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对生育率的研究与分析可以探索人类自身物种繁衍生息的规律性，它是研究人口再生产的重要方法。关于生育率的研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著述颇丰，成果斐然，但基于最新的国家人口政策调整以及结合当前经济社会运行状态下生育率变动的研究却有待加强。
1.生育率内涵
生育率，通常是指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在人口学中，生育率是一种内涵和外延都十分宽泛的概念，包含大量的变量、参数、属性以及分析方法和测量技术手段等。本文仅列举一般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进行相关说明1。
1.1 —般生育率
一般生育率是指一年内每千名育龄妇女所生育的活产婴儿数，反映的是育龄妇女的总体生育水平(育龄妇女一般指15〜49周岁的妇女）。
育龄妇女在妇女总数中所占比例的大小与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化趋势，是直接影响生育率变动的重要因素。因而，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想要改变其总出生率，都需要在育龄妇女生育率上执行与其相对应的政策。从总体上来说，一般生育率与出生率相比要精确得多，主要是由于它将生育与可能生育的特定性别、年龄的人口特征联系起来（通常是育龄妇女），从而排除了年龄、性别结构不同所引起的偏差。在这个意义上，一般生育率比出生率更能可靠地揭示生育水平的变动方向。因此，选择一般生育率进行相关的分析。
同时，一般生育率受各年龄组妇女的生育水平、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已婚比例等因素影响，特别需要注意分清各因素在生育率变动中的作用。
1.2总和生育率
一般而言，总和生育率就是各个分年龄组生育率相加之和，即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生育的子女数的总和。总和生育率在生育率指标体系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现代人口信息分析技术中的应用非常广泛。
总和生育率是由某年的分年龄组的生育率水平相加求和获得的，它反映的是当年35个不同年龄组的育龄妇女总的生育水平。
总和生育率中的更替水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指标。所谓的更替水平指的是上一代人平均生育的子女数在其子女这一代人中能够接替他们的生育职能时，所能够保持数量上相等的那个生育水平。一般而言，总和生育率的更替水平在2.05〜2.15之间。如果说总和生育率长期大于更替水平，则人口就会不断增长；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那么人口则会逐渐下降。因此，总和生育率对人口的规模和增长态势的影响不言而喻。
2.生育率转变现状
2.1生育率转变的特征
生育率转变是当代中国最显著的人口发展事件。它以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速度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关于生育率的转变，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多种关联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根据中国生育率转变的时间特征，可以将其划分为：生育率大幅转变前（1972年前）、生育率转变阶段（1972—2000年）、生育率转变后（2000年后)。同时，还可以根据生育率转变阶段的生育水平与变动趋势，将其细化为以下阶段：高生育水平下降阶段(1972-1981年）、趋于更替水平阶段（1982—1991年）和趋于低生育水平阶段（1992—2000年）。具体如下，我国人口出生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30%。左右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20%。左右，总和生育率在1972年下降到5.0以下；980年以后，我国出生率、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991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9.7%。,1998年人口出生率降至15.64%0，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联合国人口司编写的《世界人口展望》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的总和生育率（每五年的平均值）1970到1974年是4.86;1975到1979年是3.32；1980到1984年是2.55;1985到1989年是2.46；1990到1994年是1.92;1995到1999年是1.78。
由此可见，在高生育率水平趋于下降阶段，其下降速度是非常显著的；在接近更替水平阶段，其下降幅度趋缓；但在生育率转变的最后一个阶段，生育率水平基本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
2.2 我国生育率下降的现实困境及国际经验借鉴
2005年，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分别降至1.11和0.94;010年，中国大陆“六普”公布的总和生育率为1.18，这表明人口形势变得十分严峻。这种人口态势已经远远低于维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规模所必须具备的“更替水平”的人口再生产模式，最终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负担加重；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劳动力资源结构性短缺等。具体而言，中国社会迎来了老龄化时代。1999年我国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据统计，截至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97%，达到1.43亿。我国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28%，这一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总人口增长速度，这表明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加速老龄化。预计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然而，由于中国目前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经济、社会还处于加速转型的特定阶段，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出生人口大幅度减少，老龄化加速推进，将会导致我国在医疗保障、养老保障、老人曰常护理方面的供给不足，无力应对社会的需求。