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政治文化对于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欧洲启蒙运动对近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影响谈起，论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与现代民主政治精神的悖离，最后从宏观上提出了当代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政治文化条件。本文的理论支撑点是政治文化对政治行为具有逻辑上的解释力和预见性。
关 键 词 民主制度 政治文化 政治宽容
由一篇文章引发的思考
2008年3月27日，新华网转载了一篇《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文章，题目是《民主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吗》。文章列举了19世纪参与启蒙运动或直接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22个国家（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法国、意大利、美国等）。把这些国家与21世纪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相对比，可以发现，现在拥有一套正常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大都属于或源自19世纪参与启蒙运动或直接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国家，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日本。当然，现在世界上是否只有以上国家属于民主国家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根据以上对比，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说，历史证明，是文化决定了哪个国家适宜民主。只有在那些具有启蒙文化传统的国家，才能实行民主制度；只有这些国家的人民才会维系乃至渴望民主。启蒙运动是一个奇迹，人民不应该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民主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
对于文中这种牵强的结论，我们不是特别认同，因为它暗含了两个预设的前提条件：一是暗含了价值前提，即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才是人类最好的民主制度，也就是说民主制度模式是唯一的；二是它暗含了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绝对的政治文化条件，即民主制度的建立必须具备西方那样的政治文化传统，一个国家不经过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就不能期待建立成熟稳定的民主制度。照此逻辑，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必将永远生活在****主义的统治之下了，因为他们不可能重演一次启蒙运动。
虽然结论有些牵强附会，但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问题的视角，那就是寻找民主制度的政治文化根源。民主制度和政治文化传统这二者有相关性吗？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哪些方面与现代民主制度相冲突？中国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条件？本文试图就这三个问题作一肤浅的回答。
让我们回到14世纪的欧洲。经过千余年的中世纪黑暗时期，14世纪初，欧洲进入了各种灾难骚扰的时期，社会动乱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整个欧洲出现。13世纪欧洲的统一局面消失了，分裂的形势同时威胁着帝国和天主教会。解决这种危机急需在文化和思想领域摆脱中世纪基督教信仰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摆脱这种文化和思想****主义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西方在中世纪时把上帝和彼世作为思想的中心，文艺复兴则把注意力集中在人和现实世界上，这种变化在科学上引起反响，神学从此失去其超越一切的意义，对人和自然的兴趣占了上风。在15世纪和16世纪初期，文艺复兴进入更加繁荣的状态，它对中世纪的知识价值提出了更强有力的挑战。总体而言，文艺复兴强调人文主义的主题，以人类本身作为知识和艺术追求的核心，宗教虽未受到抨击，但是它的原则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文艺复兴运动最典型地体现了对基督教信仰主义的霸权语言的反抗。但是，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能发现，它们其实也包含着对一般的语言霸权的反抗，那就是个性解放的精神。”［1］伴随着这种个性解放的发展，欧洲的思想家们开始重新审视社会，他们对社会的诸多方面提出质疑。在法国，有人反对贵族和教会对王权的影响，批判精神得到极大的发展，由此开启了18世纪下半叶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关于人类事务的基本原则是：人类是善良的，至少是可以完善提高的，他们可以经过教育变得更加完美，人的理性在获得真理的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依赖盲目信仰或者拒绝容忍多样性的宗教是错误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还对天主教会发动了猛烈的抨击。他们相信只要人民能够获得自由，进步就是可能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改善物质和社会生活应成为社会的目标。“启蒙不是要以自己的语言霸权取而代之，而是要求一种让所有的思想都可以自由表达的宽松气氛，是一种自由和思想宽容的精神。只有有了这种精神，人类才有可能走出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也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永远沐浴着光明。而且只要有了这样一种开放的环境，人类就有了不断进步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在人类或至少在西方历史上，是唯一的。这种唯一性，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反对某一种语言霸权，而是把语言霸权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自由写在自己的旗帜上。”［2］
