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退休教授谢尔顿·沃林于二○○八年出版的《民主大公司——管制的民主和反向极权主义的幽灵》(Democracy Incorporated——Managed Democracy and the Specter of Inverted Totalitarianism)一书在今年二月发行了平装本,添加了一篇在二○○九年七月写成的新序言。沃林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哲学学者和托克维尔研究者,另着有《政治与远见——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延续和创新》和《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托克维尔》两部精深的论着。他以托克维尔般的眼光揭示了当前美国政治的超级大国或帝国趋向:美国的民主正在演变成一种像反转的笑脸一样的“反向的集权主义”(Inverted Totalitarianism),或者称之为“管制的民主”(Managed Democracy)。这种“反向集权主义”的倾向虽然可以追溯到美国开国以来的反直接民主的政治体制,但最为明显地体现于从小布什时代开始种种以“反恐”的面貌出现的行政扩权:总统的行政权力越来越不受法律的约制(签署国会通过的法案时小布什总统开始加进自己的签字声言,意味着总统的声言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国内公民的人身自由受到极大的侵害(政府不经法庭许可即可监听公民的电话和网络通讯,可以用“物质证人”的名义无限期地关押公民而不提出起诉,可以用酷刑虐待被关押的证人等等),同时国会中的共和党越来越成为一个用“铁的纪律”制约党员的政党。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反恐”则被宣布为一场无限期的战争;同时,以权威主义和精英主义姿态出现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开始为“反向集权主义”制造种种后现代的神话。
一、民主大旗下的神话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资本主义和科学理性兴起之后的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便是“世界的除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那便是破除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种种迷信,巫术和神话。韦伯认为,在一个由科学理性统治的世界里,超自然的神,神启的真理或任何神秘的势力将没有存在的余地。韦伯不仅远远低估了人的轻信,而且他没有认识到科学技术本身便提供了制造神话的无限威力, 启发了人们制造神话的想象力。事实上,任何社会都离不开神话,韦伯本人提出的“克里斯马”人物便是因为大众相信他们的神启的品质;同样,现代韦伯学者希尔斯指出了传统或制度也拥有人们所赋予的克里斯马的神圣成分,就像天主教仪式中的酒和面包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血和肉身一样。每个不同的社会只是以不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神话而已。土着人以巫术来表达他们的神话,后现代的美国人则以后现代的广告来表述种种神话。
沃林说,现代广告所形成的文化初看起来似乎是世俗的和物质至上的,是福音主义宗教的反面,然而它却正好强化了福音主义的教旨:
每个产品广告都保证能改变人们的生命,使你变得更为美丽、清洁、成功,充满性的魅力,仿佛是人的新生。这些寓意所包含的关于未来的许诺是无限乐观的、夸大的和奇迹般的——它们正是导致公司经理阶层夸大利润、隐藏亏损的同一种意识形态,但总是戴着阳光的面具。广告商的虚拟现实和福音主义者的“美好福音”正好是相互补充的一对天作之美。它们那种想要超越俗世的热忱及其无边的乐观主义两种倾向都助长了超级大国的傲慢。两种势力互相勾结。福音主义者盼望着“最后的末日”,而公司的经理们则系统地掏空世界的稀缺资源。(《民主大公司》,12—13页)
