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结合第六次全国和凉山州人口普查数据，从人口生育的角度，分析凉山彝族民族文化因素对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凉山彝族人口生育在生育率上呈现出粗生育率、总和生育率高；生育模式上呈现出同期三孩占比高、出生性别比高、存活率偏低等人口学特征。结合这一特征从凉山彝族民族文化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等层面，分析民族文化对人口生育的影响。
关键词：凉山彝族；民族文化；生育；影响
一、前言
近年来，文化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引起了学界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关注。已有学者研究发现文化不仅影响经济生活，而且也影响人口结构（StefanoGhirlanda，2007）。中国的少数民族，一系列与生育有关的民族文化因素（社会风俗、民众信仰、家庭组织和行为方式等）都存在很大的不同，由此导致其在生育文化与生育行为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因此研究民族文化因素对人口生育的影响，对解释我国民族人口的结构变动与特征有重要意义。
彝族是我国历史悠久，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少数民族之一。彝族人口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南地区，集中在四川、云南等省份。据“六普”数据显示，彝族现有人口871万，其中四川有264万，仅次于云南，占全国彝族现有总人口的30.3%（张燕，2016）。位于川西南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我国较为集中的少数民族连片贫困区。根据凉山州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彝族人口为222.68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49.13%。
关于彝族生育与民族文化的研究，纵观现有研究成果，多关注单纯家庭、妇女、生育状况或单纯就生育文化进行的研究，对二者相结合的研究较少。例如，已有学者从家庭功能变迁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现代彝族农村家庭生育观的变化；从生育角度出发，关注了彝族妇女的生育状况（徐铭，1985）。此外，还有对凉山彝族人口及历史人口问题的分析中兼论及相关生育特征与状况的研究（程贤敏，1984；刘宁，2012；张燕，2016）。纵观来看，通过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凉山彝族人口生育特征，结合彝族文化因素分析其对生育影响的研究并未出现在上述研究之中。本研究选取凉山彝族为研究对象，通过结合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和2010年凉山州人口普查资料汇编，总结凉山彝族人口生育特征，讨论凉山彝族民族文化对人口生育的影响。
二、凉山彝族人口生育特征
（一）生育率分析
生育率是反映人口再生产类型的重要依据。通常用粗生育率、一般生育率、年龄别生育率、总和生育率等指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反映各民族妇女生育水平及变化趋势（赵鸿娟等，2006）。本文选取了粗出生率、总和生育率指标刻画凉山彝族的生育水平。
1.凉山彝族人口的粗出生率高于全州平均水平，且显著高于凉山州汉族人口。出于研究需要，除了通过统计年鉴计算出凉山彝族自治州全州的粗出生率外，还选取了凉山州州内彝族人口占比最高的美姑县（彝族占比达98.67%）和州内汉族人口占比最高的会东县（汉族占比达91.22%）分别计算其粗出生率。通过数据可以发现，美姑县10、13、15年粗出生率分别为18.43‰、19.26‰、18.92‰均高于同时期全州平均水平（分别为12.86‰、14.65‰、13.28‰），会东县粗出生率（分别为10.42‰、16.45‰、12.79‰）均低于同时期全州平均水平。由此可见，凉山彝族人口的粗出生率高于全州平均水平，且显著高于全国汉族人口。
2.总和生育率较接近于生育世代更替水平，但高于全国、彝族总体水平。总和生育率是指一定时期内各年龄别妇女合计数（人口和就业统计分析技术，2012）。根据2010年凉山州人口普查资料数据分析计算得出，凉山州彝族的总和生育率为2.04。据相关文献资料，2010年全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18，汉族为1.16，全国彝族为1.73（侯金菊，2013）。虽然也有学者对全国人口总和生育率的统计数值提出了异议，并进行了相关论证，推断得出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至少应该在1.63-1.66之间（翟振武等，2015）。凉山彝族总和生育率仍高于这一区间，对比得出，2010年凉山彝族的总和生育率远高于全国、全国汉族及彝族平均水平，这一数据比较接近于2.1或2.0的生育世代更替水平。
（二）生育模式分析
1.凉山彝族出生性别比偏高。出生性别比是指在特定的时期（通常为一年）和空间范围内，全部活产婴儿中男婴和女婴人数之比，通常用每100名女婴所对应的男婴数来表示。根据现有研究，在出生人口规模足够大的情况下，正常的出生性比比一般在102-107区间范围内（王军等，2014）。根据六普数据，2010年凉山彝族出生性别比为113.9，高于全国出生性别比121.21，同时略高于凉山全州出生性别比113.6。
2.凉山彝族活产子女数偏高、存活率偏低。根据人口普查年鉴数据，2010年凉山彝族15-50岁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为2.04、平均存活率为97.06%，均低于全州15-50岁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1.78、平均存活率97.75%。
综上所述，凉山彝族与全国、同区域总体水平、汉族水平相比具有生育率高的特点，集中反映在粗生育率高、总和生育率接近世代更替水平等方面。生育模式呈出生性别比高于全州平均水平；活产子女数偏高、存活率偏低等特征。
