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自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后，全国上下陆续展开了一场计划生育的保卫战，而流动人口曾被认为是“计划生育的死角”，被冠以“超生游击队”的称号。如今30年过去了，流动人口的主体也巳从当年的传统农民工过渡到如今的新生代农民工，即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于90年代学校毕业直接进入城市务工或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与传统流动人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拥有时代变迁建构的新特征，如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追求个人的发展与价值，乡村生活经历较少，乡土情结淡薄，以努力融入城市生活为目标等。出生成长于新时代，又流入城市接触了先进文化，他们的生育观念是否也有新的变化呢？正处于婚育年龄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他们的生育期望，体现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年后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情况。同样作为城市和乡村政策管理的双重边缘化群体的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期望直接影响其实际的生育状况，关系到我国日后的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
关于生育期望与状况的研究，学者们归纳了不同的生育模式框架，如顾宝昌认为生育包括数量、时间和性别三个维度（顾宝昌，1992);叶文振认为生育主观期望包括生养孩子的质量、时间、数量等三个方面（叶文振，1998);朱国宏从生育态度、性别取向、理想子女数和对子女质量的期望等四个方面来构建生育需求（朱国宏，1992);庄渝霞等更是认为生育包括数量、质量、时间、性别和动机等五个维度（庄渝霞，2008)。笔者认为生育高质量的孩子是所有夫妇的愿望，只是存在愿望强烈程度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由于标准的不同难以统一测量。因而本文从生育目的、生育时间、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期望。
二、资料来源与理论假设
1.资料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部资助的课题“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调查研究”所收集的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对象分为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和农村未外出流动的人口两组，共获得流动人口数据样本483个，农村未流动人口的数据样本254个。生育是女性的生理功能，然而在漫长的男权社会与注重大家族香火延续的中国，生育是夫妻乃至整个家族的意愿所决定的，因而我们的研究对象为全体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而非新生代流动女性。我们选取其中出生日期在1978年以后的294个流动人口样本（新生代流动人口）为主要的分析对象，同时1978年以前出生的184个流动人口样本(传统流动人口）和1978年以后出生的117个未流动者样本（新生代农村人口）为参照样本。主要分析对象即新生代流动人口样本的基本情况为：
(1)男女比符合总体流动人口状况，154个男性样本和140个女性样本，性别比为110;(2)受教育程度高于传统流动人口，初中以上学历的样本数占到总样本数的88.8%，高于传统流动人口的72.6%。（3)巳婚巳育者占16.2%，低于农村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比例。（4)在外流动时间较长，90%以上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外流动超过5年。总之，本文的样本数据与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现实与特征基本吻合，对整体新生代流动人口具有代表性。
2.理论假设
梳理巳有关于流动人口生育期望与生育状况的研究，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研究假设：
(1)根据社会政策理论，社会政策的实施对人们的观念与生活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近30年，特别是新生代流动人口作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出生与成长的一代，受“控制人口数量”、“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国家计划生育宣传政策的耳濡目染。因此我们认为随时代变迁，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期望与传统流动人口存在不同。
(2)流动人口流入城市，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着城市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新生代流动人口，以融入城市生活为流动的目的，更是愿意主动去学习与效仿城市的文化与生活习惯，加之其较高的文化程度，有能力去完成再社会化或重新社会化。因而根据社会化理论，我们认为流动的经历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期望特别是性别偏好有较大影响。
(3)根据理性行动理论，生育的成本与收益的状况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期望。新生代流动人口，较之新生代农村人口，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希望流入城市来改善生活状况、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生育孩子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他们会主动推迟生育的时间。同时生养孩子需一定的物质成本，因而我们认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对其生育子女数量的期望具有一定影响。