这种商业神话不过是其“民主之施魅”(Enchantmentof Democracy)的一个侧面,它的另一侧面则是关于民主的政治神话。新保守主义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便是最为典型的两种作为“民主之施魅”的现代政治神话。福山是现代新保守主义之父列奥·斯特劳斯的再传弟子,也是亨廷顿的真传弟子。“历史终结论”的基本含义是,随着苏联的瓦解,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代表民主政治的“自由意识形态”将是未来世界无可抗衡的旗帜。有人曾问他,伊斯兰文明是否可以视为一种与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对抗的意识形态?福山竟答曰:“伊斯兰的势力还构不成一种意识形态。”(参阅伯纳德-亨利·列维在《美国的晕眩》一书中对福山的访谈)同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指出,未来世界将不再是“自由民主和集权主义”的冲突,而是欧罗巴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其中隐含的潜在命题是,西方的民主宪政是一种代表人类普遍真理的不可抗拒的趋势。历史的讽刺在于,这些以民主为旗帜的神话却恰恰给小布什政府的反向集权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合法化论证。福山和亨廷顿都是伊拉克战争的积极支持者;然而小布什政府的虐待伊战囚犯和滥杀无辜的政策最终竟导致福山都出来声明与之划清界限了。
沃林指出,神话呈现为多种形式和规模。他所关心的是那种巨大的宇宙神话,以及那种宇宙神话与世俗神话合为一体的特殊神话,它是关于两种不可协调的终极势力之间的决战,每一方都声称它的终极力量来自于超自然的源泉。反向集权主义把恐怖主义描绘为世界的终极邪恶和混乱(即小布什所称的“邪恶轴心”),并以此来合法化政府无限扩张的权力。
二、管制的民主和反向集权主义的幽灵
“管制的民主”便是按照大型股份公司的模式来管理国家。用大型公司里那种管理技巧来控制民众的选举过程,从而实现其集权的目的。“管制的民主”不是通过把领袖的意志强加在民众之上,也不是用国家机器取消反对势力,而是通过促进整合、理性化和财富集中的经济而实现的;伴随着这种经济而来的是一种包括医疗保健、政治危机和信仰本身在内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加以有效管理和控制的信仰,就像任何产品都可以按合理的成本预期生产出来一样。选民就像消费者一样可以预测,一所大学的结构就像公司的结构一样,而公司的管理科层则与军队的指挥系统如出一辙(《民主大公司》,47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沃林说,选举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投票行为,而是被重新塑造成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像所有生产运作一样,它需要不间断的监督,而不是不间断的公众参与。没有管理好的选举就会出现紧急状况,就像管理层所碰到的产品控制出了问题。一个确保控制的方式便是不停地做政党宣传,雇用一批充满智慧的博学之士摇唇鼓舌,以便达到一种使公民兴味索然的“公民懒散症”(Civil Lassitude),只有“公民懒散”才能使“管制的民主”兴盛(140页)。
“管制的民主”由下面几种要素构成:一曰由媒体和其他政党宣传机构散布的民主神话;二曰“金钱权力”;三曰“选民冷淡症”;四曰“政治公德的失落”。首先,脱离于强大民主实践的民主神话对反向集权主义者非常有用。在民主实践已经失去其实质之后,民主神话可能还会延续存在,使轻信这种神话的人形成一个被动的、异化的大众。民主神话不仅由各种智囊机构传布,私人的媒体巨头则更为有效地给公民灌输一种统一的舆论。媒体与政府以及私人的保守组织散布“剂量化”的“恐惧谣言”有效地控制了选民的心理。反向集权主义者把选民当做“病人”,而不是公民;病人就得沉重地忍受病魔的痛苦折磨(58、60页)。其次,金钱说到底是“管制的民主”之核心。沃林指出,在美国的政治现实中,各种利益集团利用其巨大的资源不停地运作,它们与国会的议事日程安排紧紧相扣,占据了政治程序的战略要点;这说明“代议”政府的含义已经改变了。沃林说:“公民体已经发生了错位,同那些本应是‘代表’的立法机构失去了(与公民的)直接接触。如果选举的主要目的不过是提供让游说人塑造的立法代表,那么这种制度只能称之为‘门客政府或误民政府’。同时,这是导致公民不关心政治的一个强有力因素,也是将这种制度概括为反民主体制的理由之一。”(59页)人人都知道,法制化的政治捐款是一种变相的****;这种政治捐款几乎不受或很少受到法律的限制。就连《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一书的作者波斯纳(芝加哥地区上诉法院保守派法官)都在《资本家民主的危机》中指出,美国的政治捐款是一种“准贿赂”。但是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二○一○年一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公司给政党的竞选捐款不受数额的限制,****了几十年来已经习以为常的一项重要政治惯例。既然巨大的竞选捐款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既然大公司用金钱作后盾的政治游说是种权利,既然各种法律漏洞可以使大公司的权力不受宪法或民主程序的限制而成为立法者和决策人的商业伙伴,那么又何必像古典集权主义那样****宪法呢?
