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内在关联性使我们认识到政治文化不仅为政治制度的存在提供合法性支持，而且为民主政府的治理目标提供空间与环境。因此，培育与民主政府目标相吻合的政治文化是极其重要的。民主政府的平等性、法制性、开放性与参与性都需要相应的政治文化作为支持。政治文化的形成则受制于政治实践活动，取决于政治社会化的途径。
[关键词] 政治文化；民主政府；制度环境
在探讨如何建立民主政府的问题上，人们更多的是从制度的角度来谈的。无疑，制度安排是最直接的因素，通过相关的具体制度安排能够实现政府民主化的目标。然而，为什么一些国家的制度最终流于形式，一些制度在运行的过程中违背了制度安排的初衷从而走向了制度的反面?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民主作为政府治理的目标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文化作为土壤与环境，政治文化又如何内化在民主制度运转的过程中构成了制度精神，从而使我们意识到构建与民主制度相适宜的政治文化的极端重要性，也使我们认识到制度如何促进了相应的政治文化的形成。
一、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内在关联性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现象由来已久，但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则是上个世纪中期的事情，是基于对民主制度的文化环境的考察。学者们关心的是民主的政治制度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环境来配套，怎样的政治文化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1]政治文化对于政治体系而言，“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影响政治生活的正在进行中的活动，构成这些活动的基础，同时也被这些活动所影响。”
尽管在涉及到国家进步与落后的原因分析时，有人强调文化的最终意义，“直到最近为止，在一千余年的被多数人视为进步的这一过程中，关键的因素——推动力——是西方文明及其传播，其中包括知识、技术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其中有好有坏。”有人强调制度的作用，诺斯是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从一般意义上讲，政治文化作为外在于政治体系的独立变量与政治生活发生着复杂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又内化于政治体系之中，从而发挥微妙的功能，使一种体系的运转呈现出独有的特征。作为独立的系统，政治文化“与既定的政治体系并不完全一致，其取向类型往往超越于政治体系的界限之外”，但是，政治文化发生裂变时，政治体系也将出现裂变。对集体而言，政治文化提供了保证各种体制和组织连贯运作的价值观和理性考虑的系统性结构。因此，我们可以从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看待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一方面，政治文化外化于政治制度之外，形成了政治制度形成与运转的外在环境；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内化于政治制度之中，构成了政治制度的内在精神。
具体而言，政治文化首先通过提供合法性对政治制度发生作用。合法性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公众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论述，在传统社会中，政治合法性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世袭地位，取决于宗教习俗，或者取决于政治权威人物的个人魅力。而在现代民主政治体系中，政治合法性则取决于政治活动的民主宪政基础。“一个政治体系提取资源、管制行为和分配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受制于当局合法性的程度和性质。一般说来，如果合法性下降，即使可以用强制手段来迫使许多人服从，政府的行为也会受到妨碍。”对于政治体系而言，政治文化还提供了一种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意识。无论是在政治制度形成，还是在政治制度演进和变革的过程中都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确定政治制度调整与变革的目标，提供取向、规范与调节的功能。在社会处于重大的变革时期，可以发挥“诗歌”和“线路图”的作用。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政治文化内在地存在于制度的设计、运转当中。这就使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具有相同文化传统和处于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会实行不同的制度模式，而相同制度的国家具体的运转方式又不同。政治文化构成了制度的内核，构成了一种制度精神。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原因所在。
第二，政治文化对于个体而言，当人们具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和活动的强烈动机时，会导致最大的参政意识，从而形成参与性的政治文化。这种心理还会使个体对其他活动者持一种信任与合作的态度，形成与他人联盟的意愿。这种信任与联盟会最大限度地避免因为社会中各个集团间的疏远和敌视造成的政治冲突。在政治家和社会精英中也同样如此。阿尔蒙德在谈到过程文化时，认为信任和疏远问题影响个人和集团间谈判的性质。不同的政治文化会造成反对妥协，最后弥漫成愤怒和暴力的情况，或者正相反。