(4)社会性别理论认为，人们的角色期望与行为受到社会性别意识的影响，漫长的男权社会中，双系抚育但单系继替（费孝通，1998)的生育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人们也普遍形成了“儿子能传宗接代”“女儿早晚是别人家的”生育性别意识与“多子多福”“养儿能防老”的生育观念。新生代流动人口流入城市接触到先进文化，受到“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社会性别意识的影响，因而我们认为新生代流动人口较新生代农村人口有较少的生育性别偏好，有较现代的生育目的。
本文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上述实证资料进行处理与分析，把新生代流动人口与传统流动人口和新生代农村人口的生育期望进行比较，归纳新生代流动人口生育期望的特征，并根据研究假设建立回归模型，分析新生代流动人口生育期望的影响因素。
三、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期望
1.生育时间
生育时间即期望生育孩子的时间区间，包括期望生育的年龄和婚后年数。
据调查数据显示，54.6%的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期望生育年龄在26-30岁之间，其次为21-25岁，占43.3%，还有1.4%的新生代流动人口选择了30岁以上为合适生育年龄。而新生代农村人口和传统流动人口的生育期望众数区间为21-25岁，选择率分别为67.0%和71.6%，其次为26-30岁，选择率为31.2%和25.2%，30岁以上的选择率为0.9%和0.5%。可见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期望生育年龄高于新生代农村人口，二者又都高于传统流动人口。需要指出的是仍有0.7%的新生代流动人口，0.9%的新生代农村人口和2.7%的传统流动人口期望生育年龄在20岁以下，这与我们的婚姻法规定的最低结婚年龄相违背，更不符合我国晚婚晚育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求。
从统计数据可看出，新生代流动人口期望的生育时间集中在婚后两年内，其中认为婚后一年就生育的比例为45.0%，尽管低于传统流动人口的50.3%，但还高于新生代农村人口的32.1%。期望婚后两年以内生育的分别为，新生代流动人口82.5%，新生代农村人口77.1%，传统流动人口85.2%。这说明，一方面新生代流动人口较传统流动人口增强了晚育的观念，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外出打工推迟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结婚年龄（风笑天，2006)，所以较新生代农村人口更期望于婚后能很快生育。
2.生育数量
生育数量即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限制的情况下人们期望生育的孩子数量。
新生代流动人口期望生育数量的平均值为1.74个，高于新生代农村人口的1.66个，低于传统流动人口的1.95个。分生育期望数量来看，33.9%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期望生育一个孩子，与新生代农村人口的比例相等，高于传统流动人口的20.7%。期望生育两个孩子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为58.7%，低于新生代农村人口的65.2%和传统流动人口的66.8%。期望生育三个孩子的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比例为6.4%，高于新生代农村人口的0.9%，低于传统流动人口的10.3%。另外还有1.1%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和2.1%的传统流动人口期望生育三个以上的孩子。总之，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期望数量居于传统流动人口和新生代农村人口之间，他们的生育期望数量的众值都为两个孩子。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期望生育数量高于新生代农村人口，因为新生代流动人口流入城市后收入水平有所提高，生活质量有所改善，符合我们的收入对生育数量影响的假设。
我们进一步调查了新生代流动人口希望生养一个孩子的原因，分为经济限制或工作时间限制的客观原因和减轻负担、早点致富和有利于孩子健康和教育的主观因素，选答经济和工作条件限制的客观原因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分别为35.3%和25.6%，而选择主观因素的为34.2%和71.8%，可见计划生育巳从强制性的政策逐步内化到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中，也说明新生代流动人口更能理性的从整个家庭与孩子个人的发展来决定生育数量。
3.生育目的
生育目的，即生养孩子的动机，分为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的传统目的、提高经济收入和带来家庭荣誉的功利目的、增加家庭乐趣和增进夫妻感情的情感目的以及人生无憾和体现个人成功的人生价值目的。
从新生代流动人口与传统流动人口和新生代农村人口的比较来看，首先，新生代流动人口生育的传统目的选答率明显低于传统流动人口，但依然分别有41.8%和30.2%的新生代流动人口选答了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略低于新生代农村人口。其次，新生代流动人口生育的功利目的少于传统流动人口和新生代农村人口，选答增添家庭荣誉的比例仅为19.1%，低于传统流动人口的24.0%和新生代农村人口的32.1%。再次，新生代流动人口生育的情感目的居于传统流动人口和新生代农村人口之间，选择增加家庭乐趣和增进夫妻情感的比例分别为66.8%和44.5%，高于传统流动人口的47.5%和38.8%，低于新生代农村人口的66.9%和57.1%。最后，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多注重人生价值追求的生育目的，选择人生无憾和个人成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比例分别为57.6%和8.0%，高于新生代农村人口的52.7%和3.6%，传统流动人口的53.6%和7.1%。可见，新生代流动人口流入城市，接受了先进文化的影响，生育目的较传统流动人口和新生代农村人口少了一些传统与功利的因素，多了一些现代与理性的因素，他们更加注重人生价值的追求与实现，大家族维系的观念有所减少。