孕育了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的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近代西方的政治哲学并进而对政治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这种影响始于马基雅维利，他在《君主论》中重点讨论了如何在现实中获得和保持权力。他的理论导致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分野，即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强调的政治从属于道德的理论颠倒了过来，论证了道德从属于政治的合理性，认为政治的首要使命是获得和保持权力。马基雅维利及其后一些近代思想家在国家观上摆脱了神学的束缚，他们“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都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3］。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研究独立于道德，马克思评论道：“从近代马基雅维利……以及近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由此，政治的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4］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思想虽然并不深刻，但他的贡献在于对国家这个词赋予了近代政治含义，即将国家定义为最高政治实体，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势力，在自己的领土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在同别国的关系中推行一项有意义的扩张政策。因此，马基雅维利被视为现代国家政治的第一理论家，他力图探讨怎样才能实现国家与公民权力之间合适的平衡。可以说，他的理论是为封建国家走向现代民族国家作准备的。
在启蒙与自由思想的感召下，继马基雅维利之后，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密尔这样一批思想家相继出现，对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崇尚自然，强调在治理国家方面，应遵循科学的精神而不是宗教。卢梭和洛克改造了霍布斯的自然法理论，发展出“社会契约”思想。“社会契约”的思想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合法性来源问题，它强调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同意而不是神的意志。所以，如果统治者不履行责任，被统治者就有权认为契约已被废除，他们就不必继续忠诚和服从统治者。因此，政府首先应关心人民的福利，尽可能避免损害个人自由，尊重人们的信仰自由。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思想，即对国家和政府的适度怀疑，成为西方国家政治原则的基础，并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遵循了这些原则。
由此可见，西方近代的民主实践与西方的启蒙运动是有关联性的。正是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价值追求，导致了自由主义价值原则的产生，而这种自由主义的精神确保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建立起宽容精神和民主制度。
政治文化的概念及内涵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民主制度的建立的确需要与之相适宜的政治文化条件。政治文化的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畴。阿尔蒙德认为，“研究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不但需要了解这个政治体系在某个特定时期里的实际作为，而且需要了解它的基本倾向。我们把这些倾向（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称作政治文化。”［5］他进一步指出，政治文化包括一国居民中当时所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但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全体人民是由地方集团、种族集团或社会各阶级所构成的，它们都可能有特殊的倾向或趋向。这些特殊的倾向叫作亚文化。同样，在政治体系各个不同的角色、结构和次体系中，也有着某些当时所盛行的态度和环境。
政治文化从结构上来看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认识方面，由对政治实践的认识组成；二是感情方面，建立在个人与政治体系的关系上；三是判断方面，指对政治现象的价值判断。由此可以得出政治文化的三大类型：乡土文化、奴役文化和参与文化，而且每一种政治文化类型都同一种政治结构有关。乡土文化适合一种极为分散的传统结构；奴役文化适合一种****和集权的结构；参与文化适合一种民主结构。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的适应性是保证制度稳定所必需的。
政治文化的概念一经产生就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但还是被政治科学界逐步接受，即使对其内涵存在诸多争议。在我国政治学者中，对政治文化的内涵存在两种基本取向。一种是把政治文化归结为政治心理方面，如政治态度、信仰、情感和价值等；另一种观点认为，政治文化不仅包括政治心理方面，还包括政治理论、思想以及政治制度。笔者比较同意徐大同的观点，他认为，“所谓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治理论、思想价值观念的总积淀。”［6］即把政治文化既看成是主观方面的现象，但又不仅仅指政治心理方面，而是政治心理方面和政治思想方面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扩大了政治文化最初的内涵。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