同时，我国性别比严重失衡。1980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走高、失衡严重，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有10多个省份出生性别比超过120，最高的省份更是超过130，严重偏离105±2的正常值范围。2008年中国男女性别比已达到120.6,2009年虽略有降低，但仍然达到119.45[9]。一般来说，生育率下降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并不必然造成不良的后果，但是，受传统观念、社会文化的影响，非意愿性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等造成女婴的大量减少是导致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根本原因，这对社会上婚姻适龄青年造成了巨大的婚姻挤压现象，使一大批人被迫游离于婚姻之外，造成了当今社会有大量的“剩男”，还可能导致婚外情问题，冲击了婚姻家庭的稳定性。它对人口就业结构、家庭生活、妇女地位、社会政治生活等必将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和影响。因此，可以看出，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几乎达到了临界值，也明显低于世界上以低生育率著称的某些欧亚国家，如韩国、新加坡、法国、俄罗斯等。
在1960年代，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5.98，到1985年已降至1.67，低于更替水平，到2005年更是降至1.08的“超低生育率陷阱”。
俄罗斯的人口问题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妇女总和生育率数据显示，1901年到1905年是7.12，而1951年到1955年则骤降至2.86，在苏联解体前的1981年到1985年再降为2.02,1996年到2000年仅为1.23，近百年间下降了82.72%，已远远低于人口的更替水平。
国际经验表明，一旦生育率下降到临界低水平阶段，若想通过采取各种奖励、补贴等政策加以人为地干预，以便促使育龄妇女的生育率重新恢复到一定的高水平阶段，都是难以奏效的，甚至会继续下降，这就是人口学上所说的“超低生育率陷阱”。它对我国的人口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3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
2000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降低到1.22,2005年总和生育率上升到1.34,2008年再略有提升至1.47。但是，近10年来的总和生育率仍然远低于更替水平，这也预示着我国30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到了急需调整的关键时刻。
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至此，我国实现了本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这是我国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我国“单独二胎”生育政策的实施将对生育率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表示，“单独二胎”生育政策全面落实后，预计在全国范围内每年将有1600〜1700万婴儿出生，每年大约多增加100万新生儿，对社会影响有限[11]。由此可见，中国的“单独二胎”生育政策总体上不会对我国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造成很大的冲击，因为该政策涉及的人群有限，主要是城镇人口，再加上由于城市生活成本的不断上升、居高不下的房价、昂贵的教育和医疗消费等原因，很多人会主动放弃生育二胎的想法。鉴于目前我国妇女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人口红利拐点的出现，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符合人口发展的规律性，这也是势在必行的迫切需求，同时也有利于稳定适度的低生育水平，保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
3.生育率转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生育率的转变涉及的因素很多，它是一个综合的、多元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主要详细列举其中的四个方面，即从经济因素、政治政策因素、文化教育因素、社会因素进行分析说明。
3.1 经济因素分析
西方现代人口学家R.弗里德曼在其《生育下降的理论》著作中声称，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宏观经济发展变化——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等导致经济、社会、政治组织转变的结果。同时，他还认为，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并不限于单一的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变化，很可能还存在着文化背景因素等。
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人口经济学教授H.莱宾斯坦根据微观经济学原理提出了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模型，并系统地阐述了著名的孩子成本与效用理论。莱宾斯坦认为，一个家庭是否决定生育第n个孩子，取决于这第《个孩子的成本与效用之间的平衡关系，当该边际孩子的效用大于成本时，家庭便决定生育孩子，反之，则放弃。
澳洲人口学家考德威尔在解释生育率变化的原因时，提出了财富流理论。他指出，决定生育率高低的根本原因非经济因素，而是家庭内部财富流动方向发生变化。他认为，在传统社会，父辈占有绝大部分家庭财富，居于支配地位，财富流由子女流向父辈，父母倾向于多生；而在现代社会，父辈是家庭财富的支出者，财富由父辈流向子女。在他看来，这种财富流向的逆转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弗里德曼、莱宾斯坦与考德威尔的理论对我国生育率的转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提升、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不可避免，但生育率持续低迷，必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我国当前实施“单独二胎”政策，目的是降低生育率下降带来的风险。“单独二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和社会的抚养负担，挤占了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加大社会就业压力，但对于缓解人口老龄化、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社会养老负担等具有积极作用。
