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问题，近年来议论风生。人口有身发展的规律，独生子女政策不可能长期维持不变。近10年来，中国人口增长明显减缓。$之10年前，少儿人口比例降低，老年人口比例上升。2020年后中国人口就会停止增长，人口f增长实现后，人口总量将转而下降。人口失衡危机日趋深刻，调整人口和生育政策刻不容缓。
―、人口生育政策的历次调整及争论
20世纪70年代初,没有控制的人口增长被看作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旨在减少人口数量的独生子女政策，以缓解新增人口对有限资源造成的压力。197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提出“晚、稀、少”，强调的核心是“少”，遂演变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生育政策。20世纪70年代“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因为符合国情民意，所以得到的几乎都是拥护。
1978年国家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并将“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写人宪法。1979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提出了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生育政策，后逐渐形成一胎生育为主、二胎以上生育为辅的现行生育政策,极大挤压了家庭生育决策的空间。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关于现行计生政策的内容，2002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t八条明确阐述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应该说,人口政策和计生政策的内涵有所不同，前者现行的表述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2013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逐步完善、人口政策。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适应我国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动趋势，统筹解决好人口数量、素质、结t执和分布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同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些纲领性文件^明了近年中央明确的改革态度,具有方向性的意义，这就使人口生育政策的改革是必然的也是<~、要的，问题是如何改革、何时改革。
近年来，借每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的机会,一些有责任感、有见识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先后提出了改革计生政，多项主张，对形成完善人口政策的社会氛围和路径选择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著名的'丨叶廷芳提案”。2007年“两会”上，叶廷芳等29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废止独生子女政策的重要】提案，产生了广泛、持续的回响。提案的主要观点是:其一,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将导致人伦的献J陷和人性的变异;其二，独生子女的养老负担很重，成为人口老龄化的突出问题;其三,性别比例/^重失调是独生子女政策的负面效应。2010年，广东全国人大代表贺优琳提出放宽计划生育把纟策允许生二胎的建议。很多代表的观点仍是纠缠于坚持一胎还是开放二胎，是单独开放两胎还A4全面开放两胎的战术问题，在根子上，没有摆脱生育由政府说了算的计划经济理念。例如,在2013年两会上，国家人口计生委发言人表态，将本着总体稳定、城乡统筹、分类指导、统筹协调吣原则完善生育政策。比较而言，站在最前沿、观点最彻底的是在互网上掀起反思计生政策浪潮的“五剑客”，他们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梁中堂,留美人口学者易富贤，独立人口学者何亚福、黄文政和梁建章，他们是人口政策改革的标志性人物，堪称计生政策改革派最杰出的代表。他们提出的改革生育政策的观点最系统、最深刻、最有批判性也最有说服力，可谓振聋发職、令人耳目一新。大概从2004年开始，他们大声疾呼、坚持不懈，许多观点通过网络的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
梁中堂先生是最早对现行生育政策提出反思和批评的著名学者，也是生育政策历史变迁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的文章力透纸背，深思熟虑，一针见血，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感召力。2010年,梁中堂在博文中提出：“人口从来都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制度和政府管理的政策”。他善于从历史的大局中透视强制计生的弊端。梁中堂最初在体制内孤军奋战，提出晚婚晚育、两胎加间隔的主张，通过山西省一个有代表性的农业县翼城的成功实验证明了“普开二胎”的合理性，即既能在宏观上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也能在微观上考虑多数家庭的利益和幸福，可谓两全其美，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在全国推广。梁中堂在生育政策问题上的思考相当深刻，作出了重要的思想贡献。例如，近10年来他认识到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巳经不是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域的事，需要从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寻求答案，提出不能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和框架来考虑计生政策的调整问题。