中国自秦朝以来，实行了2000多年的****集权主义统治，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传统，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治道而轻政道。牟宗三认为，“政道是相应政权而言，治道是相应治权而言。中国以前于治道，已进至最高的自觉境界，而政道始终无进展。因此，遂有人说，中国在以往只有治道而无政道，亦如只有吏治而无政治。吏治相应治道而言，政治相应政道而言。”［7］早在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就提出了法、术、势三者并重。君主制订出法律之后，还要有一定的权势，否则法令就贯彻不下去。再就是国君要有一套控驭臣下的权术，否则，君主的地位不会巩固。他强调只用法或只注重术都是有缺陷的，因为它缺乏制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安排，以及对****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力量。这种法、术、势的说法，是后来实行吏治主义政治时代所必须尊奉的准则。韩非对“术”的强调，实质上就是强调治道在巩固君主****统治中的重要意义。
第二，重人治而轻法治。中国的****集权主义传统造成了政治文化中的人治主义传统。皇帝处于权力金字塔层级的顶峰，完全按照个人意志实行****独裁统治，这就使得皇帝个人的人格、贤愚、仁暴成为社会政治实践成功与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皇帝可以按照个人的意志建立一种制度，也可以废除一种制度。所以，制度的有无、兴废在中国传统政治实践中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皇帝个人。中国各个朝代的统治者虽然也注重法律的制定，但这些法律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这些律令的根本出发点是巩固政治权力而不是限制政治权力。正是因为重人治而轻法治，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是轻制度建设的，由此导致法治统治始终处于人治统治的从属地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是人治传统的必然逻辑结果。
第三，“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随着中国****集权主义的发展，官僚政治制度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严密庞大的官僚政治体系。“为官则富，为官则贵”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庶民百姓对官始终有一种敬畏之心，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敬畏之心呢？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此形成了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尺度，或者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
第四，强烈的等级特征。与西方社会在打破血缘关系后才进入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带着血缘关系形成国家的，正因为它保留了原来的家族血缘关系，所以把氏族内部的亲属关系直接转化成政治国家的组织方式，即形成了宗法国家。王亚南认为，“中国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虽然是在****——官僚的政体实现以后更加强化了，但在这以前，却显然存在着这样一个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传统。国与家是相通的，君权与父权是相互为用的。……中国的家族制度、社会风习与教育思想活动等等，在某种限度内虽为官僚政治施行的结果，但又是官僚政治的推动力。”［8］这种家族等级制向政治体系的推演，是形成中国官僚政治等级性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造成皇权至高无上，形成了上下等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力。
第五，政治思想依附于意识形态。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没有相对于意识形态而独立存在的历史，政治思想是为维护****集权主义的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服务的。“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个因素，好象是专门为了****官僚统治特制的一样，在几千年的****时代中，仿佛与官僚政治达到了水乳交融的调和程度。学术、思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变为政治工具，政治的作用和渗透力就会达到政治本身活动所不能达到的一切领域了。”［9］也就是说，政治思想变为了官僚制度内部的一种机能、一种配合物。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臣民政治文化，它注重使人透过严格的自我修养以适应外界环境，先“内圣”而后才能“外王”。亨廷顿指出，亚洲国家限制国家的****观念极其薄弱，就个****利受到承认的程度而言，这些权利通常被看成是由国家创设的权利，对于秩序的维护和对等级的尊重被看作是核心的价值。这种传统强调国家的养民和教民作用，并以此作为公民的行为准则，而不是作为个****利的保护者，个****利则是国家和社会的派生物。而现代民主政治要求公民对于国家的相对独立性，要求完备的法律体系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所以从总体上来说，这样的政治文化是不利于现代民主政治的生长的。
形成与中国民主政治相适宜的成熟的政治文化
科恩认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10］罗伯特·达尔认为，“民主是所有成年公民都可以广泛分享参与决策机会的政治体系。”［11］可见，他们都把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来看待。当然，民主的制度安排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西方民主模式不是唯一的选择。但是，现代民主的核心价值观念必须得到尊重，那就是：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利意识，是社会成员对社会公权的要求和主张，它要求和主张国家权力应当属于人民，属于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人们。为此必须建立一套与保障社会成员权利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