3.2 政治政策因素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实施30多年，它所取得的成就是促使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向现代型转变，从而大大减轻了庞大的人口基数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80年的2.23，人口出生率也从33.43%。降至18.21%。，自然增长率从25.83%。下降为11.87%。，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目前，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从5.81降至1.18左右。同时，随着人口增速趋缓，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抚养比大幅下降，劳动力资源充足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宝贵的“人口红利期”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中国的竞争优势。然而，由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甚至有专家预测在1.4左右，如果总和生育率继续走低，那么再加上当前面临的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老龄化加剧等不利因素，进一步彰显了中央对生育政策调整的英明决策。
3.3 文化教育因素
我国的传统文化对提高生育率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它所倡导的“四世同堂”“多子多福”“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生育文化理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育率的下降。但是，文化因素不是凝固不变的，它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演变。目前，我国所倡导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生男生女一样好”“家庭核心化”等婚育文化新风与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都对传统生育文化观念和生育行为造成很大的冲击，在客观上有利于降低生育水平。同时，在现代社会，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周期缩短，对社会个体的科学文化素质要求进一步提高，这就需要接受更多和更长时间的教育，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大大延迟了青年人步入婚姻殿堂的时间，从而推迟了结婚年龄，降低了生育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教育越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生育率越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其生育率亦是较低。
3.4社会因素
影响我国目前生育率下降的社会因素很多，其中最明显的是由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成千上万的流动人口，包括从农村流入到城市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也包括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基于工作和生活上的不确定性，为减少负担和压力而倾向于节育少生。法国著名社会学家A.杜蒙特用“社会毛细管学说”来解释人口流动对生育率的影响，他认为，每个人都希望从低的社会地位流向高的社会地位，在社会阶梯上不断向上攀登，这种现象叫社会毛细管现象。杜蒙特的理论同样可以解释当代中国社会生育率下降的某些原因[15]。在当代中国，通过个人奋斗、艰苦创业闯出一番事业的各界精英很多，每个人都在努力拼搏去实现自己的中国梦，尤其以人们耳熟能详的成功创业者最为典型，如李彦宏创办百度公司、马云创办阿里巴巴公司。在一个社会中，如果通过个人努力走向成功的渠道是畅通的，人们追求上升的欲望越大，那么社会毛细管现象就越强。为了减轻向上发展的负担，人们就要求减少生育，所以生育率呈现下降趋势。同时，高房价、教育和医疗成本高、避孕、人工流产等都会导致生育率的下降。
以上关于我国生育率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导致我国目前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它是—个整体的、系统化的矛盾体综合作用的结果。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也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对我国未来人口的结构、素质、数量以及社会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4.结语
生育率的转变是我国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最重大的人口转变事件之一。对我国而言，尽管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依然很大，但生育率持续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引起人口学家的忧虑，党和国家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制定现阶段的人口发展战略问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关于放开“单独二胎”的政策足以表明国家对人口问题的重视。据有关专家预测，国家试行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如果人口生育率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反弹，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未来5〜10年内，实施全面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将有可能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