第三，政治文化影响人们对现有的政治秩序的判断。如果感到现有的社会与理想的目标接近，那么政治进程就会平稳。同时，人们对个人通过政治行为影响自己命运的能力抱着怎样的信念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认为人类社会的行为能够影响社会发展，得到某种结果，那么，对那些维护有可能实现的理想并努力实现新的理想的政策就有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人们可以把这种期望转化为赞成社会的不断变革的心理，形成阿尔蒙德所说的“政策文化”。
所以，我们说政治文化为人们提供了全部活动的场景，不研究一国文化，我们就不能理解一国的政治。更具体地说，一个体制的政治文化限定了对于民主统治和****统治可接受之态度变化的范围。因此，“政治文化的关键意义在于：一个国家的历史可以通过政治文化来影响当代政治，政府形式也通过政治文化得以维系。忽视政治文化的重要性就是否定历史本身的重要性。”
二、民主政府建构的政治文化诉求
民主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目标，还是一种管理形式。无论人们对民主涵义与民主的价值判断有多少争论，从政府制度的角度来讲民主的政府应该是政府的应有之义，它至少包含着这样三个含义：“一是民主体现的是多数人或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二是民主指社会公共权力充分地、真实地体现民意、代表民意和表达民意；三是民主不仅表现为一定的以法律为依据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机制，还表现为这种制度和机制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即表现为一种制度建构。”与此相关的是民主政府的含义：认为民主政府是人民授权的受社会多元权力制约的并对人民负责的服务性组织，或者说是按照民主的理念来建构并充分体现民主特质的组织。无疑，政府改革的根本性目标和深层次的任务是实现政府的民主化。
构建民主政府无疑需要制度的安排。同时，制度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会成为一种软的制约因素促进民主的深化，或者推动民主的发展。所以，不能用从经济到制度的简单逻辑来看待民主化的进程，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不会必然导致民主政治的结果，其中的文化因素、历史因素等都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
政治文化对民主政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首先，政治文化与民主政府的契约性。民主政府的契约性主要针对政府的权力来源而来的。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政府只不过是权力的行使者，政府拥有的权力是人民委托的结果。虽然，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看待国家的权力不能完全揭示国家权力的本质，但是却为我们很好地理解权力的合法性与对权力的监督提供了参照。政治文化之于契约性的意义就在于，承认权力不是来自于神的授予或者是受神秘力量的支配。民主政府的这种契约性需要人们具备对权力来源的合理认知，这是保障政府合法地行使权力，接受人民监督的前提。
其次，政治文化与民主政府的法制性。制度是民主的保障，其中法制是民主的重要保障。法制的概念不仅仅是政府与执政者要依法行使职权，还意味着在社会中树立法的权威和神圣。社会中的公民与社会中的精英群体都要形成法的意识、规则意识，自觉遵守法的约定。只有政治文化是以法治为特征，而不是以人治为特征，才会形成法治政府存在的环境空间。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树立的是个人的权威，等级的权威，法是统治者的特权，是与宗法结合在一起的，通过封建的说教与礼教成为调节****政府与人们的工具，直达人们的心灵。传统的政治文化导致人治成为一种主导思想，即使在当今社会，对于社会中的个体而言，对明君的追求也往往成为最高的目标。现代民主政治需要人们形成法治观念，按照法律的规范行事。公民的法治意识的增强与提高会促进政府的法治化建设的步伐，会加强对政府的法律的监督强度与力度，从而推动法治政府的形成。
第三，政治文化与政府的参与性、开放性。民主政府的最大特征是开放性与参与性。开放性与参与性意味着政府在制定决策、执行决策过程中的绝大多数信息都要向公众公开，公众可以通过合法的、便利的途径在法定的时间内获取所需的信息，并通过法定的渠道参与到决策中来。信息封闭意味着资源的利益只能偏向政府内部的知情者和与政府密切的少数群体，也意味着只有少数人能够参与到决策和执行中来，大多数人被隔绝在政策过程之外。单向度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实际上是把管理对象排除在外，形成一种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这与****和民主的理念是相背离的。在我国，程序公开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是决策听证，听证是指政府组织在作出直接涉及公众或公民利益的公共决策时，应当听取利害关系人、社会各方及有关专家的意见，以实现良好治理的一种必要的规范型程序设计。听证程序的确立建立了公民参与决策的有效途径，让公民参与到决策的环节中，以此来保护公民的切身利益。
从公民的角度来讲，政治参与不仅仅意味着公民个人对自身价值、个人预期目标的追求和受到某种需要的驱使，而且要使公民意识到这种参与是公民权利的应有之义，是公民权利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范畴，这表明提高群众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自治性，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逻辑必然，是政治参与的一种表现形式。基层民主自治制度能够成功的关键问题在于，一方面，公权力部门必须有足够的自觉意识，不去干涉基层民主的良性运转，要给拥有自治权利的基层群众充分的施展空间和管理自由，要有更有力的制度建设来约束权力冲动；另一方面，只有公民都具备了相应的政治文化才能保障各种民主制度的实施具有持久性、稳定性、制度性和可操作性。否则，再好的制度都会流于形式，或者是失去生命力。无论政治参与还是信息公开都需要公民具备相应的政治知识，具备成熟和稳定的政治心理，具备相应的政治技能，形成稳定的政治态度。