沃林颠倒马克思的话说,集权主义第一次是悲剧化的闹剧,第二次则是闹剧化的悲剧(51页)。
再次,与古典集权主义靠大众的狂热不同,反向集权主义靠公民的政治冷淡而兴盛。在当今的美国,大约有一半到三分之二合乎资格的公民不去参与投票,从而形成类似于托克维尔所说的“私人化的公民体”,不关心政治。这些不关心政治的公民又大都是社会下层人员,因而让代表富人的共和党更加容易控制选民。选民的政治冷淡也不单是缺乏政治意识或电视文化造成的,同时也是多次政治挫败或社会福利被取消的结果。最后,在今天美国的政客哲学中,已经没有“天下为公”的理想。既然管理国家不过是管理一个大公司,政治理想不免受商业文化影响,竞争的压力促使经理层把法律和伦理规范推到极限。那种导致经理层犯法的傲慢也使超级大国无视国际法规。其结果便是公共伦理的衰落。“天下为公”作为一种公德已经不为人们所赞颂,更不用说身体力行了。它成了无情的理性化整合的牺牲品。不偏不倚的美德是以受保护的独立性为前提的,就像学者、科学家、陪审员或公共知识人都必须独立于市场和政治的是非之地一样,以便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公益。可是在公司文化统治一切的时代,这种不偏不倚的公德已成了昔日的黄花(135页)。
沃林关于美国民主的论证看似偏激,然而在笔者看来,他不过是在提醒人们(至少是那些有识之士),从法治下的民主走向不管是古典的还是反向的集权政体,只有一步之遥:当年一部完善的魏玛宪法并没有阻止纳粹的兴起,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后在全世界最先实行的普选和完美的民主宪法,不但未能防止****,却促成了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一个保持理智和公德的公民体实在是民主和法治的最基本的根基。笔者以为,这些法治的根基至少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种主要的精神要素。
三、民主的四项精神支柱
(一)心灵的习惯(Habits of the Heart)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一直提到的Mores。这个词所指的相当于国人平时所说的“人心”,笔者以为译成“民心”较为合适(董果良的译本《论美国的民主》将“Mores”译成含义模糊的“民情”)。托克维尔说:“我这里所指的‘民心’也就是古人所称的‘风尚’;我不仅仅用它来指风尚本身,即人们所称的心灵的习惯,而且还用它来表达人们所拥有的各种不同的见识,在人们中间盛行的种种舆论,以及心灵的习惯所构成的观念之总和。”(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Harvey Mansfiel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年,275页)美国学者贝拉等指出,“心灵的习惯”这一概念是托克维尔从巴斯卡的着作中借用来的,归根结底具有宗教的含义:它最终可以追溯到《圣经》中所谓“铭刻在心灵上的律法”。托克维尔进而指出,维持一个法治和民主政体,物质的因素不如法律重要,而法律不如民心重要(《民主的美国》,295页)。
(二)重叠的共识(OverlappingConsensus)
哈佛大学着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一九七八年在《牛津法学研究学报》上发表的《重叠共识的理念》一文,指出了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在多元文化中存在着种种“重叠的共识”。“正义观由重叠共识所支撑即意味着,各种对立的宗教、哲学和道德教条都被包容在一个支持这种正义观的共识之中,这种共识由正义观约制的社会中一代传一代兴盛不衰。”(《罗尔斯论文集》,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430页)
而在当今美国的政治中,这种重叠的共识正在流失。这种共识的流失不仅体现在对于恐怖分子是否也要给予基本****,而且更为普遍地表现在国会中的共和党反对所有民主党提出的议案,不管是振兴经济,增加就业,还是医疗改革。美国共和党越来越以意识形态高于一切,实行党内****,主张目的伦理,放弃责任伦理。美国共和党沦落为一个只会“说不”的政党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反向集权主义”的政党。按照约翰·迪恩(John Dean)的说法,任何行为违规的议员或其他党内领导干部,都会受到共和党严格控制的选举经费分配时财经上的惩罚。同时,约翰·迪恩在《失去良心的保守派》一书中还指出,新保守派的共和党完全失去了社会的良心或曰责任感。法国学者列维揭示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核心便是“观念的政治”。美国国会也越来越缺乏重叠的公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尔·克鲁格曼在《一个自由派的良心》一书中指出,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共和党还有社会的责任感,九十年代之后则只有党派私利了。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对理性的践踏》一书,指出了共和党煽动美国人民对恐怖事件的恐怖感无所不用其极,就像当年(上世纪五十年代)煽动对共产主义的恐怖感一样。罗尔斯的正义论建立在“人是理性的和讲道理的”(Rational and reasonable)假设之上,而戈尔恰恰证明了当今共和党已经是反理性的和不讲道理的。