单从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目的来看，选择最多的是增加家庭乐趣的情感生育目的，其次为人生无憾的人生价值追求生育目的，再次为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目的，最后为功利性生育目的。分性别来看，新生代流动男性的传统生育目的取向明显高于新生代流动女性，分别有54.4%和37.8%的男性选择了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的生育目的，而女性相对应的比例为28.1%和21.8%，相对应的新生代流动女性的情感生育目的取向和人生价值追求目的取向则高于男性，超过70%的新生代流动女性选择了情感生育目的，近60%选择了人生价值实现的生育目的。这与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定轨与社会性别刻板印象有关，因为“儿子延续香火”和“随父姓”的传统观念在我国依然普遍流行，作为男性需担负起传宗接代的“使命”，流动男性人口也不例外。
4.性别偏好
性别偏好，指人们期望生男还是生女,是人们对生育孩子性别的一种愿望和需求（陈胜利、张世琨，2003)。
据调查统计，对于生育孩子的性别期望，新生代流动人口、新生代农村人口以及传统流动人口三个群体具有相似的趋势。首先，如果只生一个孩子，新生代人口选择最多的都是无所谓，分别占到47.5%和49.5%，其次为男孩，占37.4%和34.6%，选择女孩的占到15.1%和15.9%。而传统流动人口中有49.4%选择了男孩，39.2%选择了无所谓，11.4%选择了女孩。这说明，新生代人口性别偏好的意识比传统流动人口有减弱趋势，但依然存在较大的男性偏好。其次，如果生两个孩子，三个群体都有超过90%的人选择了一男一女，选择两男或两女的比例也基本相等。最后，如果允许生多个孩子的话，三个群体都有超过90%的人口选择生育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只有近10%的传统流动人口期望生两个男孩，新生代人口的比例则不超过2%。可见，我国传统的“儿女双全”“一女一子为好”的生育观念依然深入人心。总之，以“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在长期贯彻实施的过程中，巳经开始逐渐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风笑天，2004)。随时间的迁移和时代的变化，新生代流动人口较传统流动人口的生育期望确实发生了变化，生育目的多了现代与理性的因素，推后了期望生育时间，期望生育数量降低，性别偏好减弱。同时，流动的经历也使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期望区别于新生代农村人口，与新生代农村人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目的更加注重人生价值的追求与实现，期望生育年龄有所提高。但需要指出的是，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期望生育数量较新生代农村人口多，可见与同代相比，流动人口群体的计划生育工作依然有较大挑战。
四、新生代流动人口生育期望的影响因素
生育期望作为生育观念的反映，受到个人经历与社会文化的影响，根据研究假设，我们选取个人背景（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育状况（包括是否结婚和是否生育）以及流动经历（流动地区数、流动时长和工作收入）作为自变量，生育期望的各因素作为因变量，分别建立回归模型，解释新生代流动人口生育期望的影响因素。其中，生育数量与生育时间为连续变量，我们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见表1)，而生育目的和性别偏好为二分变量，我们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见表2)。
1.生育时间
我们分别以期望的生育年龄和期望生育的婚后年数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从整体来看，两个模型的F检验值都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设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预期生育年龄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生育、流动地区数、流动时长以及工作收入。年龄越大、受教育年限越长、流动地区数越多、流动时间越长、工作收入越高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期望的生育年龄越大，这与我们的假设相同。巳生育的较未生育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期望生育年龄较小，这可能与巳生育夫妇希望孩子早点长大的愿望有关。对于期望生育的婚后年数来看，女性、受教育时间较长比男性、受教育时间较短的更愿意晚点生育，而己生育的、流动地区数较多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婚后能早点生育，这与我门前面所提到的流动对青年择偶与婚姻造成一定障碍，婚龄推迟，因而希望婚后能及早生育的原因相同。
2.生育数量
我们以在无政策约束下的期望生育孩子的数量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从整个模型来看，F检验具有统计学的显著意义，整个模型整体上较为合理。从具体变量来看，性别、受教育年限、是否结婚以及是否生育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期望生育数量都具有显著影响。男性比女性有较多的生育数量期望，这一方面和男性不需怀胎与生育的生理功能有关，一方面也说明男权社会中“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在男性心中较女性严重。受教育年限越多期望生育数量越少，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能更合理的安排人生历程与家庭事务，生育观念也更理性。巳结婚、巳生育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期望的生育数量减少，可见婚后与生育后的物质、时间、情感、教育等家庭成本投入的增多，使新生代流动人口对孩子需求的期望降低。
3.生育目的