第四，政治文化与政府的平等性。平等是民主的一种体现。在民主制度下，人民具有人格尊严的平等性，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国家依法平等地保护公民的一切合法权益，在政府行为过程中，参与者的地位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地位的确立一方面取决于法律的授予，另一方面来源于人们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形成的平等意识和独立人格意识。正如马克思所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0]可以想像，在封建****的等级社会制度下，没有经济地位的平等就没有政治地位的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经济关系事实上的不平等也难以掩盖政治关系上的不平等。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为实现从法律到事实上的平等提供了基本的保障。然而，封建社会的意识和等级制的思想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等级意识、特权意识、官本位思想会消极地影响着人民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影响人民权利的依法保护。
因此，从民主政府的构建来说，先进的政治文化为政府的民主化改革提供合法性，提供动力资源，提供政治体系变革的支持。同时，由于提供了公民个人对其他的团体、阶级和阶层的信任，才会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各个阶层与各个不同集团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
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民主政府的建构
如何形成与当代的中国民主政府建设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当我们从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探讨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文化与制度之间复杂的交错作用，很难从根本上说清楚是先有了政治文化还是先有了政治制度。但是，政治文化总是社会实践的反映，因为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政治文化总是与当前的社会实践不能同步，其对社会的阻滞作用也非常明显。因此，形成与当前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就不仅仅是一个完全靠客观实践自然形成的过程，而且是要靠政府的主观推动与制度实践，即政治文化的形成也是一个自发和理性相统一的过程。
可以从很多的方面和角度来看待文化的建设，比如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先进文化建设等，但是，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从政治实践的角度培育与社会主义民主政府相适应的文化，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与制度的复杂互动，也明确了从最终的意义上说两者又都受到了物质发展水平的制约。
第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实践是促使政治文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政治实践从宏观的角度指人类社会除了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以外的所有活动；从微观的角度看，包括了从政府机构运转的各个环节与过程、政府公职人员（官员与公务员）的行为、公民参与的制度安排与渠道等各个层面的实践活动。通过政治实践，人们产生对政治活动、政治现象的认知，形成关于政治的一般印象，形成对政治的一般情感与判断。实践表明，积极的政治活动会促使人们形成积极的政治文化，形成积极参与的心理。比如，一个人通过参加听证会认为自己能够成为某一政治事件的一分子，就会产生一种成就感，产生对政治系统的满足感。如果一个人参加选举感受到了选举过程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或者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就会对选举产生厌倦心理，从而影响下一次参加选举的热情。因此，政治实践活动中的民主性、公开性、透明性，政府公职人员行政行为的法律意识、服务意识都会直接影响人们政治文化的形成。因此，政治制度实施的过程和结果会促进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的形成。
第二，在政治社会化中要处理政治文化与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一方面人们会自发地形成政治文化，另一方面，政治实践中的政治社会化则会推动政治文化的形成。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在政治实践过程中不断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获取政治知识，形成政治能力的过程。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同辈团体、选举及政治活动场所、大众传媒和社会组织等都是培育人们的政治文化的渠道和平台。尽管学者们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彻底改造政治文化的实例，但是，人们从来没有试图放弃过。目前中国的政治社会化需要完成的是从理念到途径的调整与创新，有意识地去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协调的政治文化。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巨大阻滞作用，中国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克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弊端的过程。