易富贤的人口观点集中在《大国空巢》一著中，他不仅明确提出中国要尽快停止计划生育，而且提出要维持中国人口的持续发展，更替水平生育率要保持在2.3，主流家庭应该平均生育3个孩子。他认为2013年以后中国人口危机全面爆发，为避免中国沦落为又“老”又“少”的民族，生育政策改革迫在眉睫！但考虑到中国已经掉人政策一文化一成本三重约束的“超低生育率陷阱”，所以实现的难度极大。易富贤的中国人口观具有宏大的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他条分缕析了计划生育所带来的新人口危机。
何亚福的代表作是《人口危局》，其核心观点是“自主生育”，认为夫妇有权利自主决定和选择生育的子女数和生育间隔，夫妇生育的行为、生多生少、生早生晚都是私权范围的事。2013年3月9日，何亚福发表博文《“中国人口太多”是一种错觉》，通过国内外的纵横比较，运用人口密度等有效指标，鞭辟人里地批驳了中国人口“过多”的论调。何亚福还旁征博引地分析了强制计生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未富先老、性别比失调、人口素质下降、独生子女问题等，都有事实为依据。
留美博士黄文政和梁建章以专栏作家的身份联袂在财新网密集发表了髙屋建瓴、全面反思、论据充分、说理透彻的系列文章，对重塑国人的人口观和生育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在“建言十三五规划”的上中下三篇文章中系统评述了国家发改委在2015年7月31日发布的《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2014》并鲜明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首先，各种证据显示中国生育率已经大大低于1.6，中国的人口峰值不可能延迟到2031年，总人口更是不可能超过14.5亿。其次，到达峰值之后的中国人口将持续锐减，呈现坍塌之势，进人负增长，人口缩减的速度和幅度在人类历史上都将是空前的。即使立即全面放开，但如果不及时鼓励生育，生育率在经历短暂的反弹之后依然会一路下滑，未来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不可避免。再次，全面二孩政策只是顺势而为,全面放开乃至鼓励生育才表现出引领时代变革的胆识和智慧。计划生育一词迟早会变得比计划经济更为负面，它最终一定成为巨大的政治包袱。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并将计划生育部门限制生育的职能转变为提供生育和养育服务。把养育身心健康的孩子作为民族复兴的战略基础,让普通家庭愿意生、敢于生、乐于生、生得起、养得起、养得好。上述五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全面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和危害，但他们的观点有高度的同质性，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国内外学术界对调整甚至废除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应该说达成了高度的共识。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产权理论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2010年7月在接受中国《财经》杂志采访时指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有一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不改，中国就无法维持近年来的高经济增长率。中国现在的人口生育率低于正常的人口换代速度，老年人正在迅速增多。这项人口政策必须尽快改变。”2013年1月，科斯在接受中国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专访时指出：中国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他听过的最奇葩的政策，具有潜在的毁灭性影响。计划生育破坏了家庭，最终将破坏经济。家庭单位是国民经济所仰仗的基础。科斯开出的“药方”是：中国至少需要允许“两个子女”的人口政策，这样才能维持人口增长。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社会经济学的奠基人、美国人口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2012年直言“独生子女政策该结束了”，这是一位世界顶尖经济学家首次撰文评价中国人口政策。他认为，无论这项政策能产生多少益处，都不足以弥补持续实施这种严厉手段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不需要通过行政手段，随着经济增长和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出生率无一例外地迅速和自然地下降，这就是公认的“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他还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没有使中国经济显著增长，甚至可能已经妨碍了经济增长。贝克尔总结道:开始实行市场改革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阻碍了，至少不是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这项政策也确实导致了过早的低出生率，同时产生了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他认为:任何能将中国生育率上升到更为正常水平的调整都将是可取的。
