发是罪魁祸首，但讨论中对这一点并没有提出非常有力的直接证据．要使这一论点成立，需要证明统万城附近地区人口总量及人口密度的变化与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而且，应当说明历史上的人口密度确实已给当地环境造成重大压力。邓辉等先生曾著文讨论过这一问题①，他们认为从西汉到北宋初，统万城地区人口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过度耕垦和放牧使草原变成了沙地。笔者认为，邓先生等人文章中的历史人口数据推导有一些问题，需要重新研究，而这些数据的修正必然影响其结论的成立。一是对所讨论人口数量的行政地理界限没有明确确定，因此有些数据是否具有可比性就成为疑问，例如文中将西汉奢延县等同于后来的岩绿县或朔方县就有待论证，如果我们对照一下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相关部分，以各个治所估计其县界，似乎汉奢延县可以囊括唐夏州人口稠密的整个中南部，夏州全部辖县朔方、宁朔、德静、长泽治所均在其范围之内。WWW.133229.cOM又如，将历史上一个县(甚至大于一个县)的人口总量与现在内蒙乌审旗纳林河乡的人口总量做比较，其可比性肯定要大打折扣，由此得出的现代人口数字“要远远低于西汉、十六国、北魏、唐代和北宋的人口数字”的结论就很难成立了。二是将依据本地资源进行生产并在本地生活的人口，与并非在本地进行生产且其生活资料也未必来自本地的政治性居民混为一谈，例如所述大夏时期人口为4万，其中3万为军队“步骑”人口，1万为“夏王、公、卿、将、校及诸母、后妃、姊妹、宫人”，均非生产性人口。另外，对农业人口和畜牧业人口的区分也比较勉强，例如说宋代蕃户为畜牧业人口，亦有武断之嫌，宋代夏州一带的党项人，“生户”大概仍保持游牧生活，但“熟户”与汉人杂居，大概有许多已经以农业为生，正是有这种农业基础，党项人后来才能在兴、灵两州(今银川平原地区)大兴农业。
涉及统万城附近地区人口状况的统计资料很少，如果只考虑依据本地资源进行生产并生活于此地的人口，目前可以找到如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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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辉、夏正楷、王琫瑜：《从统万城的兴废看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2期。
l、《隋书》卷29《地理志上》：“朔方郡，统县三，户一万一千六百七十三．岩绿，宁朔，长泽。”
2、《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夏州“旧领县四(为德静、岩绿、宁朔、长泽一引者注)，户二千三百二十三，口一万二百八十六。天宝，户九千二百一十三，口五万三千一百四。”
另有八个“寄在”羁縻府。寄在朔方县者六：“云中都督府”，“户一千四百三十，口五千六百八十一”。“呼延州都督府”，“户一百五十五，口六百五”。“桑乾都督府”，“户二百七十四，口一千三百二十三”。“安化州都督府”，“户四百八十三，口二千五十三”。“宁朔州都督府”，“户三百七十四，口二千二十七”。“仆固州都督府”，“户一百二十二，口六百七十三”。寄在宁朔县者二：“定襄都督府”，“户四百六十，口一千四百六十三”。“达浑都督府”，“户一百二十四，口四百九十五”。(以上八府总计3，422户，14，320口。)
3、《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夏州朔方郡，……户九千二百一十三，口五万三千一十四。县三：朔方、德静、宁朔。”
4、《通典》卷173《州郡三》：“朔方郡”，“户七千五百十六，口四万二千四百十七．”“领县四：朔方、宁朔、长泽、德静。”
5、《元和郡县图志》卷4：夏州，“开元户六千一百三十二，乡二十。元和户三干一百，乡八。”“管县四：朔方、德静、宁朔、长泽。”“州境：东西二百一十五里，南北七十里。”
6、《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元领县四，今三：朔方、宁朔、德静，一县割出，长泽入宥州。……唐开元户九千二百，皇朝管汉户二千九十六，蕃户一万九千二百九十。”“州境：东西二百一十五里，南北七百五十里。”
上述资料可列表如下：
关于历史时期统万城附近的环境变迁，目前通行的描述是：赫连勃勃时代，“这一带是水碧山青的绿洲。魏灭夏后，这里成为牧场。唐初为农业区，唐末以后，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底沙泛起成流沙。至北宋末，这里已是一片沙漠．具有六百年历史的统万城，从此沦为废墟，湮没在一望无垠的毛乌素沙漠里。”“吸取毁林造成严重恶果的历史教训，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①。但是，这种描述与前述人口资料有明显抵触之处。