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从内容上讲，现阶段中国的主导政治意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导下的情感、认知和评价等心理活动。我认为中国目前的主导政治文化应该包括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的内容：一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等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公民意识、平等意识等；二是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较高层次的相对稳定的情感体验，比如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等；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评价等。
因此，要处理与政治文化有关的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政治文化与文化的关系。政治文化只是文化中的一部分，与政治相关的那部分，因此，政治社会化不可以占据所有的个人空间，但是，文化可以成为政治文化的载体，两者既要各有自己的空间，又相互牵连。二是政治文化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政治文化的培育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向相吻合，但是，边缘并不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政治文化的外延要更大一些。因此，政治文化要在尊重人们多样性、选择性、独立性、自主性的前提下灌输主流的意识形态。三是政治文化与政治亚文化的关系。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政治亚文化，这种政治亚文化或者是由于历史的遗留形成，或者是外来文化侵入的结果。无论如何，由于其价值取向的不同必然与主流政治文化相冲突，因此，如何吸收和规范，如何遏制其敌对因素的发展都是非常关键的，否则，主流政治文化与政治亚文化形成矛盾和冲突就会影响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转。
目前，在我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社会的以官本位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化，还有资产阶级的以个人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化，旧的政治文化影响着人们对政府改革的认知和定位，影响着人们政治参与的态度取向，也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所以，现代社会中，要加大学校、大众传播工具、政治组织在社会化中的作用，不断克服封建的政治文化，排除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推动与民主政府改革目标相吻合的政治文化的形成。
第四，社会化的理念和方法上也要完成较大的转变。如前所述，政治文化不是文化的全部，也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部，因此，不能仅仅靠强制和灌输；民主政府要改变传统的说教方式，以理智的、宽容的客观的态度对待人们的不同选择。社会化不等于同化，也不等于“洗脑”，是在尊重个人的选择权和判断能力的前提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漠视个人存在，忽视个人意志，完全禁锢人们头脑的社会化是残酷的，同时也是专制的。同时，我们也要尊重人们对政治参与的选择，个体之间由于自身素质、生长环境以及观念的不同会形成个体的差异，要尊重这种差异的存在。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要注重通过利用一些重大的事件、一些具体的法律与政策的出台达到有效政治社会化的目的，比如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人事制度和人事关系的调整与重大变动、重大法律法规的出台等等都可以达到使人们掌握相关政治知识、掌握重要信息、形成政治技能的目的。
第五，在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是否能够更有效地实现政治社会化的目标，还要取决于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所处的政治地位和公民权利，乐于参与政治活动，形成较为成熟的政治判断。如果从最终意义上讲，经济因素则是最终决定力量，经济不仅推动政治制度的调整和改革，而且为政治社会化提供物质保障。
综上所述，民主政府的建构需要政治文化的环境，政治文化为民主政府的改革提供方向，提供合法性支持，同时规范人们的行为。正是因为政治文化对于民主政府的形成如此重要，因此，需要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需要借助政治社会化的力量不断推动政治文化的形成。
注释：
[1][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东方出版社，2007，26,26,33.
[美]兰德斯，门洪华译.国富国穷：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而有的国家如此贫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728.
诺斯，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G.Almond,GomparativeSystem,TheJournalofPolitics,Vol.18.Aug.(1956)转引曹沛林主编.比较政治制度[M].59.
[英]罗德·黑格着，张小劲.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28.
钟瑞添等着.政府治理变革与公法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8.
彭宗超等着.听证制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2.