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分类分区分步放开二胎生育。这其中涉及两方面问题的讨论：（1)生育权是不能分类的，分类改革的观点有悖生育权公平。（2)生育时机不容错过,包含两个意思，一是年轻妇女最好在黄金生育年龄怀孕生产，不要晚于35岁，所以从生育个体生命周期看，也要只争朝夕，不应一拖再拖、错上加错;二是愿意并有条件生育两个孩子的年轻妇女、年轻人口是中国的“希望人口”，将对国家未来的人口战略储备作出重要贡献，他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需要特别保护和厚待。中国要走出“超低生育率陷阱”，重要举措是抢救生育资源和生育机会。2012年10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提出我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建议到2015年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到2020年取消所有的生育限制。笔者认为，生育政策的改革要与时间赛跑，及早与计划生育政策做历史切割，抓住生育二胎以上意愿和条件尚未消失的战略机遇期，敞开胸怀欢迎“婴儿潮”，这才是真正的利国利民利家。
很多学者提出了完善生育政策的主张。2009年末，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及时调整生育政策。胡鞍钢认为，中国社会面临着“加速的少子化”和“加速的老龄化”的挑战，第一代以控制人口增长过快为目标的人口政策已经不适应社会实际情况。田雪原提出实行“一独生二”的生育政策，对于“一独”方的父母家庭养老和改变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普遍实行“限三生二”，改变目前农村只有独女户才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对于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具有积极作用。2012年7月5日，以北大法学院湛中乐教授为首的15位学者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尽快启动全面修改人口计生法的公民建议书》，他们建议，在尊重公民生育权的前提下，让公民自由而负责任地进行生育，按此基本精神，对人口计生法进行修改。
多数中国学者赞同尽快完善人口生育政策，它攸关国运民生，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因为中国巳经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后果非常严峻。国内人口学者曾经建议在2005年时开始考虑调整生育政策,尽早做些调查和试点，但是这些建议没有被接受。2009年初，26名人口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再次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2012年11月，32名经济学者和人口学者联合呼吁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多数学者意识到了中国新出现的结构性人口危机与持续的低生育率有关,坚持的是人民人权人文的立场。极少数学者坚持一胎化观点一是认为中国人口总量过大，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大。二是从人均经济指标消极看待新增人口的意义。前者其实与消费模式、生活方式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有关，而与人口数量没有必然联系;后者没有看到“少儿人口”成长为“劳动人口”之后对社会的诸多贡献，也是片面的。
独生子女政策被严厉执行三十佘年之后，其弊端和负面效应日益暴露。表面上的人口红利实质上是对未来的人口负债。有人说，快速的人口转变带来了人口低抚养比的人口红利，其实这是混淆了“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window)和“人口红利”（populationbonus)。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源的开发所带来的经济财富和社会效益，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所创造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过若干年会变成“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劣势。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而独生子女人口为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进一步地，独生子女夭折家庭必然是“痛苦家庭”，独生子女夭折现象增多的社会必然是“悲情社会”。所谓人口负债是指当今社会对未来时期的人口亏欠，目前暂时收获的“人口低负担”的唯一好处是以未来必然爆发的多种政策性人口问题为沉重代价的。具体来看，人口负债问题包括了独生子女伤病残亡等意外风险、计划生育家庭的亲子缺失、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缺损以及由此带来的亲情缺失、养老风险和危机、成年独生子女群体性的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发展失衡的危机、人口性别结构失衡、供给型的劳动力短缺等新人口发展问题，以及生命权被侵犯、生殖健康受损、干群关系紧张、行政成本高昂、统计数据失真、传统养老体系瓦解、后计生社会人口控制代价的政府补偿责任重大等社会代价和风险问题。如此看来，强制一胎化政策实在是得不偿失的政策，是最应该早日从“以数为本”转向“以人为本”的重大社会公共政策。
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及隐患
具体来看，现行生育政策带来的弊端和隐患主要有：
其一，很多夫妇特别是怀孕生产的妇女付出了沉重的健康代价。著名作家莫言的《蛙》其实表现的就是计划生育的血泪史。大月份计划外强制堕胎既伤害了母亲也牺牲了胎儿，这样的案例实在太多。
其二，很多无辜的胎儿被剥夺了平等的出生权利,导致人口性别生态失衡。