上文提到，中国是一个非常缺乏适宜民主政治生长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发展民主是一项重要而极其艰巨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是还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大同意用“构建”和“培育”这样的词汇来解释政治文化生长的方式，因为这样的方式给人以主观选择之嫌，而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应该是一个相对自然的过程。那么，怎样才能形成有利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政治文化环境呢？
首先，应在全社会倡导政治宽容的精神。政治宽容主要是指政治体系内的各行为主体允许别人对政治现实和政治思想有判断和行动的自由，耐心、不带任何偏见地容忍那些有别于自己的观点、行为。“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要想用火与剑迫使人们改宗，是同样荒谬的。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12］汉密尔顿的这句话恰当地说明了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力主体不能靠暴力来推行民主，而独立于政治权力主体、由个人私域构成的市民社会，也不能不顾现实政治的客观条件，去追求一种乌托邦式和理想主义的民主概念。当下很多普通中国人在谈到民主的时候，好象每一个人都是行家里手。但是，民主政治建设是需要很多合理的前提条件的，近代中国对民主的启蒙和追求的失败，就是这种艰难进程的典型写照。实践证明，如果不考虑中国社会的传统和现实，只对西方民主模式进行简单移植，是不会成功的。民主制度只能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扎根于现实政治实践之中，并依赖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民主程序来保障，才能建立起来。用慷慨激昂的高声演说和尖酸刻薄的谩骂等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态度和情绪来呼吁民主，只会阻碍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这就要求人们在政治实践中相互信任，相互信任是政治宽容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非常必要的。其次，在全社会形成坚定的民主信仰。民主信念需要在教育和社会实践中形成。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教育要靠知识精英和大众传播工具来完成，这要依靠政府、家庭、学校、社会等共同来完成，关键在于要形成完备畅通的传播媒介。在政治实践中，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方面取得了较大发展。在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作用，所以党内民主的建设至关重要。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中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就要求所有党员干部树立坚定的民主信念，并将这种信念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之中。改革30年来，中国人的人性和精神获得了很大的解放，人们在生活中开始了对幸福和美的追求以及对生命尊严的重视，个****利观念不断增强，人们勇敢地摈弃了政治迷信，并开始了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在不违反宪法精神的前提下，他们表达意见的渠道和方式得到了比较有效的保护。民主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词汇，已具有了实实在在的内容。但是要真正形成全社会的民主信仰，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艰难过程，民主实践在有些情况下权宜的成分多于习惯。我们应继续依靠知识精英和媒介的启蒙，并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强化人们的民主政治观念。
最后，在全社会形成普遍的现代契约精神。“契约”的基本意思是指交易，其主要特征为选择缔约方的自由，决定契约方的自由和选择缔约方式的自由。契约精神是从商品经济中派生出来的，它的内在原则是：自由、平等、尚法、守信。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人们在经济领域的契约意识不断增强。在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怎样形成普遍的契约精神呢？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民主是法制的前提，而法制是民主的重要保障。这就要求政治权力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运行，公民也应增强自身的守法意识并在社会生活中遵守各项法律。另一方面，要使遵守各种社会制度成为一种社会习惯。制度是对国家公权力和公民个人行为的最低规范和要求，任何制度都不是完全与社会现实相符合的，总存在一定的局限和可以规避的空间，这就要求人们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自觉遵守制度的规定和要求，不主动寻求规避制度的途径。
参考文献：
［1］［2］邓晓芒. 西方启蒙思想的本质. 广东社会科学，2003(4).
［3］［4］马基雅维利. 君主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2.
［5］阿尔蒙德.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上海：东方出版社，2007：14.
［6］徐大同. 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几点思考.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8(4).
［7］牟宗三. 政道与治道.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
［8］［9］王亚南.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4、25.
［10］科恩. 论民主.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0.
［11］罗伯特·达尔. 现代政治分析.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0.
［12］联邦党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