牧场变为农田必然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应当表现为人口的增长，但唐中期开元天宝年间与隋相比，夏州人口并没有明显的增长过程。目前所见数据并不统一，最多者是新旧《唐书》，为9，213户，《太平寰宇记》所记类似，但《通典》所记为7，516户，《元和郡县图志》所记为6，132户，原因为何，无法知晓。按最高数计，由隋11，673户变为9，213户，减少2，460户，减少数占原户数的20％，而且依《旧唐书》、《元和郡县图志》、《通典》和《太平寰宇记》，唐中期夏州比隋还多含德静一县②，如果《隋书》未将德静县人口包含在内，则减少人口更多。即使按照《旧唐书》所述，加上“寄在”的8个羁縻府，人口方超出隋代962户，但所超不及10％。若按最低数计，则由隋11，673户变为6，132户，减少5，541户，几近一半。如果再以贞观年间人口与隋相比，则减少9，530户，达80％。因此，如果说夏州地区有一个由游牧区变为农业区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可能并不在唐初。另外，不论这种转变何时开始，唐中期与隋相比，本地区人口明显减少，至少可以说没有明显的增多，因此，环境压力应当是减轻了而非加重，如果认为人类过度开发造成了统万城附近环境恶化，那么此时环境应当有所改善而不是恶化。
唐后期夏州人口，仅《元和郡县图志》有记载，为3，100户，甚少，其原因在该书中似可找到某种解释。书中所记唐开元天宝年间和元和年间夏州人口变化情况见下表，为便于分析，对照列出全国和关内道相关数据③。
据上表数据，唐后期人口减少是全国普遍现象，但夏州人口减少率较低，为49％，与此成为对照，全国68％，关内道是60％。安史之乱及其后的全国性战乱，经济的衰退，均田制崩溃后人口统计的失实，均导致户籍人口减少，这是唐后期人口减少的基本原因，并非夏州独有现象，因此，这种人口减少与当地环境变化没有直接关系，不能做出某种因果联系的推论。到宋初，据《太平寰宇记》，夏州仅统三县，长泽县被割出，但人口达21，386户，为已知数据中最高，达到唐代人口最多时的两倍，而领县又比唐少一县．既然唐代人们的过度垦殖和放牧已经给环境造成巨大压力，人类的破坏活动导致唐末以后流沙盛起，宋初怎么还能容纳比唐中期还要多出一倍的人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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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五卷第二章第一节“三国两晋南北朝都城遗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 《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夏州：“德静，隋县．”可见隋已有德静县，《隋书》所记朔方郡人口有可能包含德静县人口，也有可能不计在内。
③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6页。
那么，统万城地区又如何从宋初这一人口数量高峰期突然走向衰落呢?原因显然并非流沙等环境因素，而是政治因素。994年，宋为了削弱李继迁，防止党项“据城自雄”，下诏废毁夏州城，移民于银、绥二州。996年，陕北发生大地震，“潼关西至灵州、夏州、环庆等州地震，城郭庐舍多坏”①，震灾又使统万城地区遭到某种损坏。但即便如此，997年，统万城似乎仍具有重要地位，宋对李继迁“授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②。直到1003年，李继迁占领灵州并改为西平府，将政权中心由夏州迁往西平，同时将大量人口迁移至银川平原地区，夏州方逐渐衰落。
除上述之外，还可以通过估算人口密度做出某些推测。
关于夏州辖境，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部分均只标出一部分边界，无法据此进行计算．文献中只有两个数据，《元和郡县图志》记为东西215里，南北70里，《太平寰宇记》分别记为215里和750里。前者所记南北70里显然字有脱漏，当以《太平寰宇记》数据进行计算。唐尺大约0．31米，为计算方便，姑且以今尺计之，即唐1里相当今0．5公里．以南北和东西两个长度做为夏州辖地的轴线进行估算，则长方形面积最大，为40，312．5平方公里，菱形面积最小，为20，156．25平方公里，取其中数30，000平方公里③，可以得到如下一些估算数据。
唐中期按最高值《旧唐书》所记口数67，424人计算，夏州人口密度为2．24人／平方公里；按最低值《元和郡县图志》所记户数6，132户计算，每户平均以5人计，则夏州人口密度为1．02人／平方公里；稳妥起见，取平均数，人口密度为1．63人／平方公里。作为对照，此时唐全国人口密度为13．80人／平方公里，被属之关内道为3．45人／平方公里，相邻之京畿道为46．41人／平方公里④。
宋初夏州只有户数统计，无口数统计，据梁方仲先生统计，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户均人口2．34人，与夏州有关之永兴军户均人口2．78人⑤，此数显然偏低。目前宋史学者多认为此仅为男口，一户口数当在5口。依此计算，则宋初夏州人口密度为3．56人／平方公里，与唐中期关内道人口密度相当。