其三，家庭视角下的独子老龄化甚至空巢老龄化导致家庭养老功能严重弱化甚至名存实亡，出现老难所养、老难所依、老难善终，数以百万计的失独父母面临养老危机。
其四，社会视角下的少子老龄化和代际人口失衡导致养老金缺口扩大。官方数据称，2013年剔除财政补贴后，养老保险首次“亏空”959亿元;2014年的收支差1563亿;2015年“亏空”3024.87亿。“未富先老”意味着贫困的老龄化，风险的老龄化，低保障甚至无保障的老龄化。
广义来看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并维持在低水平上以及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必然导致更大范围、更高程度的人口老龄化。今后中国各省的人口老龄化不仅将加快，而且出现加剧趋势。中国巳经27个省份65岁以上老人比例越过7%红线，“五普”到“六普”的10年，老年人比例越过红线的省份增加了近一半。根据“六普”数据，中国大陆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中国还处在老龄化社会（ageingsociety)发展阶段。如果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达到14%，可以说进人老龄社会（agedsociety)0中国处在一个战略机遇期，要“边富边老”、“有备而老”。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0年各国人均GDP排名，中国人均GDP是4283美元。发达国家在其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老年型人口下限标准时，人均GDP在5000~10000美元。中国的数字与发达国家差别并不大。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出现是同严格一胎化的生育政策约束下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分不开的。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既有人均寿命延长因素的作用，即“顶端老龄化”，也有出生率下降因素的影响，即“底部老龄化”。在中国，少子化对老龄化影响十分深刻，属于典型的“少子老龄化”、“独子老龄化”人口发展类型。中国提前出现人口老龄化，其重要原因是独一无二的，就是由严格控制人口所导致的持续的少子化过程。综观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基本上是经济社会发展自然而然的历史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不仅是首先出现未富先老的大国，恐怕也是唯一一个出现未富先老现象的人口类型。如果说20世纪下半叶中国面临的是“人口增长过快过多”问题，那么新的世纪中国不得不面临“人口结构性失衡的生态危机”。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内化为结构性矛盾，化解需要很长时间。“未富先老”意味着很多老年人可能遭遇“低水平养老困境”，少子高龄化的农村老人可能发生大面积的人道主义危机。国家承担的福利性养老的公共财政压力将在未来几十年持续上升，考验政府的诚信和能力。“未富先老”是描述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判断，但不完整。中国要关注和促进“边富边老”，重视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人对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权利。
养老问题和生育问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养老资源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其次是政策资源、物质资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是生育所创造和带来的。宏观上我们看到的是少子老龄化，微观上家庭遭遇的是独子老龄化的普遍挑战。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上海是我国最发达地区之一，超低生育率持续多年，“六普”数据显示上海青少年人口比重仅仅为8.63%，在全国最低。上海积存了很髙的独生子女人口比重和家庭比例，今后将不得不面对独子高龄化、高龄空巢化的多重挑战。“四二一”结构家庭的沉重养老负担、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所带来的孤独感、独生子女夭折风险、独生子女综合症等问题，都可能在未来陆续爆发，挑战独生子女群体的生活质量、生命质量、社会和谐以及发展的持续性。
其五，长期的低生育率造成了年轻人口的减少。“人口亏损”是指在既定的人口生育政策的约束和导引下产生的“年轻人口锐减”、“女性人口缺失”和“人口关系断裂”等人口发展不平衡、不均衡以及不持续现象。人口亏损是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和危机的集中体现。中国人口的真正危机应该是多重视角下的结构性人口亏损问题，大量人口被需要的时候却处在“缺失”、“亏损”和“供应不上”的窘境中。“人口亏损”种种危机一旦爆发，必将诱发社会稳定失序，威胁国家持续发展。适婚女性人口的严重亏损，导致4000万以上的适婚男性人口婚配困难，严重威胁男性群体的婚姻家庭和性权利等保障。我们要看到13多亿人口数量背后的结构性失衡所隐伏的巨大危机和深刻挑战。“五普”和“六普”数据证明，中国已经出现无可辩驳的“少子化”趋势，人口问题是长期问题，由此带来的影响非常深远，短期内难以消解，我们只能希望不要雪上加霜。青少年人口比重偏低的原因是人口生育率长期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是人口增长队列效应的呈现，过低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必然导致偏低的青少年人口比重。长此以往，大厦将倾，危难深重。