我们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传宗接代的传统取向目的和人生无憾的人生价值追求目的两个方面建立模型。从总体来看，模型的正确预测率都达到了50%以上，分模型来看，均有变量对其有影响显著。其中，性别和流动时长对传宗接代和人生无憾的生育目的都有显著影响，另外受教育年限、是否结婚、流动地区数对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目的影响显著，而年龄、是否生育和工作收入则对人生无憾的人生价值追求生育目的影响显著。可见，男性更容易以传宗接代为生育目的，女性则多以人生价值追求为生育目的，这是“男性继替”的传宗接代观念影响的结果。年龄越大以及收入越多则越注重人生价值的追求，受教育年限越长则越看轻传宗接代的生育意识，己婚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容易以传宗接代为生育目的，巳育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则减轻了对人生无憾的生育目的的看重，这可以用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来解释，巳经生育的人对生育的价值的期望就有所降低。流动地区数越多，流动时间越长，越容易以传宗接代为生育的目的，说明在外流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依然摆脱不了大家族观念的影响，期望事业有成得到城市认可的同时，也希望能传宗接代为父母和家族在乡村得到荣耀。而收入越多越注重人生价值的生育目的可以用需要层次理论来解释，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将会提出更高层次的价值实现的需求。
4.性别偏好
我们以生育一孩的性别期望为因变量建立模型，从模型来看，性别偏好的整体模型达到60.9%的正确预测率，其中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生育以及流动地区数都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期望有显著影响。男性较女性有更大的男孩偏好，年龄越小、受教育年限越长则越不容易有生育期望的性别偏好，说明年纪较轻、文化程度较高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性别平等意识。巳生育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因为孩子年龄都较小，并没有感受到社会上成人的社会性别问题，因而对生育的性别偏好并没有太大的感触与期望。流动地区数越多，说明流动经历较丰富，接触到的性别文化越广泛，性别意识越弱，因而对生育的性别偏好也越少。
总之，在新生代流动人口生育期望的6个解释模型中，性别的影响作用最大，除了预期生育年龄外，它对其余五个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都有显著性，这是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及对男女不同的角色期望的反映，男性要“担负”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责任，最好早生、多生、生男孩，这样才能得到长辈和邻里的认可。其次为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数量、生育时间以及性别偏好都影响显著，受教育年限越长，越倾向于少生、晚生且较少性别偏好。再次，生育经历也对期望的生育数量、生育时间以及性别偏好都有一定影响。巳生育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希望能少生、早生、生男生女都一样，这是生育后对家庭特别是女性工作、生活、物质等各方面影响后的期望选择。最后，流动地区数、流动时长、工作收入等流动经历确实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期望产生影响，再一次验证了我们再社会化理论的假设。
五、结论与建议
文章利用收集的实证调查资料，提出新生代流动人口生育期望的理论假设，运用定量统计的方法，从期望生育数量、生育时间、生育目的、性别偏好等4个方面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期望现状进行了描述分析，指出了新生代流动人口与传统流动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村人口生育期望的异同。以生育期望的四个方面为因变量分别建立回归模型，解释个人背景、婚育状况以及流动经历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生育期望的影响。可以看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期望与传统流动人口相比，确实发生了很大变迁，生育期望更加符合我国计划生育的要求，与新生代农村人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与生育期望也更具现代性与合理性，但新生代流动人口较农村人口较高的期望生育数量仍然值得我们注意。
要进一步改善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期望，使其更加合理、更加符合政策要求，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社会应大力提倡性别平等意识，建构性别平等文化，转变新生代流动人口特别是新生代流动男性“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同时，应逐步改变刻板的随夫居的婚姻模式及随父姓的继替模式，改变人们生育是为了“延续香火”的传统观念，对招赘婚姻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实施相应的奖励政策，进一步提倡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意识。第二，流入城市应注重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文化教育，加大先进文化的宣传，扩大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知识领域，提高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使“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作用逐步减小直至消失。第三，流出的农村地区也应进一步加大先进文化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使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父母及长辈能理解与支持他们少生、晚生、无性别偏好的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而不给新生代流动人口造成生育压力。总之，新生代流动人口生育期望的进一步改善需要社会、流入城市以及流出农村的共同努力，提倡社会性别平等，加大先进文化宣传，改变传统生育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