(三)公共美德(Public Virtue)
美国建国创始人之一约翰·亚当斯在批驳法国人的绝对自由观念时指出,绝对独立于公共美德和制度习惯的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自由就像一颗脆弱的植物,即使用烈士的鲜血来浇灌还是营养不足。自由必需在法律之下受到保护;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就像狼群中的一只羔羊一样脆弱。然而仅仅是法律还是不足以护卫自由:在可以想象的最好的法律的保卫之下,如果没有公德,自由还是可能受到侵犯(参阅科克:《保守思想家:从伯克到艾略特》,Russell Kirk,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Eliot,Regnery Publishing Inc, Washington D.C.,7th Edition, 2001年, 100页)。历史的嘲讽在于,这样的话就是应用到二百多年后的小布什时代的美国,仍然得到了印证。
现在共和党的许多国会议员都丧失了基本的伦理行为准则:有国会议员在今年的总统国情咨文讲话期间骂总统是“撒谎者”,还有一位共和党议员眼看医疗改革案将要在国会通过,骂一位最后改变立场的民主党议员是“杀婴者”。这些都被美国的有识之士看做明显的对“总统职位”和民主程序的亵渎。此外,各种以权力换取金钱的政治****也达到了十九世纪后期镀金时代以来的高潮。
(四)民主的态度——公民一视同仁
美国本来就没有世袭的贵族制度,上至总统下至普通的选民在日常生活起居上都是一样的待遇。然而自从十九世纪后期的镀金时代以来,尤其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第二次镀金时代开始,美国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随之而来的则是那种古老的精英主义思想的复兴。新保守主义创始人列奥·斯特劳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成了鼓吹精英主义的思想家并不是偶然的。精英主义来自于古代希腊贵族的传统,含有对大众或多数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是沃林发现,七十年代后兴起的保守精英主义,较之古典的精英主义,具有同样的不信任平民的高贵姿态,同时却丧失了古典精英主义所注重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公德。选择杰出人才的考评制度是古典精英共和思想的一个衍生产物。沃林说:“古典共和主义是以纯政治的言语来构想精英的:它所注重的是代表公共利益的不偏不倚的公仆服务,而不是聚集财富。公司革命却按照公司经理层的形象重新塑造了共和理想。在此过程中,大众与精英,民主与共和之间的联盟出现了破裂。”(146页)其结果是,共和党政府肆无忌惮地追逐财富不平等,政治公德则丧失殆尽。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六十年代越战时还有“征兵制”,意味着富人子弟也要承担卫国的义务;可是两届布什政府却实行了志愿兵制度,让那些为了生存的穷人去卖命。
美国共和党政客们大都失去了作为“人民公仆”所必需拥有的“天下为公”的古典共和主义美德。令人宽心的是,自奥巴马当政后,尤其是自“医疗改革”案成为法律后,天下为公的政治美德经由某些美国民主党人的努力而又有所回升。奥巴马在“医改”案投票前的星期六下午,没有用讲稿给民主党议员所做的最后一番鼓动便体现这种政治公德。他在讲话的结尾说道:“人生中总有那么一些时刻,让你有机会见证所有你所拥有的关于你自己和我们国家的最美好的希望,让你有机会兑现你的那些良好许诺。现在就正是实现那种许诺的时刻。我们并不是注定会胜利,但是我们要注定坚守真理。我们并不是注定会成功,但是我们注定要让我们的信念之光普照。”我在想,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激动人心的言辞不仅是在鼓励对方,同时大凡也是在激励自身。
如果“镀金时代”之后出现的将是一个“进步主义的时代”:美国十九世纪末的“镀金时代”迎来了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反托拉斯”运动,一九一二年后个人所得税制度的确立,以及三十年代的“新政”。二十世纪末出现一直延续至今的第二次“镀金时代”同样已经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其后果也必将是一个新的进步主义时代。今年“医疗保健改革”法案的通过不过是标志着这个新时代的曙光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