如何化解未来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危机？举措包括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鼓励退而不休;提高人力资源开发效能，特别是农村人力资源;调整生育率，增加未来人力资源供应量。中国需要放远眼光，遏制持续的超低生育率态势，储备人力资源，否则问题将逐渐暴露，甚至难以收拾。为了长远的经济发展，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必须调整独生子女政策，并且大力发展人力资本，否则以内需拉动消费的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
其六，国防力量的独生子女化使得“国防安全”存在着巨大隐忧。生育的少子化、独子化甚至无子化是新增劳力和军力供应萎缩的人口学原因，今后还将恶化。一方面，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劳力;另一方面，严厉的人口控制导致最有活力的年轻劳动力的供给减少。国家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
三、生育政策亟待放开
中国早已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政府却浑然不觉，生育母体人口减少引发“人口雪崩”危险之降临。生育权是必须尊重的自然、自由、自主的基本人权。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生育率快速下降所取得的暂时的胜利，对于这样的胜利，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还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挑战。所以，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应该恢复自然、自由和自主的生育生态，从人口增长的内在规律看，1990年也是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从正转负的历史拐点。遵循人口规律是实现社会和谐与发展持续的必要前提。
生育与死亡是人类人口发展的两个端口。无论对国家和民族还是对人口和家庭来说，都有一个“适度生育”的问题。国家高层提出要继续完善现有政策，意味着现行的1.5左右的政策生育水平是“不适度”的。其一，多年事实证明，对这个政策要求，很多群众特别是农民想不通也不支持，内心不满，行为抵触。其二，这一政策隐含着男女不平等的信息，计划生育和男女平等两大国策存在着内在的无法克服的冲突，只有完善政策才能走出价值冲突。其三，这一政策挤压出了一个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进而演化为更复杂的性别失调和社会失衡问题。其四，这个政策带来了独子老龄化“老难所养”和无后老龄化“老无所养”的严峻挑战。虽然对这个执行多年的政策利弊尚有争论，但调整政策使之完善的声音无疑是最响亮的。
适度的生育水平是一个能够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动态、可调节的生育水平,关于适度，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只有微观决策主体具有自由自主决策权力，同时国家和政府又能正确引领的生育水平才可能达到适度的水平。从人口自身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总和生育率要维持在更替水平2.2左右。那么转换成政策语言的话，就是普遍生育两个孩子，因为据说有10%~15%的夫妇和家庭可能存在不孕不育症，此外也会有一定比例的家庭只生育一个孩子或者没有孩子，所以实际的生育率可能只有1.8。从长远看，持续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都会导致人口的缩减。
基于上述的分析，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早日开禁是上上之选。笔者主张将生育的家庭计划和社会计划纳人人口优化发展的过程中。计划生育要还复其本意，就是家庭计划为主，社会计划为辅。生育的社会计划不是委托代理决策更不是强迫代理决策，而是政府在尊重民意民情民权的前提下给予人文关怀、人情温暖、经济救助、知识引导、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1994年，在埃及开罗召开的第三次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上通过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指出：“所有夫妇和个人都享有负责地自由决定其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以及为达此目的而获得信息、教育与方法的基本权利。”其中就包含了对家庭计划和社会计划的内涵和职责的厘定。还权于民、服务家庭才能造就自主自由的生育和良好的人口生态，要限制的是权力而不是权利，要保护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为人民的生育减负，取缔社会抚养费，才是计生政策改革的方向。
人口价值观决定了人口发展观、人口问题观和人口治理观。积极的人口价值观包括了人口就是资源、人口就是力量、人口就是生态、人口就是希望、人口就是智慧、人口就是保障、人口就是发展、人口就是文明的大人口观。人口资源的形成是通过人口生产和人口投资，人口力量的产生是通过人口更替和人力开发，人口生态的保护是通过人口结构的均衡协调。国家需要认真考虑“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的战略，尽快开禁和放幵人口生育政策，部署人口储备的安全战略，提振生育率到更替水平附近，这是人口持续发展的生育底线，努力控制、预防和减少人口发展的风险和代价。考虑到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以及中国已经多年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的两个事实，笔者的政策主张不仅仅是允许生二胎，而且通过引进生育的社会成本部分替代生育的家庭成本的概念，降低家庭内部的生养孩子的压力，在全社会范围里来鼓励二胎甚至三胎生育，同时不限多胎，提振平均的生育水平，遏制少子化和人口亏损的态势，恢复生育的自然生态和人口生产的活力。
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北京100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