三、凉山彝族民族文化因素对人口生育的影响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发展并创造出的带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在我国与生育有关的文化研究中，以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一书中，把生育文化或称生育制度视为男女结合成夫妻、生孩子、养孩子的一系列社会活动及其文化现象的研究最为经典。在影响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中，因各民族具有的民族文化因素的不同，往往是影响该民族人口发展和人口生育的最直接的社会因素。据此，本文将凉山彝族民族文化因素的范围界定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具有凉山彝族特色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三个层面的文化因素。
（一）物质文化层面
凉山彝族地区在解放前是等級奴隶制社会，解放后直接进入现代社会，社会发展水平低下。部分凉山彝族山区土地利用率低，耕种水平低下；畜牧业饲养管理粗放，繁殖率低；手工业分工不明显，生产率较低。由于历史惯性作用，凉山彝族地区社会生产力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仍占相当比重。为了适应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对劳动力的宏观要求，人是家庭经济的重要资本之一，劳动是家庭的生存保障与生存基础。从而导致凉山彝族多要子女，特别是多生男孩的生育意愿普遍强烈。除此之外，由于彝族农村经济不发达、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老年人在丧失劳动力以后基本由儿女养老送终，生育成为晚年生活获得可靠保障的唯一手段。综上，落后的生产方式和自然经济，决定了彝族家庭的多育趋向。
（二）制度文化层面
1.以黑彝父系为纽带的家支制度文化。家支势力的存在，是造成彝族人口生育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家支，是内部严禁通婚并以父子连名制谱系作为链条贯穿起来的一个父系血缘集团。在传统的凉山农业社会中，以家支制度为核心的血缘纽带被视作最牢固、最自然的关系，而这种血缘纽带得以延续的根本保证是人口的繁衍。人口多寡是凉山彝族农业经济水平和政治等级势力强弱的重要标志。这种扩展家支势力的生育观念，直接促进着人口生育。民族改革后，虽然家支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走向消亡，但家支观念根深蒂固，使得这一民族文化继续影响着凉山彝族人口生育。为家庭或家支增添人丁所导致的多生、超生现象仍然比较普遍。
2.打冤家”械斗文化。当一个家支受到外来进攻或伤害时，同一家支的成员要团结一致，互相支持，与对方开展械斗，共同出资赎回被掠者与赔偿命价。这种械斗被称为“打冤家”。在彝族传统文化中，家支有着较为稳定的共同地域，境内的一草一木，都属于本家支所有（金尚会，2005）。现代民主改革后械斗文化以家支间争夺土地的方式延续了下来。冤家械斗使凉山人口大量伤亡，劳动力减少，社会财富浪费，交通阻塞，给凉山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破坏（张德元，2003）。近年来一些人类学、民族学者所做的田野调查资料中，仍存在着因争夺土地而导致的家支械斗现象（季涛，2018）。“打冤家”文化进一步强化了凉山彝族子女越多越好的生育意识。只有人多，才能势众，家支的力量才能更强大，在争夺土地的械斗中取胜。同时，也只有通过激励多育的办法，才能弥补频繁械斗所造成的人口损失。
（三）观念文化层面
1.订婚、彩礼文化。凉山彝族受订婚文化的影响，男方父母一方面怕儿子成亲时交不起给女方的身价钱，从而在儿子小时就急于找女方订婚；另一方面，又担心女方父母提高身价钱，从而及早为儿子办婚事，以达到早结婚早放心、少花钱的多种目的。因为彝族传统婚姻是家支外婚制，早成婚还可以与别的家支产生联系，扩大势力。可见彝族早婚现象有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基础。此外，凉山彝族娶妻需要支付往往是高出家庭储蓄能力的彩礼钱。以传统的第一产业为生的凉山彝族家庭，无力支付高额的彩礼钱。常常是用嫁女儿所收获的彩礼钱，支付娶媳妇的彩礼钱，以达到家庭内部的“收支平衡”。由此也导致了一部分妇女的早婚与早育倾向。
2.传统生育习俗。在彝族看来生育是不净的事，妇女在怀孕和生产期间得不到应有的照顾，生产时不能在正房进行。接生者往往由农村有经验的妇女担任，常因消毒不严格造成产后感染和新生儿破伤风而导致死亡。凉山彝族对于哺乳期的婴儿需添加辅助食品时，均由其母嚼喂之。小孩出生后部分地区还有将少量牛屎抹在脑门上，说是能起到消毒消火的作用。虽然，随着现代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与介入，凉山彝族的生育医疗状况已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以上部分传统习俗的遗留增添了出生婴儿患病，严重者导致死亡的风险。
四、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虽然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对各民族的生育行为已经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结合本文通过结合普查数据的分析，即便忽略普查中常见的漏报、瞒报现象导致的数据误差，发现凉山彝族人口生育仍呈现出多生、多育、早生等显著的特征。说明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观念，仍然极大的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从而体现出凉山彝族独特的生育行为和特征。
对凉山彝族来说，物质层面上，受落后的生产方式和自然经济的影响，产生了凉山彝族对人口再生产的关注；制度层面上，受父系家支文化以及家支间的“打冤家”文化影响，激发了凉山彝族对于家支人口数量的关注；观念层面上，受订婚彩礼及传统生育习俗的影响，导致凉山彝族的早婚早育倾向并且增添了出生婴儿患病与死亡的风险。
因此，在民族人口学研究中，需要关注和考虑到民族文化因素对人口生育的影响，才能够合理解释与理解人口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也才能真正把握和研究民族人口的结构和未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