作为对照，还可以列出统万城所在之靖边县清代的人口密度数据。目前尚无清代准确县境面积数据，但其与今天没有太大变化，姑且以今全县面积5，088平方公里估算。乾隆年间有“编户”6535户，以每户5口计，总人口为32，675人，人口密度6．42人／平方公里。道光三年(1823年)全县人口74，800人，人口密度14．70人／平方公里⑥。当然，以今之靖边县一县人口密度与隋唐夏州全境相比，必然有一定误差，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到基本的发展趋势。
由上述计算结果可以形成两个初步看法。一、夏州人口密度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直至清后期方有较大上升。二、从唐至清，生产力发展水平并无大的变化，但人口密度从1．63人／平方公里上升到接近14．70人／平方公里，几近十倍。自清道光至解放初一百余年，本地区仍是农牧业社会，人口密度虽有波动，但大致仍维持在此水平，如靖边县1949年人口密度为15．43人／平方公里。如果说，在这一人口密度下人类仍然可以生存，那么唐、宋时代夏州人口密度显然在环境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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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史》卷67《五行志五》。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薛平栓先生据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用方格求积法求出隋朔方郡、唐夏州属今陕西省部分面积为12，134平方公里(薛平栓《陕西历史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7、98页)。直观谭图，隋朔方郡、唐夏州属今陕西省部分大约占其不足一半，故上述估计可以考虑。另外，即使面积有若十出入，对总的平均数据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④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4页。
⑤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2、154页。
⑥ 靖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靖边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31、69页。
基于此，笔者以为人类过度开发导致统万城周围地区环境恶化的观点是应当重新加以推敲的。进入现代社会，人口迅速增长，工业化进程加快，导致了对自然资源越来越多的过度开发，从而引起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在环境变迁诸因子中，人类活动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某些方面或地区，甚至成为主导因子，并进而使保护环境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必须具有的前提。但是，在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前，人类活动在自然环境变迁诸因子中所起作用甚为有限，过高估计，必然引起认识上的偏差。以统万城而言，该城本身就建筑在原生的细沙之上，建筑与细沙之间并无土壤间隔①，表明此地本来就是沙漠地带。这里还可以举出另一个更早的例证，即神木大保当汉城。该城大约建于西汉中晚期，弃于东汉中期，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些很能说明问题的现象。该城在墙基处理时底部铺垫黄沙土，城墙的夯层与夯层之间也铺垫一层沙子；汉代生活遗存中包含大量沙粒，墓葬填土中含沙量超过生土含沙比例；城外壕沟中的九层汉代堆积，黄沙与淤泥间隔分布②。这些都说明，这一地区早在汉代就是沙漠或沙漠边缘地带，时有大风带来沙粒，或铺于墙基之下，或布于夯层之间，或混于生活遗存之中。当然，笔者以上陈述，并非要说明这一整个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处于恶劣的沙漠环境之中，某些时期气候可能温暖湿润，环境好转，某些地区也可能水草丰美，别成绿洲。看今天的统万城遗址，台地上的统万城没于沙漠之中，台地下的红柳河边水稻葱葱。观历史上的楼兰古国，曾经水草肥美，是西域重要国家，以至诗人们以“不破楼兰终不还”表达其志向，今天却已没于层层黄沙之中。这种种差别，种种变迁，主导的因素不是人，而是大自然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